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峰光著
诺贝尔，全名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BernhardNobel)，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诺贝尔奖的创立人。生于1833年10月21日，逝世于1896年12月10日，终年63岁。
诺贝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曾先后立下过3份内容非常相似的遗嘱。第一份立于1889年，第二份立于1893年，第3份则立于1895年。最后一份存放在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也就是要以它为准的最后遗嘱。
在这份遗嘱中，他取消了分赠亲友的部分，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用于设立奖励基金。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的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
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
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
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
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5人委员会颁发。
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
这是我惟一存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设立以诺贝尔命名的奖金的消息于1897年初在瑞典公布于众：奖金颁发给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领域中成就最突出的人．1900年6月29日，诺贝尔奖金基金会成立。
诺贝尔遗产变换为现金的总额为33，233，792瑞典克朗，约为920万美元。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诺贝尔的这笔遗产都是一笔巨额遗产。
有了诺贝尔，才有了诺贝尔的巨额遗产；有了巨额遗产和那份无私的遗嘱，才有了令世界范围所有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向往、仰慕，并为之终生奋斗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全名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BernhardNobel)，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诺贝尔奖的创立人。生于1833年10月21日，逝世于1896年12月10日，终年63岁。
诺贝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曾先后立下过3份内容非常相似的遗嘱。第一份立于1889年，第二份立于1893年，第3份则立于1895年。最后一份存放在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也就是要以它为准的最后遗嘱。
在这份遗嘱中，他取消了分赠亲友的部分，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用于设立奖励基金。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的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
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
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
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
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5人委员会颁发。
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
这是我惟一存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设立以诺贝尔命名的奖金的消息于1897年初在瑞典公布于众：奖金颁发给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领域中成就最突出的人．1900年6月29日，诺贝尔奖金基金会成立。
诺贝尔遗产变换为现金的总额为33，233，792瑞典克朗，约为920万美元。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诺贝尔的这笔遗产都是一笔巨额遗产。
有了诺贝尔，才有了诺贝尔的巨额遗产；有了巨额遗产和那份无私的遗嘱，才有了令世界范围所有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向往、仰慕，并为之终生奋斗的诺贝尔奖！
一、炸药研究进入了关键阶段，可是这天早晨，他却因脑溢血突然倒在了书房
1896年11月21日，初冬的阳光暖暖地映照着白雪皑皑的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也映照着座落在这座古老都城郊区的一个质朴无华的宅院。这个宅院的正中，是一座红项的欧式二层建筑，它门前的花园里生长着一片高大挺拔的雪松；宅院的右侧有一排平项楼房，那是宅院主人──瑞典著名科学家、无烟火药和雷管的发明者和炸药企业家诺贝尔的化学实验室。
此时，63岁的诺贝尔正在红顶建筑一层的书房里端坐伏案。昨天，他的一位助手送来了一瓶用硝化纤维配制的炸药样品，这使患风湿性心脏病十分严重的诺贝尔感到由衷兴奋。这天早晨，他的心情特别舒畅，不顾跟随了他多年的法国仆人劝阻，破例起了个大早，连早餐都没顾得上吃，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书房给助手写回信。
书房的门被他关得严严的，书房内只有他一人──几十年来，在他科学研究的日日夜夜，他已习惯了这种清静、无人打扰的生活，虽然他至今仍然独身一人，但他对于婚姻、家庭及子女跷膝的生活并不向往。他默默地研究，认真的实验、静静地思索，独来独往，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仆人。
进入老年以来，诺贝尔原来虚弱的身体急剧恶化，折磨他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逐日加剧──四肢关节疼痛日益加重，心绞痛也越来越频繁和剧烈。但是，他还是不肯放弃他的研究而进行必要的疗养和治疗。对待疾病，他的态度是拖着、忍着，不到万不得已，他决不肯去看医生，他也很少服药。
十年前，他的病出现过一次急性发作，节关疼痛和心绞痛使他不得不请来医生，53年岁的诺贝尔已经痛体不支了。这一年──1887年的10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着他的病情：
“9年来，我一直疾病缠身，只得呆在家里……看来这次病情很严重，医生也持同样看法。疼痛一直没有停止，也没有减弱……”
但这时，他正在全力研究研制用于枪炮的无烟火药。他把科学研究看得甚至比生命都重要。在家里静躺了10天之后，他就顽强地回到实验室。他继续进行用百分之十的硝酸甘油代替樟脑、改进赛璐珞的实验。经过反复实验，他终于制成了颗粒状的无烟火药。这种燃烧快而无残渣的火药，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从此之后，他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难以忍受的病痛始终与他形影不离，而他的科学研究和发明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1889年，一次心绞痛忽发，险些夺去他的生命。他在另一封信中诉说他的病情：
“……大约在半夜两点种，突然间我觉得难受极了，简直无法挣扎起来按铃或打开房门。我这样熬过了几个小时，心中琢磨着这是不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看来是心绞痛复发……”而就在这个死亡之夜过去之后，他又走进了他的实验室。
1893年，他从巴黎返回他的祖国瑞典定居，这时，他已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他期待着家乡秀美的景色和波罗地海的暖风能减轻他的病痛，然而就在他60岁生日之后，病情却进一步恶化。
“我的病况比以前更坏，风湿病的病魔隔几天侵袭一次，我的患处是心脏肌肉，或心脏附近处。我觉得随时都可以看到死神张着双臂欢迎我。”
到了1896年，诺贝尔的风湿性心脏病极剧恶化。2月，他又以书信的方式告诉朋友他的病：
“两个傻乎乎的专家诊断我患了风湿性痛风病，而其他的专家却诊断为痛风性风湿病。这些晦涩的行话，根本解释不了我心跳如马蹄的病况，而我的身体远远不如马那么健壮。”
两个月后，病痛难忍的诺贝尔终于在助手华伦巴赫和仆人的劝说和陪伴下，专程去法国巴黎治疗，而检查的结果却比他自己和助手预料得严重得多。在风湿性心脏病加重的同时，他又患了冠状动脉硬化症。
“你也许知道，我来这儿是为了请一位心脏专家治病。他和我的医生都认为，我患了严重的冠状动脑硬化症，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长期地干了。这并不是说我得整天闲着不干事，只是要尽管避免紧张疲劳的旅行……”
但是，他却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病情稍见好转，他立即出院，仍旧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实验室，仍旧长途往来于遍布在欧洲和美洲的生产企业。
在此之后，他连续发明了测量地面的改良摄影法、改良的发动机、改良的火箭；这三项发明都顺利地取得了专利权，并在日后的科学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
坐在堆满各类书籍和资料的书前，诺贝尔握笔的手在颤抖。他始终习惯于用书信的方式与人交流，可今天的书写对他来说，却并非轻松自如，他感到那支小小的鹅毛笔竟是如此沉重：
“你送来的样品很好，那种硝化纤维的炸药确实好极了！”
他为这项成果感到欣慰，同时也为自己的病情悲哀：“不幸的是，我的病情加重连写这几个字都吃力了，好像死神正在张开双臂欢迎我。”
同时，他对恢复健康、重新走进实验室充满信心：“只要病好一点，我将重新投入研制工作……”
这时，他突然感到头部像爆炸似地剧烈疼痛。他想站起身来，可眼前一黑，猛地跌倒在书案旁，握笔的手无力地垂在地上……
听到书房内沉重的音响，一直守候在房门外的仆人，猛地推门跑进来，动作熟练地将一粒硝酸甘油塞入诺贝尔口中。
当医生到来的时候，诺贝尔已经被仆人背到二楼卧室。
这时，诺贝尔四肢已经瘫疾，深度昏迷；尽管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他还是未能苏醒。医生当即诊断：脑出血。
1896年11月21日，初冬的阳光暖暖地映照着白雪皑皑的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也映照着座落在这座古老都城郊区的一个质朴无华的宅院。这个宅院的正中，是一座红项的欧式二层建筑，它门前的花园里生长着一片高大挺拔的雪松；宅院的右侧有一排平项楼房，那是宅院主人──瑞典著名科学家、无烟火药和雷管的发明者和炸药企业家诺贝尔的化学实验室。
此时，63岁的诺贝尔正在红顶建筑一层的书房里端坐伏案。昨天，他的一位助手送来了一瓶用硝化纤维配制的炸药样品，这使患风湿性心脏病十分严重的诺贝尔感到由衷兴奋。这天早晨，他的心情特别舒畅，不顾跟随了他多年的法国仆人劝阻，破例起了个大早，连早餐都没顾得上吃，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书房给助手写回信。
书房的门被他关得严严的，书房内只有他一人──几十年来，在他科学研究的日日夜夜，他已习惯了这种清静、无人打扰的生活，虽然他至今仍然独身一人，但他对于婚姻、家庭及子女跷膝的生活并不向往。他默默地研究，认真的实验、静静地思索，独来独往，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仆人。
进入老年以来，诺贝尔原来虚弱的身体急剧恶化，折磨他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逐日加剧──四肢关节疼痛日益加重，心绞痛也越来越频繁和剧烈。但是，他还是不肯放弃他的研究而进行必要的疗养和治疗。对待疾病，他的态度是拖着、忍着，不到万不得已，他决不肯去看医生，他也很少服药。
十年前，他的病出现过一次急性发作，节关疼痛和心绞痛使他不得不请来医生，53年岁的诺贝尔已经痛体不支了。这一年──1887年的10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着他的病情：
“9年来，我一直疾病缠身，只得呆在家里……看来这次病情很严重，医生也持同样看法。疼痛一直没有停止，也没有减弱……”
但这时，他正在全力研究研制用于枪炮的无烟火药。他把科学研究看得甚至比生命都重要。在家里静躺了10天之后，他就顽强地回到实验室。他继续进行用百分之十的硝酸甘油代替樟脑、改进赛璐珞的实验。经过反复实验，他终于制成了颗粒状的无烟火药。这种燃烧快而无残渣的火药，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从此之后，他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难以忍受的病痛始终与他形影不离，而他的科学研究和发明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1889年，一次心绞痛忽发，险些夺去他的生命。他在另一封信中诉说他的病情：
“……大约在半夜两点种，突然间我觉得难受极了，简直无法挣扎起来按铃或打开房门。我这样熬过了几个小时，心中琢磨着这是不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看来是心绞痛复发……”而就在这个死亡之夜过去之后，他又走进了他的实验室。
1893年，他从巴黎返回他的祖国瑞典定居，这时，他已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他期待着家乡秀美的景色和波罗地海的暖风能减轻他的病痛，然而就在他60岁生日之后，病情却进一步恶化。
“我的病况比以前更坏，风湿病的病魔隔几天侵袭一次，我的患处是心脏肌肉，或心脏附近处。我觉得随时都可以看到死神张着双臂欢迎我。”
到了1896年，诺贝尔的风湿性心脏病极剧恶化。2月，他又以书信的方式告诉朋友他的病：
“两个傻乎乎的专家诊断我患了风湿性痛风病，而其他的专家却诊断为痛风性风湿病。这些晦涩的行话，根本解释不了我心跳如马蹄的病况，而我的身体远远不如马那么健壮。”
两个月后，病痛难忍的诺贝尔终于在助手华伦巴赫和仆人的劝说和陪伴下，专程去法国巴黎治疗，而检查的结果却比他自己和助手预料得严重得多。在风湿性心脏病加重的同时，他又患了冠状动脉硬化症。
“你也许知道，我来这儿是为了请一位心脏专家治病。他和我的医生都认为，我患了严重的冠状动脑硬化症，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长期地干了。这并不是说我得整天闲着不干事，只是要尽管避免紧张疲劳的旅行……”
但是，他却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病情稍见好转，他立即出院，仍旧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实验室，仍旧长途往来于遍布在欧洲和美洲的生产企业。
在此之后，他连续发明了测量地面的改良摄影法、改良的发动机、改良的火箭；这三项发明都顺利地取得了专利权，并在日后的科学史上留下重要的地位。
坐在堆满各类书籍和资料的书前，诺贝尔握笔的手在颤抖。他始终习惯于用书信的方式与人交流，可今天的书写对他来说，却并非轻松自如，他感到那支小小的鹅毛笔竟是如此沉重：
“你送来的样品很好，那种硝化纤维的炸药确实好极了！”
他为这项成果感到欣慰，同时也为自己的病情悲哀：“不幸的是，我的病情加重连写这几个字都吃力了，好像死神正在张开双臂欢迎我。”
同时，他对恢复健康、重新走进实验室充满信心：“只要病好一点，我将重新投入研制工作……”
这时，他突然感到头部像爆炸似地剧烈疼痛。他想站起身来，可眼前一黑，猛地跌倒在书案旁，握笔的手无力地垂在地上……
听到书房内沉重的音响，一直守候在房门外的仆人，猛地推门跑进来，动作熟练地将一粒硝酸甘油塞入诺贝尔口中。
当医生到来的时候，诺贝尔已经被仆人背到二楼卧室。
这时，诺贝尔四肢已经瘫疾，深度昏迷；尽管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他还是未能苏醒。医生当即诊断：脑出血。
二、醒来后的诺贝尔已经不能说话，但他不懈追求的化学特别是炸药研究的日日夜夜却历历在目
1896年11月22日，当阳光再次透过雪松的枝叶，斑驳地涌进卧房时，昏迷了一天一夜的诺贝尔终于在医生的期待中醒来了。他吃力地张开嘴唇，可发出的却是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语言，而且除了瑞典语外，他已不能用其它语讲话。
这时的诺贝尔，虽然四肢失去了活动能力，但他的头脑却是清醒的。当他睁大眼睛环顾四周、看到众多医生紧张忙碌时，他意识到了死神已经同自己近在咫尺。但他很安详，很平静，他已无力同病魔搏斗了──在多年来同病痛的抗争中，他已经筋疲力尽。现在，他能做到的，只是静静地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
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牵挂──一他孤身一人，没有对家庭和亲人的那种留恋之情；他也没有巨额财产的担心──早在一年前，他已经写好了遗嘱，对身后之事进行了周到的安排……
他艰难地环视着自己陈设简单的卧室，目光突然停在了挂在墙上的因心脏病刚刚辞世的哥哥罗伯特的照片上。顿时，诺贝尔老泪纵横。哥哥的遗像让他想起了这位在事业上给予他巨大支持和关爱的老人，想起了为他的事业而丧生的弟弟埃密，更想起了他发明事业特别是炸药研究事业的启蒙老师──一父亲应墨纽，想起了父子四人共同奋斗和自己六十余年的艰辛人生。
座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偏僻小街的一幢普通楼房，浮在他眼前。那是他的家，他的出生地──1833年10月21日，他出生在居住在这里的一户平民家庭。尽管他的住所多次更换，但他始终不能忘记在那里度过了9年童年时光的故居。现在，他不仅拥有了这座豪宅，而且在欧美各国拥有住所，而那三间狭窄、破旧的屋子，在他的心目中仍是那么温馨和美好！
泪眼模糊中，墙壁上照片上的哥哥渐渐地变成了父亲──他们多么相像啊！
他终生都尊敬父亲。父亲家境贫寒，很早就在工厂做工。但是，凭着他的天赋和勤奋，父亲后来在城里的一家公司担任了机械工程师，并在青年时代就有了几项机械方面的发明。虽然父亲没有专门学过化学，但他对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在机械研究的同时，他还学进行炸药方面的试验。就在他降生那天，父亲在屋子里做试验，不小心把炸药弄倒在地，炸药顿时爆炸。一场无情的大火，使房屋和财产倾刻尽，全家不得不借债度日。无奈，走投无路的父亲只好只身去芬兰谋生。
尽管由于父亲的失误，造成了他童年时代贫寒的生活和全家分离的境况，但他还是对父亲佩服得无体投地。
胸口的疼痛让他紧皱了一下眉头──诺贝尔的四肢一点知觉都没有。
他出生之后，身体一直虚弱多病，并且患了一种脊柱疼痛的毛病。由于家庭生活的拮据，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以致于后来多病缠身。
在芬兰，父亲一边做工，一边继续进行炸药试验，并发明了一种“水雷”。这个发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俄国公使知道了，他参观了父亲的试验，对父亲非常赏识，并请他到俄国继续他的试验。9岁那年，诺贝尔离开了他的故居，告别了风景如画的斯德格尔摩，跟随母亲来到彼德堡同父亲团聚。旅居俄国之后，对于异国的风光，他并未觉新奇，倒是对父亲宽大的摆放着大大小小试管，烧瓶和坩埚的实验室着了迷。
在俄国，父亲在机械和化学研究领域大展才华，不仅取得了一系列机械发明，而且对炸药的研逐步加深和成熟。1840年，父亲结合自己的研究和试验，写成了一部成绩卓著的书──他一生中读到的第一部书。这部书对他的童年以至终生影响极深，至今他还记得那本书红黑相间的漂亮书面和扉页上父亲的照片。
诺贝尔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只在9岁时读过一年小学；之后的7年时间只是接受家庭教师的数理化科目的辅导。学习之余，他同哥哥一起跟父亲在父亲开办的金工场和铸造厂里做零活──渐渐长大的兄弟俩慢慢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那段时光多么快乐和令他留恋啊！
在跟随父亲从事各种创造、设计，帮助研究水雷、水雷艇、大型发动机以及炸药的日子里，诺贝尔耳熏目染，受到了许多启发，他对科学发明特别是炸药试验如醉如痴。但是，严厉的父亲希望儿子成为优秀的机械师，坚决主张让儿子学机械。于是，1850年，17岁的诺贝尔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在很有名气的艾利逊工程师的工场实习。实习期满，他又到欧美各国考察。
医生为他掩了掩被子，他想说声谢谢，但他的口齿却含糊不清。
在长达4年的考察中，诺贝尔深入了解了各国工业的发展状况，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让他终生难忘。当时──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蒸汽机的普及，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各国对煤、铁的需要急剧增加，而矿山还缺乏先进的采掘机械。诺贝尔清醒地意识到，炸药的使用无疑在开发地下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于是，他立志化学研究和炸药改良。
回到祖国瑞典后，诺贝尔一头钻进父亲的实验室。前提是改良炸药。为此，他决定着手研究炸药。这件事终于被父亲知道──他经常发现诺贝尔的衣裤上缀满烧焦的破洞，手上脸上也有被硫酸腐蚀的伤痕，而且总能在实验室里看到他的身影……
从事了几年炸药研究的父亲非常清楚这项实验的危险。一天，父亲严肃地说：“你的职业是搞机械，应当集中精力干好份内的事，还是不要分心为好……”诺贝尔知道父亲说的“份内”是什么，但他决心已定，就百折不回。他对老人说：“炸药是很重要的，一旦用在生产上，就会给人类创造巨大的财富。危险是免不了的，我尽量小心就是了。
他至今都记得那次父子两人的交谈。父亲被他的坚强意志所打动，只好默默无语。
父亲的默许和日后的支持，成就了我的事业呀──一诺贝尔再次深情凝望着那张酷似父亲的照片。
在他研究炸药之前，很多人已经从事这方面的试验──法国著名军械专家毕各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研究子弹射程和速度时认为，改进二者的关键是改良炸药。但是，诺贝尔相信自己的研究必定能取得成功。
诺贝尔清楚的记得，那是1860年的一天，哥哥罗伯特兴致勃勃地把一张报纸递给正在埋头研究的他，并指着报上的一条消息说：“看看吧，意大利人制成了硝化甘油，这东西也许对你有用处。”这个报导使诺贝尔信受启发。就是哥哥带给他的这张报纸，使诺贝尔在炸药研究的路上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甘油是一种略带甜味的粘稠液体，是化学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甘油与浓硝酸、浓硫酸产生硝化反应，生成硝基化合物──硝化苦油。硝化甘油同甘油外表并无异样，但爆炸力却极强，比黑色的火药威力大得多。但是，它特别敏感，制造和加工都很危险。这张报纸报导了硝化甘油的性能和作用，同时也报导了人们还不知怎样使用它。
从此，他在哥哥、弟弟的帮助下，全力投入硝化甘油的研究，可是，反复试验，并未取得成功。
1864年6月3日，诺贝尔的弟弟埃密正在法国海伦坡实验室潜心研究。突然，敏感度极强的硝酸甘油发生爆炸，天崩地裂，火光冲天，实验室顿时化为乌有，整个工场也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在这场轰动一时的海伦坡爆炸悲剧中，许多工人遇难，弟弟埃密当场被炸死。事后，父亲目睹惨状，悲伤过度，继而患了脑出血，瘫卧在床。
诺贝尔的眼角流出了眼泪──不堪回首啊，我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弟弟啊！
试验失败和失去弟弟，并没有改变他继续研究的脚步。他把悲痛化成了力量，义无反顾地再次走进实验室。
1865年，经过反复试验，他发现用水银溶解在浓硝酸中，再与酒精起作用，能生成雷酸。这种灰白色的结晶粉末，爆炸力和敏感度都很大，可以单独与烈性炸药、氯酸钾、硫化锑等使用，受到撞击或摩擦就可引起爆炸。
1866年秋季的一天，诺贝尔至今还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经过上百次失败后，雷酸爆炸终于试制成功！那天，他亲自点燃了导火索，并目不转睛地盯着慢慢燃烧的火花，心在紧张的跳动。突然一声巨响，桌椅、试验台被炸飞，门窗的玻璃被炸碎，实验室内外浓烟滚滚。这时，诺贝尔从弥漫的烟雾中爬起来，顾不上满身的尘土和流血的伤口，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此后，在此基础上，他发明了雷酸汞装入金属管中的雷酸汞管，即常说的雷管。
这一年，他还发明了用甲醇溶液和硝化甘油混合的炸药。这种炸药不仅减弱了敏感度，同时也减弱了硝化甘油的爆炸力。
这时，医生小心翼翼将一粒硝化甘油送入他的口中。看到硝化甘油，他的脸上露出了无耐的神情。这真是巧合，我终生致力于硝化甘油的研究，因此而失去了弟弟，失去了父亲，并历尽生命危险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减轻我病痛、持续我生命的竞也是硝化甘油。
1872年9月3日父亲逝世之后，他独自进行研究。他为减少炸药在作用中发生的危险，采用一种多孔硅藻土吸收硝化甘油，并按照两者1：3的比例，发明了安全的炸药。
1875年，他将由硝化纤维溶于乙醚和酒精中制成了火腺胶，加入硝化甘油中，制成了既耐压又抗水的新型炸胶。
1887年，他将百分之十的硝化甘油代替樟脑，改进赛璐珞的配方，制成了颗粒状的无烟火药。
“我的一生同硝化甘油的联系，真是千丝万缕，无法割舍啊！”诺贝尔含混地自言自语。
1896年11月22日，当阳光再次透过雪松的枝叶，斑驳地涌进卧房时，昏迷了一天一夜的诺贝尔终于在医生的期待中醒来了。他吃力地张开嘴唇，可发出的却是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语言，而且除了瑞典语外，他已不能用其它语讲话。
这时的诺贝尔，虽然四肢失去了活动能力，但他的头脑却是清醒的。当他睁大眼睛环顾四周、看到众多医生紧张忙碌时，他意识到了死神已经同自己近在咫尺。但他很安详，很平静，他已无力同病魔搏斗了──在多年来同病痛的抗争中，他已经筋疲力尽。现在，他能做到的，只是静静地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
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牵挂──一他孤身一人，没有对家庭和亲人的那种留恋之情；他也没有巨额财产的担心──早在一年前，他已经写好了遗嘱，对身后之事进行了周到的安排……
他艰难地环视着自己陈设简单的卧室，目光突然停在了挂在墙上的因心脏病刚刚辞世的哥哥罗伯特的照片上。顿时，诺贝尔老泪纵横。哥哥的遗像让他想起了这位在事业上给予他巨大支持和关爱的老人，想起了为他的事业而丧生的弟弟埃密，更想起了他发明事业特别是炸药研究事业的启蒙老师──一父亲应墨纽，想起了父子四人共同奋斗和自己六十余年的艰辛人生。
座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偏僻小街的一幢普通楼房，浮在他眼前。那是他的家，他的出生地──1833年10月21日，他出生在居住在这里的一户平民家庭。尽管他的住所多次更换，但他始终不能忘记在那里度过了9年童年时光的故居。现在，他不仅拥有了这座豪宅，而且在欧美各国拥有住所，而那三间狭窄、破旧的屋子，在他的心目中仍是那么温馨和美好！
泪眼模糊中，墙壁上照片上的哥哥渐渐地变成了父亲──他们多么相像啊！
他终生都尊敬父亲。父亲家境贫寒，很早就在工厂做工。但是，凭着他的天赋和勤奋，父亲后来在城里的一家公司担任了机械工程师，并在青年时代就有了几项机械方面的发明。虽然父亲没有专门学过化学，但他对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在机械研究的同时，他还学进行炸药方面的试验。就在他降生那天，父亲在屋子里做试验，不小心把炸药弄倒在地，炸药顿时爆炸。一场无情的大火，使房屋和财产倾刻尽，全家不得不借债度日。无奈，走投无路的父亲只好只身去芬兰谋生。
尽管由于父亲的失误，造成了他童年时代贫寒的生活和全家分离的境况，但他还是对父亲佩服得无体投地。
胸口的疼痛让他紧皱了一下眉头──诺贝尔的四肢一点知觉都没有。
他出生之后，身体一直虚弱多病，并且患了一种脊柱疼痛的毛病。由于家庭生活的拮据，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以致于后来多病缠身。
在芬兰，父亲一边做工，一边继续进行炸药试验，并发明了一种“水雷”。这个发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俄国公使知道了，他参观了父亲的试验，对父亲非常赏识，并请他到俄国继续他的试验。9岁那年，诺贝尔离开了他的故居，告别了风景如画的斯德格尔摩，跟随母亲来到彼德堡同父亲团聚。旅居俄国之后，对于异国的风光，他并未觉新奇，倒是对父亲宽大的摆放着大大小小试管，烧瓶和坩埚的实验室着了迷。
在俄国，父亲在机械和化学研究领域大展才华，不仅取得了一系列机械发明，而且对炸药的研逐步加深和成熟。1840年，父亲结合自己的研究和试验，写成了一部成绩卓著的书──他一生中读到的第一部书。这部书对他的童年以至终生影响极深，至今他还记得那本书红黑相间的漂亮书面和扉页上父亲的照片。
诺贝尔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只在9岁时读过一年小学；之后的7年时间只是接受家庭教师的数理化科目的辅导。学习之余，他同哥哥一起跟父亲在父亲开办的金工场和铸造厂里做零活──渐渐长大的兄弟俩慢慢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那段时光多么快乐和令他留恋啊！
在跟随父亲从事各种创造、设计，帮助研究水雷、水雷艇、大型发动机以及炸药的日子里，诺贝尔耳熏目染，受到了许多启发，他对科学发明特别是炸药试验如醉如痴。但是，严厉的父亲希望儿子成为优秀的机械师，坚决主张让儿子学机械。于是，1850年，17岁的诺贝尔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在很有名气的艾利逊工程师的工场实习。实习期满，他又到欧美各国考察。
医生为他掩了掩被子，他想说声谢谢，但他的口齿却含糊不清。
在长达4年的考察中，诺贝尔深入了解了各国工业的发展状况，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让他终生难忘。当时──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蒸汽机的普及，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各国对煤、铁的需要急剧增加，而矿山还缺乏先进的采掘机械。诺贝尔清醒地意识到，炸药的使用无疑在开发地下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于是，他立志化学研究和炸药改良。
回到祖国瑞典后，诺贝尔一头钻进父亲的实验室。前提是改良炸药。为此，他决定着手研究炸药。这件事终于被父亲知道──他经常发现诺贝尔的衣裤上缀满烧焦的破洞，手上脸上也有被硫酸腐蚀的伤痕，而且总能在实验室里看到他的身影……
从事了几年炸药研究的父亲非常清楚这项实验的危险。一天，父亲严肃地说：“你的职业是搞机械，应当集中精力干好份内的事，还是不要分心为好……”诺贝尔知道父亲说的“份内”是什么，但他决心已定，就百折不回。他对老人说：“炸药是很重要的，一旦用在生产上，就会给人类创造巨大的财富。危险是免不了的，我尽量小心就是了。
他至今都记得那次父子两人的交谈。父亲被他的坚强意志所打动，只好默默无语。
父亲的默许和日后的支持，成就了我的事业呀──一诺贝尔再次深情凝望着那张酷似父亲的照片。
在他研究炸药之前，很多人已经从事这方面的试验──法国著名军械专家毕各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研究子弹射程和速度时认为，改进二者的关键是改良炸药。但是，诺贝尔相信自己的研究必定能取得成功。
诺贝尔清楚的记得，那是1860年的一天，哥哥罗伯特兴致勃勃地把一张报纸递给正在埋头研究的他，并指着报上的一条消息说：“看看吧，意大利人制成了硝化甘油，这东西也许对你有用处。”这个报导使诺贝尔信受启发。就是哥哥带给他的这张报纸，使诺贝尔在炸药研究的路上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甘油是一种略带甜味的粘稠液体，是化学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甘油与浓硝酸、浓硫酸产生硝化反应，生成硝基化合物──硝化苦油。硝化甘油同甘油外表并无异样，但爆炸力却极强，比黑色的火药威力大得多。但是，它特别敏感，制造和加工都很危险。这张报纸报导了硝化甘油的性能和作用，同时也报导了人们还不知怎样使用它。
从此，他在哥哥、弟弟的帮助下，全力投入硝化甘油的研究，可是，反复试验，并未取得成功。
1864年6月3日，诺贝尔的弟弟埃密正在法国海伦坡实验室潜心研究。突然，敏感度极强的硝酸甘油发生爆炸，天崩地裂，火光冲天，实验室顿时化为乌有，整个工场也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在这场轰动一时的海伦坡爆炸悲剧中，许多工人遇难，弟弟埃密当场被炸死。事后，父亲目睹惨状，悲伤过度，继而患了脑出血，瘫卧在床。
诺贝尔的眼角流出了眼泪──不堪回首啊，我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弟弟啊！
试验失败和失去弟弟，并没有改变他继续研究的脚步。他把悲痛化成了力量，义无反顾地再次走进实验室。
1865年，经过反复试验，他发现用水银溶解在浓硝酸中，再与酒精起作用，能生成雷酸。这种灰白色的结晶粉末，爆炸力和敏感度都很大，可以单独与烈性炸药、氯酸钾、硫化锑等使用，受到撞击或摩擦就可引起爆炸。
1866年秋季的一天，诺贝尔至今还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经过上百次失败后，雷酸爆炸终于试制成功！那天，他亲自点燃了导火索，并目不转睛地盯着慢慢燃烧的火花，心在紧张的跳动。突然一声巨响，桌椅、试验台被炸飞，门窗的玻璃被炸碎，实验室内外浓烟滚滚。这时，诺贝尔从弥漫的烟雾中爬起来，顾不上满身的尘土和流血的伤口，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此后，在此基础上，他发明了雷酸汞装入金属管中的雷酸汞管，即常说的雷管。
这一年，他还发明了用甲醇溶液和硝化甘油混合的炸药。这种炸药不仅减弱了敏感度，同时也减弱了硝化甘油的爆炸力。
这时，医生小心翼翼将一粒硝化甘油送入他的口中。看到硝化甘油，他的脸上露出了无耐的神情。这真是巧合，我终生致力于硝化甘油的研究，因此而失去了弟弟，失去了父亲，并历尽生命危险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减轻我病痛、持续我生命的竞也是硝化甘油。
1872年9月3日父亲逝世之后，他独自进行研究。他为减少炸药在作用中发生的危险，采用一种多孔硅藻土吸收硝化甘油，并按照两者1：3的比例，发明了安全的炸药。
1875年，他将由硝化纤维溶于乙醚和酒精中制成了火腺胶，加入硝化甘油中，制成了既耐压又抗水的新型炸胶。
1887年，他将百分之十的硝化甘油代替樟脑，改进赛璐珞的配方，制成了颗粒状的无烟火药。
“我的一生同硝化甘油的联系，真是千丝万缕，无法割舍啊！”诺贝尔含混地自言自语。
三、医生们为他精心治疗，可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曾经捐赠了母亲遗产的富翁，生活却相当俭朴和清贫
诺贝尔病发之后，斯德哥尔摩市卡罗琳医学院派出的医生，火速赶往他的病榻进行了认真会诊。见这位生命垂危的老人从昏迷中醒来，他们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并按照治疗方案认真治疗。
此时，诺贝尔的卧室已变成了病房──由于脑出血病人必须静养，因此，医生决定，原地治疗，以免因路颠簸和上下搬动增加生命危险。各种抢救器械，药品使得原本宽敞的房间显得有些拥挤。
对于诺贝尔，医生们仰幕已久，这不仅仅因为他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名大名鼎鼎的发明家，他发明了雷酸汞管──现代军火机械中如枪弹、炸药包和炸弹中都少不了的雷管；发明了炸药──结束了手工作坊生产黑色火药的时代，树立了标志现代工业炸药生产、开始的里程碑；发明了无烟火药──奠定了现代军业工业的基础。同时，他不唯金钱、乐于助人的品质更为他们敬佩不已。他们不会忘记7年前在诺贝尔母亲逝世之后，他将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全部遗产的一部分，无私地捐献，并以此设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1889年12月7日，诺贝尔的母亲逝世了，终年86岁。老诺贝尔逝世时虽然给她留下了可观的遗产，但她依然像从前一样节俭度日，所以17年的孀居生活并未耗尽那些积蓄。同时，诺贝尔对母亲极尽孝敬，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差不多在每年母亲生日那天，他都要赶回瑞典，为母亲祝寿。无论母亲是否需要，他都要时常给她汇款。对于孝顺儿子汇给她的这些钱，她都要积攒下来，存入银行。所以，晚年的她已成为一个相当富有的人，逝世时的遗产竟达84万克朗。
母亲的逝世，让诺贝尔极度悲哀。但是，身在异国的诺贝尔病情危重，已不能回到故乡为母亲送葬，几天之后，他在一封写给亲属的信中把遗产中归他所有的那部分作了如下安排（1万3千镑）：我在斯德哥尔摩讲过，我只想保留母亲的画像（著名艺术大师安德鲁·佐思之作），以及一些她所喜爱的，特别能使我联想到她的小物品。另外，对遗产中属于我的份额，我保留处置权。我想从中拿出一定数量，为母亲建立一座既美观大方又不刺眼的纪念墓碑，并希望把另一部分遗产用来设立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基金可望达到10万克朗……
于是，诺贝尔继承的这1万3千镑资金便很快被他“通通分掉”了：一部分捐献给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卡罗琳学院的卡罗琳基金会，为医学实验研究提供经费；一部分捐献给一所医院；一部分捐献给失业基金会；其余的都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看到这些资金如愿地分配，他很欣慰，因为在他进行科学研究、造福人类的同时，他又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很欣慰。
7年来，诺贝尔捐献的这笔数目可观的资金，在医学研究和实验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挽救了无数因无钱医治而频临死亡的患者的生命；也扩大了社会慈善事业的范围和力度。可7年后，诺贝尔自己却病倒不起，危在旦夕。想到这里，医生们不禁悲痛万分。诺贝尔热爱人民，同情人民，向往人民无疾无患的幸福生活。他最怕看到病人痛苦的表情，最怕听到病人痛苦的呻吟。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的思想游离不定，但是总的来说，是倾向于建立一个使人民没有受压迫和苦难的国家。”他研制炸药的目的是用于建设，为人民造福，可没料到后来炸药被用来从事战争，无情的战火使千万人致死致伤致残，他非常痛心。于是，在无力制止战火、避免人民受到伤害的之中，他竭尽全力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医学和慈善事业的支持。
环顾诺贝尔的卧室，医生们十分惊讶地相互对视着──他们不相信这位无私捐献的老人生活竟这般节俭，住处竟这般简陋：宽大的卧室里，只有一张旧式木床，两把破旧沙发和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在他的床头，一个褪了颜色的皮箱算是这个房间的侈品；墙角的衣架上挂着几件西装和大衣，但袖口已经严重磨损……他们不相信这位家财万贯老人的生活竟是如此清贫……
诺贝尔病发之后，斯德哥尔摩市卡罗琳医学院派出的医生，火速赶往他的病榻进行了认真会诊。见这位生命垂危的老人从昏迷中醒来，他们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并按照治疗方案认真治疗。
此时，诺贝尔的卧室已变成了病房──由于脑出血病人必须静养，因此，医生决定，原地治疗，以免因路颠簸和上下搬动增加生命危险。各种抢救器械，药品使得原本宽敞的房间显得有些拥挤。
对于诺贝尔，医生们仰幕已久，这不仅仅因为他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名大名鼎鼎的发明家，他发明了雷酸汞管──现代军火机械中如枪弹、炸药包和炸弹中都少不了的雷管；发明了炸药──结束了手工作坊生产黑色火药的时代，树立了标志现代工业炸药生产、开始的里程碑；发明了无烟火药──奠定了现代军业工业的基础。同时，他不唯金钱、乐于助人的品质更为他们敬佩不已。他们不会忘记7年前在诺贝尔母亲逝世之后，他将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全部遗产的一部分，无私地捐献，并以此设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1889年12月7日，诺贝尔的母亲逝世了，终年86岁。老诺贝尔逝世时虽然给她留下了可观的遗产，但她依然像从前一样节俭度日，所以17年的孀居生活并未耗尽那些积蓄。同时，诺贝尔对母亲极尽孝敬，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差不多在每年母亲生日那天，他都要赶回瑞典，为母亲祝寿。无论母亲是否需要，他都要时常给她汇款。对于孝顺儿子汇给她的这些钱，她都要积攒下来，存入银行。所以，晚年的她已成为一个相当富有的人，逝世时的遗产竟达84万克朗。
母亲的逝世，让诺贝尔极度悲哀。但是，身在异国的诺贝尔病情危重，已不能回到故乡为母亲送葬，几天之后，他在一封写给亲属的信中把遗产中归他所有的那部分作了如下安排（1万3千镑）：我在斯德哥尔摩讲过，我只想保留母亲的画像（著名艺术大师安德鲁·佐思之作），以及一些她所喜爱的，特别能使我联想到她的小物品。另外，对遗产中属于我的份额，我保留处置权。我想从中拿出一定数量，为母亲建立一座既美观大方又不刺眼的纪念墓碑，并希望把另一部分遗产用来设立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基金可望达到10万克朗……
于是，诺贝尔继承的这1万3千镑资金便很快被他“通通分掉”了：一部分捐献给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卡罗琳学院的卡罗琳基金会，为医学实验研究提供经费；一部分捐献给一所医院；一部分捐献给失业基金会；其余的都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看到这些资金如愿地分配，他很欣慰，因为在他进行科学研究、造福人类的同时，他又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很欣慰。
7年来，诺贝尔捐献的这笔数目可观的资金，在医学研究和实验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挽救了无数因无钱医治而频临死亡的患者的生命；也扩大了社会慈善事业的范围和力度。可7年后，诺贝尔自己却病倒不起，危在旦夕。想到这里，医生们不禁悲痛万分。诺贝尔热爱人民，同情人民，向往人民无疾无患的幸福生活。他最怕看到病人痛苦的表情，最怕听到病人痛苦的呻吟。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的思想游离不定，但是总的来说，是倾向于建立一个使人民没有受压迫和苦难的国家。”他研制炸药的目的是用于建设，为人民造福，可没料到后来炸药被用来从事战争，无情的战火使千万人致死致伤致残，他非常痛心。于是，在无力制止战火、避免人民受到伤害的之中，他竭尽全力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医学和慈善事业的支持。
环顾诺贝尔的卧室，医生们十分惊讶地相互对视着──他们不相信这位无私捐献的老人生活竟这般节俭，住处竟这般简陋：宽大的卧室里，只有一张旧式木床，两把破旧沙发和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在他的床头，一个褪了颜色的皮箱算是这个房间的侈品；墙角的衣架上挂着几件西装和大衣，但袖口已经严重磨损……他们不相信这位家财万贯老人的生活竟是如此清贫……
四、躺在病榻上的诺贝尔很安静，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留下了关于巨额财产的遗嘱
11月27日。夕阳收回了它最后的一抹金色的余辉，坠入远处连绵的雪山，黑夜来临了。卧室内一片寂静，只有那古老的挂钟发出嘀哒的摇摆声。自那天早晨苏醒，5天来，诺贝尔自觉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但也没有好转──四肢依旧瘫软动弹不能，口齿依旧发音不清，头依旧隐隐作痛。医生们已经去了隔壁的房间，现在，只有仆人目不转睛地坐在他的床前……
他似乎遗忘了许多，那封信是否写完了？他忘记了。英语、法语、俄语，特别是法语怎样发音，他忘记了，这使他无法向仆人表达他的意愿并同他聊上几句。但是，一年前的今天──1895年11月27日，他却铭记在心，至今不忘。
那天，在法国，他在离开设在那里的企业之后，回到巴黎。这次短暂的旅行让他疲惫不堪。当晚，他独自躺在床上，难以忍受的心绞痛再一次折磨着他，他突然第一次有了临近死亡的感觉。他顽强地等待着疼痛的消退，继而坐在床前，郑重地思考着遗嘱──他再也不能迟疑了，否则他也许会在此刻倒下而再也不会醒来。
三十多年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全身心地投入炸药的研究中，历尽了千难万险，尝尽了酸甜苦辣。他历经大半生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发明创造，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自1862年第一次在水中用较多的火药引爆较少的硝化甘油的试验成功后，他对炸药的研究在不同国家中逐步深入，研究成果也都取得了专利。运用这些专利技术，他先后开办了炸药生产企业，把科学成果直接转化成经济效益。
1864年10月22日，经过瑞典政府批准，诺贝尔与他人一道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正式的硝基甘油制造工厂，得到了专利转让资金38000克朗和工厂125个股份中的31个。
之后，他雄心勃勃地周游各国，一方面办理专利手续，一方面创办企业，组织生产。
在美国，1865年10月25日，他的发明取得了专利。第二年1月，诺贝尔与美国的一家公司签订了出售这一专利的合同──诺贝尔占有这家公司100万美金股本当中的四分之一，同时得到现金两万美金。
在挪威，1865年，他的这项发明也取得了专利，并以20万克朗的价格转让。
同时，他还先后在瑞典、瑞士、挪威、芬兰、苏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和美国等地投资建厂，生产炸药。
到了1873年，由诺贝尔独资或合资开办的炸药生产企业已达15家，这些企业几乎遍布欧洲和美洲，形成了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诺贝尔安全炸药托拉斯”，并开展内外贸易，不仅在当地销售，而且还远售到亚洲、澳洲和南非。因此，他被称为“炸药大王。”
下面是诺贝尔开办的炸药企业的简况：
开办时间企业地址企业名称
1865年瑞典斯德格尔摩温特维根厂
1865年德国汉堡克鲁美尔厂
1866年挪威莱沙克厂（后改名安根厂）
1868年波希尼亚湛司基厂
1868年美国加里福尼亚、旧金山加里福尼亚猛炸药公司
1870年芬兰汉戈汉戈厂
1871年苏格兰格抗斯戈亚迪厂
1871年法国学德里诺港鲍丽立厂
1872年舒勒布述厂
1872年西班牙贝尔堡加尔管坎拿厂
1873年美国纽约猛炸药厂
1873年瑞士弗露化伊内士部厂
1873年意大利
1873年葡萄牙
1874年匈牙利
与此同时，他还涉足在电学、光学、机械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诸多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专利和可观的经济回报。1856年，诺贝尔的发明第一次获得专利。他的发明是量汽表的制造。这时，他仅有23岁。从这之后，他平均每年都有至少一种发明获得专利。
诺贝尔停下手中的笔，用心大致算了一下──至今他的发明至少有300项获得了专利。
他很欣慰，因为他的发明和企业生产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有益，同时也让他家财万贯。
同时，他又很烦恼。金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他该如何处置这些财物，以便留下一个明确的遗嘱呢？
