“小汪，今天你在办公室值班，为我抵挡一下。”区文教科胖胖的主办科员杜长守边收拾东西，边对汪明生说。
汪明生只好点点头。昨天姚芳芳来电话，说和他有一个“约会”——因为忙，他们已有一个月没见面了——至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不告诉你。”姚芳芳在电话里诡秘地说，“等着接受一个惊喜吧!”
她总是那么浪漫。汪明生很清楚地听见她在电话那头很响地吻了一下。
现在也许是汪明生精力极为旺盛，最易发挥创造力的时期，工作不怕多，不怕难。爱情的滋润，实际锻炼的长进，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尊重，都是他力量的源泉。
区文教科里只摆两张办公桌，余科长和杜长守各占一张，斜对面，是业余教育办公室和民办教育办公室。汪明生和其他几名干部，就在那里办公。
自从搞了田峰公社民办小学的整顿工作后，区文教科立即在田峰开了现场会，并且把汪明生调到区里来“帮忙”，田峰的民办教育辅导员仍由他兼着。汪明生很快发现，他并不习惯这种“提升”。
按说，主管全区几十所学校的文教科，很重要，很忙。可是经过几个星期的体验，汪明生注意到：工作人员并没有忙的节奏和感觉。往往是八点刚过，大家便说说笑笑地从食堂出来，到办公室坐下。有的人手里还擎着镘头和咸菜。打开水、泡茶、扫地、整顿内务，然后正襟危坐，写材料，看报纸，涂涂划划。偶尔，胖老杜会从对面探出头，说声：“大家不要走，待会儿余科长有事情布置。”一句话，犹如点了导火索，办公室里立即炸了锅，有的说，本来今天要下乡，现在只有往后推；有的说，约了人谈话，现在只有改时间；有的要作总结，有的要写报告，有的要赶材料。麻布袋装菱角，都要伸出头来表现自己。总之，胖老杜的一声“招呼”，把干部手头的“正常安排”全打乱了。因为“待会儿”科长有事情布置，根据以往经验，这个“待会儿”不知有多长。唯一的办法是两个字：等待。人们仿佛松了口气。上茅房的，去卫生所拿药的，到财务报销的，找人聊天的，偷偷溜出去做家务的等等，不一而足。汪明生无所事事，只有傻等、干坐。这苦楚，他从未尝过。左右不是，难受之至。
十一点半，对面的门开了，又是胖老杜伸出头，一脸庄重地看看腕上的上海表，竟十分惊讶时间过得快：“哎呀，快到点了。这样吧!下午再说。”接着，又神秘地消失在门后。
下午，对面办公室的门依然紧闭。这边混乱如旧。直至四点钟，那门才缓缓开启，胖老杜疲惫地作了个“请”的姿势，大家自带椅子鱼贯而进，挑合适的位置坐下。不苟言笑的余科长取下眼镜，用姆指和中指在眉心揉着，以减除疲劳。
摆开架式开会，必有一道约定俗成的程序。首先是抽烟，各人谦让，你给我一支，我扔给他一支，对吹。不一会儿，办公室就烟雾腾腾；其次是喝茶，得奖的或是得纪念品的大茶缸，一缸一缸往咽喉里倒；再次是小便，有进就有出，不到二十分钟，有人开始起身，去方便方便，接着周而复始，轮流坐庄；最后是吐痰，有烟就有痰，绝大多数都肆无忌惮“卟”地一口吐在地上，任其展览观光，稍为文明一点的，会用脚擦擦干净。至于各人的发言，不得要领者居多。这么磨蹭下来，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什么议题也没解决。胖老杜在征求科长意见后宣布：晚上接着开。
通知晚上七点半开会，因为天热、吃饭、洗澡、洗衣服等等“无法避免的原因”，到八点钟，人员才慢慢到齐。到齐了，又不急着开会，先聊天。天南海北神侃一通后，九点快到了，胖老杜突然来了精神：“走，上街吃清汤去。今天的夜班费，先吃再造表!”
他振臂一呼，其余的人便跟着起哄。不一会儿，跟夜袭队似的，一溜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出了大院。等到这些人抹抹油嘴回来，已经十点半。于是，“因为时间关系”，余科长便在“下午大家所提意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提纲挈领地布置了几项主要工作，十一点，宣布散会。
这种日子，汪明生哪儿受得了!?大好时光，让你干耗着。如在学校，一个上午至少可以上两节课，改二十本作文。在田峰公社，一个大队民办小学的课，少说听三节没问题。古人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可居此庙堂长年累月当这样的“干部”——“那我的脑袋瓜儿，全身关节，岂不要生锈!?”汪明生想。
但胖老杜们却自得其乐。老杜，老杜，特点在肚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肚子是橡皮做的。”平日，瘪如消了气的皮球，一遇加餐，或用“夜班费”吃宵夜，便鼓鼓地一点一点往外涨。其实，他也吃不了多少。肚子里多半是气体。那气体放出来，快如连珠，响声赶得上迎接外国元首的礼炮。臭味阴阴地散发，弥漫在各人的呼吸道上，令人惨不忍吸。老杜有一手绝活。写材料极快。妙笔生花，几乎到要什么材料，就有什么材料的境界，堪称“高手”。每当上面要材料要得急，他就会离开办公室，“躲”起来闭门造车。但管着全区几十所公办学校的区文教科又不能关门，在余科长外出的情况下，老杜只能请人值班。汪明生当然是合适的人选。
第一次值班，汪明生怀有强烈的新鲜感，责任感。他明白，自己现在坐的位置，是几年前要求调省话剧团时，给他做思想工作的王同志坐的。为照顾夫妻关系，她已经调回上海。“你走了，我们田小怎么办?要塌半边天啊!”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清脆的笑声，仍在耳边回响。
赶巧，胖老杜刚走，一位戴眼镜的，瘦瘦的青年便怯生生地站在了文教科的门口。
“有什么事吗?”汪明生尽量温和地问他。
青年小鼻子小脸小嘴，解放鞋上沾满泥巴。
“我——”青年忽然掏出一只信封，摆在桌上，“这是我的请调报告。”汪明生诧异地看他一眼，抽出信封里的纸。青年名叫张旺水，是蛟桥镇的一位老师。在学校读书时，就爱向报纸投稿，参加工作后，更是乐此不疲。市报很缺少文教、农村的记者，已同意调他去。
汪明生饶有兴趣地打量张旺水。这是当年的自己。
张旺水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推推滑落到鼻尖的眼镜：“汪老师，我认识你。你是田峰的。”这完全可能。田峰在全区是出名的。而汪明生也不是等闲之辈。
汪明生为他倒了一杯水，请他坐下。心里考虑着怎么说服他安心教书，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做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人生一大快事，我很支持你。”
“这么说，汪老师同意我调动了!?”汪明生大吃一惊：自己有什么权利同意人家调动!?那些话也不知道怎么脱口而出的，他赶快纠正：“不过，我也无权决定呀!”
这话又错了，还是没有纠正本意。
“那不要紧。有你这句话垫底，我什么也不怕。我知道自己没有错!报告在这里，请转告余科长，我会再来的!”
张旺水兴冲冲地走了。
汪明生望着他的背影，摆摆头，到底是年轻人啊!仿佛自己已经老了。看来，胖老杜这把交椅不好坐，自己小瞧人家了。
汪明生接待的第二位客人，更令人吃惊。杜祥贝慢条斯理踱进来。“杜校长!”汪明生赶忙起身，让坐，倒茶，“今天怎么有空!?有事吗?”杜祥贝并不急着说事。他先问余科长，再问胖老杜，接着问了一下管基建的老吴。
“他们都不在。”汪明生不敢怠慢，据实以答。连胖老杜“躲”起来的事也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
杜祥贝手摸后脑勺，显然不满意：“躲起来!?下面的同志老远跑到区里，是要解决问题的!这样子‘躲’，耽误工作怎么办!?”
杜祥贝是来催基建维修款的。胡氏宗祠快要坍塌了。
汪明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胡氏宗祠有四个班的学生上课，六、七位老师住着，万一出点什么事，没有谁担代得起。他当即向杜祥贝表示：一定及时向余科长汇报，催促杜长守和老吴把维修款拨下来。杜祥贝的脸才阴转晴，出现笑意，随口命令道：“一有消息就打电话告诉我。”“好。”汪明生习惯地答道。
他们又在一起谈了些别的。熟人、田小、国际形势等等。
虽然到了区里，碰上老领导，还得毕恭毕敬。
送走杜祥贝不久，罗家公社有个学校来电话，说他们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在动刀子，追得到处跑。
“谁的手里有刀子?”汪明生问。
“校、校长。”
“赶快冲上去，把刀子夺下来!”
“谁、谁敢!?他都红了眼。那刀、是杀猪刀，一尺多长，明晃晃的。”“他那儿来的杀猪刀?”