他从来都把金钱看得很轻很轻。
诺贝尔的才智和勤奋给他带来了丰厚的资产，可他对钱却看得很轻很轻。他慷慨好施，乐于助人。钱，对于他来说，如果不是用来进行他的科学研究，用于慈善事业上，简直一文不值。近年来，他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信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求助的。对于这些各自于瑞典和挪威、俄国、德国、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等国的求助信，他差不多每封必回，并热情慷慨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给困难中的人们以应有的资助，是令他感到愉快的事。1885至1886年，他每年资助的资金达到100万法郎；1892年，他平均每天寄出两万克朗，全年总计资助寄出700万克朗之多……
经过慎重而认真的思考，他连夜写下了一份遗嘱，并委托他的律师将遗嘱送至斯德格尔摩的一家银行保存。
想到这里，诺贝尔很兴奋，也很欣慰，他真庆幸一年前就立下了遗嘱，否则到了今天，他想做任何事都做不成了。
他自言自语地叨咕着什么。医生侧身贴近他的嘴唇，很久，才听清了他微弱且含混不清的话：“把这金钱用在学术上和人道上吧！”
11月27日。夕阳收回了它最后的一抹金色的余辉，坠入远处连绵的雪山，黑夜来临了。卧室内一片寂静，只有那古老的挂钟发出嘀哒的摇摆声。自那天早晨苏醒，5天来，诺贝尔自觉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但也没有好转──四肢依旧瘫软动弹不能，口齿依旧发音不清，头依旧隐隐作痛。医生们已经去了隔壁的房间，现在，只有仆人目不转睛地坐在他的床前……
他似乎遗忘了许多，那封信是否写完了？他忘记了。英语、法语、俄语，特别是法语怎样发音，他忘记了，这使他无法向仆人表达他的意愿并同他聊上几句。但是，一年前的今天──1895年11月27日，他却铭记在心，至今不忘。
那天，在法国，他在离开设在那里的企业之后，回到巴黎。这次短暂的旅行让他疲惫不堪。当晚，他独自躺在床上，难以忍受的心绞痛再一次折磨着他，他突然第一次有了临近死亡的感觉。他顽强地等待着疼痛的消退，继而坐在床前，郑重地思考着遗嘱──他再也不能迟疑了，否则他也许会在此刻倒下而再也不会醒来。
三十多年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全身心地投入炸药的研究中，历尽了千难万险，尝尽了酸甜苦辣。他历经大半生艰苦卓绝的奋斗而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发明创造，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自1862年第一次在水中用较多的火药引爆较少的硝化甘油的试验成功后，他对炸药的研究在不同国家中逐步深入，研究成果也都取得了专利。运用这些专利技术，他先后开办了炸药生产企业，把科学成果直接转化成经济效益。
1864年10月22日，经过瑞典政府批准，诺贝尔与他人一道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正式的硝基甘油制造工厂，得到了专利转让资金38000克朗和工厂125个股份中的31个。
之后，他雄心勃勃地周游各国，一方面办理专利手续，一方面创办企业，组织生产。
在美国，1865年10月25日，他的发明取得了专利。第二年1月，诺贝尔与美国的一家公司签订了出售这一专利的合同──诺贝尔占有这家公司100万美金股本当中的四分之一，同时得到现金两万美金。
在挪威，1865年，他的这项发明也取得了专利，并以20万克朗的价格转让。
同时，他还先后在瑞典、瑞士、挪威、芬兰、苏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和美国等地投资建厂，生产炸药。
到了1873年，由诺贝尔独资或合资开办的炸药生产企业已达15家，这些企业几乎遍布欧洲和美洲，形成了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诺贝尔安全炸药托拉斯”，并开展内外贸易，不仅在当地销售，而且还远售到亚洲、澳洲和南非。因此，他被称为“炸药大王。”
下面是诺贝尔开办的炸药企业的简况：
开办时间企业地址企业名称
1865年瑞典斯德格尔摩温特维根厂
1865年德国汉堡克鲁美尔厂
1866年挪威莱沙克厂（后改名安根厂）
1868年波希尼亚湛司基厂
1868年美国加里福尼亚、旧金山加里福尼亚猛炸药公司
1870年芬兰汉戈汉戈厂
1871年苏格兰格抗斯戈亚迪厂
1871年法国学德里诺港鲍丽立厂
1872年舒勒布述厂
1872年西班牙贝尔堡加尔管坎拿厂
1873年美国纽约猛炸药厂
1873年瑞士弗露化伊内士部厂
1873年意大利
1873年葡萄牙
1874年匈牙利
与此同时，他还涉足在电学、光学、机械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诸多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专利和可观的经济回报。1856年，诺贝尔的发明第一次获得专利。他的发明是量汽表的制造。这时，他仅有23岁。从这之后，他平均每年都有至少一种发明获得专利。
诺贝尔停下手中的笔，用心大致算了一下──至今他的发明至少有300项获得了专利。
他很欣慰，因为他的发明和企业生产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有益，同时也让他家财万贯。
同时，他又很烦恼。金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他该如何处置这些财物，以便留下一个明确的遗嘱呢？
他从来都把金钱看得很轻很轻。
诺贝尔的才智和勤奋给他带来了丰厚的资产，可他对钱却看得很轻很轻。他慷慨好施，乐于助人。钱，对于他来说，如果不是用来进行他的科学研究，用于慈善事业上，简直一文不值。近年来，他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信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求助的。对于这些各自于瑞典和挪威、俄国、德国、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等国的求助信，他差不多每封必回，并热情慷慨地满足他们的要求。给困难中的人们以应有的资助，是令他感到愉快的事。1885至1886年，他每年资助的资金达到100万法郎；1892年，他平均每天寄出两万克朗，全年总计资助寄出700万克朗之多……
经过慎重而认真的思考，他连夜写下了一份遗嘱，并委托他的律师将遗嘱送至斯德格尔摩的一家银行保存。
想到这里，诺贝尔很兴奋，也很欣慰，他真庆幸一年前就立下了遗嘱，否则到了今天，他想做任何事都做不成了。
他自言自语地叨咕着什么。医生侧身贴近他的嘴唇，很久，才听清了他微弱且含混不清的话：“把这金钱用在学术上和人道上吧！”
五、突发脑溢血后的第20天，诺贝尔逝世。就在他两个侄子赶来寻找叔父遗嘱的时候，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来了死者生前签发的将全部资产毫无保留地损赠给人类的遗嘱
就这样，他在病床上静静地躺着，回想着过去，期待着死亡。十几天过去了，尽管医生一时一刻也没离开他的病床，但他却未能重新站起来。
1896年12月10日夜，斯德格尔摩狂风大作，大雪漫天，病卧在床整整20天的诺贝尔突然睁大了双眼，并张口想要呼喊，可是很快，他的双眼又无力地合上了。
卧室里的挂钟依然有节奏地走着，可是，诺贝尔的生命之钟却永远地停摆了……
诺贝尔逝世的第二天，他的两个侄子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他的住所。他们从卧室到书房，翻遍了这座二层楼──他们在诺贝尔浩瀚的藏书和数不胜数的实验记录中仔细地寻找叔父的遗嘱，或与其财产和财产身后分配的任何线索，但是，他们没有如愿。
就在这时，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来一份电报。电报说：诺贝尔的遗嘱存放在这家银行的金库里，金库现已打开，银行将邮寄一份遗嘱给他们。由于考虑到急于执行这一遗嘱，电报中引录了其中的最后一段：
我辞世之后，切开我的静脉，并请高明的医生诊断我确已死亡，然后把我的尸体火化，是所至嘱。
遵照这一遗嘱，卡罗琳医学院的几名著名内外科专家再一次进行了检验，并一致确认诺贝尔死亡。
接着，12月12日，人们在诺贝尔的住所举行了俭朴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将诺贝尔的遗体运往斯德格尔摩火化，并在路德教堂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葬礼。
这是一个特别的葬礼，一个令参加者，令全欧洲而且令全世界难忘的葬礼。瑞典皇室和瑞典皇家学会、瑞典科学会、英国皇家学会、法国巴黎士木工程师学会都专派出了专人参加了这位早在1884年就成为这三家学会会员的葬礼；同时，瑞典、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美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的科学家也云集斯德格尔摩，向这位科学泰斗和巨匠表示最后的悲悼。在诺贝尔的骨灰盒旁，人们看到了他一生所取得了共计355项发明的专利证书，看到1880年由瑞典国王向他颁发的科学勋章……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的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此利息划分为五等分，分配如下：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做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规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五人委员会颁发。
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
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
这是我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以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
巴黎。1895年11月27日。
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签名）
这个把全部资产毫无保留地损赠给人类，以奖励那些为世界和平和在科学、文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史无前例的遗嘱，不仅令所有葬礼参加者震惊，而且让瑞典震惊，让欧洲震惊，甚至让全世界震惊。在喧沸的气氛中，诺贝尔的一位朋友情绪激动地向全场发表了演讲：
从他的一生所经历的孤独和苦难看，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而非一个平凡的人。因为在他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他把他的身外之物──他获取的所有财产，他取得的成功，他的快乐和他的病痛，都留在了人间……
他有些哽咽：
这位死者似乎很可怜，他选择了劳碌的一生，这也许是他勤奋和不为名利所动的天性所决；他选择了孤独的一生，他没有家室，没有妻儿的陪伴。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高昂：
但是，他却不感到痛苦，因为他的快乐在另外一个境界里。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仍是勤奋的，慈爱的。谈到他，最要紧的是他生前有过朴实、无私、顽强且有价值的生活！
葬礼结束之后，人们含着眼泪，踏着厚厚的积雪，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了他终生敬爱的母亲的遗骸旁。
就这样，他在病床上静静地躺着，回想着过去，期待着死亡。十几天过去了，尽管医生一时一刻也没离开他的病床，但他却未能重新站起来。
1896年12月10日夜，斯德格尔摩狂风大作，大雪漫天，病卧在床整整20天的诺贝尔突然睁大了双眼，并张口想要呼喊，可是很快，他的双眼又无力地合上了。
卧室里的挂钟依然有节奏地走着，可是，诺贝尔的生命之钟却永远地停摆了……
诺贝尔逝世的第二天，他的两个侄子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他的住所。他们从卧室到书房，翻遍了这座二层楼──他们在诺贝尔浩瀚的藏书和数不胜数的实验记录中仔细地寻找叔父的遗嘱，或与其财产和财产身后分配的任何线索，但是，他们没有如愿。
就在这时，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来一份电报。电报说：诺贝尔的遗嘱存放在这家银行的金库里，金库现已打开，银行将邮寄一份遗嘱给他们。由于考虑到急于执行这一遗嘱，电报中引录了其中的最后一段：
我辞世之后，切开我的静脉，并请高明的医生诊断我确已死亡，然后把我的尸体火化，是所至嘱。
遵照这一遗嘱，卡罗琳医学院的几名著名内外科专家再一次进行了检验，并一致确认诺贝尔死亡。
接着，12月12日，人们在诺贝尔的住所举行了俭朴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将诺贝尔的遗体运往斯德格尔摩火化，并在路德教堂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葬礼。
这是一个特别的葬礼，一个令参加者，令全欧洲而且令全世界难忘的葬礼。瑞典皇室和瑞典皇家学会、瑞典科学会、英国皇家学会、法国巴黎士木工程师学会都专派出了专人参加了这位早在1884年就成为这三家学会会员的葬礼；同时，瑞典、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美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的科学家也云集斯德格尔摩，向这位科学泰斗和巨匠表示最后的悲悼。在诺贝尔的骨灰盒旁，人们看到了他一生所取得了共计355项发明的专利证书，看到1880年由瑞典国王向他颁发的科学勋章……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的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此利息划分为五等分，分配如下：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做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规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五人委员会颁发。
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
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
这是我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以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
巴黎。1895年11月27日。
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签名）
这个把全部资产毫无保留地损赠给人类，以奖励那些为世界和平和在科学、文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史无前例的遗嘱，不仅令所有葬礼参加者震惊，而且让瑞典震惊，让欧洲震惊，甚至让全世界震惊。在喧沸的气氛中，诺贝尔的一位朋友情绪激动地向全场发表了演讲：
从他的一生所经历的孤独和苦难看，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而非一个平凡的人。因为在他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他把他的身外之物──他获取的所有财产，他取得的成功，他的快乐和他的病痛，都留在了人间……
他有些哽咽：
这位死者似乎很可怜，他选择了劳碌的一生，这也许是他勤奋和不为名利所动的天性所决；他选择了孤独的一生，他没有家室，没有妻儿的陪伴。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高昂：
但是，他却不感到痛苦，因为他的快乐在另外一个境界里。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仍是勤奋的，慈爱的。谈到他，最要紧的是他生前有过朴实、无私、顽强且有价值的生活！
葬礼结束之后，人们含着眼泪，踏着厚厚的积雪，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了他终生敬爱的母亲的遗骸旁。
六、诺贝尔的遗产高达920万美元，以其设立的诺贝尔奖每年都向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隆重颁发
诺贝尔的财产，不但在瑞典，而且分布于法国、意大利、英国、苏格兰、德国、奥地利、俄国以及挪威7个国家。
此时，执行诺贝尔遗嘱的首要任务是统计财产，核清数目。
在瑞典政府的组织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清检，1897年10月30日，诺贝尔的全部财产统计委员会向瑞典政府呈交了诺贝尔在全世界拥有资产的统计表。
国别财产额（单位：瑞典法郎）
苏格兰7，280，817.23
德国6，152，250.95
瑞典5，796，140.00
俄国5，232，773.45
英国3，904，235.32
意大利630，410.10
法国228，754.20
挪威94，472.28
总计33，233，792.20
负债及减额1，646，589.92
财产总净值31，587，202.28
在其他国家所纳财产税额1，325，949.96
在瑞典所纳财产税额1，843，692.25
个人方面资助1，370，000.00
财产税总净值3，169，642.21
在资产清核工作结束后，瑞典政府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结果──按当时比价，诺贝尔的巨额遗产折合1961590英镑！
紧接着遵照诺贝尔遗愿，瑞典皇家科学院、斯德格尔摩卡罗琳医学院，瑞典文学院，分别成立了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和生理学奖及文学奖评定委员会；挪威议会也积极评定诺贝尔和平奖。
1901年，人类第2个千年纪元的开始之年，也揭开了诺贝尔奖颁发的序幕。12月10日，人们选择了诺贝尔逝世5周年的日子，举行了隆重的首届诺贝尔奖颁发仪式。
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
富丽堂皇的音乐大厅华灯高悬、金碧交映，座无虚席。来自世界各国的名人，正在这里参加首届诺贝尔奖金授奖典礼。
瑞典国王亲自把一张华美精致的奖状和一枚刻有诺贝尔头像的镀金奖章，分别授给6位获奖者。他们是：因发现X射线获物理学奖的德国科学家伦琴，因化学动力学和渗透压定律获化学奖的荷兰科学家范托霍夫，因血清疗法防治白喉、破伤风获生理学奖、医学奖的德国科学家贝林，因创作《命运》、《幸福》、《眼睛》等诗歌、散文和《论艺术》、《诗句的断想》等著作获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苏利·普吕多姆，因创立国际红十字会因创立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而共同获和平奖的瑞士人桂南和法国人帕西。
这6位获奖者是在数十位提名者中间产生的。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得者伦琴，于1895年发现了能够穿透纸张乃至金属薄片，并且具有使荧光物理发光、照相底片感光、气体电离等性质的x射线。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物理学的一场伟大革命，在晶体结构研究、金属探伤、医学和透视方面，x射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摘取诺贝尔化学奖桂冠的被荷兰化学家范托霍夫，首次提出了碳原子立体理论并著有《化学动力学研究》。碳原子立体理论的提出，为立体化学，为研究所有分子开辟了新的领域，在化学界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德国医学家贝林由于运用血清治疗法在防治白喉和破伤风等疾病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贝林先后当过军医，做过医学院的讲师，后来潜心从事细菌研究。他运用中国古代医学“以毒攻毒”的理论，提出了“抗毒素免疫”的概念，并经过数百次的毒素实验，成功地研制了破伤风抗毒素和白喉抗毒素，在医学领域开辟了新的途径，被誉为免疫学和血清治疗法创始人。贝林是6位获奖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获奖时只有47岁。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律师出身的法国诗人和散文家、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中取得斐然成就的普吕多姆，以“表彰他的诗作，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有心灵和智慧的结晶”。这位被欧洲文坛誉为“格调最高、韵味最雅的诗人”，在得获奖的消息之后，心情十分激动，他在写给斯德哥尔摩文学院的信中说：“我感到一种自豪的喜悦，欣然认为，此奖是作家所力争的最高荣誉，但他应归于我的祖国──因为我的作品所以赢得此项荣誉，都是得之于她的。”
由挪威议会评出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一是瑞士社会慈善家杜南。这位原本资产丰厚的银行家，青年时期就投身于战争伤员的救护事业，并奔走于世界各地宣传他的主张：“在名国处于和平的时期，组成一个协会，把男女都组织起来进行训练，以便在战争时期救助伤员。”他为救护事业奋斗了一生，并因此耗尽了资财，以至晚年时因付不起房租而不得不在火车站的长凳上栖身度夜。他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他在获得此奖时已经73岁。
同杜南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帕西。举行授奖典礼的几天前，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和平组织──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创始人帕西，惊喜地收到了来自挪威的一封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荣誉地通知阁下：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亨利·杜南和弗雷德里克·帕西先生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资金两人各得一半，约十万法郎。值此，委员会向你们致敬，并真诚地祝贺你们荣获首届诺贝尔和平奖。
主席勒夫兰
向帕西授予首届诺贝尔和平奖，对他在创建两个为世界和平事业而斗争的组织中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个人为和平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褒奖。
颁奖结束之后，激动万分、无尚荣耀的6位获奖者分别用本国语言，向几百位不同民族、不同肤色和不同语言的与会者发表了热情详温的演说。
这个颁奖仪式的隆重举行，不仅是对诺贝尔的最好纪念，同时，也标志着20世纪在世界范围最具影响、最负盛名和最为崇高的诺贝尔奖的诞生！
从此，这个仪式每年一度，都确定在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即便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年月里也没有中断。从此，诺贝尔奖便成为一切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最高荣誉，在世界范围享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凡是在科学、文学、和平事业中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当之无愧地被授予了这一崇高荣誉。从此，诺贝尔奖也成为一切热爱科学、热爱文学、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向往和追求。
在1901年至今的一百多年中，7位华人也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76年，丁肇中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86年，李远哲获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朱隶文获诺贝尔化学奖；1998年，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08年，钱永健获诺贝尔化学奖。
值得思考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获奖的华人，都是外籍，至今还没有一位本土的中国人能获得这一殊荣。中国人在努力！中国人在期待！
在诺贝尔逝世之后的一个世纪多中，由诺贝尔捐献的全部资产而形成的诺贝尔奖，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无畏探索和执着追求，它为人类科学技术、文学和和平事业所发挥的推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一百多年以来，全世界的人们，包括这期间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对这位为人类无私奉献的科学巨匠，始终怀有由衷的感激和敬仰之情。人们感激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向后人捐献了他个人的巨额资产，更重要的是，他为整个人类留下了更为珍贵的无价遗产──奉献精神，这笔无价遗产所蕴含的人格魅力和其价值取向，世世代代，永远为人类称颂！
诺贝尔的财产，不但在瑞典，而且分布于法国、意大利、英国、苏格兰、德国、奥地利、俄国以及挪威7个国家。
此时，执行诺贝尔遗嘱的首要任务是统计财产，核清数目。
在瑞典政府的组织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清检，1897年10月30日，诺贝尔的全部财产统计委员会向瑞典政府呈交了诺贝尔在全世界拥有资产的统计表。
国别财产额（单位：瑞典法郎）
苏格兰7，280，817.23
德国6，152，250.95
瑞典5，796，140.00
俄国5，232，773.45
英国3，904，235.32
意大利630，410.10
法国228，754.20
挪威94，472.28
总计33，233，792.20
负债及减额1，646，589.92
财产总净值31，587，202.28
在其他国家所纳财产税额1，325，949.96
在瑞典所纳财产税额1，843，692.25
个人方面资助1，370，000.00
财产税总净值3，169，642.21
在资产清核工作结束后，瑞典政府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结果──按当时比价，诺贝尔的巨额遗产折合1961590英镑！
紧接着遵照诺贝尔遗愿，瑞典皇家科学院、斯德格尔摩卡罗琳医学院，瑞典文学院，分别成立了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和生理学奖及文学奖评定委员会；挪威议会也积极评定诺贝尔和平奖。
1901年，人类第2个千年纪元的开始之年，也揭开了诺贝尔奖颁发的序幕。12月10日，人们选择了诺贝尔逝世5周年的日子，举行了隆重的首届诺贝尔奖颁发仪式。
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
富丽堂皇的音乐大厅华灯高悬、金碧交映，座无虚席。来自世界各国的名人，正在这里参加首届诺贝尔奖金授奖典礼。
瑞典国王亲自把一张华美精致的奖状和一枚刻有诺贝尔头像的镀金奖章，分别授给6位获奖者。他们是：因发现X射线获物理学奖的德国科学家伦琴，因化学动力学和渗透压定律获化学奖的荷兰科学家范托霍夫，因血清疗法防治白喉、破伤风获生理学奖、医学奖的德国科学家贝林，因创作《命运》、《幸福》、《眼睛》等诗歌、散文和《论艺术》、《诗句的断想》等著作获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苏利·普吕多姆，因创立国际红十字会因创立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而共同获和平奖的瑞士人桂南和法国人帕西。
这6位获奖者是在数十位提名者中间产生的。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得者伦琴，于1895年发现了能够穿透纸张乃至金属薄片，并且具有使荧光物理发光、照相底片感光、气体电离等性质的x射线。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物理学的一场伟大革命，在晶体结构研究、金属探伤、医学和透视方面，x射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摘取诺贝尔化学奖桂冠的被荷兰化学家范托霍夫，首次提出了碳原子立体理论并著有《化学动力学研究》。碳原子立体理论的提出，为立体化学，为研究所有分子开辟了新的领域，在化学界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德国医学家贝林由于运用血清治疗法在防治白喉和破伤风等疾病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贝林先后当过军医，做过医学院的讲师，后来潜心从事细菌研究。他运用中国古代医学“以毒攻毒”的理论，提出了“抗毒素免疫”的概念，并经过数百次的毒素实验，成功地研制了破伤风抗毒素和白喉抗毒素，在医学领域开辟了新的途径，被誉为免疫学和血清治疗法创始人。贝林是6位获奖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获奖时只有47岁。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律师出身的法国诗人和散文家、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中取得斐然成就的普吕多姆，以“表彰他的诗作，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有心灵和智慧的结晶”。这位被欧洲文坛誉为“格调最高、韵味最雅的诗人”，在得获奖的消息之后，心情十分激动，他在写给斯德哥尔摩文学院的信中说：“我感到一种自豪的喜悦，欣然认为，此奖是作家所力争的最高荣誉，但他应归于我的祖国──因为我的作品所以赢得此项荣誉，都是得之于她的。”
由挪威议会评出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一是瑞士社会慈善家杜南。这位原本资产丰厚的银行家，青年时期就投身于战争伤员的救护事业，并奔走于世界各地宣传他的主张：“在名国处于和平的时期，组成一个协会，把男女都组织起来进行训练，以便在战争时期救助伤员。”他为救护事业奋斗了一生，并因此耗尽了资财，以至晚年时因付不起房租而不得不在火车站的长凳上栖身度夜。他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他在获得此奖时已经73岁。
同杜南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帕西。举行授奖典礼的几天前，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和平组织──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创始人帕西，惊喜地收到了来自挪威的一封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荣誉地通知阁下：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亨利·杜南和弗雷德里克·帕西先生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资金两人各得一半，约十万法郎。值此，委员会向你们致敬，并真诚地祝贺你们荣获首届诺贝尔和平奖。
主席勒夫兰
向帕西授予首届诺贝尔和平奖，对他在创建两个为世界和平事业而斗争的组织中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个人为和平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褒奖。
颁奖结束之后，激动万分、无尚荣耀的6位获奖者分别用本国语言，向几百位不同民族、不同肤色和不同语言的与会者发表了热情详温的演说。
这个颁奖仪式的隆重举行，不仅是对诺贝尔的最好纪念，同时，也标志着20世纪在世界范围最具影响、最负盛名和最为崇高的诺贝尔奖的诞生！
从此，这个仪式每年一度，都确定在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即便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年月里也没有中断。从此，诺贝尔奖便成为一切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最高荣誉，在世界范围享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凡是在科学、文学、和平事业中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当之无愧地被授予了这一崇高荣誉。从此，诺贝尔奖也成为一切热爱科学、热爱文学、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向往和追求。
在1901年至今的一百多年中，7位华人也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76年，丁肇中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86年，李远哲获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朱隶文获诺贝尔化学奖；1998年，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08年，钱永健获诺贝尔化学奖。
值得思考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获奖的华人，都是外籍，至今还没有一位本土的中国人能获得这一殊荣。中国人在努力！中国人在期待！
在诺贝尔逝世之后的一个世纪多中，由诺贝尔捐献的全部资产而形成的诺贝尔奖，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无畏探索和执着追求，它为人类科学技术、文学和和平事业所发挥的推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一百多年以来，全世界的人们，包括这期间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对这位为人类无私奉献的科学巨匠，始终怀有由衷的感激和敬仰之情。人们感激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向后人捐献了他个人的巨额资产，更重要的是，他为整个人类留下了更为珍贵的无价遗产──奉献精神，这笔无价遗产所蕴含的人格魅力和其价值取向，世世代代，永远为人类称颂！
一、晚年与多种疾病抗争，65岁便倏然辞世
1883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因心肌梗死与世长辞，终年65岁。这是摄于1882年人生最后一张照片。
在本人以阅读方式接触过的名人中，或者所有在晚年同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的名人中，像马克思那样倏然辞世，是绝无仅有的──在前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他坐在书桌前的安乐椅上，安详地合上了双眼，永远地睡着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晚年没有经历病痛的折磨──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里，他早年就有的肝炎、肺炎、胸膜炎、支气管炎和神经性头痛一齐向他袭来，并且病情不断恶化，病痛不断加剧；我只是想强调这一点：他以人们难以想象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忍受着人们难以想象的痛苦，始终坚持着伟大而神圣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马克思是伟大的，不必讲述他的生平和业绩，他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与多种疾病抗争的无畏勇气和顽强毅力，无疑为他光辉的名字增添了一抹夺目的色彩──因为他无声逝去和长眠在书房里而不是病床上的本身，绝不是辞世形式与常人简单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他的高尚人格境界，乃至生命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
1883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因心肌梗死与世长辞，终年65岁。这是摄于1882年人生最后一张照片。
在本人以阅读方式接触过的名人中，或者所有在晚年同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的名人中，像马克思那样倏然辞世，是绝无仅有的──在前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他坐在书桌前的安乐椅上，安详地合上了双眼，永远地睡着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晚年没有经历病痛的折磨──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里，他早年就有的肝炎、肺炎、胸膜炎、支气管炎和神经性头痛一齐向他袭来，并且病情不断恶化，病痛不断加剧；我只是想强调这一点：他以人们难以想象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忍受着人们难以想象的痛苦，始终坚持着伟大而神圣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马克思是伟大的，不必讲述他的生平和业绩，他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与多种疾病抗争的无畏勇气和顽强毅力，无疑为他光辉的名字增添了一抹夺目的色彩──因为他无声逝去和长眠在书房里而不是病床上的本身，绝不是辞世形式与常人简单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他的高尚人格境界，乃至生命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
二、青年时代埋头写作，终于使他中年时便积劳成疾
1873年开始，马克思的身体日益衰弱，多种疾病接踵而来。从这时起至1883年逝世，马克思同病魔整整抗争了10年。也许病魔早该结束这位多病老人的生命，因为他的病实在太多了；但是凭着他的信心和毅力，他几次从死神的利剑下死里逃生，重新使生命转危为安。
1973年，马克思55岁，按一般的生命规律，这个年龄的人应该依然充满生命的活力。20世纪是这样，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也是这样，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几位名人的寿命都远远超过了他。
但是，马克思是个例外。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他如饥似渴的读书，夜以继日的写作，颠沛流离、物质极度贫乏的生活，以及保持终生的吸烟习惯，已经使马克思原本健壮的身体大受损害。长期的过度疲劳、睡眠不足，以及营养不良，在他的体内埋下了多种疾病的隐患。到了55岁时，这些疾病便自然而然地一齐向他袭来。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1842年马克思24岁之后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上面的这个结论也许便会是正确的。
1842年7月，24岁的马克思在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从故乡德国特利尔来到波恩。在那里，他只是为《莱茵报》撰稿，后来又担任了这份报纸的主编。这期间，他经常通霄达旦地写作，基本没有锻炼身体的时间。1843年3月，离开《莱茵报》之后的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英国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并在1844年春天写出了一部内容广博的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紧接着，他又投入到另一本大部头著作《神圣家族》的写作，并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于1844年9月完成。
1845年底开始，他又同恩格斯一道，用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又一部手稿多达几百页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7年1月至6月，他集中精力完成了《哲学的贫困》；
1847年底，与恩格斯完成了《共产党宣言》；
同年3月，与恩格斯合作《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除此之外，这一期间，他还为《德国年鉴》《前进闻》《德意志——布鲁塞尔》《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
24岁至34岁这10年，马克思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着。虽然，他的精力是那样旺盛，身体是那样强壮，但是，长期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不对他的身体产生损害，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人，需要休息。
十九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除了继续为各类报刊撰稿之外，他开始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仅如此，他还埋头读了大量的政治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国文学等书籍，在读书过程中深入研究问题，并将对问题的思考写成文字。
1950年秋开始，马克思更多的时间是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早上9点到晚上7点，在这个当时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图书的地方，他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并做了大量的笔记。
当时曾经几乎每天都到马克思家作客的李卜克内西对马克思的回忆，也许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他那时的工作状况：“他工作的时间很长，而且，因为在白天常被搅扰，他就熬夜。我们晚间开会回家时已经不早了，但他还要坐下来干几个钟头，而且这几个钟头又逐渐一点点延长，最后达到通宵达旦。”
不幸的是，马克思终于积劳成疾。50年代中期，马克思患了肝炎。那时，马克思还不到40岁。在这之后，他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和休息，反而比以往更劳累了。
1862年至1867年3月，马克思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写出了充分体现他历时25年之久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为了这部著作，他读了1500本书。而就在这期间，他的肝病日益加重，病痛越来越剧烈了。
这部标志他理论创作最高成就的《资本论》，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心血，以致于他没有能力继续《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工作了。
也许无需再列举其他事例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艰苦繁重的工作，足以击垮任何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身体，这是毫无疑问的。
1873年开始，马克思的身体日益衰弱，多种疾病接踵而来。从这时起至1883年逝世，马克思同病魔整整抗争了10年。也许病魔早该结束这位多病老人的生命，因为他的病实在太多了；但是凭着他的信心和毅力，他几次从死神的利剑下死里逃生，重新使生命转危为安。
1973年，马克思55岁，按一般的生命规律，这个年龄的人应该依然充满生命的活力。20世纪是这样，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也是这样，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几位名人的寿命都远远超过了他。
但是，马克思是个例外。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他如饥似渴的读书，夜以继日的写作，颠沛流离、物质极度贫乏的生活，以及保持终生的吸烟习惯，已经使马克思原本健壮的身体大受损害。长期的过度疲劳、睡眠不足，以及营养不良，在他的体内埋下了多种疾病的隐患。到了55岁时，这些疾病便自然而然地一齐向他袭来。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1842年马克思24岁之后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上面的这个结论也许便会是正确的。
1842年7月，24岁的马克思在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从故乡德国特利尔来到波恩。在那里，他只是为《莱茵报》撰稿，后来又担任了这份报纸的主编。这期间，他经常通霄达旦地写作，基本没有锻炼身体的时间。1843年3月，离开《莱茵报》之后的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英国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并在1844年春天写出了一部内容广博的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紧接着，他又投入到另一本大部头著作《神圣家族》的写作，并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于1844年9月完成。
1845年底开始，他又同恩格斯一道，用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又一部手稿多达几百页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7年1月至6月，他集中精力完成了《哲学的贫困》；
1847年底，与恩格斯完成了《共产党宣言》；
同年3月，与恩格斯合作《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除此之外，这一期间，他还为《德国年鉴》《前进闻》《德意志——布鲁塞尔》《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
24岁至34岁这10年，马克思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着。虽然，他的精力是那样旺盛，身体是那样强壮，但是，长期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不对他的身体产生损害，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人，需要休息。
十九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除了继续为各类报刊撰稿之外，他开始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仅如此，他还埋头读了大量的政治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国文学等书籍，在读书过程中深入研究问题，并将对问题的思考写成文字。
1950年秋开始，马克思更多的时间是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早上9点到晚上7点，在这个当时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图书的地方，他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并做了大量的笔记。
当时曾经几乎每天都到马克思家作客的李卜克内西对马克思的回忆，也许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他那时的工作状况：“他工作的时间很长，而且，因为在白天常被搅扰，他就熬夜。我们晚间开会回家时已经不早了，但他还要坐下来干几个钟头，而且这几个钟头又逐渐一点点延长，最后达到通宵达旦。”
不幸的是，马克思终于积劳成疾。50年代中期，马克思患了肝炎。那时，马克思还不到40岁。在这之后，他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和休息，反而比以往更劳累了。
1862年至1867年3月，马克思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写出了充分体现他历时25年之久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为了这部著作，他读了1500本书。而就在这期间，他的肝病日益加重，病痛越来越剧烈了。
这部标志他理论创作最高成就的《资本论》，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心血，以致于他没有能力继续《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工作了。
也许无需再列举其他事例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艰苦繁重的工作，足以击垮任何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身体，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30年窘困的生活，使他长期营养不良，原有疾病也得不到应有治疗，进入老年时期时，他已经多病缠身
在繁重的科学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贫困的生活又加剧了他的这些疾病。
马克思一生的绝大多数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
1844年前后，马克思几乎身无分文，而此时他的夫人燕妮已经有孕在身。这种窘迫的困境持续了几个月，直到1844年3月，他的战友们先后两次给他寄来了1000培勒和800法郎，他才暂时解除了生活的忧虑。
可是到了1845年2月，马克思被普鲁士反动政府及其法国帮凶由巴黎驱逐到布鲁塞尔时，他全家几乎一贫如洗，甚至每天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了。这时，恩格斯把自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稿酬交给了马克思，才使他解决了吃饭问题。
1849年到1853年，是马克思一家最困苦的时期，贫穷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家里值点钱的物品，甚至连衣服、被单等都一件件拿去做了抵押。他的家里甚至经常拿不出几个便士来购买他写作必须的纸张，报纸和邮票也买不起了。从1852年9月8日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贫困。
“今天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收到您的信。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马克思的女儿）病了，琳蘅（马克思家的保姆）患了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8至10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这样的伙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因此，我把偿付所有各款的期限拖延到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小部分分期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22英镑的房租。但是，我未必能够得到这样大的恩典。此外，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和肉铺老板那里，都还有赊欠。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帐呢？”
由于缺吃少穿，他的6个嗷嗷待哺的子女全部体弱多病。1850年11月，他刚满周岁的次子吉多由于肺炎夭折了；一年半之后，刚刚度过周岁生日的三女弗兰契斯卡又于1852年4月辞世了；三年之后，长子埃德加尔又患了肺结核离开了他。
这样的贫困一直持续到1870年9月。这一年，恩格斯在脱离有他股份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时，拿到了一笔款子，这笔款子足以保障他本人和马克思全家基本的生活支出。这时，52岁的马克思终于卸下了压在他身上的生活重担。
试想，在如此贫困的30年中，连一家人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马克思，自然谈不上对自身疾病及时有效的治疗了，因此，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同时，长期的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不仅加剧了已有的疾病，而且又使他患上了新的疾病。到了55岁的时候，马克思已经病体不支了。
在繁重的科学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贫困的生活又加剧了他的这些疾病。
马克思一生的绝大多数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
1844年前后，马克思几乎身无分文，而此时他的夫人燕妮已经有孕在身。这种窘迫的困境持续了几个月，直到1844年3月，他的战友们先后两次给他寄来了1000培勒和800法郎，他才暂时解除了生活的忧虑。
可是到了1845年2月，马克思被普鲁士反动政府及其法国帮凶由巴黎驱逐到布鲁塞尔时，他全家几乎一贫如洗，甚至每天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了。这时，恩格斯把自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稿酬交给了马克思，才使他解决了吃饭问题。
1849年到1853年，是马克思一家最困苦的时期，贫穷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家里值点钱的物品，甚至连衣服、被单等都一件件拿去做了抵押。他的家里甚至经常拿不出几个便士来购买他写作必须的纸张，报纸和邮票也买不起了。从1852年9月8日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贫困。
“今天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收到您的信。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马克思的女儿）病了，琳蘅（马克思家的保姆）患了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8至10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这样的伙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因此，我把偿付所有各款的期限拖延到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小部分分期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22英镑的房租。但是，我未必能够得到这样大的恩典。此外，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和肉铺老板那里，都还有赊欠。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帐呢？”
由于缺吃少穿，他的6个嗷嗷待哺的子女全部体弱多病。1850年11月，他刚满周岁的次子吉多由于肺炎夭折了；一年半之后，刚刚度过周岁生日的三女弗兰契斯卡又于1852年4月辞世了；三年之后，长子埃德加尔又患了肺结核离开了他。
这样的贫困一直持续到1870年9月。这一年，恩格斯在脱离有他股份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时，拿到了一笔款子，这笔款子足以保障他本人和马克思全家基本的生活支出。这时，52岁的马克思终于卸下了压在他身上的生活重担。
试想，在如此贫困的30年中，连一家人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马克思，自然谈不上对自身疾病及时有效的治疗了，因此，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同时，长期的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不仅加剧了已有的疾病，而且又使他患上了新的疾病。到了55岁的时候，马克思已经病体不支了。
四、严重高血压中的他，依然拼命写作和研究，加上他不肯进行必要的锻炼，造成了其他疾病的加重
1873年秋天，马克思患了严重的头痛病，原因是他的血压很高。经过他和恩格斯共同的朋友古姆佩尔特医生连续几个星期的治疗，他的头痛终于减轻了，恩格斯和医生松了一口气，因为只有稳定了血压，他才能避免中风的危险，同时，他才能重新投入写作。
在第二年至1879年的3年间，他遵照医生的劝告，每年都去卡尔斯巴德疗养一次，而在疗养中，他的身体状况的确有了极大的好转。他差不多已经摆脱了肝区疼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症状，但是他的慢性胃病和失眠症却没有明显好转，特别是他的顽固性失眠，又使他的头疼了起来。1878年开始之后，头痛和失眠又重新发作起来。
其实这时，马克思虽然年近六十，但他完全恢复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只要他完全休息。但是，他却倔强地放弃休息，他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的手一时一刻也不肯停止思考和写作。为了完成他的主要科学著作，他又重新投入研究工作，并且研究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
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对于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一个自然问题是要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原始社会史、农艺史、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这一切马克思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为的是把论地租的一章写得尽量地完善。他能轻松自如地阅读日耳曼语系和罗马语系的各种文字。此外，他还研究古代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
能做到这些，对于一个健康的60岁的老人，已经是相当繁重的任务了，但这些只占去他工作时间的一半。马克思虽然退出了公共活动，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欧美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差不多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都保持通信联系。每当遇到重大事件，他们总是尽可能地亲自前来求救。写信和接待战友又占去了他工作的另一半时间。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他每天都忙碌到半夜甚至更晚。从早晨走进书房之后，他便在书房读书、思考或写作，只有吃饭或晴朗的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他才不情愿地走出书房。
这种持续不变的劳累，使得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而且，他还大量地吸烟。由于长年的贫困，他吸的都是劣质烟，因此，损害了他的肺部和气管。
马克思的女婿法拉格回忆，这期间的马克思不愿也不肯花费一点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他唯一的活动就是散步，更确切地说，是踱步──在他的书房里，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留有一条像当草地上小径一样的长痕，那便是他考虑问题时踱步踏成的。如果他年轻时更多地从事一些体育活动，他必定会成为一个强壮的人。
1873年秋天，马克思患了严重的头痛病，原因是他的血压很高。经过他和恩格斯共同的朋友古姆佩尔特医生连续几个星期的治疗，他的头痛终于减轻了，恩格斯和医生松了一口气，因为只有稳定了血压，他才能避免中风的危险，同时，他才能重新投入写作。
在第二年至1879年的3年间，他遵照医生的劝告，每年都去卡尔斯巴德疗养一次，而在疗养中，他的身体状况的确有了极大的好转。他差不多已经摆脱了肝区疼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症状，但是他的慢性胃病和失眠症却没有明显好转，特别是他的顽固性失眠，又使他的头疼了起来。1878年开始之后，头痛和失眠又重新发作起来。
其实这时，马克思虽然年近六十，但他完全恢复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只要他完全休息。但是，他却倔强地放弃休息，他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的手一时一刻也不肯停止思考和写作。为了完成他的主要科学著作，他又重新投入研究工作，并且研究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
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对于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一个自然问题是要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的。原始社会史、农艺史、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这一切马克思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为的是把论地租的一章写得尽量地完善。他能轻松自如地阅读日耳曼语系和罗马语系的各种文字。此外，他还研究古代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
能做到这些，对于一个健康的60岁的老人，已经是相当繁重的任务了，但这些只占去他工作时间的一半。马克思虽然退出了公共活动，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欧美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差不多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都保持通信联系。每当遇到重大事件，他们总是尽可能地亲自前来求救。写信和接待战友又占去了他工作的另一半时间。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他每天都忙碌到半夜甚至更晚。从早晨走进书房之后，他便在书房读书、思考或写作，只有吃饭或晴朗的傍晚外出散步的时候，他才不情愿地走出书房。
这种持续不变的劳累，使得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而且，他还大量地吸烟。由于长年的贫困，他吸的都是劣质烟，因此，损害了他的肺部和气管。
马克思的女婿法拉格回忆，这期间的马克思不愿也不肯花费一点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他唯一的活动就是散步，更确切地说，是踱步──在他的书房里，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留有一条像当草地上小径一样的长痕，那便是他考虑问题时踱步踏成的。如果他年轻时更多地从事一些体育活动，他必定会成为一个强壮的人。
五、夫人去世，给了他精神上的巨大打击
1878年秋天，马克思亲爱的妻子燕妮身体状况很不好，这使他在精神上增加了极大的压力。自1843年他们结婚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互敬互爱，一同走过长达三十多年的人生道路。燕妮在马克思的生活中发挥着无人能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确诊燕妮患的是肝癌之后，他痛苦得几乎绝望，因为在这之前，燕妮的病因始终没有确定。1879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妻子的病很危险，我自己也远没有完全康复。”
在燕妮患病的那些日子里，马克思的病情也在加重。但是他强忍着剧烈的头痛和头晕，一面照顾着妻子，让她快活，让她尽量减轻腹部的疼痛，享受更多的生活乐趣；一方面坐在书房里赶写《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后来发现，他在那个时期写的手稿，相当多地留下了他同病痛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
1881年七八月间，在燕妮的生命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马克思陪同夫人从伦敦去了巴黎的女儿家，共同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旅行。可是在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却患了胸膜炎、支气管炎，已经有所好转的肺炎也再度复发。
他们的女儿爱琳娜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前面的大房间里，躺着我们的母亲，旁边的房间里躺着摩尔（马克思）。这两个难舍难分、相依为命的人竟不能同居一室……”
这期间，马克思还是在身体及其虚弱、病痛极其剧烈的情况下，写了大量文章。1877年夏天，他为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写了第二篇第十章；1879年秋季，他又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了大量文章；1880年5月，他为法国工人党起草了纲领性的理论性导言。1881年12月2日，燕妮离开了马克思，独自上路了。这是马克思一生经受的最大的精神打击，他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那天，恩格斯看到马克思难以克制的悲痛，就说“摩尔（马克思）也死了”。这时，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于医生阻止他参加在海格特公墓为燕妮举行的葬礼。恩格斯代替他参加了葬礼，并在燕妮的墓前致悼词。
1878年秋天，马克思亲爱的妻子燕妮身体状况很不好，这使他在精神上增加了极大的压力。自1843年他们结婚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互敬互爱，一同走过长达三十多年的人生道路。燕妮在马克思的生活中发挥着无人能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确诊燕妮患的是肝癌之后，他痛苦得几乎绝望，因为在这之前，燕妮的病因始终没有确定。1879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妻子的病很危险，我自己也远没有完全康复。”
在燕妮患病的那些日子里，马克思的病情也在加重。但是他强忍着剧烈的头痛和头晕，一面照顾着妻子，让她快活，让她尽量减轻腹部的疼痛，享受更多的生活乐趣；一方面坐在书房里赶写《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后来发现，他在那个时期写的手稿，相当多地留下了他同病痛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
1881年七八月间，在燕妮的生命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马克思陪同夫人从伦敦去了巴黎的女儿家，共同完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旅行。可是在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却患了胸膜炎、支气管炎，已经有所好转的肺炎也再度复发。
他们的女儿爱琳娜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前面的大房间里，躺着我们的母亲，旁边的房间里躺着摩尔（马克思）。这两个难舍难分、相依为命的人竟不能同居一室……”
这期间，马克思还是在身体及其虚弱、病痛极其剧烈的情况下，写了大量文章。1877年夏天，他为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写了第二篇第十章；1879年秋季，他又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了大量文章；1880年5月，他为法国工人党起草了纲领性的理论性导言。1881年12月2日，燕妮离开了马克思，独自上路了。这是马克思一生经受的最大的精神打击，他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那天，恩格斯看到马克思难以克制的悲痛，就说“摩尔（马克思）也死了”。这时，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于医生阻止他参加在海格特公墓为燕妮举行的葬礼。恩格斯代替他参加了葬礼，并在燕妮的墓前致悼词。
六、辗转不停的疗养，并没有使他康复，而就在夫人逝世刚满一年时，大女儿辞世的噩耗终于使他一病不起
燕妮逝世两周后，1881年12月15日，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当我从最近的一场病中脱身出来时，我已经是一个双重的残废人：精神方面，由于我妻子的去世而一蹶不振；身体方面，由于病后留下来的胸膜硬化和呼吸道过敏的痼疾而衰弱不堪。可惜，我还得把一些时间完全花费在康复我的健康上面。”
马克思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劝告，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先后去了气候温暖的怀特岛和阿尔及尔休养。1882年2月20日，他到了阿尔及尔，但是由于旅途的寒冷，他再一次患了胸膜炎。5月2日，他又转到蒙特卡罗，可糟糕的是，他的胸膜炎日益加重了。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这个重病号还在利用任何机会搜集新的资料。在阿尔及尔，他女婿龙格的一个朋友能够向他提供有价值的详细资料，他就拖着病体同那位朋友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并且同正在伦敦的恩格斯通过信件交换意见。
直到到了巴黎近郊的女儿燕妮家里，并且在夏末又到了瑞士之后，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
这年10月，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的精神看上去似乎很饱满，体力也比以前强壮了许多。这时，他想重新开始工作，可是医生却不让他留在伦敦过冬，因为患有支气管炎的他，只适合去英国南部的沿海。于是，他便去了文特诺尔。可是，那里又遭遇到阴湿多雾的天气，他又患了感冒，以致身体再一次衰弱下来。任何工作都谈不上了，包括《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也包括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尽管他对科学上的一些发现，甚至那些与他的工作并无密切关系的科学发现，例如德普勒在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所做的种种试验，他都抱有极大的兴趣，而来自于肝病、胸膜炎、肺炎和支气管炎的病痛却时刻折磨着他。
1883年来临的时候，马克思的生命似乎已经走向了尽头。1月11日，他的大女儿燕妮的死讯给了他致命的最后一击。当时向他报告这一噩耗的小女儿爱琳娜后来回忆说：“我一生经历了不少的伤心事，但是像那次那样心情沉重却从来没有过。……我感到自己此去等于是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的父亲。在漫长的旅途中，我焦急地绞尽脑汁，不知该采取什么方式把这件事告诉他。但是，不等我开口，他已经从我的面部表情看出来了，他说，我们的燕妮死了……”第二天，满头白发、步履蹒跚、气喘嘘嘘而且浑身疼痛的马克思回到了伦敦，并且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站起来。
1883年，是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年年初以来，他的支气管炎日益加重，接着又并发了喉头炎。他不仅咳嗽不止，气喘嘘嘘，而且由于吞咽苦难而几乎不能进食，只得强忍着喉头的疼痛，喝着他生平最讨厌的牛奶，以获取维持生命的能量。2月份，他的肺部出现了脓肿，持续高烧不退，咳嗽进一步加重。虽然这时，他每天坚持服药，但这时药物对他的病症已经不起太大的作用了，而只是使他的食欲减退，消化不良。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但是他的精神依然那样饱满，睿智的眼睛依然放射着光芒──他没有被病痛吓倒。在这期间，恩格斯像往常一样，每天都来看望他，并且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得多，一陪就是几个小时。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曾在信中说：“6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的地方时，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
3月份，马克思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转的迹象，因为他的高烧、咳嗽基本消失，吞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然而，这是一种假象──马克思并没有从此恢复健康。
燕妮逝世两周后，1881年12月15日，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当我从最近的一场病中脱身出来时，我已经是一个双重的残废人：精神方面，由于我妻子的去世而一蹶不振；身体方面，由于病后留下来的胸膜硬化和呼吸道过敏的痼疾而衰弱不堪。可惜，我还得把一些时间完全花费在康复我的健康上面。”
马克思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劝告，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先后去了气候温暖的怀特岛和阿尔及尔休养。1882年2月20日，他到了阿尔及尔，但是由于旅途的寒冷，他再一次患了胸膜炎。5月2日，他又转到蒙特卡罗，可糟糕的是，他的胸膜炎日益加重了。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这个重病号还在利用任何机会搜集新的资料。在阿尔及尔，他女婿龙格的一个朋友能够向他提供有价值的详细资料，他就拖着病体同那位朋友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并且同正在伦敦的恩格斯通过信件交换意见。
直到到了巴黎近郊的女儿燕妮家里，并且在夏末又到了瑞士之后，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
这年10月，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的精神看上去似乎很饱满，体力也比以前强壮了许多。这时，他想重新开始工作，可是医生却不让他留在伦敦过冬，因为患有支气管炎的他，只适合去英国南部的沿海。于是，他便去了文特诺尔。可是，那里又遭遇到阴湿多雾的天气，他又患了感冒，以致身体再一次衰弱下来。任何工作都谈不上了，包括《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也包括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尽管他对科学上的一些发现，甚至那些与他的工作并无密切关系的科学发现，例如德普勒在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所做的种种试验，他都抱有极大的兴趣，而来自于肝病、胸膜炎、肺炎和支气管炎的病痛却时刻折磨着他。
1883年来临的时候，马克思的生命似乎已经走向了尽头。1月11日，他的大女儿燕妮的死讯给了他致命的最后一击。当时向他报告这一噩耗的小女儿爱琳娜后来回忆说：“我一生经历了不少的伤心事，但是像那次那样心情沉重却从来没有过。……我感到自己此去等于是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的父亲。在漫长的旅途中，我焦急地绞尽脑汁，不知该采取什么方式把这件事告诉他。但是，不等我开口，他已经从我的面部表情看出来了，他说，我们的燕妮死了……”第二天，满头白发、步履蹒跚、气喘嘘嘘而且浑身疼痛的马克思回到了伦敦，并且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站起来。
1883年，是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年年初以来，他的支气管炎日益加重，接着又并发了喉头炎。他不仅咳嗽不止，气喘嘘嘘，而且由于吞咽苦难而几乎不能进食，只得强忍着喉头的疼痛，喝着他生平最讨厌的牛奶，以获取维持生命的能量。2月份，他的肺部出现了脓肿，持续高烧不退，咳嗽进一步加重。虽然这时，他每天坚持服药，但这时药物对他的病症已经不起太大的作用了，而只是使他的食欲减退，消化不良。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但是他的精神依然那样饱满，睿智的眼睛依然放射着光芒──他没有被病痛吓倒。在这期间，恩格斯像往常一样，每天都来看望他，并且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得多，一陪就是几个小时。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曾在信中说：“6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的地方时，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
3月份，马克思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转的迹象，因为他的高烧、咳嗽基本消失，吞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然而，这是一种假象──马克思并没有从此恢复健康。
七、在前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他便倏然长逝。他的挚友恩格斯为他发表了著名悼辞
1883年3月14日下午，恩格斯照例来到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的家。走进房间之后，恩格斯看到“全家人都在掉眼泪，看来他快到了临终时刻”。恩格斯立即询问情况，以便进行安慰。跟随马克思一家多年的琳蘅·德穆说，刚才他咳了一点血。琳蘅走上楼去，马上又下来，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恩格斯马上走进楼上的书房。可是这时马克思再也没有伸出双手迎接他的老朋友──马克思安祥地睡了，他的脉搏和呼吸都已经停止。这时，时钟指向两点45分──马克思的生命之钟永远停摆了。这一年，马克思65岁。
马克思的逝世，是整个人类不可估量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失去了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他的道路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消失了，而且过去，他们每次都能从这里得到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做出的答案。”人们感到了极大的无法克制的悲痛。
但同时，对于马克思的突然逝世，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又感到由衷的宽慰和欣然，因为这无疑使这位伟大的老人免遭更为难以忍受的肉体折磨，而让生命最后带给他的不是病痛而是安祥。虽然，他连一句遗嘱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但人们还是为他这样匆匆上路而感到莫大的安慰。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说了下面一段话：“医术也许能使他的生命再延缓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即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它们而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喜欢讲伊壁鸠鲁说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不幸的是生者！’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的庸人的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我们把他送到他要安息的墓地去，要比这强过千倍。”
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三天，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他的夫人燕妮先于他15个月已经安息在那里。
这天的安葬仪式极其简单，只有他生前的几个朋友站在他的墓穴旁。没有送葬的队伍，没有低沉的哀乐，甚至没有一幅他的遗像──他的家人免除了一切仪式，因为那样会显得与死者的一生极不协调。这也许是当时乃至从此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名人还是常人的最朴素、最简单的葬礼。但是，由恩格斯用英语所作的悼词，却是任何死者都享受不到的最华美、最隆重、最崇高的评价：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安乐椅上静静地睡去了──永远睡去了。
这个人的逝去，对于战斗着的欧美无产阶级来说，对于历史科学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去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感觉到。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规模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各种思想体系所重重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律规定、艺术乃至宗教观念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就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来加以说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本末倒置。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因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过去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而随着剩余价值的发展，这一领域就豁然开朗了。
一个人能有这样两项发现，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甚至只要能做出一项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可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很多，而且对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不是肤浅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把历史推向前进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一种新发展，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效果的新发展都使他感到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刻会对工业和整个历史发展发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的各种发现的进展，不久前还注意到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第一个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的条件。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热情、顽强并卓有成效地斗争着。1842年，他任《莱茵报》的编辑；1844年参加巴黎出版的《前进报》的编辑工作;1847年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1848年到1849年出版《新莱茵报》；1852年至1861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文字，参加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各个组织的工作。最后，他创立了集这一切工作之大成的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其实，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便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此一件，就足以使他自豪的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是遭人嫉恨和受人诬蔑最多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治还是共和政府都曾把他驱逐出境；资产者──无论保守派还是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网一样轻轻地抹去，不予理睬，只是在迫不得已时给以答复。现在他逝世了，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里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崇敬、爱戴和哀悼。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1883年3月14日下午，恩格斯照例来到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的家。走进房间之后，恩格斯看到“全家人都在掉眼泪，看来他快到了临终时刻”。恩格斯立即询问情况，以便进行安慰。跟随马克思一家多年的琳蘅·德穆说，刚才他咳了一点血。琳蘅走上楼去，马上又下来，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恩格斯马上走进楼上的书房。可是这时马克思再也没有伸出双手迎接他的老朋友──马克思安祥地睡了，他的脉搏和呼吸都已经停止。这时，时钟指向两点45分──马克思的生命之钟永远停摆了。这一年，马克思65岁。
马克思的逝世，是整个人类不可估量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失去了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他的道路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消失了，而且过去，他们每次都能从这里得到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做出的答案。”人们感到了极大的无法克制的悲痛。
但同时，对于马克思的突然逝世，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又感到由衷的宽慰和欣然，因为这无疑使这位伟大的老人免遭更为难以忍受的肉体折磨，而让生命最后带给他的不是病痛而是安祥。虽然，他连一句遗嘱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但人们还是为他这样匆匆上路而感到莫大的安慰。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说了下面一段话：“医术也许能使他的生命再延缓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残生而不是立即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绝不是我们的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它们而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来说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喜欢讲伊壁鸠鲁说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不幸的是生者！’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伟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残生，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强时痛骂的庸人的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这强过千倍，我们把他送到他要安息的墓地去，要比这强过千倍。”
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三天，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他的夫人燕妮先于他15个月已经安息在那里。
这天的安葬仪式极其简单，只有他生前的几个朋友站在他的墓穴旁。没有送葬的队伍，没有低沉的哀乐，甚至没有一幅他的遗像──他的家人免除了一切仪式，因为那样会显得与死者的一生极不协调。这也许是当时乃至从此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名人还是常人的最朴素、最简单的葬礼。但是，由恩格斯用英语所作的悼词，却是任何死者都享受不到的最华美、最隆重、最崇高的评价：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安乐椅上静静地睡去了──永远睡去了。
这个人的逝去，对于战斗着的欧美无产阶级来说，对于历史科学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去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感觉到。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规模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各种思想体系所重重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律规定、艺术乃至宗教观念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就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来加以说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本末倒置。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因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过去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而随着剩余价值的发展，这一领域就豁然开朗了。
一个人能有这样两项发现，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甚至只要能做出一项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可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很多，而且对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不是肤浅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把历史推向前进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一种新发展，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效果的新发展都使他感到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刻会对工业和整个历史发展发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的各种发现的进展，不久前还注意到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第一个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的条件。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热情、顽强并卓有成效地斗争着。1842年，他任《莱茵报》的编辑；1844年参加巴黎出版的《前进报》的编辑工作;1847年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1848年到1849年出版《新莱茵报》；1852年至1861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文字，参加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各个组织的工作。最后，他创立了集这一切工作之大成的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其实，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便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此一件，就足以使他自豪的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是遭人嫉恨和受人诬蔑最多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治还是共和政府都曾把他驱逐出境；资产者──无论保守派还是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网一样轻轻地抹去，不予理睬，只是在迫不得已时给以答复。现在他逝世了，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里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崇敬、爱戴和哀悼。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一、为求和平促统一，孙中山抱病北上，并拒绝提前下车而坚持与拥挤的民众见面