“他家里是老屠户。你们快来人吧!再晚要出人命了!”对方挂断了电话。
汪明生急得团团转。他有什么办法!?光杆司令一个!他突然想起给公社挂电话，请公社去人。公社的电话就是挂不通。正在着急，学校的电话又来了：“喂，汪老师吗!?没事了。”
“怎么没事了!?人已经杀完了?”
“那里。校长拿着刀冲过石板桥的时候，跌一跤，杀猪刀掉河里了。我们几个老师一齐扑上去，把校长围住，绑起来了。”
“啊!你们怎么能绑人?”
“他是现行啊!那杀猪刀掉河里，是直插下去的。正巧插住一条大鲤鱼，有十多斤呢!我们中午煮鱼吃，你来吗?——”
汪明生气得放下电话。唔，有惊无险，还吃鱼。把我吓得要命。
“报告!”一位穿白衬衣，草绿色军裤，黑皮鞋的高个儿小伙子，“啪”地立正，站在汪明生身后。
“啊，什么事?快——请坐——请坐!”汪明生闻声回头。他被小伙子的军人气概吸引了。
小伙子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坐下。自我介绍说他是田峰公社的退伍军人。叫杨菊根，在福建前线某部侦察连当了两年兵，回来一个月了。公社沈书记，要他来区上找田峰的民办教育辅导员汪明生——“哦，哦，汪辅导员老师。”杨菊根按部队的习惯，一口气给汪明生加了个六字头衔。这让汪明生觉得很滑稽，但他没有笑。部队上就是这么称呼的：张副指导员，就是张副指导员。不像地方上，譬如余科长明明是副科长，但人们往往把“副”字省掉，直呼余科长。
见惯了文质彬彬，忸怩作态，粗俗市侩，假模假式，虚伪敷衍的汪明生，对杨菊根的举手投足，那种威武，明朗，标准的程式化军人动作有完全新鲜的好感，赶忙握住他的双手，说：“我就是。”
杨菊根取出沈书记写的一封信，以递给首长的姿势交给汪明生。
沈书记粗大的笔迹只有寥寥几行：只说杨菊根因伤残退伍，本人要求当老师，请汪老师考核后提出安排意见。
汪明生打量杨菊根粗壮、结实的身体，黑里透红的脸庞，健全发达的四肢，端正而轮廓分明的五官，想找出伤残的痕迹。唔，难怪只当两年兵——
“我在驻地教过渔民小学，参军以前初中毕业，在部队还学了高中课本。”杨菊根以为他不相信自己教得了书，站起身解释，“沈书记说，汪辅导员老师，可以考核。”
汪明生摇摇头。
“你不相信我!?汪辅导员老师，我以共产党员的党性担保，我说的话句句属实。”杨菊根脸涨得发紫，眼里几乎急出泪，“我——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这几句话，震撼了汪明生的心灵深处。共产党员，全公社近六十名公办老师，才四个，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区文教科，仅余科长一个，连胖老杜都不是。他汪明生一年前就写了入党申请书，除听过一次党课外，什么迹象也没有。年纪轻轻的杨菊根竟然提出用神圣的党性来担保，把汪明生吓住了。
“杨菊根同志，你误会了。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汪明生斟酌着，想选择一句什么恰当的话表达，以免再次伤害杨菊根的自尊心。
机敏的杨菊根，不愧当过侦察兵。他一下子全明白了；“唰”地扯起左边的军裤，露出一截钢筋捆扎的—
“假腿!?”汪明生惊呆了。杨菊根放下军裤，以标准的正步在办公室走了几个来回，脸不红，气不喘，在汪明生面前站住。
汪明生想起了魏自强说的谢珊珊的兄长小张，也是缺了一条腿，却健步如飞。啊!这些当兵的，这些共产党员(小张肯定是党员)真是铁打的汉子!
这回要轮到他感动得流泪了。汪明生破天荒第一次未经考试就在沈书记的信上签了“同意”两个字。想想不妥；“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儿去公社。”
但是，文教科的值班怎么办呢?总不能关门吧!万一有什么事呢!?想到这里，汪明生踟蹰了。他停住脚步。
突然，他把手一挥：“管他!走，我还是先把你这件正事办好!”
他跳开一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端详着自己：汪明生，你坐在这里，既不能决定张旺水调动与否，又处理不了那位校长与教导主任的斗殴，更无法批准田小的基建维修费，还傻坐在这里干什么!?田峰公社星辉大队缺一名老师，英武刚强的杨菊根正合适，你应该赶快去办理这件你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别忘了，你是田峰公社的民办教育辅导员!
他的脑子刹那间清醒了。他从容地锁上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
“去田峰公社有事。汪明生1965年6月7日”
喜出望外的是，在田峰公社见到了姚芳芳和她的九位同学。他们是来田峰实习的。
“是啵!这个约会更有意思吧!十个人，我领队。你们科杜同志安排的。”姚芳芳说，“他们都是城市少爷，少姐，我给他们讲风雪夜渡鳄鱼洲，他们不相信，说这是杜撰的小说。怎么样，那就扛背包下来试试吧!”
十名男女青年，给田峰公社带来生气和活力。男的故作深沉，审慎地看待一切；女的嘁嘁喳喳，不一会儿就换上花花绿绿的游泳衣，朝赣江跑去，她们要游泳!等到汪明生发现，追出来阻拦，已经晚了。一伙青年人已经上了富大圩堤。有的“卟通”一声跳下了水。
这批师训班学生，比正常在校一口气升上来的，年龄要大点，多半是像姚芳芳这样，原来代过课，做过临时工，但没有正式编制的。现在毕业在即，马上分配，学校放他们出来实习，紧张了一年的神经得以松驰，还不乐翻了天!
正是下午三点左右，这批学生就在码头旁一片沙滩平坦的地方下水。洗澡的男人们还没有这么早，竹排工，纤夫也未见走过。后来有洗澡(不是游泳)的人也自动远远避开，到更上，或更下游的地方去了。四点多钟，田峰街上便传开了消息，河里有女学生游泳；纺织女工，卫生院的女医生，护士，商店女职工，有不少也加入了进来。人越聚越多。从这一天起，这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游泳场。后来，赣纺工会建了更衣室，布置了警戒线，派了救生艇，救生员，把设施完善了起来。姚芳芳和她的同学们，倒成了先驱者。
但他们主要是作乡村文化教育的开拓者。沈书记和汪明生商量：田峰公社几个边沿大队，尤其是和邻县接壤的那一片水网地带，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学校没有办起来，最近几年，青壮年文盲呈上升趋势，现在正可以借助这十位实习老师的力量，把他们两人一组派下去，两条任务：办学和扫盲。时间暂定一个月，打个突击战。
和姚芳芳分在一起的是位叫高金凤的矮胖姑娘，她们要去三面环水的水门大队。高金凤塌鼻子，小眼睛，大嘴巴，眉心撒几点芝麻似的雀斑，肥腰肥腿肥脚，大屁股，厚胸脯，整个一堆大白肉。常常胖得暗自叹气。她喜欢跟姚芳芳作伴，几乎形影不离。这更加反衬出姚芳芳的苗条、美丽。
下午，杨菊根穿戴好军装，军帽，背起背包，挎包，郑重地向沈书记，汪明生行了个军礼，大步走出公社的大门，向着他的新工作岗位而去。种田出身的沈年塘，学生出身的汪明生，都伫立良久，目送他的背影。一种壮别的心情油然而生。
沈书记轻声说：“这小伙子，真是条汉子!谁能相信，他是一只腿!”
汪明生回答：“就是不戴领章、帽徽，他也是一名战士。乡村教育战线的战士。”
晚上，沈书记在田峰公社食堂，请十位实习老师吃饭。杜祥贝，汪明生出席作陪。菜嘛，简单得很，一只煮烂的猪头，一条大鲤鱼，一只大阉鸡，人称“三牲”；再就是海带、豆腐、辣椒、青菜、苦瓜，号称“八大碗”。食堂自酿的水酒，管够!
城里娃娃谁见过这种吃法!啧啧称赞，欢呼雀跃，瞠目结舌，故作雅致，种种情绪轮番表演。但最终都吃得滚瓜流油。“味道太好了。”一位瘦高个儿的男生说。连无论什么东西都吃一点点的一位上海女生，都脸颊绯红，满嘴油渍。“阿拉过去从没有吃过猪头肉。”她说。
实习生们轮番敬酒，汪明生干了一碗又一碗。舌头不灵活了，眼皮发粘了，但心里是清楚的。带着几分醉意，他以调侃的口吻讲起大跃进时，田小老师余德良、魏雯雯家访，在公共食堂喝醉酒的轶事。把大家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饭后，杜祥贝请学校总务打开两间新教室的门，让男女实习生休息。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白天游了泳，晚餐酒足饭饱，又领受了神圣任务，明天便各自东西，今天这饱满的热情无论如何也难以降温。他们搬桌子，搭床铺，背包打开又叠上，唱啊，跳啊!闹腾到半夜，才逐渐安静。姚芳芳旧地重游，自然别有一番情怀和思绪。她原先住的小南屋，现在是沈年田、李文英的新房。田小的老师听说她来了，一个个涌到大办公室，挤在汪明生的小北屋和她神聊。特别是几个女的，似乎和她亲如姐妹，说她胖了，白了，漂亮了，又问什么时候吃喜糖，吃红蛋，其实她们背后都是互相全不卖帐的!大部分人想来看看姚芳芳的肚子翘起来没有!?这些女人，个个可以当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等到夜深人静，人们都散去以后，姚芳芳亮晶晶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汪明生，懒懒地伸开手臂，挂在他脖子上：“我累了，真不想离开这间屋子。”
汪明生抱住她，轻轻拍着她的背脊：“听话，我送你去教室，你的同学们正在等你呢!”