1924年12月31日——除旧迎新的日子，但是，中国的大地上没有一丝喜庆的气氛。灾难深重的中国，虽然废除了帝制，实行了共和，但军阀割据的硝烟并没有散尽，帝国主义的蹂躏并未停止。中国，像一头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的巨狮，艰难的、痛苦地挣扎着，期待着……
沉沉的雾霭中，一列火车载着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从南向北，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北京。此时，躺在车厢里的孙中山脸色蜡黄，形容憔悴，身体极度虚弱，腹部的剧痛让他难以辗转入睡。自从一个多月前——10月13日离开广东之后，中山先生一路北上，先是乘永丰舰抵达上海，又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而后抵达天津；今天又由天津乘火车赶往北京。漫长路途与车船的颠簸和不停的操劳，使得58岁的孙中山感到极度疲倦，加上长期折磨着他的肝病逐日加剧，他已病体难起。虽然在天津暂作停留，但二十多天的休息并未解除他的长途劳顿，减轻他的病痛。
透过挂着冰花的车窗，孙中山隐约看到了古老的北京城。这座历经元、明、清三朝的封建帝都——冰雪覆盖着她的神秘，阴云笼罩着她的残破。忽然，他那深邃的眸子一亮，憔悴的脸上泛起了一丝愉悦，他猛地坐起，久久地凝望着窗外，13年前——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推翻盘踞在这座帝都里的封建皇帝宝座和结束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枪声，又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畔。作为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为那场如火如荼的推翻封建帝制的深刻革命感到由衷的自豪，他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感到欢欣鼓舞。但很快，他的目光又黯淡下来：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古老的中国大地并没有因为帝制的结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出现和平、兴旺的曙光，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也并没有从此走向美满、幸福的生活。两个月前——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战火再起，直系将领高举反奉旗帜，发动北京政变，导致奉系军阀迅速溃败。此后，北方政情大变，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执掌中央政权又互相猜忌、争夺的局面。此次不顾劝阻，毅然接受冯玉祥的邀请，抱病赴京,共商国是，以求尽快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可是没料到自己的身体竟病到如此程度……孙中山再一次手按腹部，在宋庆龄的扶持下，痛苦地倒在床上……
四十多年的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孙中山身体健康，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肝病。其间，他为革命四处奔走呼号，足迹遍及日本、美国、英国、越南、新加坡、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以及国内许多地区，而且多次被捕、被囚、流亡异国。长期的奔波操劳，倍受煎熬、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初期的病症也未得到应有的治疗。特别是在两次护法运动接连不断的南征北战中，他亲率军旅，赴战前线，使得他的身体再次受到摧残，原有的病患进一步加重。1915年10月25日，与宋庆龄结婚后，由于受到了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的调理，孙中山的病情曾一度好转，胃病几乎痊愈；可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使他的精神受到了异常沉重的打击，在永丰舰蒙难的五十多天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之后，在中国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势力多次耍阴谋，致使他的病情加重。据宋庆龄回忆，右派“使他愤怒得甚至食不下咽，有许多次，他身体上因气愤而感到剧烈的痛楚，终于成病。”这时，由肝炎恶化而致的肝癌，已经过早地侵入了他的机体。
这次离粤北上前，他的肝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还是强忍病痛，不顾宋庆龄等人的多次劝阻，带病北上。可是，他已经不堪长途跋涉、车船颠簸之苦了；沿途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演说等等，更让重病之中的他精疲力竭。12月4日，从日本神户启航，饱受了几天几夜风浪之苦之后，他抵达了天津大沽口。那天，尽管朔风凛冽，地冻天寒，他还是坚持着站在船头，脱帽向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致意。结果，他受了风寒，当晚，他肝病发作，呕吐不止，腹部剧痛，并伴有高烧症状。虽经多方医治，病势依然有增无减，他终于病倒了。
鉴于孙中山日益恶化的病情，随行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等人，不得临时决定，推迟进京时间，以便孙中山养病和休息。可是12月18日接见段祺瑞代表后，他的病情更加恶化,那天，段祺瑞委派叶恭泽、许世炎两人前往天津迎接孙中山。已经卧床不起的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他们。当他得知段祺瑞向外国使团表示“承认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匆忙召开抵制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后，他异常愤慨，并强忍病痛，厉声对两人说：“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在孙中山的凛然正气面前，叶、许二人不敢作声，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劝孙中山不要太过激烈，免得激怒了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这一说，激得孙中山火冒三丈，他一下子坐起来，气愤地说：“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气愤和激动使他病情急剧恶化。
列车继续行进着。一路服待左右的宋庆龄小心翼翼地帮他服了药，然后又为他掩了掩毛毯，并轻声地说：“请先生再休息一会，到前门站时，我会叫你的……”孙中山深情地望着夫人，顺从地躺下了。
这时，从天津开始负责保卫孙中山一行的冯玉祥代表、京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走进孙中山的车厢，轻声地对宋庆龄说：“夫人，前门火车站聚集了十余万学生和民众，他们都是欢迎总理的。现在总理这么虚弱，我们担心总理受不了欢迎人群的拥挤。为了总理的健康，是不是请总理提前在永定门车站下车休息，然后再接见民众？”
望着似乎已经入睡的孙中山，宋庆龄为难地说：“恐怕这样不行……”
双目微闭的孙中山听到了夫人与鹿钟麟的对话，睁开了双眼，喘息着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此次北上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不解的。”说着，他已经起身下了床，但一阵旋晕，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宋庆龄和鹿钟麟立即上他扶住了他。
勉强坐定后，孙中山的眼前又浮现出此次北上沿途各地群众热情欢迎的感人场面和一致要求打倒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统一的激昂情绪──
11月17日，他乘船离开广州，经途香港到达上海，成千上万名群众聚集在码头，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久久地回荡在黄浦江畔；“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等巨幅标语在寒风中林立、舞动……
11月23日至28日，他先后抵达日本长崎、神户，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掌声如潮，人海般的爱国华侨和日本人民，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他的到来……
12月4日，他到达天津的那天，天津一派节日景象，市民们自发地悬灯结彩，燃放鞭炮，两万群众聚汇在大沽口码头翘首迎候……
紧按剧痛的腹部，孙中山坚强地站起来：“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们即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
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列车继续向前，并缓缓驶进前门站。
1924年12月31日——除旧迎新的日子，但是，中国的大地上没有一丝喜庆的气氛。灾难深重的中国，虽然废除了帝制，实行了共和，但军阀割据的硝烟并没有散尽，帝国主义的蹂躏并未停止。中国，像一头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的巨狮，艰难的、痛苦地挣扎着，期待着……
沉沉的雾霭中，一列火车载着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从南向北，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北京。此时，躺在车厢里的孙中山脸色蜡黄，形容憔悴，身体极度虚弱，腹部的剧痛让他难以辗转入睡。自从一个多月前——10月13日离开广东之后，中山先生一路北上，先是乘永丰舰抵达上海，又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而后抵达天津；今天又由天津乘火车赶往北京。漫长路途与车船的颠簸和不停的操劳，使得58岁的孙中山感到极度疲倦，加上长期折磨着他的肝病逐日加剧，他已病体难起。虽然在天津暂作停留，但二十多天的休息并未解除他的长途劳顿，减轻他的病痛。
透过挂着冰花的车窗，孙中山隐约看到了古老的北京城。这座历经元、明、清三朝的封建帝都——冰雪覆盖着她的神秘，阴云笼罩着她的残破。忽然，他那深邃的眸子一亮，憔悴的脸上泛起了一丝愉悦，他猛地坐起，久久地凝望着窗外，13年前——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推翻盘踞在这座帝都里的封建皇帝宝座和结束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枪声，又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畔。作为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为那场如火如荼的推翻封建帝制的深刻革命感到由衷的自豪，他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感到欢欣鼓舞。但很快，他的目光又黯淡下来：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古老的中国大地并没有因为帝制的结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出现和平、兴旺的曙光，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也并没有从此走向美满、幸福的生活。两个月前——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战火再起，直系将领高举反奉旗帜，发动北京政变，导致奉系军阀迅速溃败。此后，北方政情大变，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执掌中央政权又互相猜忌、争夺的局面。此次不顾劝阻，毅然接受冯玉祥的邀请，抱病赴京,共商国是，以求尽快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可是没料到自己的身体竟病到如此程度……孙中山再一次手按腹部，在宋庆龄的扶持下，痛苦地倒在床上……
四十多年的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孙中山身体健康，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肝病。其间，他为革命四处奔走呼号，足迹遍及日本、美国、英国、越南、新加坡、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以及国内许多地区，而且多次被捕、被囚、流亡异国。长期的奔波操劳，倍受煎熬、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初期的病症也未得到应有的治疗。特别是在两次护法运动接连不断的南征北战中，他亲率军旅，赴战前线，使得他的身体再次受到摧残，原有的病患进一步加重。1915年10月25日，与宋庆龄结婚后，由于受到了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的调理，孙中山的病情曾一度好转，胃病几乎痊愈；可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使他的精神受到了异常沉重的打击，在永丰舰蒙难的五十多天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之后，在中国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势力多次耍阴谋，致使他的病情加重。据宋庆龄回忆，右派“使他愤怒得甚至食不下咽，有许多次，他身体上因气愤而感到剧烈的痛楚，终于成病。”这时，由肝炎恶化而致的肝癌，已经过早地侵入了他的机体。
这次离粤北上前，他的肝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还是强忍病痛，不顾宋庆龄等人的多次劝阻，带病北上。可是，他已经不堪长途跋涉、车船颠簸之苦了；沿途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演说等等，更让重病之中的他精疲力竭。12月4日，从日本神户启航，饱受了几天几夜风浪之苦之后，他抵达了天津大沽口。那天，尽管朔风凛冽，地冻天寒，他还是坚持着站在船头，脱帽向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致意。结果，他受了风寒，当晚，他肝病发作，呕吐不止，腹部剧痛，并伴有高烧症状。虽经多方医治，病势依然有增无减，他终于病倒了。
鉴于孙中山日益恶化的病情，随行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等人，不得临时决定，推迟进京时间，以便孙中山养病和休息。可是12月18日接见段祺瑞代表后，他的病情更加恶化,那天，段祺瑞委派叶恭泽、许世炎两人前往天津迎接孙中山。已经卧床不起的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他们。当他得知段祺瑞向外国使团表示“承认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匆忙召开抵制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后，他异常愤慨，并强忍病痛，厉声对两人说：“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在孙中山的凛然正气面前，叶、许二人不敢作声，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劝孙中山不要太过激烈，免得激怒了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这一说，激得孙中山火冒三丈，他一下子坐起来，气愤地说：“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气愤和激动使他病情急剧恶化。
列车继续行进着。一路服待左右的宋庆龄小心翼翼地帮他服了药，然后又为他掩了掩毛毯，并轻声地说：“请先生再休息一会，到前门站时，我会叫你的……”孙中山深情地望着夫人，顺从地躺下了。
这时，从天津开始负责保卫孙中山一行的冯玉祥代表、京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走进孙中山的车厢，轻声地对宋庆龄说：“夫人，前门火车站聚集了十余万学生和民众，他们都是欢迎总理的。现在总理这么虚弱，我们担心总理受不了欢迎人群的拥挤。为了总理的健康，是不是请总理提前在永定门车站下车休息，然后再接见民众？”
望着似乎已经入睡的孙中山，宋庆龄为难地说：“恐怕这样不行……”
双目微闭的孙中山听到了夫人与鹿钟麟的对话，睁开了双眼，喘息着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此次北上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不解的。”说着，他已经起身下了床，但一阵旋晕，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宋庆龄和鹿钟麟立即上他扶住了他。
勉强坐定后，孙中山的眼前又浮现出此次北上沿途各地群众热情欢迎的感人场面和一致要求打倒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统一的激昂情绪──
11月17日，他乘船离开广州，经途香港到达上海，成千上万名群众聚集在码头，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久久地回荡在黄浦江畔；“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等巨幅标语在寒风中林立、舞动……
11月23日至28日，他先后抵达日本长崎、神户，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掌声如潮，人海般的爱国华侨和日本人民，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他的到来……
12月4日，他到达天津的那天，天津一派节日景象，市民们自发地悬灯结彩，燃放鞭炮，两万群众聚汇在大沽口码头翘首迎候……
紧按剧痛的腹部，孙中山坚强地站起来：“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们即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
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列车继续向前，并缓缓驶进前门站。
二、孙中山依然坚持向欢迎的民众现场发表演说，但被阻止了，可拥挤的人群使得他的汽车寸步难行
北京前门火车站，座落在故宫紫禁城正南的前门的左前方。与飞檐翘壁、雕梁画栋，具有浓郁民族建筑风格的前门相比，前门火车站的塔楼独具异国特色：灰白色的塔身，高耸的穹窿，拱形的门窗；更为独特的是，塔楼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时钟。
并不算大的前门火车站广场，人头攒动，彩旗飘舞，十万民众从清晨就开始等候在凛冽的寒风中，期待着一睹国父的容颜，期待着向这位革命领袖表达他们的尊敬和拥戴。人们手中挚着的各色小旗上写着各式各样的欢迎标语：
热烈欢迎国父抵京
国父孙中山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车站塔楼上悬挂的两条巨幅垂帐更表达了北京人民对孙中山的景仰和向往之情：
北京各团体欢迎孙中山先生
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
列车终于驶进了月台，广场上黑压压的欢迎人群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鼓乐齐鸣，响彻云霄。
这时，身着黑色锦袍、头戴黑色礼帽的孙中山在宋庆龄及随员的簇拥下，面带微笑走下列车。
这时的孙中山依然发着低烧，身体相当虚弱，但他还是迎着刺骨的北风，顽强地健步走出了车站，走向了欢呼雀跃的群众欢迎队伍，并频频脱帽向群众致意。
对于第一次亲眼目睹孙中山的北京人来说，此时的孙中山比照片上更慈祥，更坚毅，更活力四射、精神抖擞，他的举手投足无不洋溢着开国领袖的诱人风采。而谁会想到，此时的孙中山正拖着病体迈向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面对热血沸腾的学生和民众，孙中山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这位忧国忧民的老人禁不住泪眼模糊。他忽然想向热情的人们发表演说，便回头向汪精卫示意，可汪精卫却面露难色。早在北上的途中，孙中山便多次提出，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他不仅要同欢迎的群众见面，而且还要向群众发表讲话，并认真地起草讲话提纲和《入京宣言》。但是，考虑到孙中山的病体现状以及北京寒冷的天气，他的这个想法被随员和宋庆龄一致劝阻。现在孙中山又提出这个愿望，随员深为他的健康担忧。
“将已经拟好的书面讲话和《入京宣言》发给人们，不是一样的吗？先生的身体要紧……”挽着孙中山手臂的宋庆龄轻声地说道。
听到夫人关爱的劝阻，孙中山无奈地服从了接待人员的安排，恋恋不舍地离开欢迎人群，走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
激动的人们自动地躲向两侧，闪开一条车道，孙中山一行乘座的汽车穿过欢呼的人群，缓缓地向北、然后向东驶去
从前门火车站到下榻的北京饭店，只有不远的路途，但沿途的欢迎群众太多，车子不得不放慢速度，一路竟用了半个多小时。
北京前门火车站，座落在故宫紫禁城正南的前门的左前方。与飞檐翘壁、雕梁画栋，具有浓郁民族建筑风格的前门相比，前门火车站的塔楼独具异国特色：灰白色的塔身，高耸的穹窿，拱形的门窗；更为独特的是，塔楼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时钟。
并不算大的前门火车站广场，人头攒动，彩旗飘舞，十万民众从清晨就开始等候在凛冽的寒风中，期待着一睹国父的容颜，期待着向这位革命领袖表达他们的尊敬和拥戴。人们手中挚着的各色小旗上写着各式各样的欢迎标语：
热烈欢迎国父抵京
国父孙中山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车站塔楼上悬挂的两条巨幅垂帐更表达了北京人民对孙中山的景仰和向往之情：
北京各团体欢迎孙中山先生
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
列车终于驶进了月台，广场上黑压压的欢迎人群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鼓乐齐鸣，响彻云霄。
这时，身着黑色锦袍、头戴黑色礼帽的孙中山在宋庆龄及随员的簇拥下，面带微笑走下列车。
这时的孙中山依然发着低烧，身体相当虚弱，但他还是迎着刺骨的北风，顽强地健步走出了车站，走向了欢呼雀跃的群众欢迎队伍，并频频脱帽向群众致意。
对于第一次亲眼目睹孙中山的北京人来说，此时的孙中山比照片上更慈祥，更坚毅，更活力四射、精神抖擞，他的举手投足无不洋溢着开国领袖的诱人风采。而谁会想到，此时的孙中山正拖着病体迈向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面对热血沸腾的学生和民众，孙中山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这位忧国忧民的老人禁不住泪眼模糊。他忽然想向热情的人们发表演说，便回头向汪精卫示意，可汪精卫却面露难色。早在北上的途中，孙中山便多次提出，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他不仅要同欢迎的群众见面，而且还要向群众发表讲话，并认真地起草讲话提纲和《入京宣言》。但是，考虑到孙中山的病体现状以及北京寒冷的天气，他的这个想法被随员和宋庆龄一致劝阻。现在孙中山又提出这个愿望，随员深为他的健康担忧。
“将已经拟好的书面讲话和《入京宣言》发给人们，不是一样的吗？先生的身体要紧……”挽着孙中山手臂的宋庆龄轻声地说道。
听到夫人关爱的劝阻，孙中山无奈地服从了接待人员的安排，恋恋不舍地离开欢迎人群，走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
激动的人们自动地躲向两侧，闪开一条车道，孙中山一行乘座的汽车穿过欢呼的人群，缓缓地向北、然后向东驶去
从前门火车站到下榻的北京饭店，只有不远的路途，但沿途的欢迎群众太多，车子不得不放慢速度，一路竟用了半个多小时。
三、孙中山强支病体坚持工作，直到二十多天后才不得不因病情恶化统一住院，而他宁死不进东郊民巷
孙中山到达北京以后，病情日趋严重。但繁忙的国事，让他无暇顾及治疗，宋庆龄和随员们多次住院治疗的建议，都被他坚决拒绝。1月25日早晨，在经历了一整夜腹部、呕吐和高烧折磨的孙中山在药物的作用下终于安静下来。冬日最后的阳光透过垂地纱窗，柔和地射进孙中山的卧房，此时，静静地躺在床榻上的孙中山，面色苍白，眼睑浮肿，双颊消癯，入京的近一个月时间，他浓重的眉毛、鬓须以及头发，似乎全都花白了。他的右手习惯性地捂着腹部，紧闭着双唇，神情十分痛苦且坚毅……宋庆龄疲惫地站在他的床前，时时用手在他的额头上测试着体温，或为他盖紧被子……
在孙中山的卧房的隔壁，彻夜未眠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等人坐立不安，愁容满面。虽然孙中山病情的急剧恶化，早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但对病势恶化之快、之猛，他们却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这紧急关头，他们一致认为，火速将孙中山送往医院，以便立即确诊并治疗；但在选择哪家医院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孙中山病因的正确诊断、有效治疗，更关系到孙中山安全保卫是否万无一失。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滑过，医院的选择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刚刚获悉孙中山病情的苏联政府应邀派驻广州的常设代表、孙中山亲自委托的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罗廷忽匆走进房间。还未坐定，他便恳切地说：“我建议送苏联医院，在那里，先生将得到最科学的诊断和最有效的治疗……”
鲍罗廷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苏联医院里不仅有经验丰富的医生，而且医疗设备在当时的北京绝对是一流的；同时，苏联政府始终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那里的安全保卫也有必要的保障；加上苏联医院地处东郊民巷，同北京饭店近在咫尺，免去了病人因路途遥远所致的颠簸之苦。随员们一致认为，苏联医院是孙中山诊断和治疗的最佳选择。
东郊民巷位于崇文门西北侧。自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各国先后在这里安营扎塞、大兴土木，开使馆，办医院，建教堂，逐步形成了一个只准外国人出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特殊区域。在那里，各式教堂林立，各色国旗飘舞，各国语言交杂。英、美、法、德等国的使馆就建在那里，苏联医院也设在其中。
房门轻轻打开了，宋庆龄缓缓走了进来。自从进京以来，她不仅帮助孙中山料理国事，同时又承担了照顾和护理孙中山的责任。她又是一夜未眠，明亮的眼睛里泛着疲惫而忧伤的血丝。
宋庆龄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点头称是：“现在，最紧要的是确诊，并实施对症治疗，否则……”她哽咽了，两行泪水扑簌而下。
似睡似醒的孙中山听了夫人转达的随员们的建议，突然睁大眼睛，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声音微弱但坚决地说：“我不去那里，我不去那里！我不进东郊民巷！”
在孙中山的心中，东郊民巷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作为毕生致力于推翻帝国义义列强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追求民族独立、统一的革命领袖，他对东郊民巷及那里的帝国主义列强代表恨之入骨。
无奈，随员们再次磋商，最后选择了崇文门北门内的日本协和医院。这次，孙中山点头同意了。
经过紧张的联络，1月26日上午，病情已经相当危重的孙中山被送进了这座由日本人开设并管理的医院。
对于日本和日本人民，孙中山始终怀有特殊的感情。早在青年时期──1895年10月，他在领导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便北往日本，那一年，他才29岁；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逃亡日本。他的一生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5年11月，他在日本横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
1897年夏，他在美国，英国等地宣传革命之后，再次回到日本。从此至1903年秋天的6年多时间，他基本上都是在日本度过的，奔波的足迹遍及东京、横滨、长崎、神户、马关等地。期间，他先后吸收了大批华侨参加兴中会，有效地扩大了革命团体的阵容；创建革命军事学校，训练干部，准备再次举行武装起义。
1905年7月，他自法国回到日本，联合了黄兴、邹闳等革命志士，共同致力于反清革命；同年8月20日，他所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并被推举为该会总理；同年11月，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亲自撰写《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06年青夏和秋冬时节，他两次赴日本，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系统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
1910年6月，在受到日本政府的驱逐之后，他秘密潜入日本，与黄兴等人谋设秘密机关，分管各地革命团体行动。
1913年春天，几次革命失败之后，他再赴日本，积极筹备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22日，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上，被选为总理。
1915年10月25日，他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从此两人形影不离。
1916年4月27日，他自日本返回上海。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以日本为革命根据地，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人民也对孙中山充满了景仰之情。
孙中山到达北京以后，病情日趋严重。但繁忙的国事，让他无暇顾及治疗，宋庆龄和随员们多次住院治疗的建议，都被他坚决拒绝。1月25日早晨，在经历了一整夜腹部、呕吐和高烧折磨的孙中山在药物的作用下终于安静下来。冬日最后的阳光透过垂地纱窗，柔和地射进孙中山的卧房，此时，静静地躺在床榻上的孙中山，面色苍白，眼睑浮肿，双颊消癯，入京的近一个月时间，他浓重的眉毛、鬓须以及头发，似乎全都花白了。他的右手习惯性地捂着腹部，紧闭着双唇，神情十分痛苦且坚毅……宋庆龄疲惫地站在他的床前，时时用手在他的额头上测试着体温，或为他盖紧被子……
在孙中山的卧房的隔壁，彻夜未眠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等人坐立不安，愁容满面。虽然孙中山病情的急剧恶化，早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但对病势恶化之快、之猛，他们却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这紧急关头，他们一致认为，火速将孙中山送往医院，以便立即确诊并治疗；但在选择哪家医院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孙中山病因的正确诊断、有效治疗，更关系到孙中山安全保卫是否万无一失。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滑过，医院的选择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刚刚获悉孙中山病情的苏联政府应邀派驻广州的常设代表、孙中山亲自委托的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罗廷忽匆走进房间。还未坐定，他便恳切地说：“我建议送苏联医院，在那里，先生将得到最科学的诊断和最有效的治疗……”
鲍罗廷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苏联医院里不仅有经验丰富的医生，而且医疗设备在当时的北京绝对是一流的；同时，苏联政府始终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那里的安全保卫也有必要的保障；加上苏联医院地处东郊民巷，同北京饭店近在咫尺，免去了病人因路途遥远所致的颠簸之苦。随员们一致认为，苏联医院是孙中山诊断和治疗的最佳选择。
东郊民巷位于崇文门西北侧。自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各国先后在这里安营扎塞、大兴土木，开使馆，办医院，建教堂，逐步形成了一个只准外国人出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特殊区域。在那里，各式教堂林立，各色国旗飘舞，各国语言交杂。英、美、法、德等国的使馆就建在那里，苏联医院也设在其中。
房门轻轻打开了，宋庆龄缓缓走了进来。自从进京以来，她不仅帮助孙中山料理国事，同时又承担了照顾和护理孙中山的责任。她又是一夜未眠，明亮的眼睛里泛着疲惫而忧伤的血丝。
宋庆龄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点头称是：“现在，最紧要的是确诊，并实施对症治疗，否则……”她哽咽了，两行泪水扑簌而下。
似睡似醒的孙中山听了夫人转达的随员们的建议，突然睁大眼睛，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声音微弱但坚决地说：“我不去那里，我不去那里！我不进东郊民巷！”
在孙中山的心中，东郊民巷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作为毕生致力于推翻帝国义义列强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追求民族独立、统一的革命领袖，他对东郊民巷及那里的帝国主义列强代表恨之入骨。
无奈，随员们再次磋商，最后选择了崇文门北门内的日本协和医院。这次，孙中山点头同意了。
经过紧张的联络，1月26日上午，病情已经相当危重的孙中山被送进了这座由日本人开设并管理的医院。
对于日本和日本人民，孙中山始终怀有特殊的感情。早在青年时期──1895年10月，他在领导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便北往日本，那一年，他才29岁；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逃亡日本。他的一生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5年11月，他在日本横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
1897年夏，他在美国，英国等地宣传革命之后，再次回到日本。从此至1903年秋天的6年多时间，他基本上都是在日本度过的，奔波的足迹遍及东京、横滨、长崎、神户、马关等地。期间，他先后吸收了大批华侨参加兴中会，有效地扩大了革命团体的阵容；创建革命军事学校，训练干部，准备再次举行武装起义。
1905年7月，他自法国回到日本，联合了黄兴、邹闳等革命志士，共同致力于反清革命；同年8月20日，他所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并被推举为该会总理；同年11月，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亲自撰写《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06年青夏和秋冬时节，他两次赴日本，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系统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
1910年6月，在受到日本政府的驱逐之后，他秘密潜入日本，与黄兴等人谋设秘密机关，分管各地革命团体行动。
1913年春天，几次革命失败之后，他再赴日本，积极筹备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22日，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上，被选为总理。
1915年10月25日，他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从此两人形影不离。
1916年4月27日，他自日本返回上海。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以日本为革命根据地，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人民也对孙中山充满了景仰之情。
四、在协和医院，孙中山的腹腔被切开了，又很快被缝合了，外科手术已无法挽回肝癌晚期的孙中山的生命了
孙中山的到来让协和医院的日本医护人员被喜交加，他们在为孙中山病情感到悲痛的同时，又能为医治孙中山的病痛，拯救他的生命感到十分荣幸。
这所医院几名最负盛名的医生为孙中山进行了认真而全面的查体和会诊。从他们惊讶和忧伤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病情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他们一方面责怪随员们为何此时才将病人送入医院，一方面对孙中山抱病坚持工作的顽强毅力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很快，医生做出了初步诊断：
1、肝硬化、肝浮水
2、门静脉高压
3、高热
经过紧急商讨，医生们决定立即对孙中山实施腹部外科手术。
然而，医生和随员们没有告诉孙中山病情诊断结果，但从立即采取手术这一紧急治疗措施推断，孙中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危重。他对医学了如指掌──1886年，20岁的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学堂学习医学；半年之后，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6年之后──1892年，他以名列全校学生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这所学院，并获医科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开设药局，在两年的医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躺在手术台上，他的神色安祥、镇静，没有一丝对手术的恐惧。这时，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两个结果，一个是接受手术之后，他会转危为安，恢复健康，他希望是这种结局，因为他珍惜生命，更珍惜几十年奋斗的革命成果，有多少工作需要他去做啊！另一个结果是，他患了不治之症，虽然接受手术治疗也不会根本医治，甚至不能走出手术室。尽管这种结果是残酷的，但完全存在这种可能。其实，他对死亡毫无畏惧，四十多年出生入死，几度死里逃生，几度大难生还，为了祖国的独立，人民的幸福，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想到这里，他深邃的目光中流露出了的忧虑──他为尚未成功的革命忧虑，他为灾难深的同胞忧虑。
幽深的长廊中一片寂静，长廊的尽头的手术室大门像野兽张开的血盆大口，噬咬着宋庆龄的心。她清楚孙中山此次次手术必定凶多吉少，不由得泪眼模糊，她有千言万语要对丈夫说，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望着极度悲哀的夫人以及儿子、战友，孙中山微笑了，神色轻松地说：“不要紧的……”
手术车被缓缓推进了手术室，医护人员已经整装待命。
望着自己熟悉的无影灯和个个“全付武装”的医生，孙中山的声音十分微弱但口气却十分从容和坚定：“开刀吧，我不怕痛！”
手术开始了。然而，这可不是一般的手术，而是关系到孙中山生死的非常手术，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非常手术。在手术室隔壁的休息室里，宋庆龄焦急地等待手术结果；在莫斯科，通过鲍罗廷得知消息的斯大林焦急地等待手术结果。全中国人民也在焦急地等待，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人们也在焦急地等待……
孙中山的腹腔被切开了。就在这一瞬，在场的医护人员全都惊呆了：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下面，布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带──肝癌的表现已经显而易见，而且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
切除癌组织已经没有可能了。医生的眼里噙着泪水，只在肝脏上切下一小块组织后，立即将腹腔缝合──医生清楚地意识到，手术已没有任何作用和价值，肝癌已达晚期的孙中山，生命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肝活组织化验结果很快得出了结论：肝癌。
这个结论虽然早在宋庆龄的预料之中，可当她面对真实的化验单时，她还是如遇五雷轰顶，顿时晕了过去。其他随员倾刻泪如泉涌，在场医护人员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孙中山的到来让协和医院的日本医护人员被喜交加，他们在为孙中山病情感到悲痛的同时，又能为医治孙中山的病痛，拯救他的生命感到十分荣幸。
这所医院几名最负盛名的医生为孙中山进行了认真而全面的查体和会诊。从他们惊讶和忧伤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病情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他们一方面责怪随员们为何此时才将病人送入医院，一方面对孙中山抱病坚持工作的顽强毅力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很快，医生做出了初步诊断：
1、肝硬化、肝浮水
2、门静脉高压
3、高热
经过紧急商讨，医生们决定立即对孙中山实施腹部外科手术。
然而，医生和随员们没有告诉孙中山病情诊断结果，但从立即采取手术这一紧急治疗措施推断，孙中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危重。他对医学了如指掌──1886年，20岁的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学堂学习医学；半年之后，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6年之后──1892年，他以名列全校学生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这所学院，并获医科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开设药局，在两年的医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躺在手术台上，他的神色安祥、镇静，没有一丝对手术的恐惧。这时，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两个结果，一个是接受手术之后，他会转危为安，恢复健康，他希望是这种结局，因为他珍惜生命，更珍惜几十年奋斗的革命成果，有多少工作需要他去做啊！另一个结果是，他患了不治之症，虽然接受手术治疗也不会根本医治，甚至不能走出手术室。尽管这种结果是残酷的，但完全存在这种可能。其实，他对死亡毫无畏惧，四十多年出生入死，几度死里逃生，几度大难生还，为了祖国的独立，人民的幸福，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想到这里，他深邃的目光中流露出了的忧虑──他为尚未成功的革命忧虑，他为灾难深的同胞忧虑。
幽深的长廊中一片寂静，长廊的尽头的手术室大门像野兽张开的血盆大口，噬咬着宋庆龄的心。她清楚孙中山此次次手术必定凶多吉少，不由得泪眼模糊，她有千言万语要对丈夫说，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望着极度悲哀的夫人以及儿子、战友，孙中山微笑了，神色轻松地说：“不要紧的……”
手术车被缓缓推进了手术室，医护人员已经整装待命。
望着自己熟悉的无影灯和个个“全付武装”的医生，孙中山的声音十分微弱但口气却十分从容和坚定：“开刀吧，我不怕痛！”
手术开始了。然而，这可不是一般的手术，而是关系到孙中山生死的非常手术，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非常手术。在手术室隔壁的休息室里，宋庆龄焦急地等待手术结果；在莫斯科，通过鲍罗廷得知消息的斯大林焦急地等待手术结果。全中国人民也在焦急地等待，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人们也在焦急地等待……
孙中山的腹腔被切开了。就在这一瞬，在场的医护人员全都惊呆了：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下面，布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带──肝癌的表现已经显而易见，而且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
切除癌组织已经没有可能了。医生的眼里噙着泪水，只在肝脏上切下一小块组织后，立即将腹腔缝合──医生清楚地意识到，手术已没有任何作用和价值，肝癌已达晚期的孙中山，生命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肝活组织化验结果很快得出了结论：肝癌。
这个结论虽然早在宋庆龄的预料之中，可当她面对真实的化验单时，她还是如遇五雷轰顶，顿时晕了过去。其他随员倾刻泪如泉涌，在场医护人员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五、手术后的孙中山并未得到应有的休养，病情急剧恶化，只得口述了三份遗嘱以防万一
1925年1月27日晚，在麻醉药物作用下昏睡了25个小时的孙中山，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手臂，同时艰难地睁开了眼睛──他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死里逃生。
宽敞的病房空旷而寂静，他甚至能听床边输液瓶中药液的嘀嗒声。病床边，那个骄小美丽的身影，是他的夫人宋庆龄，她正蜷坐在那里默默垂泪。
“达龄！”他轻声地呼唤着夫人。听见熟悉而亲切的呼唤，宋庆龄一阵欣喜，连忙擦干眼泪，紧紧地拉住孙中山的大手。
看着年轻夫人憔悴的面容，孙中山心中顿时涌起无限怜爱。自从1915年他们结婚之后，10年来，这位才貌双全、柔中有刚的年轻夫人，始终坚定地追随自己的革命事业，同自己一道时而同谋救国大计，时而共赴炮火硝烟，时尔转战南北，时而流亡异邦，吃尽了苦难，受尽了奔波，没有享受一天安宁的生活。此次自己抱病北上，漫长而艰难的旅途中，如果没有夫人的精心照料，也许自己的病体会更遭……想到这里，孙中山用力拉着夫人的手，轻轻地安慰道：“你不用悲哀，我会好起来的……我不会有什么事，革命还需要我，我离不开你，离不开革命，我不会死的……”
这时，腹部一阵剧痛袭来，他宽阔的额头上渗出汗珠。自从进入协和医院，特别是走上手术台之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身患绝症，已经踏上了人生的最后征程。他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候，他除了念念不忘尚未成功的革命之外，就是担忧夫人将来的生活。
孙中山伸手试图为夫人擦拭已经纷纷而下的泪水，但他已经没有这个力气了。“达龄，你别哭，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听着孙中山声音微弱的安慰，宋庆龄也忍不住了，她悲痛欲绝：“我一切都不爱，只爱你而已！”
这时，门轻轻被推开了，医生走了进来。
“谢谢你，医生。我自知时日不多，请你真实地告诉我化验结论……”孙中山恳切的目光和话语让医生左右为难──病情对病人保密，特别是对危重病人保密，是医生的责任，而眼前的这位老人不仅仅是病人，更是伟人，告知真实结论，也许对他的事业更有利。于是，在征询了宋庆龄意见后，医生坦诚地说：
“先生患了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生的配合，我们将尽全力减轻你的痛苦……”说到这，医生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听了医生的话，孙中山轻松了点了点头，神情安详而平静，既没有获悉绝症的恐惧，也没有生死将尽的悲哀。这位饱经人生忧患的革命者，紧紧地攥攥双拳，坚毅的目光闪耀出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豪情。
尽管术后的孙中山已难以起床，但他还是强忍着腹部剧痛，坚持每天倾听随员们的汇报，并由宋庆龄阅读，通过各类报纸了解革命运动。在手术至辞世的那些最后日子，他一天也未放弃工作，通过谈话、写信和致电等方式，指导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
1月31日，手术后第5天，孙中山的体力稍有恢复。这时他念念不忘深恶痛绝的“善后会议”又萦绕在他的脑海。躺在病榻上，他向身边的随员指示，国民党员要拒绝参加段旗瑞提出的“善后会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当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2月1日这天，是孙中山腹部刀口拆线的日子，但是他从早忙到晚，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息。当天上午，段旗瑞公然拒绝了孙中山1月17日提出的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一意孤行，悍然召开了“善后会议”。得知消息后的孙中山气愤至极。面对段旗瑞的反革命嘴脸，孙中山毫不退让，他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发表宣言，反对“善后会议”，并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作完指示之后，孙中山疲惫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始终睁大着眼睛思虑着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局势。
中午刚过，汪精卫急匆匆走进病房，轻声向孙中山转告了广东革命政府东征讨伐陈炯明的决定，并详细介绍了东征的部署。孙中山为此消息欣慰不已，他立即向汪口述了给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的电报。他喘息着说，自己“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告急”；他希望前方战士“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威于外”；他表示，自己“引须南望，不尽欲容”……
2月24日，已经出院住进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的孙中山，病情再次恶化。自广州、上海等地来京探视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在悲痛之余，“极力主张预备一个遗嘱，以便到万一危急的时候，请示大元帅签一个字，作本党永远遵守的信条。”孙中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天下午，孙中山先后用汉语和英语向汪精卫、鲍罗廷、陈友仁三人口述了《遗嘱》、《致苏联遗书》和《家事遗嘱》。前两个遗嘱表现了他爱国爱民、坚持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是指导日后国民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是孙中山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自入京以来，孙中山始终致力于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旗瑞的“善后会议”。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虽然这时的孙中山已经无法亲临大会，但当他听到宋庆龄阅读了报纸上的会议消息，他十分欣慰，他甚至勉强撑起病体，执意要亲自翻阅报纸。
3月10日，孙中山病势危重，但当获悉广东东征军在黄埔军校学员和东征农民军的配合下，打垮了陈炯明叛军，攻克潮安、汕头时，他已经消瘦得不堪忍睹的脸上顿时露出欣慰的笑意，并立即指导随员电告留守政府代行大元帅之职的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1925年1月27日晚，在麻醉药物作用下昏睡了25个小时的孙中山，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手臂，同时艰难地睁开了眼睛──他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死里逃生。
宽敞的病房空旷而寂静，他甚至能听床边输液瓶中药液的嘀嗒声。病床边，那个骄小美丽的身影，是他的夫人宋庆龄，她正蜷坐在那里默默垂泪。
“达龄！”他轻声地呼唤着夫人。听见熟悉而亲切的呼唤，宋庆龄一阵欣喜，连忙擦干眼泪，紧紧地拉住孙中山的大手。
看着年轻夫人憔悴的面容，孙中山心中顿时涌起无限怜爱。自从1915年他们结婚之后，10年来，这位才貌双全、柔中有刚的年轻夫人，始终坚定地追随自己的革命事业，同自己一道时而同谋救国大计，时而共赴炮火硝烟，时尔转战南北，时而流亡异邦，吃尽了苦难，受尽了奔波，没有享受一天安宁的生活。此次自己抱病北上，漫长而艰难的旅途中，如果没有夫人的精心照料，也许自己的病体会更遭……想到这里，孙中山用力拉着夫人的手，轻轻地安慰道：“你不用悲哀，我会好起来的……我不会有什么事，革命还需要我，我离不开你，离不开革命，我不会死的……”
这时，腹部一阵剧痛袭来，他宽阔的额头上渗出汗珠。自从进入协和医院，特别是走上手术台之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身患绝症，已经踏上了人生的最后征程。他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候，他除了念念不忘尚未成功的革命之外，就是担忧夫人将来的生活。
孙中山伸手试图为夫人擦拭已经纷纷而下的泪水，但他已经没有这个力气了。“达龄，你别哭，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听着孙中山声音微弱的安慰，宋庆龄也忍不住了，她悲痛欲绝：“我一切都不爱，只爱你而已！”
这时，门轻轻被推开了，医生走了进来。
“谢谢你，医生。我自知时日不多，请你真实地告诉我化验结论……”孙中山恳切的目光和话语让医生左右为难──病情对病人保密，特别是对危重病人保密，是医生的责任，而眼前的这位老人不仅仅是病人，更是伟人，告知真实结论，也许对他的事业更有利。于是，在征询了宋庆龄意见后，医生坦诚地说：
“先生患了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生的配合，我们将尽全力减轻你的痛苦……”说到这，医生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听了医生的话，孙中山轻松了点了点头，神情安详而平静，既没有获悉绝症的恐惧，也没有生死将尽的悲哀。这位饱经人生忧患的革命者，紧紧地攥攥双拳，坚毅的目光闪耀出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豪情。
尽管术后的孙中山已难以起床，但他还是强忍着腹部剧痛，坚持每天倾听随员们的汇报，并由宋庆龄阅读，通过各类报纸了解革命运动。在手术至辞世的那些最后日子，他一天也未放弃工作，通过谈话、写信和致电等方式，指导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
1月31日，手术后第5天，孙中山的体力稍有恢复。这时他念念不忘深恶痛绝的“善后会议”又萦绕在他的脑海。躺在病榻上，他向身边的随员指示，国民党员要拒绝参加段旗瑞提出的“善后会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当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2月1日这天，是孙中山腹部刀口拆线的日子，但是他从早忙到晚，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息。当天上午，段旗瑞公然拒绝了孙中山1月17日提出的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一意孤行，悍然召开了“善后会议”。得知消息后的孙中山气愤至极。面对段旗瑞的反革命嘴脸，孙中山毫不退让，他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发表宣言，反对“善后会议”，并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作完指示之后，孙中山疲惫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始终睁大着眼睛思虑着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局势。
中午刚过，汪精卫急匆匆走进病房，轻声向孙中山转告了广东革命政府东征讨伐陈炯明的决定，并详细介绍了东征的部署。孙中山为此消息欣慰不已，他立即向汪口述了给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的电报。他喘息着说，自己“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告急”；他希望前方战士“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威于外”；他表示，自己“引须南望，不尽欲容”……
2月24日，已经出院住进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的孙中山，病情再次恶化。自广州、上海等地来京探视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在悲痛之余，“极力主张预备一个遗嘱，以便到万一危急的时候，请示大元帅签一个字，作本党永远遵守的信条。”孙中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天下午，孙中山先后用汉语和英语向汪精卫、鲍罗廷、陈友仁三人口述了《遗嘱》、《致苏联遗书》和《家事遗嘱》。前两个遗嘱表现了他爱国爱民、坚持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是指导日后国民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是孙中山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自入京以来，孙中山始终致力于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旗瑞的“善后会议”。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虽然这时的孙中山已经无法亲临大会，但当他听到宋庆龄阅读了报纸上的会议消息，他十分欣慰，他甚至勉强撑起病体，执意要亲自翻阅报纸。
3月10日，孙中山病势危重，但当获悉广东东征军在黄埔军校学员和东征农民军的配合下，打垮了陈炯明叛军，攻克潮安、汕头时，他已经消瘦得不堪忍睹的脸上顿时露出欣慰的笑意，并立即指导随员电告留守政府代行大元帅之职的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六、弥留之际，孙中山在三份遗嘱上补签了名字，并反复嘱托子女和战友们善待孙夫人
1925年3月11日，天气十分寒冷，本已是早春时节的北京却一改往年的风和日丽，变得风沙阵阵，雨雪交加。这是北京初春少有的恶劣天气。这天早晨，孙中山的病情突然恶化，他腹部剧痛，频繁呕吐，已经不能饮食了，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坚持着，他要走好这人生的最后一步。经过整个上午的紧张抢救，孙中山的病情不仅未见减轻，反而迅速加剧。
临近中午，孙中山将在京的全体随员召集到自己的住处，除了夫人宋庆龄及公子孙科、女婿戴思赛之外，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戴季陶、何香凝等十余人，一齐肃立在病床前。
孙中山吃力地睁开眼睛，环视四周，艰难地张开嘴唇，声音微弱地说：“现在，要与你们分别了……”大家听到此话，顿时悲痛万分。
孙中山接着说：“前几日所预备的那几张字拿来呀！今天到了签名的时候了……”孙中山急切地要在自己的遗嘱上签名。
汪精卫听到孙中山的话，立即将2月24日由孙中山亲口叙述的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记录呈到孙中山面前。
孙中山看了一眼这两份遗嘱，示意汪精卫当众宣读，于是，汪便轻声地读了起来：
本来，孙中山在2月24日口述的《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三份遗嘱，经汪精卫和鲍罗延整理之后，当即就表示马上签字。但当汪精卫打开房门去取笔墨时，在门外客厅中的宋庆龄以为事毕，便立即走了进去。当孙中山看到宋庆龄极度伤感的神情时，便立即改了主意，并对汪说：“今天不要签字，过几日再看罢。”可是今天，孙中山自知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便急着要在遗嘱上签字，以完成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事。
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是所至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汪精卫
证明者：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
吴敬恒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邹鲁
家事遗嘱
余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此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汪精卫
孙中山在闭目细听之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勉强撑起身子，斜依在枕头上，接过汪递过的毛笔。但是此时的孙中山，气喘吁吁，双手颤抖，于是，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握笔的右手，在两份遗嘱末尾“三月十一日补签”一行字前，签上了“孙文”两个字。之后，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邹鲁、吴敬恒、戴季陶、邵元冲、何香凝、戴思赛等人，在“证明者”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稍作休息之后，孙中山又在宋庆龄的扶持下，在由鲍罗廷记录的自己英语口述的《致苏联遗书》签了名。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完之业，移交于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残民地状况之羁绊。
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和必继续前此于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签字完毕后，孙中山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无力地躺在了床上。众人久久地站在床前不肯离去，他们在同这位革命领袖做最后的诀别；而后，他们泪花朦胧地缓缓退出孙中山的卧室。
窗外，雨雪弥漫于整个天空，乌云笼罩在人们的心中。下午，孙中山又分别召孙科、戴思赛及何香凝于床前，咐嘱儿子和女婿要关心善待宋庆龄，并把宋庆龄托给何香凝。他反复叮咛他们，要“关心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等等。孙中山虽然已立下家事遗嘱，但他清楚，自己奔走革命数十年，不治家产，不谋私财，身后不名一文，他所遗给夫人纪念的一切，只不过是两千余册书籍、一幢华侨捐赠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除此，别无他物。在同何香凝说这番话时，他的口已经不清，舌头也硬了，在场的宋庆龄失声痛哭。
何香凝含泪水说：“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甘苦，万一先生病不能愈，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训，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孙中山含泪握住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便昏迷过去。
1925年3月11日，天气十分寒冷，本已是早春时节的北京却一改往年的风和日丽，变得风沙阵阵，雨雪交加。这是北京初春少有的恶劣天气。这天早晨，孙中山的病情突然恶化，他腹部剧痛，频繁呕吐，已经不能饮食了，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坚持着，他要走好这人生的最后一步。经过整个上午的紧张抢救，孙中山的病情不仅未见减轻，反而迅速加剧。
临近中午，孙中山将在京的全体随员召集到自己的住处，除了夫人宋庆龄及公子孙科、女婿戴思赛之外，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戴季陶、何香凝等十余人，一齐肃立在病床前。
孙中山吃力地睁开眼睛，环视四周，艰难地张开嘴唇，声音微弱地说：“现在，要与你们分别了……”大家听到此话，顿时悲痛万分。
孙中山接着说：“前几日所预备的那几张字拿来呀！今天到了签名的时候了……”孙中山急切地要在自己的遗嘱上签名。
汪精卫听到孙中山的话，立即将2月24日由孙中山亲口叙述的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记录呈到孙中山面前。
孙中山看了一眼这两份遗嘱，示意汪精卫当众宣读，于是，汪便轻声地读了起来：
本来，孙中山在2月24日口述的《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三份遗嘱，经汪精卫和鲍罗延整理之后，当即就表示马上签字。但当汪精卫打开房门去取笔墨时，在门外客厅中的宋庆龄以为事毕，便立即走了进去。当孙中山看到宋庆龄极度伤感的神情时，便立即改了主意，并对汪说：“今天不要签字，过几日再看罢。”可是今天，孙中山自知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便急着要在遗嘱上签字，以完成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事。
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是所至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汪精卫
证明者：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
吴敬恒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邹鲁
家事遗嘱
余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此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汪精卫
孙中山在闭目细听之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勉强撑起身子，斜依在枕头上，接过汪递过的毛笔。但是此时的孙中山，气喘吁吁，双手颤抖，于是，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握笔的右手，在两份遗嘱末尾“三月十一日补签”一行字前，签上了“孙文”两个字。之后，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邹鲁、吴敬恒、戴季陶、邵元冲、何香凝、戴思赛等人，在“证明者”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稍作休息之后，孙中山又在宋庆龄的扶持下，在由鲍罗廷记录的自己英语口述的《致苏联遗书》签了名。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完之业，移交于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残民地状况之羁绊。
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和必继续前此于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签字完毕后，孙中山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无力地躺在了床上。众人久久地站在床前不肯离去，他们在同这位革命领袖做最后的诀别；而后，他们泪花朦胧地缓缓退出孙中山的卧室。
窗外，雨雪弥漫于整个天空，乌云笼罩在人们的心中。下午，孙中山又分别召孙科、戴思赛及何香凝于床前，咐嘱儿子和女婿要关心善待宋庆龄，并把宋庆龄托给何香凝。他反复叮咛他们，要“关心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等等。孙中山虽然已立下家事遗嘱，但他清楚，自己奔走革命数十年，不治家产，不谋私财，身后不名一文，他所遗给夫人纪念的一切，只不过是两千余册书籍、一幢华侨捐赠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除此，别无他物。在同何香凝说这番话时，他的口已经不清，舌头也硬了，在场的宋庆龄失声痛哭。
何香凝含泪水说：“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甘苦，万一先生病不能愈，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训，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孙中山含泪握住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便昏迷过去。
七、1925年3月12日9时10分，孙中山的生命之火熄灭了，年仅59岁
当晚10时许，从昏迷中清醒的孙中山仍旧挂念着许多事情，为此，他再次召汪精卫、孙科、陈友仁等人至病榻前，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向他们询问广东方面北伐的情况。为了安慰孙中山，汪等四人只致告知北伐进展十分顺利，前线不断告捷。闻听此言，孙中山十分高兴。接着，他又问起国民会议的筹备情况，国内对段旗瑞“善后会议”的反映等等，汪等人都一一作答。
沉思良久，孙中山拉着宋庆龄的手，像是对汪，也像是对所有人缓缓地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和平统一的。我所主张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然是死了，也是很瞑目的……”说到这里，他再也不能自持，一时泪如雨下。突然，他呼吸急促，喘息不已，再次昏迷。
“同志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寂静的房间里，昏迷中的孙中山偶而醒来，反反复复地呢喃着。
当3月12日在午夜钟声中敲响的时候，孙中山民进入弥留之际。
凌晨1时，孙中山频繁翻转，躁动不安，喉中哼哼作响。从他口中不时发出的微弱声音，宋庆龄听到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声。不一会，孙中山突然痰往上涌，便再也不能言语。
3时10分，孙中山喘息加重，接着气息转微。闻迅的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等人分别火速赶到，默默地立于孙中山的病榻前……
天亮了，风止了，雨雪停了。红彤彤的旭日缓缓东升，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闪眼的金光，也给新的一天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大地苏醒了，万物苏醒了，可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一身白色衣装的孙中山却再也没能醒来。
9时10分，孙中山双目向上直视，瞳孔迅速扩散，面色渐变灰白，四肢渐冷。一支巨炷在燃尽了最后一滴心血之后，悄然熄灭了生命之火——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永远地闭上眼睛，终年59岁。
当晚10时许，从昏迷中清醒的孙中山仍旧挂念着许多事情，为此，他再次召汪精卫、孙科、陈友仁等人至病榻前，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向他们询问广东方面北伐的情况。为了安慰孙中山，汪等四人只致告知北伐进展十分顺利，前线不断告捷。闻听此言，孙中山十分高兴。接着，他又问起国民会议的筹备情况，国内对段旗瑞“善后会议”的反映等等，汪等人都一一作答。
沉思良久，孙中山拉着宋庆龄的手，像是对汪，也像是对所有人缓缓地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和平统一的。我所主张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然是死了，也是很瞑目的……”说到这里，他再也不能自持，一时泪如雨下。突然，他呼吸急促，喘息不已，再次昏迷。
“同志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寂静的房间里，昏迷中的孙中山偶而醒来，反反复复地呢喃着。
当3月12日在午夜钟声中敲响的时候，孙中山民进入弥留之际。
凌晨1时，孙中山频繁翻转，躁动不安，喉中哼哼作响。从他口中不时发出的微弱声音，宋庆龄听到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声。不一会，孙中山突然痰往上涌，便再也不能言语。
3时10分，孙中山喘息加重，接着气息转微。闻迅的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等人分别火速赶到，默默地立于孙中山的病榻前……
天亮了，风止了，雨雪停了。红彤彤的旭日缓缓东升，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闪眼的金光，也给新的一天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大地苏醒了，万物苏醒了，可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一身白色衣装的孙中山却再也没能醒来。
9时10分，孙中山双目向上直视，瞳孔迅速扩散，面色渐变灰白，四肢渐冷。一支巨炷在燃尽了最后一滴心血之后，悄然熄灭了生命之火——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永远地闭上眼睛，终年59岁。
八、巨星陨落，山河悲恸，几十万民众争相瞻仰国父遗容，公祭大殿内外挽联如云、白花如海
巨星殒落，天悲地恸。噩耗传来，全国人民无不沉浸在巨大的哀痛之中。13日上午，北京各界人士自发地涌至铁狮子胡同孙中山逝世地，悲痛欲绝，痛哭失声。他们用临地赶制的花圈、挽联、条幅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并期待着能够瞻仰国父遗容，寄托哀思。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唁电、唁函，雪片般飞至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孙中山的逝世极为悲痛，在发出唁电的同时，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其中指出：“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着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地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旗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次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革命根据地——广东。”
孙中山逝世的当天夜里，北京铁狮子胡同孙中山行辕口门，车马云集，室内灯火通明，极度悲伤的国民党在京所有领导人正在召开会议，紧急磋商治丧事宜。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立即组成治丧办事处，协调组织治丧事宜：
——长期保留孙中山遗体，以供后人瞻仰；
——在南京紫金山修建孙中山陵墓；
一——在北京中央公园内设灵堂举行公祭；
——孙中山遗体暂移至香山碧云寺、待陵墓建成后正式安葬。
……
同时，治丧处立即通电中国国民党党员左臂佩戴黑纱，停止一切娱乐活动7日，以志哀悼。
在征得宋庆龄及孙中山其他亲属同意之后，孙中山各项治丧事宜有条不紊地拉开了序幕，而这一系列治丧活动的泛围之广、规模之盛、礼仪之隆、参加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均绝无仅有。
3月14——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天，宋庆龄和宋子文等人，护送孙中山遗体至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并亲视遗体入殓，所用殓具是一口美式玻璃盖楠木棺。往防腐处理后的孙中山，神情安祥、脸色如常、内穿西式衬衣，外罩民国大礼服，足登皮鞋，头戴大礼帽，十分威武和挺拨。
3月19日，在宋庆龄及国民党要人、政府官员的护送下，孙中山灵柩自协和医院移至故宫西侧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现中山堂）。
24日清晨，中央公园大门洞开，为期一周的公祭开始。
中央公园一改往日轻松、欢快的气氛，公园大门、社稷坛大门及大殿门口，均临时搭设了素雅的三彩牌楼。灵堂设在大殿内，正中的墙壁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遗像，遗像上方的匾额上写着“有志完成”，两侧的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被松柏、鲜花簇拥的棺柩摆放在大殿中心临地搭建的灵龛内，灵柩东西两侧，宋庆龄等人垂首而立，轮流守灵。
大殿内外，摆满了花圈、花蓝；四周墙壁和殿柱上，挂满了挽帐、挽联。由宋庆龄、国民党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撰写的挽联悬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宋庆龄的挽联是：
志在求大同，热爱黎民热爱我；
星沉乱方寸，痛哭社稷痛哭君。
宋哲元的挽联是：
开中国新纪元，其事千古，其各千古；
与卢梭相辉映，泰东一人，泰西一人。
胡汉民的挽联是：
博爱无穷，革命造共和，尽瘁犹为民众死；
知行不二，遗书遍天下，创垂自与昔人殊。
章炳麟的挽联：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孔祥熙的挽联：
奉令谒尊灵，念三年旅榇多惊，有缺省瞻惭重托；
同侪承大业，虽此日中原初定，愿依奋厉竞全功。
阎锡山的挽联：
人群进化，天下为公，壮志竟未申，大厦栋梁归后死；
国难方殷，台星遽殒，平生期不负，十年蓝筚愧元功。
蔡元培的挽联：
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
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张作霖的挽联：
读遍中华廿四史，讵少英豪，扫清君主淫威，谁曾倡首；
唤醒同胞亿万人，弥留付托，抱定民生主义，死不灰心。
杨杏佛的挽联：
行二百年独创名言，视孔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
后廿四史别开生面，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
章炳麟的挽联是：
孙朗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是我家政物，恐灵修浩荡，开关无旧人明素。
其中的几幅冲天垂地，格外引人注目：
邵力子：
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
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与治学分成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李宗仁：
举数千年帝制扫荡无遗，改良政治，铸造共和，盖世景勋猷，岭海苍茫钟间气；
为中百兆民族牺牲以死，功在国家，名垂简册，周年逢纪念，河山黯谈有余哀。
鹿钟麟：
但凭奋斗精神，能将五千年古国改造共和，所谓立德立言立功，惟我公当之无愧；
正值风云变幻，不为四百兆同胞憖遗一老，幸留民权民生民族，各主义久而弥光。
冯玉祥：
要固三秦革命根基，争独立，争自由，全凭热血精诚，相率就死，数将士人民暨先进国同志，高冢千秋，甘为牺牲殉主义；
恰值二年哀祭时节，哭总理，哭国殇，对此青天白日，誓承遗愿，与工农阶级和共患难弟兄，兼程并进，最后奋斗策全功。
许也英：
四十年建革命之勋，立志艰贞，身可毁，家可破，国不可亡，三民五权，大名礼著；
八千里徇合肥之清，征人况瘁，声相应，气相求，面未相谋，刀仞一篑，遗憾难忘。
而在近6000幅挽联中，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的一幅长联可谓传世之作：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看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孵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立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揭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红血红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而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厥成大业慰英灵。
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向孙中山遗体，有的失声痛哭，有的掩面而泣，灵堂内外哭号震天。自3月24日至4月1早日，前来吊唁的团体和民众川流不息，络绎不绝；公祭处共收花圈七千余个，挽联近6000幅，横条幅五百条，唁电、唁不计其数，签字留名的吊唁者共计74万6千余人，机关团体共计1千二百余个。
孙中山的逝世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巨大震动，引起了巨大悲哀。斯大林以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名义发来唁电，表达了他悲痛之情，并坚信孙中山的未竟事业定能实现。唁电在最后指出：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将永存，孙中山的事业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工人、农民心中，永远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心惊胆寒。”
在北京举行公祭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苏联莫斯科，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美国旧金山，法国巴黎及及东南区各地，也都举行了追悼大会或追悼活动。
孙中山逝世之后，苏联大使馆率先降半旗致哀；随后，驻北京的所有外国使领馆均下半旗致哀。
巨星殒落，天悲地恸。噩耗传来，全国人民无不沉浸在巨大的哀痛之中。13日上午，北京各界人士自发地涌至铁狮子胡同孙中山逝世地，悲痛欲绝，痛哭失声。他们用临地赶制的花圈、挽联、条幅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并期待着能够瞻仰国父遗容，寄托哀思。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唁电、唁函，雪片般飞至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孙中山的逝世极为悲痛，在发出唁电的同时，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其中指出：“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着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地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旗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次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革命根据地——广东。”
孙中山逝世的当天夜里，北京铁狮子胡同孙中山行辕口门，车马云集，室内灯火通明，极度悲伤的国民党在京所有领导人正在召开会议，紧急磋商治丧事宜。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立即组成治丧办事处，协调组织治丧事宜：
——长期保留孙中山遗体，以供后人瞻仰；
——在南京紫金山修建孙中山陵墓；
一——在北京中央公园内设灵堂举行公祭；
——孙中山遗体暂移至香山碧云寺、待陵墓建成后正式安葬。
……
同时，治丧处立即通电中国国民党党员左臂佩戴黑纱，停止一切娱乐活动7日，以志哀悼。
在征得宋庆龄及孙中山其他亲属同意之后，孙中山各项治丧事宜有条不紊地拉开了序幕，而这一系列治丧活动的泛围之广、规模之盛、礼仪之隆、参加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均绝无仅有。
3月14——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天，宋庆龄和宋子文等人，护送孙中山遗体至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并亲视遗体入殓，所用殓具是一口美式玻璃盖楠木棺。往防腐处理后的孙中山，神情安祥、脸色如常、内穿西式衬衣，外罩民国大礼服，足登皮鞋，头戴大礼帽，十分威武和挺拨。
3月19日，在宋庆龄及国民党要人、政府官员的护送下，孙中山灵柩自协和医院移至故宫西侧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现中山堂）。
24日清晨，中央公园大门洞开，为期一周的公祭开始。
中央公园一改往日轻松、欢快的气氛，公园大门、社稷坛大门及大殿门口，均临时搭设了素雅的三彩牌楼。灵堂设在大殿内，正中的墙壁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遗像，遗像上方的匾额上写着“有志完成”，两侧的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被松柏、鲜花簇拥的棺柩摆放在大殿中心临地搭建的灵龛内，灵柩东西两侧，宋庆龄等人垂首而立，轮流守灵。
大殿内外，摆满了花圈、花蓝；四周墙壁和殿柱上，挂满了挽帐、挽联。由宋庆龄、国民党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撰写的挽联悬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宋庆龄的挽联是：
志在求大同，热爱黎民热爱我；
星沉乱方寸，痛哭社稷痛哭君。
宋哲元的挽联是：
开中国新纪元，其事千古，其各千古；
与卢梭相辉映，泰东一人，泰西一人。
胡汉民的挽联是：
博爱无穷，革命造共和，尽瘁犹为民众死；
知行不二，遗书遍天下，创垂自与昔人殊。
章炳麟的挽联：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孔祥熙的挽联：
奉令谒尊灵，念三年旅榇多惊，有缺省瞻惭重托；
同侪承大业，虽此日中原初定，愿依奋厉竞全功。
阎锡山的挽联：
人群进化，天下为公，壮志竟未申，大厦栋梁归后死；
国难方殷，台星遽殒，平生期不负，十年蓝筚愧元功。
蔡元培的挽联：
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
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张作霖的挽联：
读遍中华廿四史，讵少英豪，扫清君主淫威，谁曾倡首；
唤醒同胞亿万人，弥留付托，抱定民生主义，死不灰心。
杨杏佛的挽联：
行二百年独创名言，视孔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
后廿四史别开生面，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
章炳麟的挽联是：
孙朗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是我家政物，恐灵修浩荡，开关无旧人明素。
其中的几幅冲天垂地，格外引人注目：
邵力子：
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
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与治学分成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李宗仁：
举数千年帝制扫荡无遗，改良政治，铸造共和，盖世景勋猷，岭海苍茫钟间气；
为中百兆民族牺牲以死，功在国家，名垂简册，周年逢纪念，河山黯谈有余哀。
鹿钟麟：
但凭奋斗精神，能将五千年古国改造共和，所谓立德立言立功，惟我公当之无愧；
正值风云变幻，不为四百兆同胞憖遗一老，幸留民权民生民族，各主义久而弥光。
冯玉祥：
要固三秦革命根基，争独立，争自由，全凭热血精诚，相率就死，数将士人民暨先进国同志，高冢千秋，甘为牺牲殉主义；
恰值二年哀祭时节，哭总理，哭国殇，对此青天白日，誓承遗愿，与工农阶级和共患难弟兄，兼程并进，最后奋斗策全功。
许也英：
四十年建革命之勋，立志艰贞，身可毁，家可破，国不可亡，三民五权，大名礼著；
八千里徇合肥之清，征人况瘁，声相应，气相求，面未相谋，刀仞一篑，遗憾难忘。
而在近6000幅挽联中，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的一幅长联可谓传世之作：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看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孵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立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揭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红血红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而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厥成大业慰英灵。
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向孙中山遗体，有的失声痛哭，有的掩面而泣，灵堂内外哭号震天。自3月24日至4月1早日，前来吊唁的团体和民众川流不息，络绎不绝；公祭处共收花圈七千余个，挽联近6000幅，横条幅五百条，唁电、唁不计其数，签字留名的吊唁者共计74万6千余人，机关团体共计1千二百余个。
孙中山的逝世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巨大震动，引起了巨大悲哀。斯大林以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名义发来唁电，表达了他悲痛之情，并坚信孙中山的未竟事业定能实现。唁电在最后指出：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将永存，孙中山的事业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工人、农民心中，永远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心惊胆寒。”
在北京举行公祭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苏联莫斯科，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美国旧金山，法国巴黎及及东南区各地，也都举行了追悼大会或追悼活动。
孙中山逝世之后，苏联大使馆率先降半旗致哀；随后，驻北京的所有外国使领馆均下半旗致哀。
九、从中央公园到香山碧云寺，三十余万人的送葬队伍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
公祭活动结束后，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自中央公园移至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入殓，待陵墓建成，再正式迁往。这天，北京倾城下半旗致哀。
上午11时，在33响礼炮鸣响之后，孙中山灵柩移出灵堂，移入停在公园门口的协和医院的专用黑色灵车。在政府陆、海军仪仗队及国民军第一师手枪队宫兵护送下，送灵车队经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出西直门，又过玉泉山，于下午4时25分到达香山碧云寺。
宋庆龄身着丧服，面罩黑纱，走在送殡队伍的最前列；最后是政府官员、各界人士代表以及绵延了几公里的由30万名学生、军人、工人和市民组成的送葬队伍。依山而建的碧山寺的至高点——金刚塔内，布置得与中内公园灵堂无异，安放灵柩的石龛上方，悬挂“有志完成”的横额，两侧悬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对联外侧，分别悬挂长联一幅：
功高华盛顿，识过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厝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至此，孙中山的丧仪告一段落——他的灵柩栖留在碧云寺，直至4年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建成后，才于1929年5月26日离京安葬。
公祭活动结束后，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自中央公园移至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入殓，待陵墓建成，再正式迁往。这天，北京倾城下半旗致哀。
上午11时，在33响礼炮鸣响之后，孙中山灵柩移出灵堂，移入停在公园门口的协和医院的专用黑色灵车。在政府陆、海军仪仗队及国民军第一师手枪队宫兵护送下，送灵车队经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出西直门，又过玉泉山，于下午4时25分到达香山碧云寺。