“不嘛!”姚芳芳撤娇地紧紧靠在他身上。汪明生忘情地吻她。两人倒在床上。
这时，响起“咚咚咚”的敲门声。高金凤粗声大嗓地喊：“姚芳芳，姚芳芳，你在面里吗?”吓得两人慌忙分开。
一直忙到第二天下午，汪明生才回区里上班。刚在办公室坐下，只见胖老杜铁青着脸，郑重其事地踱到他桌子跟前，说：“汪明生同志，余科长请你来一下。”
汪明生看见，昨日他贴的字条已撕去，多日不见的余科长一脸肃杀。那气氛，真够吓人。要是前几年，汪明生肯定会束手无策。但是现在，今非昔比了，他还沉得住气。
“找我有事?余科长。”他故作轻松地问。他听人说过，余科长原在市区当过工交部长，把他弄到郊区来当文教科副科长，是降职使用。心情一直不舒畅，如果惹恼了他，脸色更难看。
“昨天下午，你去哪儿去了。“余科长的浙江口音，很板。这话听来像审问。
“我们公社一位退伍军人带着沈书记的信来找我——”
“你不要拿沈书记来压人。”余科长脸一沉，“你去田峰会女朋友，耽误了科里的工作，知不知道!?昨天下午，中央来的马海德教授，省、市防治头癣病专家小组来我们区，要下到学校去，可是，区长找不到文教科的人。连办公室的门都是关的。你——你叫我怎么向区委领导交代!?”头癣病，俗称癞痢头，秃头。由于历史，遗传，卫生等各方面的因素，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常见疾病。尤其在南方，在孩子们中，更为普遍。中央对该病的防治，一直很重视(经过几年的努力，这种病现已绝迹。)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化大力气搞。
听了余科长的训斥，汪明生知道闯了大祸，自己错了。但他的性格是吃得亏，受不得气。更不能冤枉他!
“余科长，如果真的误了防治头癣病的大事，叫上级领导吃了闭门羹，是我的错。我可以检讨，受处分。不过，你批评我，也要实事求是。我来区里帮忙，说好了是要兼顾田峰的民办教育辅导员的。那边的工作找上来了，我推给谁管!?沈书记是公社党委书记，你也再三指示我们尊重当地党委领导，他托人带信来，我如实汇报，怎么叫拿沈书记压你!?师训班的学生到我们区实习，是老杜同志接待安排的，他根本没有在科里通气。我在田峰碰到姚芳芳和她的同学。事先，我并不知道。退一步说，他们去了，如果我不在，公社也会通知我回去安排的。至于科里的值班，我是留下了字条的。”
汪明生一口气说了上面一大段。本来他还要讲，你们把我扔在这里值班，你们自己干什么去了?但他忍住了一口气。人家的事情，让人家自己去反省吧!
听了汪明生这一通连珠炮，余科长脸烧心跳，这小伙子，不简单啊，说的话有道理啊!
余科长昨天下午准点上班，抬头看见了汪明生的纸条，心里就来气。加上胖老杜一挑唆，顺便编了个接待防治头癣病专家组的故事来吓唬他(其实专家组来的时候，余科长陪同区领导参加了接待。要是汪明生在，恐怕连边都沾不上)没有想到，这小伙子处变不惊，倒是个人才!
余科长当这么些年领导，从来没有顶撞过上司，也没有谁抢白过他。今天汪明生这一手，令他措手不及，颇觉新鲜，但他并不习惯。还是找个台阶下来吧!
“小汪同志，领导批评你，是对你的关心、爱护，希望你成长得更好。老虎屁股摸不得，说你两句，就一蹦三尺高，这样下去，怎么进步呢!?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哩!”坐在一旁的胖老杜心里明白，汪明生在区里待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