宋庆龄身着丧服，面罩黑纱，走在送殡队伍的最前列；最后是政府官员、各界人士代表以及绵延了几公里的由30万名学生、军人、工人和市民组成的送葬队伍。依山而建的碧山寺的至高点——金刚塔内，布置得与中内公园灵堂无异，安放灵柩的石龛上方，悬挂“有志完成”的横额，两侧悬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对联外侧，分别悬挂长联一幅：
功高华盛顿，识过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厝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至此，孙中山的丧仪告一段落——他的灵柩栖留在碧云寺，直至4年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建成后，才于1929年5月26日离京安葬。
十、在经过技术处理之后，孙中山遗体由碧云寺移出送，由30万人护送往前门火车站，护灵队伍走了13个多小时
1928年年底，历时两年零9个月的孙中山陵墓终于竣工。座落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园，占地两千余亩，自正门“博爱坊”而入，过广场，迎面而立的是孙中山栩栩如生的全身铜像；循着苏州花岗岩砌就的、共分大小10个平台的台阶拾级而上，是碑亭和刻有孙中山手迹“天下为公”的陵门。安葬孙中山灵柩的飨堂建于最高平台处，中门长额为孙中山“天地正气”的手书笔迹；堂外两侧立有华表；堂内正中是孙中山坐式汉白玉雕像；飨堂之后的墓室，呈钟形，直径约17米，高10米，外壁采用来自香港的花岗岩岗砌成。陵墓四周苍松挺拔，碧柏浓绿，罗汉松、五彩松、新会葵、血桂等名贵树木枝繁叶茂。
1929年5月26日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人潮如涌，挽帐高悬，成千上万的北京民众顶着烈日，聚集在三年前迎侯孙中山抵京的站前广场，恭送孙中山灵柩南下安葬。这天凌晨0时40分，孙中山灵柩在典礼之后，由16名扛夫自碧云寺移出。此时，哀乐大奏，礼炮鸣响。1时整，由骑兵队、哀乐队、灯旗队和宋庆龄等亲属、政府要官专车队及骑兵队组成的送灵队伍，自碧云寺西门开始，一路浩浩荡荡地经万寿山、过西直门，向前门火车站进发。
在此5天之前，为了长期保存以供后人瞻仰，人们不仅对孙中山遗体进行了特殊处理，而且改用铜棺，改着寿衣。
——5月21日，孙中山遗体处理完毕。据当时承担处理任务的协和医院美国医学博士史蒂芬说：“总理遗容与生前无异，肌肉也软如常人，骤视之，如安睡状。”他还说，此遗体可保存千年不坏。
——5月22日上午，为遗体更换衣着。根据史蒂芬博士的建议，遗体改着长袍马褂，而遗体原来穿着的民国大礼服、大礼帽等衣物，均装入原用的楠木旧棺内，封存于碧云寺金刚塔的石龛内，成为“总理衣冠冢”，以为永久纪念。
——5月22日中午，孙中山遗体正式奉殓铜棺。孙中山逝世之后，苏联政府曾派人专程送来一具精致的玻璃盖铜棺，但协和医院专家经检验认为，该棺质料脆薄，外皮为金属质，易于传热，不适于遗体的永久保存；而且该棺过于狭小，与遗体不相适应，于是，未能使用，先存放于铁狮子胡了的行辕内，后移往碧云寺，供人参观。今日所用铜棺，是专门从英国购置。铜棺呈古铜色，外壁熠熠生辉，长两米有余，高和宽均过一米；棺盖上铸有中华民国国辉，棺下缀以金色垂幔，极为庄重和精美。
经过13个多小时的行车，孙中山灵柩在30万人的护送下于当日下午两时许到达前门火车站，并移入灵车。
下午5时整，车站钟声大作，军乐齐鸣，载着孙中山遗体的灵车在前后6列专列的送护下，缓缓开动……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5年前，孙中山扶病北上，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5年后，他的灵柩还是从这里启程南下归葬。
北京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四处奔波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他顽强而坚定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最后遗训，同时，他在71天与疾病抗争所表现出的顽强毅力和无畏精神，也永远为后人铭记、传诵。
参考书目：
《孙中山传》尚明轩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79年第一版1981年第二次印刷
《宋庆龄传》尚明轩唐宝林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90年8第一版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军政名人的最后岁月》范小方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5年4月第一版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近世名人大出殡》常人喜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97年5月第1版1997年5月第一次印刷
1928年年底，历时两年零9个月的孙中山陵墓终于竣工。座落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园，占地两千余亩，自正门“博爱坊”而入，过广场，迎面而立的是孙中山栩栩如生的全身铜像；循着苏州花岗岩砌就的、共分大小10个平台的台阶拾级而上，是碑亭和刻有孙中山手迹“天下为公”的陵门。安葬孙中山灵柩的飨堂建于最高平台处，中门长额为孙中山“天地正气”的手书笔迹；堂外两侧立有华表；堂内正中是孙中山坐式汉白玉雕像；飨堂之后的墓室，呈钟形，直径约17米，高10米，外壁采用来自香港的花岗岩岗砌成。陵墓四周苍松挺拔，碧柏浓绿，罗汉松、五彩松、新会葵、血桂等名贵树木枝繁叶茂。
1929年5月26日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人潮如涌，挽帐高悬，成千上万的北京民众顶着烈日，聚集在三年前迎侯孙中山抵京的站前广场，恭送孙中山灵柩南下安葬。这天凌晨0时40分，孙中山灵柩在典礼之后，由16名扛夫自碧云寺移出。此时，哀乐大奏，礼炮鸣响。1时整，由骑兵队、哀乐队、灯旗队和宋庆龄等亲属、政府要官专车队及骑兵队组成的送灵队伍，自碧云寺西门开始，一路浩浩荡荡地经万寿山、过西直门，向前门火车站进发。
在此5天之前，为了长期保存以供后人瞻仰，人们不仅对孙中山遗体进行了特殊处理，而且改用铜棺，改着寿衣。
——5月21日，孙中山遗体处理完毕。据当时承担处理任务的协和医院美国医学博士史蒂芬说：“总理遗容与生前无异，肌肉也软如常人，骤视之，如安睡状。”他还说，此遗体可保存千年不坏。
——5月22日上午，为遗体更换衣着。根据史蒂芬博士的建议，遗体改着长袍马褂，而遗体原来穿着的民国大礼服、大礼帽等衣物，均装入原用的楠木旧棺内，封存于碧云寺金刚塔的石龛内，成为“总理衣冠冢”，以为永久纪念。
——5月22日中午，孙中山遗体正式奉殓铜棺。孙中山逝世之后，苏联政府曾派人专程送来一具精致的玻璃盖铜棺，但协和医院专家经检验认为，该棺质料脆薄，外皮为金属质，易于传热，不适于遗体的永久保存；而且该棺过于狭小，与遗体不相适应，于是，未能使用，先存放于铁狮子胡了的行辕内，后移往碧云寺，供人参观。今日所用铜棺，是专门从英国购置。铜棺呈古铜色，外壁熠熠生辉，长两米有余，高和宽均过一米；棺盖上铸有中华民国国辉，棺下缀以金色垂幔，极为庄重和精美。
经过13个多小时的行车，孙中山灵柩在30万人的护送下于当日下午两时许到达前门火车站，并移入灵车。
下午5时整，车站钟声大作，军乐齐鸣，载着孙中山遗体的灵车在前后6列专列的送护下，缓缓开动……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5年前，孙中山扶病北上，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5年后，他的灵柩还是从这里启程南下归葬。
北京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四处奔波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他顽强而坚定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最后遗训，同时，他在71天与疾病抗争所表现出的顽强毅力和无畏精神，也永远为后人铭记、传诵。
参考书目：
《孙中山传》尚明轩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79年第一版1981年第二次印刷
《宋庆龄传》尚明轩唐宝林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90年8第一版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军政名人的最后岁月》范小方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5年4月第一版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近世名人大出殡》常人喜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97年5月第1版199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居里夫人
（1876年11月7日－1934年7月4日，67岁）
一、
春天，是法国巴黎一年四季中最美——鲜花开得最艳的时节。姹紫嫣红、五彩缤纷的鲜花装点着这座古老而繁华的都市——广场上、大街旁繁花似锦，公园里、宫殿前花香扑鼻，就连座座建筑墙壁上的花篮、花盆里，也都百花怒放。
此时，坐落在清澈、柔美的塞纳河南岸的巴黎镭学研究所，一片宁静——四周的高墙阻隔了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喧嚣与糟杂。然而，这座神秘、幽深的科学殿堂里却与尘世一样，百花争艳，芳香飘逸。
在这片别致的建筑群落深处，一座由白色大理石镶嵌的四层楼房，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放射着耀眼的光泽；在它的门前，一块高大的石碑上刻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居里楼。
这天是1934年5月的一天。上午9点，满头白发的居里夫人准时走进居里楼的大门，开始了她繁忙、紧张的一天。
自从半年前——1933年12月她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之后，长期伴随她可却从不被她在意的低烧，似乎更加频繁了，疲倦也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她的身上。她时常虚弱、无力，有时爬上四层的办公室，竟累得浑身大汗淋漓。凡是给她看过病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工作劳累过度。从那时起，她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建议暂时休假了——她脱下实验服，放弃复杂的锕族实验，离开居里楼里的办公室、实验室和阶梯教室，在长女——研究院的伊雷娜博士的陪伴下，到凡尔塞溜冰，到巴黎东南部的萨拉阿山区滑雪，并同从波兰华沙专程赶来看望她的姐姐布罗妮施拉娃到南方旅行。短短的假期结束后，虽然她还不能恢复实验，但在每周二和周五，她还是执意重新回到研究院为她的学生们上课，没有耽误学生们的一堂课。
春天来临的时候，她苍白的脸色渐渐有了些血色，体力也开始恢复，但低烧和疲倦感仍未彻底消除。
近几天来，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坚持上班了。作为研究院理事会的理事和放射学实验室主任，她感到几个月来为治病和休息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她想每天多工作一会儿，把那些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像往常一样，随着不知何人“夫人来了”的一声呼喊，许多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青年人——她的学生和同事，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房间蜂拥而出，跑向一楼前厅，把夫人团团围住。
居里夫人身穿一条黑色棉布长裙——这是她一生中最喜爱的装束，雪白的银发梳向脑后。虽然她的周身没有一件珍贵的饰物——项链、胸针或戒指，但她的气质却格外高雅和富贵。她的面容苍老而美丽，庄严而慈祥，刻在宽阔前额上的皱纹映衬着她一生的艰辛和追求，灰色的眸子里传达着她的睿智和执著。她的脊背弯驼了，步履迟缓了，可她的脸上却洋溢着对事业的热爱和对年轻人的希望。
青年人围拢在她的身边，一边快乐地向她问候，一边争着向她报告实验的结果、请教问题或征求意见。
“在威尔逊的实验室里，镨已经溶解。如果能到那个充满饱和水气的云雾箱去看看，您就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结果……”一个兴奋而羞怯的声音。
“好的，继续你的实验，你会得出精确的数据……”居里夫人微笑着说，“我会抽时间去你那里。”
对待她的学生和同事，她从来都很客气，无论是谁，她都不会直呼其名，而是加上先生、夫人或小姐，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一位誉满全球、曾经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的盛气凌人。
“夫人，我提出的那个方法可以采用吗？”又一个学生的话语。
“福尼埃先生，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我又想出了另外一种办法，应该可以成功，等会儿，我会同你谈一下……”
“夫人，我还是认为我的计算是正确的……”
“科泰罗夫人，昨天晚上，我重新计算过，我得出的结果同你略有不同，你再计算一次，好吗？”
她轻车熟路地指导着她的学生和同事，就像一位顶级的象棋大师，不必看棋盘，就能同时与多人对弈，而且信手拈来的每一步，都是令人叫绝的好棋。
她是放射学的奠基人，在这一领域里工作了40年；她是镭学研究院放射线实验室从始至今的主任。20年来，所有用她精通的英、法、德、俄波兰文写成的书籍，只要与研究院进行的实验有关，她全部阅读过、研究过。她是镭的母亲，也是镭的活字典，每个师从于她或与她共事的人，都会在她的一言一语中获得无尽的知识。
人们渐渐散去了。她喘息着攀上楼梯，走过长长的走廊——四楼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是她的办公室。
这间极其狭窄和拥挤的房间，以及内部极其简陋的摆设，看上去与她在法国乃至世界科学界享有的崇高名望极不相称。房间里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橡木办公桌，一个文件柜，几个书架，一架打字机和一把磨损了皮面的扶手圈椅。
房间的窗台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花盆，一簇雏菊正开着几朵洁白的花朵。
夫人爱花，并且格外偏爱白色雏菊。她常说，白色雏菊像一个漂亮、单纯的小女孩儿，看到它，仿佛自己也年轻了。
操起一个小浇花桶，她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把水珠洒向叶片、花瓣，并久久地看着清水渗进花土。浇花是夫人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无论多忙，她也不会忘记让盆花美美地饱饮一顿清水。
“夫人，”秘书拉塞夫人捧着一大摞信件、公函和行政文件走了进来。
夫人向秘书微笑了一下，转身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开始一封一封地看着信封上的收信人的写法和寄信地址。
几十年来，每天她都会收到数不清寄自于世界各地的信件，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请求签名的陌生人寄来的。渐渐地，她已学会了鉴别它们——只要看到信封上不熟悉的寄信地址或“巴黎，居里夫人”“法国，学者居里夫人”的字样，她就会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区分出来。今天的这厚厚一摞信件，差不多又都属于这种性质。
“这些由您处理，谢谢！”夫人答复这些来信人的方法，是让她的秘书为他们每人寄一张印有“居里夫人不愿意赠与亲笔签名或在照片上签名，敬祈原谅”字样的卡片。
“这几封信得回复。”
拉塞夫人立即拿起钢笔准备记录——每当遇到以为夫人能治好一切病症、能减轻任何痛苦的绝望者的信件，她都会口授内容，由秘书代为回复。
拉塞夫人静静地等着夫人说话，可是过了许久，夫人也没有张口。
“对不起，拉塞夫人，我的头很晕，而且耳鸣……”夫人用右手的拇指和中指使劲儿地按着太阳穴，眉头紧紧地皱着：“让我休息一会儿，请原谅。”
“需要我帮助吗？夫人”拉塞夫人关切地问。
“谢谢您，也许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过一会就会好的……”
拉塞夫人望了一眼脸色苍白的夫人，不情愿地悄悄地退出了办公室。
几个手里拿着几页草稿、等候在门口的学生正要鱼贯而入，被拉塞女士挡住了，“夫人有些不舒服……请不要打搅她。”
静静地坐了一会，夫人感觉头脑清醒了一些，也有了一些力气，正要招呼秘书，突然看到摆在桌角的《放射线》一书的校稿，便埋头校对起来。
整个上午，夫人没有离开她的办公室，厚厚的校稿就要校对完了。
中午的时候，她去了居里楼的大餐厅。如果没有长女和次女艾芜在家里等候她共进午餐的话，她都会与同事和学生聚在餐厅的圆桌前，边吃饭边聊天，并在饭后在居里楼后侧的大花园里散步。
这天是星期四。整个下午是她一周中最轻松的时光。她不必像周一和周三那样把自己关在教室里备课，而后在5电钟时去小阶梯教室为二三十名学生讲课；也不必像周二和周五那样去会客室接待求见者和记者，同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谈。因此，她利用这个下午去实验室。
一点半的时候，她从办公室那个圈椅上起身，习惯性地望了一眼窗台上的雏菊，然后穿上黑色实验服，走进了那间窗户宽大、格外明亮的实验室，默默开始了金属锕的制备。
她随心所欲地摆弄着试管、烧瓶和烤钵。在进行放射性物质实验时，她严厉地要求学生必须用夹子移动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容器，精心保护自己的身体；然而每次，她自己却漫不经心，很少注意这些。
时钟指向三点半。已经在实验台前忙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居里夫人，突然觉得四肢无力、心慌气短，先前的头晕也加重了。她勉强站起身，认认真真地冲洗搅动棒、蒸发器，然后把实验台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时，她的双手在颤抖，额头已经渗出了冰凉的汗珠。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和口唇显得愈发苍白。
“您不舒服吧？”拉塞夫人不知何时走了进来，并轻轻地扶住了双腿发颤的居里夫人。
“是的……这里太闷了……”她有气无力地说：“您陪我到花园里走走好吗？”
（1876年11月7日－1934年7月4日，67岁）
一、
春天，是法国巴黎一年四季中最美——鲜花开得最艳的时节。姹紫嫣红、五彩缤纷的鲜花装点着这座古老而繁华的都市——广场上、大街旁繁花似锦，公园里、宫殿前花香扑鼻，就连座座建筑墙壁上的花篮、花盆里，也都百花怒放。
此时，坐落在清澈、柔美的塞纳河南岸的巴黎镭学研究所，一片宁静——四周的高墙阻隔了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喧嚣与糟杂。然而，这座神秘、幽深的科学殿堂里却与尘世一样，百花争艳，芳香飘逸。
在这片别致的建筑群落深处，一座由白色大理石镶嵌的四层楼房，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放射着耀眼的光泽；在它的门前，一块高大的石碑上刻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居里楼。
这天是1934年5月的一天。上午9点，满头白发的居里夫人准时走进居里楼的大门，开始了她繁忙、紧张的一天。
自从半年前——1933年12月她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之后，长期伴随她可却从不被她在意的低烧，似乎更加频繁了，疲倦也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她的身上。她时常虚弱、无力，有时爬上四层的办公室，竟累得浑身大汗淋漓。凡是给她看过病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工作劳累过度。从那时起，她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建议暂时休假了——她脱下实验服，放弃复杂的锕族实验，离开居里楼里的办公室、实验室和阶梯教室，在长女——研究院的伊雷娜博士的陪伴下，到凡尔塞溜冰，到巴黎东南部的萨拉阿山区滑雪，并同从波兰华沙专程赶来看望她的姐姐布罗妮施拉娃到南方旅行。短短的假期结束后，虽然她还不能恢复实验，但在每周二和周五，她还是执意重新回到研究院为她的学生们上课，没有耽误学生们的一堂课。
春天来临的时候，她苍白的脸色渐渐有了些血色，体力也开始恢复，但低烧和疲倦感仍未彻底消除。
近几天来，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坚持上班了。作为研究院理事会的理事和放射学实验室主任，她感到几个月来为治病和休息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她想每天多工作一会儿，把那些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像往常一样，随着不知何人“夫人来了”的一声呼喊，许多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青年人——她的学生和同事，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房间蜂拥而出，跑向一楼前厅，把夫人团团围住。
居里夫人身穿一条黑色棉布长裙——这是她一生中最喜爱的装束，雪白的银发梳向脑后。虽然她的周身没有一件珍贵的饰物——项链、胸针或戒指，但她的气质却格外高雅和富贵。她的面容苍老而美丽，庄严而慈祥，刻在宽阔前额上的皱纹映衬着她一生的艰辛和追求，灰色的眸子里传达着她的睿智和执著。她的脊背弯驼了，步履迟缓了，可她的脸上却洋溢着对事业的热爱和对年轻人的希望。
青年人围拢在她的身边，一边快乐地向她问候，一边争着向她报告实验的结果、请教问题或征求意见。
“在威尔逊的实验室里，镨已经溶解。如果能到那个充满饱和水气的云雾箱去看看，您就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结果……”一个兴奋而羞怯的声音。
“好的，继续你的实验，你会得出精确的数据……”居里夫人微笑着说，“我会抽时间去你那里。”
对待她的学生和同事，她从来都很客气，无论是谁，她都不会直呼其名，而是加上先生、夫人或小姐，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一位誉满全球、曾经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的盛气凌人。
“夫人，我提出的那个方法可以采用吗？”又一个学生的话语。
“福尼埃先生，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我又想出了另外一种办法，应该可以成功，等会儿，我会同你谈一下……”
“夫人，我还是认为我的计算是正确的……”
“科泰罗夫人，昨天晚上，我重新计算过，我得出的结果同你略有不同，你再计算一次，好吗？”
她轻车熟路地指导着她的学生和同事，就像一位顶级的象棋大师，不必看棋盘，就能同时与多人对弈，而且信手拈来的每一步，都是令人叫绝的好棋。
她是放射学的奠基人，在这一领域里工作了40年；她是镭学研究院放射线实验室从始至今的主任。20年来，所有用她精通的英、法、德、俄波兰文写成的书籍，只要与研究院进行的实验有关，她全部阅读过、研究过。她是镭的母亲，也是镭的活字典，每个师从于她或与她共事的人，都会在她的一言一语中获得无尽的知识。
人们渐渐散去了。她喘息着攀上楼梯，走过长长的走廊——四楼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是她的办公室。
这间极其狭窄和拥挤的房间，以及内部极其简陋的摆设，看上去与她在法国乃至世界科学界享有的崇高名望极不相称。房间里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橡木办公桌，一个文件柜，几个书架，一架打字机和一把磨损了皮面的扶手圈椅。
房间的窗台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花盆，一簇雏菊正开着几朵洁白的花朵。
夫人爱花，并且格外偏爱白色雏菊。她常说，白色雏菊像一个漂亮、单纯的小女孩儿，看到它，仿佛自己也年轻了。
操起一个小浇花桶，她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把水珠洒向叶片、花瓣，并久久地看着清水渗进花土。浇花是夫人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无论多忙，她也不会忘记让盆花美美地饱饮一顿清水。
“夫人，”秘书拉塞夫人捧着一大摞信件、公函和行政文件走了进来。
夫人向秘书微笑了一下，转身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开始一封一封地看着信封上的收信人的写法和寄信地址。
几十年来，每天她都会收到数不清寄自于世界各地的信件，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请求签名的陌生人寄来的。渐渐地，她已学会了鉴别它们——只要看到信封上不熟悉的寄信地址或“巴黎，居里夫人”“法国，学者居里夫人”的字样，她就会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区分出来。今天的这厚厚一摞信件，差不多又都属于这种性质。
“这些由您处理，谢谢！”夫人答复这些来信人的方法，是让她的秘书为他们每人寄一张印有“居里夫人不愿意赠与亲笔签名或在照片上签名，敬祈原谅”字样的卡片。
“这几封信得回复。”
拉塞夫人立即拿起钢笔准备记录——每当遇到以为夫人能治好一切病症、能减轻任何痛苦的绝望者的信件，她都会口授内容，由秘书代为回复。
拉塞夫人静静地等着夫人说话，可是过了许久，夫人也没有张口。
“对不起，拉塞夫人，我的头很晕，而且耳鸣……”夫人用右手的拇指和中指使劲儿地按着太阳穴，眉头紧紧地皱着：“让我休息一会儿，请原谅。”
“需要我帮助吗？夫人”拉塞夫人关切地问。
“谢谢您，也许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过一会就会好的……”
拉塞夫人望了一眼脸色苍白的夫人，不情愿地悄悄地退出了办公室。
几个手里拿着几页草稿、等候在门口的学生正要鱼贯而入，被拉塞女士挡住了，“夫人有些不舒服……请不要打搅她。”
静静地坐了一会，夫人感觉头脑清醒了一些，也有了一些力气，正要招呼秘书，突然看到摆在桌角的《放射线》一书的校稿，便埋头校对起来。
整个上午，夫人没有离开她的办公室，厚厚的校稿就要校对完了。
中午的时候，她去了居里楼的大餐厅。如果没有长女和次女艾芜在家里等候她共进午餐的话，她都会与同事和学生聚在餐厅的圆桌前，边吃饭边聊天，并在饭后在居里楼后侧的大花园里散步。
这天是星期四。整个下午是她一周中最轻松的时光。她不必像周一和周三那样把自己关在教室里备课，而后在5电钟时去小阶梯教室为二三十名学生讲课；也不必像周二和周五那样去会客室接待求见者和记者，同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谈。因此，她利用这个下午去实验室。
一点半的时候，她从办公室那个圈椅上起身，习惯性地望了一眼窗台上的雏菊，然后穿上黑色实验服，走进了那间窗户宽大、格外明亮的实验室，默默开始了金属锕的制备。
她随心所欲地摆弄着试管、烧瓶和烤钵。在进行放射性物质实验时，她严厉地要求学生必须用夹子移动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容器，精心保护自己的身体；然而每次，她自己却漫不经心，很少注意这些。
时钟指向三点半。已经在实验台前忙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居里夫人，突然觉得四肢无力、心慌气短，先前的头晕也加重了。她勉强站起身，认认真真地冲洗搅动棒、蒸发器，然后把实验台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时，她的双手在颤抖，额头已经渗出了冰凉的汗珠。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和口唇显得愈发苍白。
“您不舒服吧？”拉塞夫人不知何时走了进来，并轻轻地扶住了双腿发颤的居里夫人。
“是的……这里太闷了……”她有气无力地说：“您陪我到花园里走走好吗？”
二、
在居里楼的后侧，有一个树木葱茏、花草繁茂的大花园，这是20年前建造研究院时应居里夫人要求专门开辟的。如今，20年前种下的梧桐、椴树等许多树木已经高耸入云、枝繁叶茂；长春花、金雀花、西粉莲以及叫不出名字的花卉遍布满园。
拉塞夫人搀扶着脚步沉重的夫人，缓步走出实验室，走上了花园中柔软的草坪。
通过夫人潮红的双颊和滚烫的双手，拉塞断定，夫人正在发烧。
“要不要通知约里奥·居里夫人？”
约里奥·居里夫人就是长女伊蕾娜，自从同约里奥结为夫妻之后，人们便这样称呼她了，可夫人却始终对女儿保持着原来的称呼。
伊蕾娜美丽的相貌——金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灰色的眼睛，以及庄重、深沉的神情，酷似母亲。也许是继承了父母的基因，她从小就对物理、化学等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自从19岁走镭学研究所担任母亲的助手以后，她便对科学研究如醉如痴。她同被母亲称作研究院里“最出色、最热情的青年”约里奥结婚之后，夫妻二人便像父母年轻时那样，忘我地投身科学事业，在母亲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人工放射现象——原子嬗变的实验：用放射元素自发的射线轰击某些物质，例如铝，能把这些物质变成性质不明的新放射元素，它们从此就成为射线的来源。
夫人很喜欢这两个献身科学的孩子，不仅热情支持他们的实验，而且经常给予他们技术上的指导。自从女儿结婚搬走之后，她便利用星期四同他们共进午餐的机会，同他们交流，对他们指导；而在自家餐厅的那张圆桌前，他们的交谈往往推迟进餐的时间。
“不必了，千万别让伊蕾娜知道。他们的实验正处在关键阶段，不能让他们分心。”夫人回头望了望居里楼上的几扇窗户——伊蕾娜夫妇实验室的窗户，然后若无其事地说：“我没什么，也许只是实验室里的空气不新鲜，才让我感到有昏昏欲睡的感觉。不过，现在呼吸着花香，感觉好多了。”
“我还是送您回家休息吧，或是去看医生？”拉塞女士最了解夫人的脾气，多少年来，不管多劳累，不管别人怎样劝说，她都会轻松的话语搪塞过去，然后继续坚持工作。
“您没感觉您在发烧吗？”
“没关系。半年多来，我总在莫名发烧，看医生也无济于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让我健康起来。他们只会说‘您应该躺下，应该休息’之类的话。前几天瑞果教授、拉佛大夫和布兰教授都为我诊治过，可是，都没有检查出什么病因。”夫人习惯性地用手拢了一下浓密的白发，接着说：“也许到了这个年龄，我真不该和你们年轻人一样拼命了。唉，我已经67岁了……”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依我看，您真的该好好休息一下……”拉塞女士拨开挡在夫人面前的一根树枝，轻声说。
“我怎么能休息呢？人工制造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还没完成，尽管我的伊蕾娜和她丈夫约里奥会取得成功，但我还是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还有《放射学》那部书，现在虽然写完了，但还需反复修改和校对，有些科学上的研究试验过程，只有我才知道，别人怎么能代替得了？锕族的研究进展不快，阿尔法射线的‘精密结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我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我真怕耽误每一分钟啊！”
清风吹拂着，花香飘逸着。穿过一片椴树林，她们来到了花园一角的池塘边，一股湿润、清爽的清风扑面而来。
在池塘边的一个木制长椅前，夫人停住了脚步，疲倦地坐了下来。
“我真舍不得离开镭学研究院，离不开居里楼啊……”夫人自言自语。
凝视着池塘中碧绿的睡莲和随风而起的阵阵涟漪，夫人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在夫人的心目中，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自从丈夫皮埃尔·居里1906年死于车祸之后，无尽的悲痛和深深的思恋始终折磨着夫人。在那种悲伤的日子里，夫人朝思暮想地要为皮埃尔建造一座纪念碑——一座没有雕文刻字的纪念碑。她深深知道，皮埃尔生前的最大愿望是拥有一个出色的实验室。然而，法国政府并没有帮助她实现丈夫的这个美好的愿望。1914年7月，索尔本大学和巴斯德研究所各出资40万法郎，建造了规模庞大、设备齐全的镭学研究院，终于让夫人如愿以偿。
为了这座“纪念碑”的建设，夫人亲自参与了蓝图的设计——她把居里楼的每个房间设计得宽敞明亮，并在这个四层楼里安装了最新的设施——升降梯。她相信这座同潮湿、阴暗，透风漏雨的棚屋有着天壤之别的现代化实验室，一定会让皮埃尔满意，而且，在这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里，她一定能够把从前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现在是她一个人做的事做得更好。她像鉴赏家一样，亲自选择树苗、花籽，并挥动铲子，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栽种下去。她还将研究院门前的大道命名为皮埃尔·居里路。
“看看那些大树，它们长得有多高多壮，当年它们就是我亲手栽下的……”指着池塘边一排枝繁叶茂的梧桐、椴树和枞树，夫人苍白的脸上浮起一片欣慰的笑意，“走，到那边看看，我已经有几天没来看望它们了。”说完，夫人便向不远处的花丛走去。
徜徉在繁花似锦的花丛中，夫人的疲倦好象一扫而光。她兴致勃勃地向身边的拉塞女士介绍：
“这是五叶地锦，这是铃兰花，这是鸢尾花，这些攀缘在木栅上的是金钟花……你看它们开得多艳多香！”她陶醉般地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摘下一朵金黄色的玫瑰，戴在了拉塞女士的胸前。
突然，她在一棵憔悴的蔷薇花前站住了，好象面对一个无精打采的病孩，她的目光流露出怜爱和忧郁。她立即叫来正在不远处忙碌的园丁：
“乔治先生，这棵蔷薇快要枯萎了，你要赶快照料它。多可怜的蔷薇！”
园丁乔治答应着，立即为它浇水、剪枝。夫人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
太阳渐渐西沉了，漫天红色的晚霞映衬着洁白色的居里楼和红花绿树，使这个黄昏显得格外美丽和真实。
渐渐的，拉塞女士感到夫人越来越没精神了，而且她的双腿颤抖，手臂滚烫。
“夫人，您还是回家吧！”拉塞女士再次催促着。
“好吧……”这次，夫人听从了。
夫人的那辆旧式“福特”已经等在了门口。夫人缓缓走过去，弯了一下腰，准备迈进车门。就在这时，夫人猛然回头，神情地凝神注视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楼房、树木、花草、小路，好像要说什么，又好像没什么可说；最后，她向那株羸弱的蔷薇投去了不安的一瞥……
这时，暮色的天空中飞来了一只大鸟。它忽闪着翅膀栖落在树枝，发出一声令人恐惧的鸣叫，给夫人，也给拉塞女士和司机，带来一股莫名的伤感……
在居里楼的后侧，有一个树木葱茏、花草繁茂的大花园，这是20年前建造研究院时应居里夫人要求专门开辟的。如今，20年前种下的梧桐、椴树等许多树木已经高耸入云、枝繁叶茂；长春花、金雀花、西粉莲以及叫不出名字的花卉遍布满园。
拉塞夫人搀扶着脚步沉重的夫人，缓步走出实验室，走上了花园中柔软的草坪。
通过夫人潮红的双颊和滚烫的双手，拉塞断定，夫人正在发烧。
“要不要通知约里奥·居里夫人？”
约里奥·居里夫人就是长女伊蕾娜，自从同约里奥结为夫妻之后，人们便这样称呼她了，可夫人却始终对女儿保持着原来的称呼。
伊蕾娜美丽的相貌——金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灰色的眼睛，以及庄重、深沉的神情，酷似母亲。也许是继承了父母的基因，她从小就对物理、化学等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自从19岁走镭学研究所担任母亲的助手以后，她便对科学研究如醉如痴。她同被母亲称作研究院里“最出色、最热情的青年”约里奥结婚之后，夫妻二人便像父母年轻时那样，忘我地投身科学事业，在母亲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人工放射现象——原子嬗变的实验：用放射元素自发的射线轰击某些物质，例如铝，能把这些物质变成性质不明的新放射元素，它们从此就成为射线的来源。
夫人很喜欢这两个献身科学的孩子，不仅热情支持他们的实验，而且经常给予他们技术上的指导。自从女儿结婚搬走之后，她便利用星期四同他们共进午餐的机会，同他们交流，对他们指导；而在自家餐厅的那张圆桌前，他们的交谈往往推迟进餐的时间。
“不必了，千万别让伊蕾娜知道。他们的实验正处在关键阶段，不能让他们分心。”夫人回头望了望居里楼上的几扇窗户——伊蕾娜夫妇实验室的窗户，然后若无其事地说：“我没什么，也许只是实验室里的空气不新鲜，才让我感到有昏昏欲睡的感觉。不过，现在呼吸着花香，感觉好多了。”
“我还是送您回家休息吧，或是去看医生？”拉塞女士最了解夫人的脾气，多少年来，不管多劳累，不管别人怎样劝说，她都会轻松的话语搪塞过去，然后继续坚持工作。
“您没感觉您在发烧吗？”
“没关系。半年多来，我总在莫名发烧，看医生也无济于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让我健康起来。他们只会说‘您应该躺下，应该休息’之类的话。前几天瑞果教授、拉佛大夫和布兰教授都为我诊治过，可是，都没有检查出什么病因。”夫人习惯性地用手拢了一下浓密的白发，接着说：“也许到了这个年龄，我真不该和你们年轻人一样拼命了。唉，我已经67岁了……”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依我看，您真的该好好休息一下……”拉塞女士拨开挡在夫人面前的一根树枝，轻声说。
“我怎么能休息呢？人工制造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还没完成，尽管我的伊蕾娜和她丈夫约里奥会取得成功，但我还是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还有《放射学》那部书，现在虽然写完了，但还需反复修改和校对，有些科学上的研究试验过程，只有我才知道，别人怎么能代替得了？锕族的研究进展不快，阿尔法射线的‘精密结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我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我真怕耽误每一分钟啊！”
清风吹拂着，花香飘逸着。穿过一片椴树林，她们来到了花园一角的池塘边，一股湿润、清爽的清风扑面而来。
在池塘边的一个木制长椅前，夫人停住了脚步，疲倦地坐了下来。
“我真舍不得离开镭学研究院，离不开居里楼啊……”夫人自言自语。
凝视着池塘中碧绿的睡莲和随风而起的阵阵涟漪，夫人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在夫人的心目中，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自从丈夫皮埃尔·居里1906年死于车祸之后，无尽的悲痛和深深的思恋始终折磨着夫人。在那种悲伤的日子里，夫人朝思暮想地要为皮埃尔建造一座纪念碑——一座没有雕文刻字的纪念碑。她深深知道，皮埃尔生前的最大愿望是拥有一个出色的实验室。然而，法国政府并没有帮助她实现丈夫的这个美好的愿望。1914年7月，索尔本大学和巴斯德研究所各出资40万法郎，建造了规模庞大、设备齐全的镭学研究院，终于让夫人如愿以偿。
为了这座“纪念碑”的建设，夫人亲自参与了蓝图的设计——她把居里楼的每个房间设计得宽敞明亮，并在这个四层楼里安装了最新的设施——升降梯。她相信这座同潮湿、阴暗，透风漏雨的棚屋有着天壤之别的现代化实验室，一定会让皮埃尔满意，而且，在这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里，她一定能够把从前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现在是她一个人做的事做得更好。她像鉴赏家一样，亲自选择树苗、花籽，并挥动铲子，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栽种下去。她还将研究院门前的大道命名为皮埃尔·居里路。
“看看那些大树，它们长得有多高多壮，当年它们就是我亲手栽下的……”指着池塘边一排枝繁叶茂的梧桐、椴树和枞树，夫人苍白的脸上浮起一片欣慰的笑意，“走，到那边看看，我已经有几天没来看望它们了。”说完，夫人便向不远处的花丛走去。
徜徉在繁花似锦的花丛中，夫人的疲倦好象一扫而光。她兴致勃勃地向身边的拉塞女士介绍：
“这是五叶地锦，这是铃兰花，这是鸢尾花，这些攀缘在木栅上的是金钟花……你看它们开得多艳多香！”她陶醉般地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摘下一朵金黄色的玫瑰，戴在了拉塞女士的胸前。
突然，她在一棵憔悴的蔷薇花前站住了，好象面对一个无精打采的病孩，她的目光流露出怜爱和忧郁。她立即叫来正在不远处忙碌的园丁：
“乔治先生，这棵蔷薇快要枯萎了，你要赶快照料它。多可怜的蔷薇！”
园丁乔治答应着，立即为它浇水、剪枝。夫人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
太阳渐渐西沉了，漫天红色的晚霞映衬着洁白色的居里楼和红花绿树，使这个黄昏显得格外美丽和真实。
渐渐的，拉塞女士感到夫人越来越没精神了，而且她的双腿颤抖，手臂滚烫。
“夫人，您还是回家吧！”拉塞女士再次催促着。
“好吧……”这次，夫人听从了。
夫人的那辆旧式“福特”已经等在了门口。夫人缓缓走过去，弯了一下腰，准备迈进车门。就在这时，夫人猛然回头，神情地凝神注视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楼房、树木、花草、小路，好像要说什么，又好像没什么可说；最后，她向那株羸弱的蔷薇投去了不安的一瞥……
这时，暮色的天空中飞来了一只大鸟。它忽闪着翅膀栖落在树枝，发出一声令人恐惧的鸣叫，给夫人，也给拉塞女士和司机，带来一股莫名的伤感……
三、
“夫人，今天您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听到门前的汽车笛鸣，女佣手忙脚乱地迎了出来。
几十年来，夫人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不变的时间表，她总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离开或回到自己的家。对于这个时间表，女佣早已熟知。早晨7点三刻，这是夫人离家的时间，停在楼下的汽车会准时发出三声鸣响，这时，夫人会穿戴整齐地匆匆下楼，乘车离开；晚上5点到6点之间，夫人会准时回到家里，然后坐在餐厅的沙发上等候女仆唤她吃晚餐。
可是今天，还不到4点点，夫人就回来了，这使女仆感到意外和惊讶。
好像没有力气同女佣打招呼，夫人便跌跌撞撞地爬上了既陡又窄的楼梯，然后重重地躺在工作室的沙发上——此时，高烧已经使她头昏目眩，四肢抖瑟。
夫人的家坐落在美丽的塞纳河河畔。这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古旧楼房。自从1910年皮埃尔·居里的父亲居里大夫去世后，夫人就住进了这座门前有花园、房间很多的楼房，至今已经24年了。其实，夫人并不喜欢这里，她常说，这里空旷、寂静，缺少活力和生气。唯一让她津津乐道的是，透过每一个房间的落地窗，滚滚的塞纳河和河中碧绿的斯德岛都可以尽收眼底。因此，夫人不允许女仆和女儿们在窗子上悬挂窗帘。
夫人的体温超过了40度，她全身滚烫，四肢颤抖，面色苍白。
夫人的次女艾芜被母亲吓坏了。她小心翼翼地捏住体温计，朝着灯光仔细地看了几次——她不相信那个细细玻璃棒中银色水柱的顶端竟上升得如此之高。在她的记忆里，母亲虽然多病，不仅患有风湿痛、耳鸣症，而且时常低烧，但像这样的高烧，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她立即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别怕，我的孩子，”夫人尽量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她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我只觉得有些冷。再给我加一条毛毯，一会儿就会好的……”
艾芜似乎意识到了母亲病情的严重。她一边吩咐着女佣照顾母亲，一边冲下楼打电话请医生。顿时，一向安宁、静谧的楼房里，回响起艾芜同女佣低声的对话和走廊、楼梯地板上急促的脚步声。
不一会，克娄德·瑞果教授风尘仆仆地赶来到了夫人的病床前。他是夫人的老朋友，也是同夫人在镭学研究院共事二十多年的老同事。镭学研究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放射学的实验室，由夫人亲自领导；另一部分是生物学和放射疗法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主任就是著名学者兼医生的瑞果教授。
对于高烧，瑞果教授并不感到惊奇，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患有高烧的病人；重要的是，他要弄清造成高烧的原因。可是，面对浑身滚烫的夫人，这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医学专家，在结束对夫人的基本体检之后，竟无法解释夫人突如其来的高烧的原因。他一边嘱咐艾芜为母亲服用一些退烧药，一边熟练地为夫人冷敷，并结合自己几十年来接触的病例，认真思考着。
“看来这不像是上呼吸道感染，如果是上感，夫人的发烧不会这么突然，而且体温也不会这么高，况且，并没有发现夫人患有上感的其他体症……”他心里想，“看来夫人的病情也许不那么简单！”
“夫人，您只管静静地休息，药物和冷敷会使您的体温降下来。”瑞果教授站起身来，像是安慰夫人，也像是答复艾芜的问询，“这也许只是一次重感冒，您一定不要着急。明天早晨，我就送您去医院彻底做一次体检……”
瑞果教授刚刚离开，伊蕾娜博士和丈夫约里奥就赶到了。
“妈妈，你这是怎么了？”伊蕾娜推开房门，立即扑倒在母亲的床前，并且，声音有哽咽。昨天晚上，他们夫妇还同母亲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可现在母亲竟痛苦地病倒在床上。
夫人惊讶地睁开眼睛，用手轻拂着女儿的头，“我的伊蕾娜，你们怎么来了？瑞果教授说我可能是患了感冒。去吧，去忙你们的实验吧，这里有艾芜，也许不需要你们……”说完，又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夜幕降临了。繁忙的伯杜纳码头渐渐安静下来，塞纳河又响起了轻柔的低唱。伴着催眠曲般的波涛声，服过药物的夫人轻轻地打起了鼾声……
在夫人的床头，一左一右，伊蕾娜和艾芜守侯在母亲的身边，期待着母亲早日退烧，也期待着黑夜快快过去，可以送母亲去医院全面检查和确切诊断的早晨快快到来。
房间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件奢侈和考究的摆设——几件旧式家具和靠墙的一排装满书籍的玻璃书橱，使得房间显得格外朴素和整洁。在窗前的一隅，摆放着一尊皮埃尔·居里的半身塑像，那是他逝世后夫人请人创作的，从搬进这座楼房之后，它便摆放在那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昏暗的灯光下，夫人昏昏沉沉地睡着，睡着。不知过了多久，她的全身慢慢地颤抖起来，随后便不由自主地蜷缩成一团。突然，她感到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冰冷的雨水倾泻在头上，淋湿了全身，一股从没经历过的彻骨寒冷无情向她袭来。
“我冷，我冷……”她不禁低声而语。
那是1906年4月19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晚上，当她兴致勃勃回到家里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却是一个令她惊讶不已、天旋地转的噩耗——丈夫皮埃尔·居里于下午在马车车轮下丧生。
摆在夫人面前的几件遗物——她所熟悉的一支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怀表，似乎让她感到了丈夫温热的体温；而早晨与她一同走出家门的丈夫此时却的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沾满血迹、冰冷僵直的皮埃尔遗体，却向她证明，丈夫真的已经离她而去了。顿时，她的血凝固了，心麻木了，目光僵直了……
现在，她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寒冷的雨夜……
在她28年的记忆里，这个雨夜的风是她一生中经历的最凛冽的风，这个雨夜里的雨是她一生中遭遇的最寒冷的雨。她真害怕寒风和冷雨会冻僵她躯体而来不及为丈夫送葬便陪伴丈夫而去……
听到母亲的呓语，女儿们又慌乱地为她盖上了两条毛毯，并同女佣向壁炉里添加木柴。
炉膛中的火焰把房间照得通红，烤得懊热，也把夫人苍白的脸庞映得有了血色。
狂风和冷雨仍在继续。半梦半醒之间，有两个凄楚而充满恐惧的脸庞在她的眼前跳跃着，有两串悲伤而渴望母爱的童音在他的耳畔回响着。渐渐地，她的两个女儿——9岁的伊蕾娜和两岁的艾芜让她伤痕累累、冰冷寒彻的心变得温暖起来，理智坚强起来。她要度过这个寒夜，为了丈夫未竟的事业，也为了两个幼小的女儿……
又服了一次退烧药，夫人在两个女儿的陪伴下，昏昏沉沉地熬到了天亮……
“夫人，今天您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听到门前的汽车笛鸣，女佣手忙脚乱地迎了出来。
几十年来，夫人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不变的时间表，她总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离开或回到自己的家。对于这个时间表，女佣早已熟知。早晨7点三刻，这是夫人离家的时间，停在楼下的汽车会准时发出三声鸣响，这时，夫人会穿戴整齐地匆匆下楼，乘车离开；晚上5点到6点之间，夫人会准时回到家里，然后坐在餐厅的沙发上等候女仆唤她吃晚餐。
可是今天，还不到4点点，夫人就回来了，这使女仆感到意外和惊讶。
好像没有力气同女佣打招呼，夫人便跌跌撞撞地爬上了既陡又窄的楼梯，然后重重地躺在工作室的沙发上——此时，高烧已经使她头昏目眩，四肢抖瑟。
夫人的家坐落在美丽的塞纳河河畔。这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古旧楼房。自从1910年皮埃尔·居里的父亲居里大夫去世后，夫人就住进了这座门前有花园、房间很多的楼房，至今已经24年了。其实，夫人并不喜欢这里，她常说，这里空旷、寂静，缺少活力和生气。唯一让她津津乐道的是，透过每一个房间的落地窗，滚滚的塞纳河和河中碧绿的斯德岛都可以尽收眼底。因此，夫人不允许女仆和女儿们在窗子上悬挂窗帘。
夫人的体温超过了40度，她全身滚烫，四肢颤抖，面色苍白。
夫人的次女艾芜被母亲吓坏了。她小心翼翼地捏住体温计，朝着灯光仔细地看了几次——她不相信那个细细玻璃棒中银色水柱的顶端竟上升得如此之高。在她的记忆里，母亲虽然多病，不仅患有风湿痛、耳鸣症，而且时常低烧，但像这样的高烧，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她立即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别怕，我的孩子，”夫人尽量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她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我只觉得有些冷。再给我加一条毛毯，一会儿就会好的……”
艾芜似乎意识到了母亲病情的严重。她一边吩咐着女佣照顾母亲，一边冲下楼打电话请医生。顿时，一向安宁、静谧的楼房里，回响起艾芜同女佣低声的对话和走廊、楼梯地板上急促的脚步声。
不一会，克娄德·瑞果教授风尘仆仆地赶来到了夫人的病床前。他是夫人的老朋友，也是同夫人在镭学研究院共事二十多年的老同事。镭学研究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放射学的实验室，由夫人亲自领导；另一部分是生物学和放射疗法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主任就是著名学者兼医生的瑞果教授。
对于高烧，瑞果教授并不感到惊奇，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患有高烧的病人；重要的是，他要弄清造成高烧的原因。可是，面对浑身滚烫的夫人，这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医学专家，在结束对夫人的基本体检之后，竟无法解释夫人突如其来的高烧的原因。他一边嘱咐艾芜为母亲服用一些退烧药，一边熟练地为夫人冷敷，并结合自己几十年来接触的病例，认真思考着。
“看来这不像是上呼吸道感染，如果是上感，夫人的发烧不会这么突然，而且体温也不会这么高，况且，并没有发现夫人患有上感的其他体症……”他心里想，“看来夫人的病情也许不那么简单！”
“夫人，您只管静静地休息，药物和冷敷会使您的体温降下来。”瑞果教授站起身来，像是安慰夫人，也像是答复艾芜的问询，“这也许只是一次重感冒，您一定不要着急。明天早晨，我就送您去医院彻底做一次体检……”
瑞果教授刚刚离开，伊蕾娜博士和丈夫约里奥就赶到了。
“妈妈，你这是怎么了？”伊蕾娜推开房门，立即扑倒在母亲的床前，并且，声音有哽咽。昨天晚上，他们夫妇还同母亲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可现在母亲竟痛苦地病倒在床上。
夫人惊讶地睁开眼睛，用手轻拂着女儿的头，“我的伊蕾娜，你们怎么来了？瑞果教授说我可能是患了感冒。去吧，去忙你们的实验吧，这里有艾芜，也许不需要你们……”说完，又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夜幕降临了。繁忙的伯杜纳码头渐渐安静下来，塞纳河又响起了轻柔的低唱。伴着催眠曲般的波涛声，服过药物的夫人轻轻地打起了鼾声……
在夫人的床头，一左一右，伊蕾娜和艾芜守侯在母亲的身边，期待着母亲早日退烧，也期待着黑夜快快过去，可以送母亲去医院全面检查和确切诊断的早晨快快到来。
房间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件奢侈和考究的摆设——几件旧式家具和靠墙的一排装满书籍的玻璃书橱，使得房间显得格外朴素和整洁。在窗前的一隅，摆放着一尊皮埃尔·居里的半身塑像，那是他逝世后夫人请人创作的，从搬进这座楼房之后，它便摆放在那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昏暗的灯光下，夫人昏昏沉沉地睡着，睡着。不知过了多久，她的全身慢慢地颤抖起来，随后便不由自主地蜷缩成一团。突然，她感到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冰冷的雨水倾泻在头上，淋湿了全身，一股从没经历过的彻骨寒冷无情向她袭来。
“我冷，我冷……”她不禁低声而语。
那是1906年4月19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晚上，当她兴致勃勃回到家里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却是一个令她惊讶不已、天旋地转的噩耗——丈夫皮埃尔·居里于下午在马车车轮下丧生。
摆在夫人面前的几件遗物——她所熟悉的一支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怀表，似乎让她感到了丈夫温热的体温；而早晨与她一同走出家门的丈夫此时却的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沾满血迹、冰冷僵直的皮埃尔遗体，却向她证明，丈夫真的已经离她而去了。顿时，她的血凝固了，心麻木了，目光僵直了……
现在，她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寒冷的雨夜……
在她28年的记忆里，这个雨夜的风是她一生中经历的最凛冽的风，这个雨夜里的雨是她一生中遭遇的最寒冷的雨。她真害怕寒风和冷雨会冻僵她躯体而来不及为丈夫送葬便陪伴丈夫而去……
听到母亲的呓语，女儿们又慌乱地为她盖上了两条毛毯，并同女佣向壁炉里添加木柴。
炉膛中的火焰把房间照得通红，烤得懊热，也把夫人苍白的脸庞映得有了血色。
狂风和冷雨仍在继续。半梦半醒之间，有两个凄楚而充满恐惧的脸庞在她的眼前跳跃着，有两串悲伤而渴望母爱的童音在他的耳畔回响着。渐渐地，她的两个女儿——9岁的伊蕾娜和两岁的艾芜让她伤痕累累、冰冷寒彻的心变得温暖起来，理智坚强起来。她要度过这个寒夜，为了丈夫未竟的事业，也为了两个幼小的女儿……
又服了一次退烧药，夫人在两个女儿的陪伴下，昏昏沉沉地熬到了天亮……
四、
早晨9点刚过，面容憔悴而苍白的夫人在两个女儿和瑞果教授的搀扶下，早早来到了索尔本大学附属医院就诊。在一间宽大明亮的诊室里，布兰教授和拉佛大夫——一老一少两位内科经验丰富的专家，为夫人进行了认真体检。
“请你们放心，”走出诊室的布兰教授轻声对夫人，也对伊蕾娜、艾芜和瑞果教授说：“夫人的全身没有器质性疾病，只是在发高烧。”
拉佛大夫接着说：“夫人的体温这么高，考虑夫人也许是患了流行性感冒。巴黎正在流行这种病，近些日子，差不多医院每天都会接待感冒患者。”
布兰教授把瑞果教授拉向一旁，说：“也有气管炎的可能，夫人已经年近七十，况且身体一直虚弱，气管炎也许使夫人突然发烧。”
听罢，瑞果教授的心塌实了许多，“只要夫人没有器质性疾病，只是上呼吸道感染或气管炎，相信你门的经验和水平能够使夫人早日康复。”
“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肯定夫人高烧的真正病因，但我们将采取温包疗法和拔罐疗法控制夫人的高烧，并且尽快邀请更多的专家为夫人会诊。”布兰教授说。
“我们先为夫人拍一张X光相片，这样会更准确地找出夫人的病因。”拉佛大夫向布兰教授建议。
“好吧，就按你说的拍X光片，并且请您立即邀请内外科专家，让我们一起为夫人会诊。”说完，布兰教授认认真真地向拉佛大夫点出了五六位专家的名字。
阳光射进诊室照在夫人苍白的脸上。她无力依偎在沙发的靠背上，眯起眼睛静静听着医生们的对话，心情异常沉重。她想，没想到这次发烧竟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而且，病因的诊断也变得这样复杂；原以为吃点药、休息一下就能重新工作，可这下变得复杂了，看来……
“妈妈，我们X光室吧。”艾芜轻轻扶起母亲，缓缓走出诊室。
走在长长的走廊上，时而有迎面而来的医生、护士和病人向夫人问候——在他们眼里，他们所尊敬和熟悉的居里夫人竟然如此消瘦和虚弱，这使他们感到惊讶和难过。在夫人一行走过的走廊上，许多人久久驻足，不安地望着夫人的背影，心中升腾起无尽的忧虑。
X光室到了。对于X光检查，夫人再熟悉不过了。当夫人迈进漆黑一片的检查室时，她忽然想起了20年前——1914年那些为法国官兵伤员进行X光检查的艰难日子。
那年8月，德国入侵法国，巴黎的上空弥漫着炮火硝烟，枪炮声震耳欲聋。这时，她毅然决然地把两个年幼小的女儿托付给保姆，关上刚刚竣工的镭学研究院的大门，同那些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在卫生服务机关领取了证件，然后走进了医院，承担了前线伤员的救护工作。
在既危险又紧张的救护工作中，夫人很快发现，前线和后方所有的医院竟没有一套X光检查设备。作为索尔本大学理学院物理实验室主任的夫人，她清楚地知道X光检查设备在抢救伤员过程中的先进和重要。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光之后，这项发明先后被应用到临床医疗——医生诊察时，不须通过手术就可以探察病人身体内部，只须从荧屏上就能看见人体的骨骼和器官影象，并且将其拍出相片来。
一天，她一边为一名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伤员清洗伤口，一边默默地想：这种不可思议的设备，可以立即发现伤员伤口里的弹头和弹片，并且能够确定它的准确位置。如果有了它，就可以减轻伤员的许多痛苦，甚至挽回他的宝贵生命。我们多么需要它们啊！我们必须尽快制造它们！她默默地下定了决心。
几个小时之后，她按照自己列出的清单，把全巴黎包括自己实验室在内的各大学实验室的仪器X光材料，全部集中到了那所医院里；然后，她亲自把这些仪器和可供使用X光材料分发给巴黎地区的各医院，并且组织了一批教授、工程师和学者，日夜兼程赶制X光设备。
可是，战火无情地燃烧着，差不多所有医院的水电都已经中断，制造出来X光设备根本无法使用。
现在，解决电源是个关键问题，否则，这些设备等于一堆废铁。面对无电这个棘手的难题，夫人智慧的大脑不停地思考。
终于，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汽车里安装一架X光仪器和一台发电机，利用汽车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以供给仪器所需的电流。于是，她利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制造了第一辆“X光汽车”；之后，她又陆续制造了20辆这样的汽车。这些一律被漆成灰色车体、车厢上印有红十字和法国国旗图案的汽车，巡回在各医院，及时为伤员X光透视和拍照，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居里”。
在那些日子里，她亲自驾驶着一辆平头的“雷诺”，日夜不停地穿梭于各医院，时而戴上防护手套和墨镜为伤员透视，确定伤员体内弹片的位置；时而钻进临时用黑色帐幔或被褥遮住窗口的暗室，冲洗胶片；时而又在透视屏前帮助外科医生确定手术开刀的位置和钳子的角度。
X光汽车，X光设备，射气服务，这些还不够。这种技术需要的专门人才十分缺乏。为此，她向法国政府建议，开办射放射科训练班，使更多人学会使用设备和诊断病情。不久，20名青年人聚在了镭学研究院学习电学、X光射线理论和解剖学，而担任他们教师的则是夫人本人和她年仅20岁的长女伊蕾娜。在1916年到1918年的三年中，她亲自训练了150名放射科护士。
1918年，长达4年的战争结束了。这4年中，夫人每天都在与X光射线和设备打交道。她不仅发明了“X光汽车”，同时还开辟了200个X光射线室——这220台活动或固定的X光设备所救治的伤员总数超过了100万人次。
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智慧，她挽救了一个个垂危的生命，并且在艰苦的付出中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放射线治疗专家。如今，20年过去了，她自己身染重病，并且即将走进放射线室，借助那些无形的射线诊断自己尚不明了的病因，夫人心中感慨万千。
X光相片在夫人刚刚离开医院回家的时候冲洗出来了。两名医生和被请来的几名专家面对夫人各器官的X光相片疑惑不解。
“夫人的肺部有病灶，但已经钙化了；这里有一点阴影，说明肺部有炎症，可并不严重……”
“胆囊里有一块结石，但并未造成胆和肝的病变……”
专家们七嘴八舌，然而却没有形成一致的诊断意见。
在以后的几天里，夫人的体温虽然稍有下降，但仍然高出正常体温。她整天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四肢越来越无力，脸色越来越苍白。
又拍了一次X光相片，专家们又陆续进行来次会诊，可是，夫人的病因最终也没有确定。
一天，前来探望夫人的瑞果教授提出了一个建议：“夫人，您可否到萨瓦省桑塞罗谋疗养院住上几日，那里新鲜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也许能够有助于您恢复疲劳，增强体质。”
“是的，教授，您说得对！巴黎的喧嚣和灰尘对我的健康没有好处，呼吸些新鲜空气，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痊愈的！”
艾芜也立即对教授的建议表示赞同，并且拟定出了这次疗养的日程：“太好了！明天就动身。我先陪您几个星期，然后再把舅舅和姨妈从波兰接去同您做伴；8月份的时候，也许到那时，姐姐他们实验就会有了结果，就让他们同您一同度过8月。秋天的时候，您就会好了！”说完，艾芜的脸上浮起了灿烂的微笑，好像母亲从此便会真的健康起来。
“临行前，依我看，最好再请医生为你母亲做一次会诊。如果真的不是其他疾病而只是感冒或气管、肺部炎症的话，再做疗养的准备……”瑞果教授极其认真地说：“我的意思是说，那里的医疗条件的设备并不比巴黎好，而且交通也不太方便，去那里只是疗养，而非治疗。”
“教授说的是。我马上去请医学院的医生明天来会诊。”说完，伊蕾娜同丈夫约里奥驱车赶往索尔本大学。
医生们来了。4位医学院的医学专家——不仅是巴黎而且是全法国最著名的医生，恭恭敬敬地来到夫人床前。半个小时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夫人的病因蹊跷，不可解释。
“只能是肺结核旧病复发，”最终，他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并相信坐落在山清水秀的桑塞罗谋疗养院可以治愈夫人的发烧。然而，事实上，他们的诊断错了！
忙乱的远行准备在医生们走后开始了。女儿和佣人们跑上跑下忙个不停，可夫人却在临行前惦念着她尚未完成的锕的制备工作。
她偷偷打电话给科泰罗夫人，让她马上赶来，“这次我去疗养，时间也许长一些，”她向科泰罗叮嘱着，“在我回来之前，你必须把锕小心封藏起来。等我假期结束，我们就重新开始这个研究。请你把准备工作做好等着我……”
科泰罗夫人点着头，紧紧握住夫人的手，“夫人，我一定按照您的话去做，等着您回来。您好好地疗养吧……”
早晨9点刚过，面容憔悴而苍白的夫人在两个女儿和瑞果教授的搀扶下，早早来到了索尔本大学附属医院就诊。在一间宽大明亮的诊室里，布兰教授和拉佛大夫——一老一少两位内科经验丰富的专家，为夫人进行了认真体检。
“请你们放心，”走出诊室的布兰教授轻声对夫人，也对伊蕾娜、艾芜和瑞果教授说：“夫人的全身没有器质性疾病，只是在发高烧。”
拉佛大夫接着说：“夫人的体温这么高，考虑夫人也许是患了流行性感冒。巴黎正在流行这种病，近些日子，差不多医院每天都会接待感冒患者。”
布兰教授把瑞果教授拉向一旁，说：“也有气管炎的可能，夫人已经年近七十，况且身体一直虚弱，气管炎也许使夫人突然发烧。”
听罢，瑞果教授的心塌实了许多，“只要夫人没有器质性疾病，只是上呼吸道感染或气管炎，相信你门的经验和水平能够使夫人早日康复。”
“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肯定夫人高烧的真正病因，但我们将采取温包疗法和拔罐疗法控制夫人的高烧，并且尽快邀请更多的专家为夫人会诊。”布兰教授说。
“我们先为夫人拍一张X光相片，这样会更准确地找出夫人的病因。”拉佛大夫向布兰教授建议。
“好吧，就按你说的拍X光片，并且请您立即邀请内外科专家，让我们一起为夫人会诊。”说完，布兰教授认认真真地向拉佛大夫点出了五六位专家的名字。
阳光射进诊室照在夫人苍白的脸上。她无力依偎在沙发的靠背上，眯起眼睛静静听着医生们的对话，心情异常沉重。她想，没想到这次发烧竟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而且，病因的诊断也变得这样复杂；原以为吃点药、休息一下就能重新工作，可这下变得复杂了，看来……
“妈妈，我们X光室吧。”艾芜轻轻扶起母亲，缓缓走出诊室。
走在长长的走廊上，时而有迎面而来的医生、护士和病人向夫人问候——在他们眼里，他们所尊敬和熟悉的居里夫人竟然如此消瘦和虚弱，这使他们感到惊讶和难过。在夫人一行走过的走廊上，许多人久久驻足，不安地望着夫人的背影，心中升腾起无尽的忧虑。
X光室到了。对于X光检查，夫人再熟悉不过了。当夫人迈进漆黑一片的检查室时，她忽然想起了20年前——1914年那些为法国官兵伤员进行X光检查的艰难日子。
那年8月，德国入侵法国，巴黎的上空弥漫着炮火硝烟，枪炮声震耳欲聋。这时，她毅然决然地把两个年幼小的女儿托付给保姆，关上刚刚竣工的镭学研究院的大门，同那些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在卫生服务机关领取了证件，然后走进了医院，承担了前线伤员的救护工作。
在既危险又紧张的救护工作中，夫人很快发现，前线和后方所有的医院竟没有一套X光检查设备。作为索尔本大学理学院物理实验室主任的夫人，她清楚地知道X光检查设备在抢救伤员过程中的先进和重要。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光之后，这项发明先后被应用到临床医疗——医生诊察时，不须通过手术就可以探察病人身体内部，只须从荧屏上就能看见人体的骨骼和器官影象，并且将其拍出相片来。
一天，她一边为一名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伤员清洗伤口，一边默默地想：这种不可思议的设备，可以立即发现伤员伤口里的弹头和弹片，并且能够确定它的准确位置。如果有了它，就可以减轻伤员的许多痛苦，甚至挽回他的宝贵生命。我们多么需要它们啊！我们必须尽快制造它们！她默默地下定了决心。
几个小时之后，她按照自己列出的清单，把全巴黎包括自己实验室在内的各大学实验室的仪器X光材料，全部集中到了那所医院里；然后，她亲自把这些仪器和可供使用X光材料分发给巴黎地区的各医院，并且组织了一批教授、工程师和学者，日夜兼程赶制X光设备。
可是，战火无情地燃烧着，差不多所有医院的水电都已经中断，制造出来X光设备根本无法使用。
现在，解决电源是个关键问题，否则，这些设备等于一堆废铁。面对无电这个棘手的难题，夫人智慧的大脑不停地思考。
终于，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汽车里安装一架X光仪器和一台发电机，利用汽车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以供给仪器所需的电流。于是，她利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制造了第一辆“X光汽车”；之后，她又陆续制造了20辆这样的汽车。这些一律被漆成灰色车体、车厢上印有红十字和法国国旗图案的汽车，巡回在各医院，及时为伤员X光透视和拍照，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居里”。
在那些日子里，她亲自驾驶着一辆平头的“雷诺”，日夜不停地穿梭于各医院，时而戴上防护手套和墨镜为伤员透视，确定伤员体内弹片的位置；时而钻进临时用黑色帐幔或被褥遮住窗口的暗室，冲洗胶片；时而又在透视屏前帮助外科医生确定手术开刀的位置和钳子的角度。
X光汽车，X光设备，射气服务，这些还不够。这种技术需要的专门人才十分缺乏。为此，她向法国政府建议，开办射放射科训练班，使更多人学会使用设备和诊断病情。不久，20名青年人聚在了镭学研究院学习电学、X光射线理论和解剖学，而担任他们教师的则是夫人本人和她年仅20岁的长女伊蕾娜。在1916年到1918年的三年中，她亲自训练了150名放射科护士。
1918年，长达4年的战争结束了。这4年中，夫人每天都在与X光射线和设备打交道。她不仅发明了“X光汽车”，同时还开辟了200个X光射线室——这220台活动或固定的X光设备所救治的伤员总数超过了100万人次。
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智慧，她挽救了一个个垂危的生命，并且在艰苦的付出中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放射线治疗专家。如今，20年过去了，她自己身染重病，并且即将走进放射线室，借助那些无形的射线诊断自己尚不明了的病因，夫人心中感慨万千。
X光相片在夫人刚刚离开医院回家的时候冲洗出来了。两名医生和被请来的几名专家面对夫人各器官的X光相片疑惑不解。
“夫人的肺部有病灶，但已经钙化了；这里有一点阴影，说明肺部有炎症，可并不严重……”
“胆囊里有一块结石，但并未造成胆和肝的病变……”
专家们七嘴八舌，然而却没有形成一致的诊断意见。
在以后的几天里，夫人的体温虽然稍有下降，但仍然高出正常体温。她整天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四肢越来越无力，脸色越来越苍白。
又拍了一次X光相片，专家们又陆续进行来次会诊，可是，夫人的病因最终也没有确定。
一天，前来探望夫人的瑞果教授提出了一个建议：“夫人，您可否到萨瓦省桑塞罗谋疗养院住上几日，那里新鲜的空气和优美的环境，也许能够有助于您恢复疲劳，增强体质。”
“是的，教授，您说得对！巴黎的喧嚣和灰尘对我的健康没有好处，呼吸些新鲜空气，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痊愈的！”
艾芜也立即对教授的建议表示赞同，并且拟定出了这次疗养的日程：“太好了！明天就动身。我先陪您几个星期，然后再把舅舅和姨妈从波兰接去同您做伴；8月份的时候，也许到那时，姐姐他们实验就会有了结果，就让他们同您一同度过8月。秋天的时候，您就会好了！”说完，艾芜的脸上浮起了灿烂的微笑，好像母亲从此便会真的健康起来。
“临行前，依我看，最好再请医生为你母亲做一次会诊。如果真的不是其他疾病而只是感冒或气管、肺部炎症的话，再做疗养的准备……”瑞果教授极其认真地说：“我的意思是说，那里的医疗条件的设备并不比巴黎好，而且交通也不太方便，去那里只是疗养，而非治疗。”
“教授说的是。我马上去请医学院的医生明天来会诊。”说完，伊蕾娜同丈夫约里奥驱车赶往索尔本大学。
医生们来了。4位医学院的医学专家——不仅是巴黎而且是全法国最著名的医生，恭恭敬敬地来到夫人床前。半个小时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夫人的病因蹊跷，不可解释。
“只能是肺结核旧病复发，”最终，他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并相信坐落在山清水秀的桑塞罗谋疗养院可以治愈夫人的发烧。然而，事实上，他们的诊断错了！
忙乱的远行准备在医生们走后开始了。女儿和佣人们跑上跑下忙个不停，可夫人却在临行前惦念着她尚未完成的锕的制备工作。
她偷偷打电话给科泰罗夫人，让她马上赶来，“这次我去疗养，时间也许长一些，”她向科泰罗叮嘱着，“在我回来之前，你必须把锕小心封藏起来。等我假期结束，我们就重新开始这个研究。请你把准备工作做好等着我……”
科泰罗夫人点着头，紧紧握住夫人的手，“夫人，我一定按照您的话去做，等着您回来。您好好地疗养吧……”
五、
初夏的桑塞罗谋，青山浓绿，树木葱茏，繁华似锦。疗养院就坐落在这个山清水秀、空气新鲜且空旷寂静的山谷中。
6月初的一天中午，这座著名的疗养胜地迎来了疲惫不堪、身体极度衰弱的夫人。陪伴在她身边的是她的女儿艾芜。
夫人被安置在疗养院最舒适、最宽敞的一个房间里。这是一个带有阳台的三套间，室内的生活物品应有尽有，只是根据夫人的生活习惯，撤去了房间的地毯，露出了涂着暗红色油漆的光洁地板。
像居里楼里夫人的工作室和实验室一样，这个套间里的窗户格外宽大而且朝向阳面。临窗而望，远处苍莽的群山连绵起伏，满目青黛；山崖上，一条涓细的瀑布倾泻而下，在山脚下汇成一条清亮的小河；小河蜿蜒地穿行在灌木丛和花草间，在窗前的一片沙滩上划过一道弧线，然后滚滚流向森林。
然而此时，经过路途颠簸和病痛折磨的夫人，却无力睁开眼睛欣赏这美丽的景物；当她被扶上病榻时，竟顾不上像往常那样对给予她帮助的人说声谢谢。
夫人来到桑塞罗谋的消息，很快在疗养院的医护和疗养人员中不胫而走。人们为夫人能同他们在这里一道生活而感到莫大荣幸，同时又为夫人的的身体健康担忧和悲伤。
疗养院原有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夫人被列为一号疗养员，由涛贝院长亲自负责其体检、治疗和观察，比埃尔·卢依大夫担任了配合涛贝院长的夫人专职主治医生。人们无声地聚集在夫人病房前的走廊里，期待着能同夫人见上一面……原来时而歌声时而笑语的疗养院，顿时变得格外寂静——人们说话的声音小了，行走的脚步轻了……
在疗养院的第一夜，夫人在服过药物之后入睡了，可是艾芜却没有睡，涛贝院长和卢依大夫没有睡，他们守侯在夫人的床前，静静地观察着夫人的体温、脉搏、呼吸……
三天过去了，药物和各种体温的方法，没有对夫人产生任何作用——她仍在高烧不退，虽然在每天的黎明至清晨时间内，她的体温稍有降低，但是，到了上午，她又会烧至40度以上。
这天上午，涛贝院长在查房结束后回到办公室，愁容满面。面对X光室送来的刚刚拍过的和巴黎拍过的几张相片，他再一次戴上老花镜，一丝不苟地查看着，思索着，分析着……直到中午的时候，他才放下手中早已熄灭的烟斗，猛然站起身，果断地否认了巴黎医生做出的诊断：“夫人高烧的病因绝非肺部和胆囊病患所致，他们的诊断，错了！”
站在一旁的卢依大夫一惊。为夫人诊断的几位巴黎大夫，在全法国医疗界享有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否认过他们的诊断。他战战兢兢地说：“院长先生，那您的诊断是……”
“根据我目前的水平和经验，我还不能做出确切的诊断，但是我敢断定，他们做出的结论绝对是错误的。夫人的病因是出在血液系统！”涛贝院长斩钉截铁地说。
“我的治疗正在受到错误诊断的贻误，一个伟大的生命正在因此而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们必须……”老院长沉思了一下，“我们必须请来罗斯教授。也许这位血液系统病专家能够使夫人转危为安。”说完，他拿起电话，向他的老朋友、瑞士的罗斯教授发出了急切且诚恳的邀请。
第二天早晨，罗斯教授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没有顾得上休息，就查看了夫人的病历和她几年前和此次患病以来的所有辅助检查结果。他在比较了夫人几年来特别是今年5月以来血液化验结果时发现，夫人血液成分不正常，红、白细胞数量都在以惊人的速度逐日减少。他极其遗憾地诊断，夫人患的是恶性贫血。
恶性贫血，在当时是个令人毛骨悚然、谈病色变的不治之症。这种极其恶劣且少见的血液系统疾病，严重妨碍了人体吸收和制造血细胞所需要的各种物质。
“长期与镭和其他放射元素的接触，损害了夫人的造血机能……”罗斯教授满面愁容地向涛贝院长、艾芜以及几位主治医生解释他诊断的依据。
“35年来——从1899年到现在，夫人持续不断地同镭接触，并且始终呼吸镭射气；在4年的战争中，她还受过X光仪器所发出的更危险、可怕的射线……”罗斯教授的声音及其低沉和悲哀，“只要看看她的手，我们也许就会知道射线已经损害了她的身体，并且这种损害是多么严重。”
听完罗斯教授的诊断和病情分析，艾芜悲痛且无望地呆坐在沙发上，低声抽泣。
“难道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吗？”涛贝教授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医学界，还没有找到任何对付这种病的直接和有效的办法……”罗斯教授把目光投向对面楼房夫人病房的那个明净的窗口，心情异常沉重地说。
“那么，我们就为夫人输血，一定要让夫人活下去……”说完，涛贝院长的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是的，夫人的骨髓已经失去了造血机能，补充她生命动力的唯一办法只有输血，但输血只能让她在延续生命的时日里增加痛苦。现在，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保持秘密，不让她知道自己已经患了绝症，不让她的精神崩溃……”
罗斯教授要返回日内瓦了。临走的那天早晨，他再一次来到夫人的病房。隔着房门的玻璃，他久久地望着熟睡中的夫人，心情异常遗憾和内疚。在病人面前，一个感到无能为力的医生的心情是何等悲哀和无奈啊！
涛贝院长和艾芜一直保守着夫人身患绝症的秘密，他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在夫人面前编造对话，为的是让夫人相信自己的高烧是胆结石所致。
一天，涛贝院长查房。
“尊敬的院长先生，我知道我的胆囊中长有结石，但我却不希望采取手术的方法取出它。30多年前，我的父亲为取出胆结石做了手术，可是几天后，他却去世了……”夫人对外科手术特别是胆囊手术十分恐惧，神色中充满了对涛贝院长的乞求和对生的希望。
“请放心，夫人，我们决不为您实施手术，但是，我们……我们会采取最安全和有效的办法，缓解和消除您的病痛。您只管安心地休息，您会好起来的……”涛贝院长说。
夫人微笑了一下，欣慰地望着身边的女儿：“听到了吗，我的艾芜，院长先生决定不采取手术了，而且我会好起来的……”
“院长先生，您预计我母亲的身体何时能够完全康复？”艾芜有意附和着母亲。
“现在是6月份，再过两个月，不，也许要不了8月份，夫人就会重新开始工作的！”
“如果是那样，真是太好了……”夫人的目光中闪烁着希望的光泽。
“是的，母亲，”艾芜强作笑颜：“到那时，我们就一起回到巴黎，回到梭镇……”她说不下去了，急忙避开母亲的目光，把脸转向窗口。
这一天，是夫人来到疗养院以来心情最好的一天，尽管她头晕眼花，四肢无力，但她还是从床上爬起，让艾芜扶她走出房间，坐在阳台的木椅上——她要尽情欣赏眼前令人心旷神怡的迷人景色。
远方，青山起伏，林海苍莽，团团轻纱般的烟岚在半山腰缓缓缭绕，一条清亮的小溪在山脚下汩汩流动；近处，花园内繁华似锦，绿草如茵……一阵裹着花草芳香和泥土气息的清风吹来，让夫人的心情格外舒畅。
“艾芜，你看到那条小河了吗？河水在宽阔的河床里蜿蜒流淌，近处是青绿色，远处因为映出蓝天而呈蓝色。露出水面并在阳光下闪烁的一定是沙洲吧？多么美丽的河流和沙洲啊！”夫人用手指着远处，兴致勃勃地说。
“我看到了，母亲。是的，这条河真美呀！“艾芜的目光也伸向远方。
“你看，它像不像我的故乡华沙维斯杜拉河？”
“像，简直像极了！”艾芜和伊蕾娜多次陪同母亲回到华沙，每次，母亲都会牵着两个女儿的手，高兴地去看那条美丽的母亲河，并在金色的沙滩上散步。因此，艾芜对这条河极为熟悉。
“但是，它只是同维斯杜拉河相象罢了。如果在我们面前流淌的真的是维斯杜拉河，那该多么好呀！可是，我们却身在桑塞罗谋。”夫人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目光中流露出忧郁和遗憾。
艾芜知道母亲又在思念她的故乡了，便想换一个话题，但是夫人却深情地哼起了一首赞颂维斯杜拉河的克拉科夫民歌：“这条波兰河流有极大的美丽，受它迷惑的人致死还在爱它……”
这是夫人一生中最喜爱的一首歌，也是伊蕾娜和艾芜从小就熟悉的一首歌。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她就教会了她们唱这首歌，母女三人的歌声时常回荡在白杜纳码头旁的那座楼房。如今，女儿们长大了，伊蕾娜结婚了，可每次母女相聚的时候，艾芜钢琴伴奏，祖孙三代同声高唱的还是这首歌……
夫人的歌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渐渐地，母女两人的歌声汇在一起，在寂静空旷的山谷久久回荡……
突然，夫人的歌声嘎然而止。她把头转向女儿：“我的艾芜，你的舅舅和姨妈什么时候到这里来？”
“按原计划，他们8月份从华沙起程来桑塞罗谋，然后同我们一道回到巴黎……”艾芜也止住了歌声，轻声地回答。
“如果是那样，那就太好了。你马上给他们写信，请他们来的时候，为我带来一小袋华沙的泥土……看到泥土，我就会感受到故乡的阳光、空气，就会觉得故乡在我身边。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华沙了……”
难道母亲已经预感到她此生将再也不能重回故土了吗？难道母亲再也不能回到那条美丽的河边、在河岸散步了吗？但是很快，艾芜冷静下来了——现在，面对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母亲，作为女儿，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满足母亲的一切愿望，无论这个愿望是什么，也无论母亲还能活多久。
“是的母亲，我马上就写信，我想他们一定会尽早把泥土带到您的身边……”
听到女儿的话，夫人笑了。在自从患病至今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她第一次这样开心地笑了，浮现在苍白脸上的笑容依然那么慈祥和欣慰。
初夏的桑塞罗谋，青山浓绿，树木葱茏，繁华似锦。疗养院就坐落在这个山清水秀、空气新鲜且空旷寂静的山谷中。
6月初的一天中午，这座著名的疗养胜地迎来了疲惫不堪、身体极度衰弱的夫人。陪伴在她身边的是她的女儿艾芜。
夫人被安置在疗养院最舒适、最宽敞的一个房间里。这是一个带有阳台的三套间，室内的生活物品应有尽有，只是根据夫人的生活习惯，撤去了房间的地毯，露出了涂着暗红色油漆的光洁地板。
像居里楼里夫人的工作室和实验室一样，这个套间里的窗户格外宽大而且朝向阳面。临窗而望，远处苍莽的群山连绵起伏，满目青黛；山崖上，一条涓细的瀑布倾泻而下，在山脚下汇成一条清亮的小河；小河蜿蜒地穿行在灌木丛和花草间，在窗前的一片沙滩上划过一道弧线，然后滚滚流向森林。
然而此时，经过路途颠簸和病痛折磨的夫人，却无力睁开眼睛欣赏这美丽的景物；当她被扶上病榻时，竟顾不上像往常那样对给予她帮助的人说声谢谢。
夫人来到桑塞罗谋的消息，很快在疗养院的医护和疗养人员中不胫而走。人们为夫人能同他们在这里一道生活而感到莫大荣幸，同时又为夫人的的身体健康担忧和悲伤。
疗养院原有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夫人被列为一号疗养员，由涛贝院长亲自负责其体检、治疗和观察，比埃尔·卢依大夫担任了配合涛贝院长的夫人专职主治医生。人们无声地聚集在夫人病房前的走廊里，期待着能同夫人见上一面……原来时而歌声时而笑语的疗养院，顿时变得格外寂静——人们说话的声音小了，行走的脚步轻了……
在疗养院的第一夜，夫人在服过药物之后入睡了，可是艾芜却没有睡，涛贝院长和卢依大夫没有睡，他们守侯在夫人的床前，静静地观察着夫人的体温、脉搏、呼吸……
三天过去了，药物和各种体温的方法，没有对夫人产生任何作用——她仍在高烧不退，虽然在每天的黎明至清晨时间内，她的体温稍有降低，但是，到了上午，她又会烧至40度以上。
这天上午，涛贝院长在查房结束后回到办公室，愁容满面。面对X光室送来的刚刚拍过的和巴黎拍过的几张相片，他再一次戴上老花镜，一丝不苟地查看着，思索着，分析着……直到中午的时候，他才放下手中早已熄灭的烟斗，猛然站起身，果断地否认了巴黎医生做出的诊断：“夫人高烧的病因绝非肺部和胆囊病患所致，他们的诊断，错了！”
站在一旁的卢依大夫一惊。为夫人诊断的几位巴黎大夫，在全法国医疗界享有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否认过他们的诊断。他战战兢兢地说：“院长先生，那您的诊断是……”
“根据我目前的水平和经验，我还不能做出确切的诊断，但是我敢断定，他们做出的结论绝对是错误的。夫人的病因是出在血液系统！”涛贝院长斩钉截铁地说。
“我的治疗正在受到错误诊断的贻误，一个伟大的生命正在因此而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们必须……”老院长沉思了一下，“我们必须请来罗斯教授。也许这位血液系统病专家能够使夫人转危为安。”说完，他拿起电话，向他的老朋友、瑞士的罗斯教授发出了急切且诚恳的邀请。
第二天早晨，罗斯教授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没有顾得上休息，就查看了夫人的病历和她几年前和此次患病以来的所有辅助检查结果。他在比较了夫人几年来特别是今年5月以来血液化验结果时发现，夫人血液成分不正常，红、白细胞数量都在以惊人的速度逐日减少。他极其遗憾地诊断，夫人患的是恶性贫血。
恶性贫血，在当时是个令人毛骨悚然、谈病色变的不治之症。这种极其恶劣且少见的血液系统疾病，严重妨碍了人体吸收和制造血细胞所需要的各种物质。
“长期与镭和其他放射元素的接触，损害了夫人的造血机能……”罗斯教授满面愁容地向涛贝院长、艾芜以及几位主治医生解释他诊断的依据。
“35年来——从1899年到现在，夫人持续不断地同镭接触，并且始终呼吸镭射气；在4年的战争中，她还受过X光仪器所发出的更危险、可怕的射线……”罗斯教授的声音及其低沉和悲哀，“只要看看她的手，我们也许就会知道射线已经损害了她的身体，并且这种损害是多么严重。”
听完罗斯教授的诊断和病情分析，艾芜悲痛且无望地呆坐在沙发上，低声抽泣。
“难道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吗？”涛贝教授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医学界，还没有找到任何对付这种病的直接和有效的办法……”罗斯教授把目光投向对面楼房夫人病房的那个明净的窗口，心情异常沉重地说。
“那么，我们就为夫人输血，一定要让夫人活下去……”说完，涛贝院长的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是的，夫人的骨髓已经失去了造血机能，补充她生命动力的唯一办法只有输血，但输血只能让她在延续生命的时日里增加痛苦。现在，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保持秘密，不让她知道自己已经患了绝症，不让她的精神崩溃……”
罗斯教授要返回日内瓦了。临走的那天早晨，他再一次来到夫人的病房。隔着房门的玻璃，他久久地望着熟睡中的夫人，心情异常遗憾和内疚。在病人面前，一个感到无能为力的医生的心情是何等悲哀和无奈啊！
涛贝院长和艾芜一直保守着夫人身患绝症的秘密，他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在夫人面前编造对话，为的是让夫人相信自己的高烧是胆结石所致。
一天，涛贝院长查房。
“尊敬的院长先生，我知道我的胆囊中长有结石，但我却不希望采取手术的方法取出它。30多年前，我的父亲为取出胆结石做了手术，可是几天后，他却去世了……”夫人对外科手术特别是胆囊手术十分恐惧，神色中充满了对涛贝院长的乞求和对生的希望。
“请放心，夫人，我们决不为您实施手术，但是，我们……我们会采取最安全和有效的办法，缓解和消除您的病痛。您只管安心地休息，您会好起来的……”涛贝院长说。
夫人微笑了一下，欣慰地望着身边的女儿：“听到了吗，我的艾芜，院长先生决定不采取手术了，而且我会好起来的……”
“院长先生，您预计我母亲的身体何时能够完全康复？”艾芜有意附和着母亲。
“现在是6月份，再过两个月，不，也许要不了8月份，夫人就会重新开始工作的！”
“如果是那样，真是太好了……”夫人的目光中闪烁着希望的光泽。
“是的，母亲，”艾芜强作笑颜：“到那时，我们就一起回到巴黎，回到梭镇……”她说不下去了，急忙避开母亲的目光，把脸转向窗口。
这一天，是夫人来到疗养院以来心情最好的一天，尽管她头晕眼花，四肢无力，但她还是从床上爬起，让艾芜扶她走出房间，坐在阳台的木椅上——她要尽情欣赏眼前令人心旷神怡的迷人景色。
远方，青山起伏，林海苍莽，团团轻纱般的烟岚在半山腰缓缓缭绕，一条清亮的小溪在山脚下汩汩流动；近处，花园内繁华似锦，绿草如茵……一阵裹着花草芳香和泥土气息的清风吹来，让夫人的心情格外舒畅。
“艾芜，你看到那条小河了吗？河水在宽阔的河床里蜿蜒流淌，近处是青绿色，远处因为映出蓝天而呈蓝色。露出水面并在阳光下闪烁的一定是沙洲吧？多么美丽的河流和沙洲啊！”夫人用手指着远处，兴致勃勃地说。
“我看到了，母亲。是的，这条河真美呀！“艾芜的目光也伸向远方。
“你看，它像不像我的故乡华沙维斯杜拉河？”
“像，简直像极了！”艾芜和伊蕾娜多次陪同母亲回到华沙，每次，母亲都会牵着两个女儿的手，高兴地去看那条美丽的母亲河，并在金色的沙滩上散步。因此，艾芜对这条河极为熟悉。
“但是，它只是同维斯杜拉河相象罢了。如果在我们面前流淌的真的是维斯杜拉河，那该多么好呀！可是，我们却身在桑塞罗谋。”夫人的声音变得沉重起来，目光中流露出忧郁和遗憾。
艾芜知道母亲又在思念她的故乡了，便想换一个话题，但是夫人却深情地哼起了一首赞颂维斯杜拉河的克拉科夫民歌：“这条波兰河流有极大的美丽，受它迷惑的人致死还在爱它……”
这是夫人一生中最喜爱的一首歌，也是伊蕾娜和艾芜从小就熟悉的一首歌。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她就教会了她们唱这首歌，母女三人的歌声时常回荡在白杜纳码头旁的那座楼房。如今，女儿们长大了，伊蕾娜结婚了，可每次母女相聚的时候，艾芜钢琴伴奏，祖孙三代同声高唱的还是这首歌……
夫人的歌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渐渐地，母女两人的歌声汇在一起，在寂静空旷的山谷久久回荡……
突然，夫人的歌声嘎然而止。她把头转向女儿：“我的艾芜，你的舅舅和姨妈什么时候到这里来？”
“按原计划，他们8月份从华沙起程来桑塞罗谋，然后同我们一道回到巴黎……”艾芜也止住了歌声，轻声地回答。
“如果是那样，那就太好了。你马上给他们写信，请他们来的时候，为我带来一小袋华沙的泥土……看到泥土，我就会感受到故乡的阳光、空气，就会觉得故乡在我身边。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华沙了……”
难道母亲已经预感到她此生将再也不能重回故土了吗？难道母亲再也不能回到那条美丽的河边、在河岸散步了吗？但是很快，艾芜冷静下来了——现在，面对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母亲，作为女儿，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满足母亲的一切愿望，无论这个愿望是什么，也无论母亲还能活多久。
“是的母亲，我马上就写信，我想他们一定会尽早把泥土带到您的身边……”
听到女儿的话，夫人笑了。在自从患病至今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她第一次这样开心地笑了，浮现在苍白脸上的笑容依然那么慈祥和欣慰。
六、
夫人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除了持续不断的高烧之外，她还时常头痛头晕、目眩、耳鸣和四肢疼痛，整日昏昏沉沉；开始，她每天还能少量进食，可是不久之后，她就恶心、呕吐，只要吃进一点食物，就立即被呕吐出来，因此，她明显消瘦，脸颊和眼窝一天天凹陷下去。
看到母亲被痛苦折磨的悲惨情景，艾芜不止一次地伏在走廊的长椅上痛哭，她知道，由于失去了造血机能，母亲血管里的血液一天天在减少——母亲将像一支燃烧着的蜡烛，每天都在消耗宝贵的血液，而这些血液是永远不会再生了……
一天，艾芜终于忍不住了，她跑进涛贝院长的办公室，泪流满面地恳求：“院长先生，母亲实在太痛苦了，恳求您为她输点血吧……”说着，就挽起袖口，“我愿意为母亲献出全部血液，只求母亲能够减轻痛苦……”
涛贝院长鼻子一酸，两行热泪也流了下来：“孩子，我何尝不想为夫人输血呀，但是，现在为她输血，不是减轻她的痛苦，而是在增加她的痛苦呀！孩子，我们现在挺住，就是减轻夫人的痛苦啊！”
艾芜使劲地咬着嘴唇，顽强地面对这个残酷而真切的现实。
和夫人身患绝症的诊断结果不同，夫人需要输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疗养院。人们纷纷涌进涛贝院长的办公室，无声地高举挽起袖口的手臂，一双双充满祈求和真诚的目光等待着老院长的抉择。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挤向院长面前，说：“夫人是我一生中最崇拜和感激的人，她发明的镭元素，已经治好了我的病。现在，夫人需要什么，我都愿意付出，甚至生命，只要夫人能够早日康复……”
“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其实，我同大家一样，非常希望夫人早日康复。但是目前，为夫人输血是无济于事的……”老院长的声音有些哽咽。“不过，请求大家放心，我们正在尽全力采取其他办法为她医治。现在，我认为，你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要影响我们的治疗，影响夫人的休息。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夫人会感谢你们的，我也感谢你们……”说完，涛贝院长深深地向人们鞠了一躬。
人们纷纷散去。当他们路经夫人房间的时候，每个人都蹑手蹑脚地走过，没有一丝声响，甚至强忍住擒在眼中的泪水，仿佛泪珠的滴落也会惊动了夫人。
这时，一个正在疗养的小女孩，端端正正地站在夫人的房门前，手中举着一块小纸牌，上面用歪斜的字迹写着：
镭的母亲居里夫人在此治疗，她不希望有人打扰。
只见她的另一只手不断地摸着眼泪。
此时，夫人正蜷缩在病床上，半睡半醒，消瘦的脸上挂着无奈和疲惫。
艾芜静静地坐在母亲的床头，不时地为母亲掩着洁白的被单。
夫人的床头摆放着一束色彩缤纷的鲜花，那是一位年轻人清晨在花园中采摘的；一副用了十几年的旧眼镜，那是夫人翻看书籍、报纸和杂志必不可少的工具；一摞文学书籍，有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英国吉卜林、法国哥莱特的小说集和诗集，这几位作家是她最崇拜的，他们的作品她曾经读过多遍，还有法文、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的几本书：《丛林之书》《黎明》《西多》《吉姆》……
自从这次病倒之后，只要能够坐起来，她就总是不厌其烦地捧起这些书，在其中寻找描写大自然的段落和句子——在以病榻为伴的日子里，她格外向往大自然，向往温暖的阳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和蓝天、白云，于是，这些生动、形象的文字便成了她心灵上的安慰。有时，她还自言自语地背诵诗歌，在美妙的诗句里想象和感受大自然的壮丽和美好。她一生熟记了几千首各种文字的诗歌，每当背诵起这些诗歌，她就会忘记了病痛，心情格外舒畅和轻松。
可是今天，她却很沮丧，因为医生和艾芜总是催促她卧床休息。因此，更多的时候，她静静地躺着，凝神聆听艾芜的朗读……
“艾薇特，”夫人轻声唤着女儿的乳名。
“妈妈，您躺着别动，我再为您朗诵一遍吉卜林的诗……”
“我现在不想听诗，我想知道的是，您舅舅和姨妈何时能来，并且希望他们能带来故乡的泥土……”夫人的声音很微弱。
“我想他们已经从华沙起程了，很快就会到了。”
夫人听罢闭上了眼睛，苍白的脸上浮现着欣慰和兴奋。
喘息了一会，夫人又说：“伊蕾娜和约里奥——你的姐姐和姐夫的实验有消息吗？”
“现在还没有，但我想一定会有令您高兴的消息的！”
夫人浑浊的双眼突然放射出熠熠光彩：“他们的实验，在科学史上很有意义。他们已经艰苦地研究了8年，我想他们不仅能够成功而且还能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金呢！真的，艾薇特，我预言，几个月后，他们将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她希望女儿夫妇获得全世界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并认定他们一定能够双双登上瑞典斯德哥尔摩那个举世瞩目的领奖台——这不仅是对女儿的殷切期望，其中也包含着对31年前她和丈夫虽然获得此奖而他们却未能亲抵瑞典的一种遗憾的心理补偿。那段永远珍存在夫人记忆中的一幕，再次浮现在夫人的眼前：
1903年11月14日的晚上，一个温馨的夜晚。夫人和丈夫皮埃尔·居里无声地坐在红丝绒的沙发上看书，6岁的伊蕾娜饶有兴致地玩着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父母的该会最高荣誉戴维金质奖章。
这时，女佣把一封寄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信件递到居里夫妇面前，写信人是瑞典科学院常务秘书欧利维理乌斯教授。
“居里先生暨夫人：
前曾敬以电报奉闻，瑞典科学院在11月12日的会议上，决定以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奖金的一半授予你们，表示尊重你们在柏克勒尔射线的研究上共同的卓越成就。
受命分配奖金的各团体的决议，要到12月10日的正式常委开会的时候才能发表（在此以前须严守秘密，奖状和金奖章也在开会的时候颁发。）
我代表科学院邀请你们参加这次常会，以便亲自接受你们的奖金。
科学院希望你们能光临斯德哥尔摩，并请先生和夫人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个令居里夫妇欣喜和骄傲的消息，这意味着他们呕心沥血的科学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世界范围科学界的认可和赞誉。他们不仅对这一无上荣誉格外珍视，而且对前往斯德哥尔摩结识世界各国的杰出科学家、艺术家和和平人士的机会感到珍视。然而，他们却未能亲自前往。
5天后，11月19日，皮埃尔·居里写信回复：
“常务秘书先生：
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以诺贝尔物理奖金的一半授予我们，实在是极大光荣，我们深为铭感。敬请代达感激之忱，并代表示恳挚的谢意。
我们实难赴瑞典参加12月10日的正式常会。
我们两人都任有教职，此时请假，势必严重打扰教学工作。若是我们去参加此次集会，我们仅能停留极短时期，将不可能结识瑞典学者。再说，居里夫人今夏患病，此时尚未完全复原。
……
常务秘书先生，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就这样，为了不影响教学，也由于夫人的病体虚弱，他们夫妇没能如请前往，这不仅成为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也成为他们夫妇时常感到心中隐痛的遗憾。
8年后——1911年夫人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次，她决定前往斯德哥尔摩。这也许弥补了她的这种遗憾，可是丈夫在5年前已经离开了人世，因此，她特意带上了14岁的女儿伊蕾娜。
12月10日，当她登上庄严肃穆、举世瞩目的讲坛接受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证书和奖金并发表演讲时，她却没有忘记她丈夫皮埃尔·居里。
“在论到这次演讲的本题之前，我愿意提出这一点：镭和镨是皮埃尔·居里与我一起发现的。在放射学领域内，有几种基本研究，也要归功于皮埃尔·居里，其中有的是他独自完成的，有的是与我、有的是与他的学生们共同完成的。离析纯镭盐的化学工作以及把镭定为一种新元素，是我完成的，但是这与我们共同从事的工作有密切联系。因此，我认为，我可以确切地作这样的理解，就是科学院给我的这种崇高荣誉，是由这种共同的工作引起的并且也是对已故的皮埃尔·居里的表彰……
“他们会获奖的……我坚信……”夫人断断续续地说。
果然，女儿和女婿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事实也证明了夫人语言的正确。几个月后——1934年12月10日，伊蕾娜夫妇双双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夫人又昏睡过去，房间里悄无声息。
黑夜降临了，窗外繁星满天，室内一片寂静。
艾芜孤单地坐在母亲病榻对面的椅子上，忧伤地望着艰难呼吸着的母亲。
在她的记忆里，母亲从来都是快乐的，忙碌的，不知疲倦；每天的午夜之前，她没有走进卧室休息的习惯。
朦胧的泪眼中，她仿佛看到母亲正坐在工作室的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和小册子——她不喜欢规规矩矩地坐在写字台前的圈椅里，而是习惯在空旷的地板上，摆开她的文件的曲线图纸。
她皱着眉头，全神贯注地低着头，用铅笔在膝盖上的一个笔记本上不断画记号、写公式，并且用波兰语喃喃读着各种符号和计算的数字……
然而，母亲却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忙碌了，因为属于母亲生命中的时间已经真的不多了……
夫人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除了持续不断的高烧之外，她还时常头痛头晕、目眩、耳鸣和四肢疼痛，整日昏昏沉沉；开始，她每天还能少量进食，可是不久之后，她就恶心、呕吐，只要吃进一点食物，就立即被呕吐出来，因此，她明显消瘦，脸颊和眼窝一天天凹陷下去。
看到母亲被痛苦折磨的悲惨情景，艾芜不止一次地伏在走廊的长椅上痛哭，她知道，由于失去了造血机能，母亲血管里的血液一天天在减少——母亲将像一支燃烧着的蜡烛，每天都在消耗宝贵的血液，而这些血液是永远不会再生了……
一天，艾芜终于忍不住了，她跑进涛贝院长的办公室，泪流满面地恳求：“院长先生，母亲实在太痛苦了，恳求您为她输点血吧……”说着，就挽起袖口，“我愿意为母亲献出全部血液，只求母亲能够减轻痛苦……”
涛贝院长鼻子一酸，两行热泪也流了下来：“孩子，我何尝不想为夫人输血呀，但是，现在为她输血，不是减轻她的痛苦，而是在增加她的痛苦呀！孩子，我们现在挺住，就是减轻夫人的痛苦啊！”
艾芜使劲地咬着嘴唇，顽强地面对这个残酷而真切的现实。
和夫人身患绝症的诊断结果不同，夫人需要输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疗养院。人们纷纷涌进涛贝院长的办公室，无声地高举挽起袖口的手臂，一双双充满祈求和真诚的目光等待着老院长的抉择。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挤向院长面前，说：“夫人是我一生中最崇拜和感激的人，她发明的镭元素，已经治好了我的病。现在，夫人需要什么，我都愿意付出，甚至生命，只要夫人能够早日康复……”
“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其实，我同大家一样，非常希望夫人早日康复。但是目前，为夫人输血是无济于事的……”老院长的声音有些哽咽。“不过，请求大家放心，我们正在尽全力采取其他办法为她医治。现在，我认为，你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要影响我们的治疗，影响夫人的休息。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夫人会感谢你们的，我也感谢你们……”说完，涛贝院长深深地向人们鞠了一躬。
人们纷纷散去。当他们路经夫人房间的时候，每个人都蹑手蹑脚地走过，没有一丝声响，甚至强忍住擒在眼中的泪水，仿佛泪珠的滴落也会惊动了夫人。
这时，一个正在疗养的小女孩，端端正正地站在夫人的房门前，手中举着一块小纸牌，上面用歪斜的字迹写着：
镭的母亲居里夫人在此治疗，她不希望有人打扰。
只见她的另一只手不断地摸着眼泪。
此时，夫人正蜷缩在病床上，半睡半醒，消瘦的脸上挂着无奈和疲惫。
艾芜静静地坐在母亲的床头，不时地为母亲掩着洁白的被单。
夫人的床头摆放着一束色彩缤纷的鲜花，那是一位年轻人清晨在花园中采摘的；一副用了十几年的旧眼镜，那是夫人翻看书籍、报纸和杂志必不可少的工具；一摞文学书籍，有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英国吉卜林、法国哥莱特的小说集和诗集，这几位作家是她最崇拜的，他们的作品她曾经读过多遍，还有法文、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的几本书：《丛林之书》《黎明》《西多》《吉姆》……
自从这次病倒之后，只要能够坐起来，她就总是不厌其烦地捧起这些书，在其中寻找描写大自然的段落和句子——在以病榻为伴的日子里，她格外向往大自然，向往温暖的阳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和蓝天、白云，于是，这些生动、形象的文字便成了她心灵上的安慰。有时，她还自言自语地背诵诗歌，在美妙的诗句里想象和感受大自然的壮丽和美好。她一生熟记了几千首各种文字的诗歌，每当背诵起这些诗歌，她就会忘记了病痛，心情格外舒畅和轻松。
可是今天，她却很沮丧，因为医生和艾芜总是催促她卧床休息。因此，更多的时候，她静静地躺着，凝神聆听艾芜的朗读……
“艾薇特，”夫人轻声唤着女儿的乳名。
“妈妈，您躺着别动，我再为您朗诵一遍吉卜林的诗……”
“我现在不想听诗，我想知道的是，您舅舅和姨妈何时能来，并且希望他们能带来故乡的泥土……”夫人的声音很微弱。
“我想他们已经从华沙起程了，很快就会到了。”
夫人听罢闭上了眼睛，苍白的脸上浮现着欣慰和兴奋。
喘息了一会，夫人又说：“伊蕾娜和约里奥——你的姐姐和姐夫的实验有消息吗？”
“现在还没有，但我想一定会有令您高兴的消息的！”
夫人浑浊的双眼突然放射出熠熠光彩：“他们的实验，在科学史上很有意义。他们已经艰苦地研究了8年，我想他们不仅能够成功而且还能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金呢！真的，艾薇特，我预言，几个月后，他们将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她希望女儿夫妇获得全世界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并认定他们一定能够双双登上瑞典斯德哥尔摩那个举世瞩目的领奖台——这不仅是对女儿的殷切期望，其中也包含着对31年前她和丈夫虽然获得此奖而他们却未能亲抵瑞典的一种遗憾的心理补偿。那段永远珍存在夫人记忆中的一幕，再次浮现在夫人的眼前：
1903年11月14日的晚上，一个温馨的夜晚。夫人和丈夫皮埃尔·居里无声地坐在红丝绒的沙发上看书，6岁的伊蕾娜饶有兴致地玩着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父母的该会最高荣誉戴维金质奖章。
这时，女佣把一封寄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信件递到居里夫妇面前，写信人是瑞典科学院常务秘书欧利维理乌斯教授。
“居里先生暨夫人：
前曾敬以电报奉闻，瑞典科学院在11月12日的会议上，决定以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奖金的一半授予你们，表示尊重你们在柏克勒尔射线的研究上共同的卓越成就。
受命分配奖金的各团体的决议，要到12月10日的正式常委开会的时候才能发表（在此以前须严守秘密，奖状和金奖章也在开会的时候颁发。）
我代表科学院邀请你们参加这次常会，以便亲自接受你们的奖金。
科学院希望你们能光临斯德哥尔摩，并请先生和夫人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个令居里夫妇欣喜和骄傲的消息，这意味着他们呕心沥血的科学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世界范围科学界的认可和赞誉。他们不仅对这一无上荣誉格外珍视，而且对前往斯德哥尔摩结识世界各国的杰出科学家、艺术家和和平人士的机会感到珍视。然而，他们却未能亲自前往。
5天后，11月19日，皮埃尔·居里写信回复：
“常务秘书先生：
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以诺贝尔物理奖金的一半授予我们，实在是极大光荣，我们深为铭感。敬请代达感激之忱，并代表示恳挚的谢意。
我们实难赴瑞典参加12月10日的正式常会。
我们两人都任有教职，此时请假，势必严重打扰教学工作。若是我们去参加此次集会，我们仅能停留极短时期，将不可能结识瑞典学者。再说，居里夫人今夏患病，此时尚未完全复原。
……
常务秘书先生，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就这样，为了不影响教学，也由于夫人的病体虚弱，他们夫妇没能如请前往，这不仅成为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也成为他们夫妇时常感到心中隐痛的遗憾。
8年后——1911年夫人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次，她决定前往斯德哥尔摩。这也许弥补了她的这种遗憾，可是丈夫在5年前已经离开了人世，因此，她特意带上了14岁的女儿伊蕾娜。
12月10日，当她登上庄严肃穆、举世瞩目的讲坛接受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证书和奖金并发表演讲时，她却没有忘记她丈夫皮埃尔·居里。
“在论到这次演讲的本题之前，我愿意提出这一点：镭和镨是皮埃尔·居里与我一起发现的。在放射学领域内，有几种基本研究，也要归功于皮埃尔·居里，其中有的是他独自完成的，有的是与我、有的是与他的学生们共同完成的。离析纯镭盐的化学工作以及把镭定为一种新元素，是我完成的，但是这与我们共同从事的工作有密切联系。因此，我认为，我可以确切地作这样的理解，就是科学院给我的这种崇高荣誉，是由这种共同的工作引起的并且也是对已故的皮埃尔·居里的表彰……
“他们会获奖的……我坚信……”夫人断断续续地说。
果然，女儿和女婿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事实也证明了夫人语言的正确。几个月后——1934年12月10日，伊蕾娜夫妇双双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夫人又昏睡过去，房间里悄无声息。
黑夜降临了，窗外繁星满天，室内一片寂静。
艾芜孤单地坐在母亲病榻对面的椅子上，忧伤地望着艰难呼吸着的母亲。
在她的记忆里，母亲从来都是快乐的，忙碌的，不知疲倦；每天的午夜之前，她没有走进卧室休息的习惯。
朦胧的泪眼中，她仿佛看到母亲正坐在工作室的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和小册子——她不喜欢规规矩矩地坐在写字台前的圈椅里，而是习惯在空旷的地板上，摆开她的文件的曲线图纸。
她皱着眉头，全神贯注地低着头，用铅笔在膝盖上的一个笔记本上不断画记号、写公式，并且用波兰语喃喃读着各种符号和计算的数字……
然而，母亲却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忙碌了，因为属于母亲生命中的时间已经真的不多了……
七、
7月3日早晨，灿烂的阳光直射进窗户，把夫人的房间映照得格外明亮和温暖。
在母亲床前守侯了一整夜的艾芜站起身，轻轻推开窗子，顿时，一股浓郁的花草芳香扑面而来，鸟儿的鸣叫也飞进房间。
夫人慢慢睁开眼睛。她没有呼唤女儿，也没有惊动医生，而是艰难地拿起枕旁的体温计——一个多月的疗养院生活，已经养成了她早晨醒来后立即测试体温的习惯。
她用微微颤抖的手捏起体温计，然后眯起眼睛，朝着窗户的光亮仔细查看。突然，她惊喜喊到：“体温降下来了，艾微特，快来看，我已经不发烧了……“说这话的时候，她消瘦且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兴奋和快乐的神情。
然而，母亲的这句话不仅没让艾芜和医生感到高兴，反倒增添了他们的悲哀和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这也许是夫人——一个病人临终前最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是的妈妈，你已经不再发烧了……“艾芜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两名医生也附和着：“夫人，这真是好的迹象——痊愈的迹象，您的身体快要复元了……”
“孩子，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家了，我也可以回实验室了……”夫人像一个沉浸在快乐中的孩子，“我要起来……”
她拒绝女儿和医生的帮助，顽强地从床上坐起来。她用一双干枯的手拢了拢散乱的头发，然后望着窗外的绿树和青山，听着婉转悦耳的鸟鸣，兴致勃勃地说：“治疗好我的病的不是药物，而是这里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
“我要会见涛贝院长，向他当面致谢，这一个多月以来，他总是对我格外关照……”夫人嘴上这样说着，可四肢却没有一丝力气。
“我还要到外面走一走，这里的森林中一定有许多珍贵的树种，河边一定有许多漂亮的花卉，我要把它们带回去，种在居里楼或是梭镇的花园里……”她不断地喘息，语调越来越低，声音越来越小。
“艾芜，快来帮帮我，我要下床……下床……”还没说完，她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她紧皱了一下眉毛，眼前一黑，便全身瘫软地倒了下去……
当涛贝院长和其他医生闻讯赶来时，夫人已陷入深深的昏迷中。
夫人好像在顷刻之间坠入了无底的深渊，四周漆黑一片，寒气逼人，阴森恐惧，令她窒息，令她毛骨悚然。
不知过了多久，她仿佛感到眼前有一丝光亮在远处忽明忽暗地闪烁。那是什么？那不是家乡——波兰华沙诺佛立善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弯处那座木质小楼窗口的灯光吗？摇曳的灯光下，她和哥哥姐姐一起拥在母亲身旁，感受着家的温暖和母亲的博爱——一会儿，母亲为他们讲路易·纳尔布特——一位手持镰刀与敌人搏斗、在临死前高喊“为祖国是何等幸福”的英雄故事；一会儿，母亲又为他们讲物理仪器——玻璃管、气压表、小天平和金箔验电器的用途。曾任女子寄宿学校校长的母亲，不仅给了她一腔涌动着炽热爱国火焰的血液，也给了她一颗相信科学、热爱科学、追求科学的心灵。6岁那年，她离开了母亲，住进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但当她每个周末同哥哥姐姐回家的时候，她都会远远地看见窗口里那点摇曳的灯光。每当这时，她幼小的心灵就会涌起对母亲的无尽爱恋。虽然，她11岁那年母亲就因肺结核离开了人世，从此，母亲再也不能点亮那盏油灯，但那点温暖的灯光却深深印在她的记忆里，一生都没有丝毫黯淡和泯灭。
不，那不是灯光，故居窗口的灯光柔弱而和暖，而且透射着母亲的慈祥。那是塞纳河上彻夜不灭的渔火。在皮埃尔·居里逝世后的日子里，多少个夜晚，她站在白杜纳码头那幢楼房的落地窗前，凝视着游移、跳动的点点渔火，焦急地地等待着丈夫归来的足音。伴着那些孤独而凄美的渔火，她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整理了丈夫生前的诸多论文和演讲稿，并于1908年出版了600多页的《皮埃尔·居里著作集》，还亲笔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追述了丈夫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她还邀请了一位雕塑家，创作了丈夫的半身头像，并将其摆放在自己卧室的窗前，让丈夫栩栩如生地生活在她的心中。
不，那不是渔火。塞纳河上的渔火孤独而哀婉，那是巴黎娄蒙路理化学校棚屋前提炼纯镭的火苗吗？1898年，一个寒风凛冽的春日，在先贤祠后面的一个透风漏雨的棚屋小院里，一个临时搭建起的简易炉子里，熊熊的火苗正在疯狂地跳跃。火苗烧热了一口粗劣的大锅，熔化了锅中棕色的沥青铀矿。为了提炼纯镭和纯镨，他们夫妇两人正在滚滚的浓烟和寒风中忙碌着。大锅里沸腾的是奥地利政府赠给他们的很珍贵的矿物，矿物里藏着镨和镭。先是一次20公斤熬制，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搅动，然后把沉淀物和溶液装进大瓶子；再一公斤一公斤地炼制残渣，提纯溶液；最后，再把那些溶液放进烤钵里结晶……从春天到秋天，又从秋天到春天，火苗整整燃烧了45个月——从几吨——像小山一样的矿物中，夫妇两人终于提炼出了一分克纯镭。1902年的一天，镭正式存在了！虽然火炉里的火苗烧伤了他们的皮肤，燎着了他们的工作服，但在他们心中，那火苗就是圣火，因为它帮助他们为世界哺育了他们的孩子——镭。
不，那不是炉火，提炼镭的炉火浓烈而炽热。看清了，看清了，那点闪烁着幽暗浅蓝色光亮是镭的荧光，是皮埃尔与她花费全部心血和智慧而提炼的镭的荧光。镭被提纯的那天晚上，她同丈夫在漆黑一片的棚屋里流连忘返，小心俯身在一个极小的玻璃容器旁，贪婪地欣赏着镭的美丽的荧光。虽然，那只是一分克纯镭，但它所放射出的光芒，却是他们看到过的世界上最美、最艳的光芒，它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光亮黯然失色。
可是，渐渐地，眼前那点镭的荧光变成了熊熊燃烧的战火。1914年9月初，德军侵略的炮火弥漫了整个巴黎。为了一克镭的安全，她冒着生命危险，提上一个装有许多小试管的包了铅皮的沉重匣子，踏上了拥挤不堪的从北至南开往波尔多——战时法国临时政府首都的火车，她要为这凝结着皮埃尔和她全部智慧的宝物——价值100万法郎的宝物找到安全的地方。她先把匣子存放在一个私人住宅里，而后又把它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
战争没有消减镭的光芒，反倒让那点幽光更加美丽和夺目。她需要镭的光芒照亮她的实验，更希望镭的光芒造福人类。
1921年5月的一天，美国新闻记者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采访了她。
麦隆内：你是镭的母亲，你知道美国有多少镭？
居里夫人：约有50克。其中的4克在巴尔的摩，6克在丹佛，7克在纽约……
麦隆内：法国有多少？
居里夫人：我的实验室只有1克……
麦隆内：你只有1克镭吗？
居里夫人：不，我个人一点也没有。这一克镭属于我的实验室。
麦隆内：你发现了镭，这个专利应该已经使您成为巨富。
居里夫人：没有人应该因镭而致富。镭是一种元素，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麦隆内：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两次荣获诺贝尔奖金和唯一获此殊荣的女性，若是全世界所有的东西任你选择，你最需要什么？
居里夫人：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它太贵了，价格是10万美金……
出于对居里夫人的崇敬和爱戴，麦隆内夫人在美国发起了筹募玛丽·居里镭基金的全国性活动，并在不到一年时间筹集了足以购买一克镭的钱款。
1921年5月20日。法国、美国外交人员，美国高级官员、陆海军和学生代表，云集美国总统府白宫。一个装有许多试管，存放着一克镭的精美匣子，摆放在东厅中央的一张大桌子上。美国第29任总统哈定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了夫人，并且把一把用水纹绸带系着的精致的金钥匙，开启那个装有一克镭匣子的钥匙挂在了夫人的颈上。
8年之后——1929年，她再次前往美国，代表她的祖国，接受了美国人民向华沙镭学研究院馈赠的又一克镭。
镭闪着光彩，令她欣喜若狂。然而，当她走向前去，想要抓住这点光亮时，这光亮却倏然消逝，她重新回到了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变得那么虚无和恐惧。她发出了几声痛苦的呻吟……
这时，伊蕾娜夫妇正巧从巴黎赶来了，他们和艾芜一道，静静地守侯在夫人的病床前，默默祈祷着上苍再赐给一次母亲从昏迷中醒来的机会。可是，她们的母亲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
突然，夫人全无血色和干裂的嘴唇艰难地蠕动了几下，终于发出了几声迷惘、惊讶的叹息：“我再不能说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
喘息了很久，她又断断续续叨咕着：“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说完，她猛地睁开了眼睛，目光直直注视着床头桌上的茶杯里的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有刀：“这是用镭制作的，还是用钍制作的？”说完，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白天过去了，她没有醒来；黑夜来临了，她还没有醒来。病房里寂静无声，夫人艰难的呼吸声显得格外清晰。
星星隐去了，旭日悄悄升出了地平线。当阳光把窗外的群山染成美丽的玫瑰红色时，夫人似乎醒来了，但她口中吐出的话语却含糊不清。这时，一名护士小心翼翼为她注射，夫人却发出了微弱的喊声：“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说完，她就永远地睡着了，她被艾芜和卢依医生紧紧拉着的手，渐渐由温热变为冰凉……
涛贝院长眼含热泪，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夫人的死亡报告：
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归为长期辐射积蓄而产生的改变。
7月3日早晨，灿烂的阳光直射进窗户，把夫人的房间映照得格外明亮和温暖。
在母亲床前守侯了一整夜的艾芜站起身，轻轻推开窗子，顿时，一股浓郁的花草芳香扑面而来，鸟儿的鸣叫也飞进房间。
夫人慢慢睁开眼睛。她没有呼唤女儿，也没有惊动医生，而是艰难地拿起枕旁的体温计——一个多月的疗养院生活，已经养成了她早晨醒来后立即测试体温的习惯。
她用微微颤抖的手捏起体温计，然后眯起眼睛，朝着窗户的光亮仔细查看。突然，她惊喜喊到：“体温降下来了，艾微特，快来看，我已经不发烧了……“说这话的时候，她消瘦且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兴奋和快乐的神情。
然而，母亲的这句话不仅没让艾芜和医生感到高兴，反倒增添了他们的悲哀和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这也许是夫人——一个病人临终前最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是的妈妈，你已经不再发烧了……“艾芜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两名医生也附和着：“夫人，这真是好的迹象——痊愈的迹象，您的身体快要复元了……”
“孩子，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家了，我也可以回实验室了……”夫人像一个沉浸在快乐中的孩子，“我要起来……”
她拒绝女儿和医生的帮助，顽强地从床上坐起来。她用一双干枯的手拢了拢散乱的头发，然后望着窗外的绿树和青山，听着婉转悦耳的鸟鸣，兴致勃勃地说：“治疗好我的病的不是药物，而是这里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
“我要会见涛贝院长，向他当面致谢，这一个多月以来，他总是对我格外关照……”夫人嘴上这样说着，可四肢却没有一丝力气。
“我还要到外面走一走，这里的森林中一定有许多珍贵的树种，河边一定有许多漂亮的花卉，我要把它们带回去，种在居里楼或是梭镇的花园里……”她不断地喘息，语调越来越低，声音越来越小。
“艾芜，快来帮帮我，我要下床……下床……”还没说完，她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她紧皱了一下眉毛，眼前一黑，便全身瘫软地倒了下去……
当涛贝院长和其他医生闻讯赶来时，夫人已陷入深深的昏迷中。
夫人好像在顷刻之间坠入了无底的深渊，四周漆黑一片，寒气逼人，阴森恐惧，令她窒息，令她毛骨悚然。
不知过了多久，她仿佛感到眼前有一丝光亮在远处忽明忽暗地闪烁。那是什么？那不是家乡——波兰华沙诺佛立善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弯处那座木质小楼窗口的灯光吗？摇曳的灯光下，她和哥哥姐姐一起拥在母亲身旁，感受着家的温暖和母亲的博爱——一会儿，母亲为他们讲路易·纳尔布特——一位手持镰刀与敌人搏斗、在临死前高喊“为祖国是何等幸福”的英雄故事；一会儿，母亲又为他们讲物理仪器——玻璃管、气压表、小天平和金箔验电器的用途。曾任女子寄宿学校校长的母亲，不仅给了她一腔涌动着炽热爱国火焰的血液，也给了她一颗相信科学、热爱科学、追求科学的心灵。6岁那年，她离开了母亲，住进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但当她每个周末同哥哥姐姐回家的时候，她都会远远地看见窗口里那点摇曳的灯光。每当这时，她幼小的心灵就会涌起对母亲的无尽爱恋。虽然，她11岁那年母亲就因肺结核离开了人世，从此，母亲再也不能点亮那盏油灯，但那点温暖的灯光却深深印在她的记忆里，一生都没有丝毫黯淡和泯灭。
不，那不是灯光，故居窗口的灯光柔弱而和暖，而且透射着母亲的慈祥。那是塞纳河上彻夜不灭的渔火。在皮埃尔·居里逝世后的日子里，多少个夜晚，她站在白杜纳码头那幢楼房的落地窗前，凝视着游移、跳动的点点渔火，焦急地地等待着丈夫归来的足音。伴着那些孤独而凄美的渔火，她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整理了丈夫生前的诸多论文和演讲稿，并于1908年出版了600多页的《皮埃尔·居里著作集》，还亲笔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追述了丈夫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她还邀请了一位雕塑家，创作了丈夫的半身头像，并将其摆放在自己卧室的窗前，让丈夫栩栩如生地生活在她的心中。
不，那不是渔火。塞纳河上的渔火孤独而哀婉，那是巴黎娄蒙路理化学校棚屋前提炼纯镭的火苗吗？1898年，一个寒风凛冽的春日，在先贤祠后面的一个透风漏雨的棚屋小院里，一个临时搭建起的简易炉子里，熊熊的火苗正在疯狂地跳跃。火苗烧热了一口粗劣的大锅，熔化了锅中棕色的沥青铀矿。为了提炼纯镭和纯镨，他们夫妇两人正在滚滚的浓烟和寒风中忙碌着。大锅里沸腾的是奥地利政府赠给他们的很珍贵的矿物，矿物里藏着镨和镭。先是一次20公斤熬制，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搅动，然后把沉淀物和溶液装进大瓶子；再一公斤一公斤地炼制残渣，提纯溶液；最后，再把那些溶液放进烤钵里结晶……从春天到秋天，又从秋天到春天，火苗整整燃烧了45个月——从几吨——像小山一样的矿物中，夫妇两人终于提炼出了一分克纯镭。1902年的一天，镭正式存在了！虽然火炉里的火苗烧伤了他们的皮肤，燎着了他们的工作服，但在他们心中，那火苗就是圣火，因为它帮助他们为世界哺育了他们的孩子——镭。
不，那不是炉火，提炼镭的炉火浓烈而炽热。看清了，看清了，那点闪烁着幽暗浅蓝色光亮是镭的荧光，是皮埃尔与她花费全部心血和智慧而提炼的镭的荧光。镭被提纯的那天晚上，她同丈夫在漆黑一片的棚屋里流连忘返，小心俯身在一个极小的玻璃容器旁，贪婪地欣赏着镭的美丽的荧光。虽然，那只是一分克纯镭，但它所放射出的光芒，却是他们看到过的世界上最美、最艳的光芒，它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光亮黯然失色。
可是，渐渐地，眼前那点镭的荧光变成了熊熊燃烧的战火。1914年9月初，德军侵略的炮火弥漫了整个巴黎。为了一克镭的安全，她冒着生命危险，提上一个装有许多小试管的包了铅皮的沉重匣子，踏上了拥挤不堪的从北至南开往波尔多——战时法国临时政府首都的火车，她要为这凝结着皮埃尔和她全部智慧的宝物——价值100万法郎的宝物找到安全的地方。她先把匣子存放在一个私人住宅里，而后又把它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
战争没有消减镭的光芒，反倒让那点幽光更加美丽和夺目。她需要镭的光芒照亮她的实验，更希望镭的光芒造福人类。
1921年5月的一天，美国新闻记者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采访了她。
麦隆内：你是镭的母亲，你知道美国有多少镭？
居里夫人：约有50克。其中的4克在巴尔的摩，6克在丹佛，7克在纽约……
麦隆内：法国有多少？
居里夫人：我的实验室只有1克……
麦隆内：你只有1克镭吗？
居里夫人：不，我个人一点也没有。这一克镭属于我的实验室。
麦隆内：你发现了镭，这个专利应该已经使您成为巨富。
居里夫人：没有人应该因镭而致富。镭是一种元素，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麦隆内：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两次荣获诺贝尔奖金和唯一获此殊荣的女性，若是全世界所有的东西任你选择，你最需要什么？
居里夫人：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它太贵了，价格是10万美金……
出于对居里夫人的崇敬和爱戴，麦隆内夫人在美国发起了筹募玛丽·居里镭基金的全国性活动，并在不到一年时间筹集了足以购买一克镭的钱款。
1921年5月20日。法国、美国外交人员，美国高级官员、陆海军和学生代表，云集美国总统府白宫。一个装有许多试管，存放着一克镭的精美匣子，摆放在东厅中央的一张大桌子上。美国第29任总统哈定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了夫人，并且把一把用水纹绸带系着的精致的金钥匙，开启那个装有一克镭匣子的钥匙挂在了夫人的颈上。
8年之后——1929年，她再次前往美国，代表她的祖国，接受了美国人民向华沙镭学研究院馈赠的又一克镭。
镭闪着光彩，令她欣喜若狂。然而，当她走向前去，想要抓住这点光亮时，这光亮却倏然消逝，她重新回到了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变得那么虚无和恐惧。她发出了几声痛苦的呻吟……
这时，伊蕾娜夫妇正巧从巴黎赶来了，他们和艾芜一道，静静地守侯在夫人的病床前，默默祈祷着上苍再赐给一次母亲从昏迷中醒来的机会。可是，她们的母亲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
突然，夫人全无血色和干裂的嘴唇艰难地蠕动了几下，终于发出了几声迷惘、惊讶的叹息：“我再不能说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
喘息了很久，她又断断续续叨咕着：“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说完，她猛地睁开了眼睛，目光直直注视着床头桌上的茶杯里的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有刀：“这是用镭制作的，还是用钍制作的？”说完，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白天过去了，她没有醒来；黑夜来临了，她还没有醒来。病房里寂静无声，夫人艰难的呼吸声显得格外清晰。
星星隐去了，旭日悄悄升出了地平线。当阳光把窗外的群山染成美丽的玫瑰红色时，夫人似乎醒来了，但她口中吐出的话语却含糊不清。这时，一名护士小心翼翼为她注射，夫人却发出了微弱的喊声：“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说完，她就永远地睡着了，她被艾芜和卢依医生紧紧拉着的手，渐渐由温热变为冰凉……
涛贝院长眼含热泪，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夫人的死亡报告：
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归为长期辐射积蓄而产生的改变。
八、
居里夫人逝世的消息，从桑塞罗谋疗养院传向巴黎，传向华沙，传向伦敦，传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颗科学巨星的陨落，震撼和撕扯着所有知道夫人名字、了解她对人类贡献的人的心。
7月4日早晨，灿烂的阳光依旧照耀着巴黎镭学研究所的每一座楼房，照耀着花园中的每一棵树木和每一块草坪；人们的心绪依旧牵挂着夫人的病情，期待着夫人病体痊愈、健康归来的消息。9点钟，居里楼里的年轻学者和学生们，没有等来载着夫人的那辆“福特”汽车停在门前时的汽笛声，更没有等来夫人走进大厅时的脚步声，得到的却是一个令人惊讶不已和悲痛万分的噩耗——夫人永远地走了……好像是一个霹雳在晴空炸响，人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居里楼内外突然哭声震天。
拉塞女士呼喊着扑倒在一个多月来寄给夫人的堆积如山的邮件上，长跪不起，泪流满面……
呆坐在实验室的平台前，科泰罗夫人泪眼朦胧，泣不成声：“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我们在等着您回来呀！您怎么，怎么就这么一去不归啊，夫人啊……”
人们纷纷走向夫人的实验室，在那个宽大明亮、空空荡荡房间的门口拥挤着、呼喊着、抽泣着……乔治·福尼埃等学生痛苦地抹着泪水：“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失去了一切啊！”
临近中午的时候，其他楼房的人们开始拥向居里楼，并同居里楼里的学者们汇集在楼门前刻着“居里楼”字样的白色雕塑前，自发地在胸前佩带了白色的小花，并把刚刚采来的各色鲜花摆放在雕塑前，然后，为夫人的逝世久久地默哀。
默哀完毕时，花匠乔治再也克制不住悲痛，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人群中再次哭声一片……
夫人先后工作过的赛福尔师范学校和索尔本大学也笼罩在极度的悲哀之中。教师们自动停止了授课，学生们停止了活动，在教室中、操场上和走廊里，师生们三五成群抱成一团，痛苦失声，整个校园里，白花时隐时现，哭声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一辆火车风驰电掣般从德国柏林开往巴黎。在车厢里的一个座位上，从波兰起程赶往桑塞罗谋疗养院的布罗妮雅——夫人的姐姐正在心不在焉地听着扩音器中的歌曲。自从年初到巴黎看望处在胆囊结石病痛之中的妹妹之后，她的心一直为妹妹的健康担忧。在得知妹妹前往桑塞罗谋疗养院之后，她便急匆匆上路，期待着早日见到妹妹并照料她的生活。她没有给妹妹带来任何礼物，只捧着一个圆鼓鼓装满泥土的小口袋，她希望这撮取自于故乡的泥土，能够给病中的妹妹带来对故乡美好的回忆和康复的力量。突然，广播中断了，紧接着，广播员以及其沉痛和哀伤的语气播发了夫人今晨病逝的讣告。顿时，她手中的小口袋重重地落到了地上，她昏了过去……
噩耗像阴云一样在每一个波兰人心中弥漫、扩散——人们为失去这位优秀的波兰女儿感到万分悲痛。这天下午，天空下起了小雨，华沙成千上万市民冒雨走出家门，自发地聚集在华沙镭学研究院大门前，在雨中长久伫立，低声啜泣。
人们不会忘记，眼前的这座凝重、宏伟的建筑的一砖一瓦，都凝结着夫人的心血，记载着夫人一腔炽热的爱国之情——1925年，夫人同波兰总统一道，为研究院奠基：总统砌了第一快砖，夫人砌了第二块砖；1929年，夫人亲自前往美国纽约，从美国31任总统胡佛手中接受了美国赠与的第二克镭，而她却把这价值连城的礼物慷慨地献给了她的祖国，使这座正在建设中的镭学研究院拥有了珍贵的一克镭；1932年5月29日，研究院竣工，夫人再次回到华沙，参加了隆重的揭幕典礼。
人们不会忘记，自从那次典礼之后，夫人再也没有回过祖国，尽管人们总是热切地期待着她重回故乡，可是，她却始终没能回来接受鲜花和掌声以及用放射疗法解除病痛的人们对她的感激和谢意。
人们更不会忘记，1898年7月，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夫人根据波兰国名的词根，将其命名为“不”以次纪念她的祖国。他们夫妇在法国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中写到：“如果这种新元素的存在确定了，我们建议把它定名为‘卜’，这个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名字”。
如今，夫人永远地长眠了，两年前那个春日里的相聚竟成了回忆，分别竟成了永诀，人们的泪水和雨而流……
这天下午，巴黎火车站月台上人流如潮，开往桑塞罗谋的火车里拥挤不堪—成群结队的学生、青年学者和中老年科学家，含着悲伤的眼泪，自发赶往疗养院，并源源不断涌向安放夫人遗体的病房，一向静谧、安宁的疗养院内外人山人海，哭声喊声在山谷中久久回响。
夫人静静地安卧在寂静无声、阳光灿烂的病房，整个房间弥漫着耀眼的圣洁之光——平整的床单洁白如雪，夫人的周身洁白如雪：和体的白色长裙，慈祥的苍白面容，梳向脑后的一头银发……一切是那么质朴简单——没有鲜花，没有蜡烛，甚至没有一张彩色的遗像……
伊蕾娜、艾芜以及疗养院的医护人员，忠实地守在病房的门口，艰难地阻挡着极度悲伤甚至失去理智的人流，他们要让病房内绝对宁静，要让夫人静静长眠……
雪片般的唁电、悼念文章，从全世界各地飞向了夫人生活并在此走完光辉人生之路的法国，飞向了夫人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乡波兰。在拍发唁电、撰写文章的人中，有许多国家的首脑、科学家、知名人士；有年迈的老人，天真的学生，也有时任中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
噩耗传到了美国。爱因斯坦——夫人的朋友，一位白发苍苍的科学老人，怀着哀伤和崇敬的心情，操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奏响了那首苍凉、凄楚的《悲怆》，接着他缓缓走向写字台，写下了著名的《悼念玛丽·居里》：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和纯洁，她的律己之严，他的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是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释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少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有一小部分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7月5日，桑塞罗谋从清晨便下起了蒙蒙细雨。青山含泪，绿树低首，小溪呜咽。上午时分，当夫人的灵柩移出疗养院时，小路旁早已摆满了不知何人采摘来的束束鲜花。各色山茶、玫瑰和蔷薇的花瓣，沾着晶莹的雨珠，簇拥在小路的两旁，从疗养院门口一直延续到很远很远……一个月前，夫人迎着扑鼻的花香来到这里，现在又踏着五彩的花路与这里作别……
7月6日下午，夫人的遗体在伊蕾娜、艾芜等人的陪伴下，由马车送往巴黎市郊梭镇的皮埃尔墓地。28年前的一个春日——1906年4月21日，在这个荒芜、寂静，少为外人所知的墓地里，夫人安葬了她的丈夫。当时，为了避免隆重的官方仪式和众多官员、学者和亲友的参与，夫人有意把葬礼由原来的星期日提前到星期六举行，因此，整个葬礼简单而朴质，似乎与死者的身份以及对科学事业的贡献极不相符。28年后，夫人在经历了漫长、艰辛的人生孤旅之后，走到了栗树浓荫下的一块普通墓地，实践当年自己的诺言——在丈夫的墓室里与其团圆；而这个安葬又一位伟大生命的葬礼，同样没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没有隆重的仪式，甚至没有墓前演说……
一切都那么简简单单，那么悄无声息，那么与众不同。当夫人的灵柩安放在皮埃尔·居里灵柩之旁时，布罗妮雅和约瑟夫——夫人的哥哥和姐姐，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把一撮散发着故乡特有芳香的泥土，轻轻撒在了灵柩上，撒在了墓室中。他们的双手颤抖着，泪水扑簌而下。
接着，伊蕾娜夫妇、艾芜以及幼小的艾兰娜——夫人的外孙女，在墓前恭恭敬敬摆放了夫人生前最喜爱的白色山茶花、红色玫瑰花和朴素的桂叶花，还有一束水毛莨。
晚风轻柔吹来，轻抚着墓前的青草和花束，也轻抚着那块闪耀着朴素和圣洁之光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墓碑上刚刚刻下的几行文字是：
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卡
1867—1934
参考书目：
1、居里夫人传
【法】艾芜·居里著
左明彻译林光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1995年8月第一次印刷
2、居里夫人传
周雁翎杨建邺肖明著
长春出版社出版
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2000年2月第三次印刷
3、居里夫人
张甲凤编著辽海出版社出版
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居里夫人逝世的消息，从桑塞罗谋疗养院传向巴黎，传向华沙，传向伦敦，传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颗科学巨星的陨落，震撼和撕扯着所有知道夫人名字、了解她对人类贡献的人的心。
7月4日早晨，灿烂的阳光依旧照耀着巴黎镭学研究所的每一座楼房，照耀着花园中的每一棵树木和每一块草坪；人们的心绪依旧牵挂着夫人的病情，期待着夫人病体痊愈、健康归来的消息。9点钟，居里楼里的年轻学者和学生们，没有等来载着夫人的那辆“福特”汽车停在门前时的汽笛声，更没有等来夫人走进大厅时的脚步声，得到的却是一个令人惊讶不已和悲痛万分的噩耗——夫人永远地走了……好像是一个霹雳在晴空炸响，人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居里楼内外突然哭声震天。
拉塞女士呼喊着扑倒在一个多月来寄给夫人的堆积如山的邮件上，长跪不起，泪流满面……
呆坐在实验室的平台前，科泰罗夫人泪眼朦胧，泣不成声：“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我们在等着您回来呀！您怎么，怎么就这么一去不归啊，夫人啊……”
人们纷纷走向夫人的实验室，在那个宽大明亮、空空荡荡房间的门口拥挤着、呼喊着、抽泣着……乔治·福尼埃等学生痛苦地抹着泪水：“我们失去了一切！我们失去了一切啊！”
临近中午的时候，其他楼房的人们开始拥向居里楼，并同居里楼里的学者们汇集在楼门前刻着“居里楼”字样的白色雕塑前，自发地在胸前佩带了白色的小花，并把刚刚采来的各色鲜花摆放在雕塑前，然后，为夫人的逝世久久地默哀。
默哀完毕时，花匠乔治再也克制不住悲痛，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人群中再次哭声一片……
夫人先后工作过的赛福尔师范学校和索尔本大学也笼罩在极度的悲哀之中。教师们自动停止了授课，学生们停止了活动，在教室中、操场上和走廊里，师生们三五成群抱成一团，痛苦失声，整个校园里，白花时隐时现，哭声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一辆火车风驰电掣般从德国柏林开往巴黎。在车厢里的一个座位上，从波兰起程赶往桑塞罗谋疗养院的布罗妮雅——夫人的姐姐正在心不在焉地听着扩音器中的歌曲。自从年初到巴黎看望处在胆囊结石病痛之中的妹妹之后，她的心一直为妹妹的健康担忧。在得知妹妹前往桑塞罗谋疗养院之后，她便急匆匆上路，期待着早日见到妹妹并照料她的生活。她没有给妹妹带来任何礼物，只捧着一个圆鼓鼓装满泥土的小口袋，她希望这撮取自于故乡的泥土，能够给病中的妹妹带来对故乡美好的回忆和康复的力量。突然，广播中断了，紧接着，广播员以及其沉痛和哀伤的语气播发了夫人今晨病逝的讣告。顿时，她手中的小口袋重重地落到了地上，她昏了过去……
噩耗像阴云一样在每一个波兰人心中弥漫、扩散——人们为失去这位优秀的波兰女儿感到万分悲痛。这天下午，天空下起了小雨，华沙成千上万市民冒雨走出家门，自发地聚集在华沙镭学研究院大门前，在雨中长久伫立，低声啜泣。
人们不会忘记，眼前的这座凝重、宏伟的建筑的一砖一瓦，都凝结着夫人的心血，记载着夫人一腔炽热的爱国之情——1925年，夫人同波兰总统一道，为研究院奠基：总统砌了第一快砖，夫人砌了第二块砖；1929年，夫人亲自前往美国纽约，从美国31任总统胡佛手中接受了美国赠与的第二克镭，而她却把这价值连城的礼物慷慨地献给了她的祖国，使这座正在建设中的镭学研究院拥有了珍贵的一克镭；1932年5月29日，研究院竣工，夫人再次回到华沙，参加了隆重的揭幕典礼。
人们不会忘记，自从那次典礼之后，夫人再也没有回过祖国，尽管人们总是热切地期待着她重回故乡，可是，她却始终没能回来接受鲜花和掌声以及用放射疗法解除病痛的人们对她的感激和谢意。
人们更不会忘记，1898年7月，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夫人根据波兰国名的词根，将其命名为“不”以次纪念她的祖国。他们夫妇在法国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中写到：“如果这种新元素的存在确定了，我们建议把它定名为‘卜’，这个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名字”。
如今，夫人永远地长眠了，两年前那个春日里的相聚竟成了回忆，分别竟成了永诀，人们的泪水和雨而流……
这天下午，巴黎火车站月台上人流如潮，开往桑塞罗谋的火车里拥挤不堪—成群结队的学生、青年学者和中老年科学家，含着悲伤的眼泪，自发赶往疗养院，并源源不断涌向安放夫人遗体的病房，一向静谧、安宁的疗养院内外人山人海，哭声喊声在山谷中久久回响。
夫人静静地安卧在寂静无声、阳光灿烂的病房，整个房间弥漫着耀眼的圣洁之光——平整的床单洁白如雪，夫人的周身洁白如雪：和体的白色长裙，慈祥的苍白面容，梳向脑后的一头银发……一切是那么质朴简单——没有鲜花，没有蜡烛，甚至没有一张彩色的遗像……
伊蕾娜、艾芜以及疗养院的医护人员，忠实地守在病房的门口，艰难地阻挡着极度悲伤甚至失去理智的人流，他们要让病房内绝对宁静，要让夫人静静长眠……
雪片般的唁电、悼念文章，从全世界各地飞向了夫人生活并在此走完光辉人生之路的法国，飞向了夫人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乡波兰。在拍发唁电、撰写文章的人中，有许多国家的首脑、科学家、知名人士；有年迈的老人，天真的学生，也有时任中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
噩耗传到了美国。爱因斯坦——夫人的朋友，一位白发苍苍的科学老人，怀着哀伤和崇敬的心情，操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奏响了那首苍凉、凄楚的《悲怆》，接着他缓缓走向写字台，写下了著名的《悼念玛丽·居里》：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和纯洁，她的律己之严，他的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是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释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少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有一小部分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7月5日，桑塞罗谋从清晨便下起了蒙蒙细雨。青山含泪，绿树低首，小溪呜咽。上午时分，当夫人的灵柩移出疗养院时，小路旁早已摆满了不知何人采摘来的束束鲜花。各色山茶、玫瑰和蔷薇的花瓣，沾着晶莹的雨珠，簇拥在小路的两旁，从疗养院门口一直延续到很远很远……一个月前，夫人迎着扑鼻的花香来到这里，现在又踏着五彩的花路与这里作别……
7月6日下午，夫人的遗体在伊蕾娜、艾芜等人的陪伴下，由马车送往巴黎市郊梭镇的皮埃尔墓地。28年前的一个春日——1906年4月21日，在这个荒芜、寂静，少为外人所知的墓地里，夫人安葬了她的丈夫。当时，为了避免隆重的官方仪式和众多官员、学者和亲友的参与，夫人有意把葬礼由原来的星期日提前到星期六举行，因此，整个葬礼简单而朴质，似乎与死者的身份以及对科学事业的贡献极不相符。28年后，夫人在经历了漫长、艰辛的人生孤旅之后，走到了栗树浓荫下的一块普通墓地，实践当年自己的诺言——在丈夫的墓室里与其团圆；而这个安葬又一位伟大生命的葬礼，同样没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没有隆重的仪式，甚至没有墓前演说……
一切都那么简简单单，那么悄无声息，那么与众不同。当夫人的灵柩安放在皮埃尔·居里灵柩之旁时，布罗妮雅和约瑟夫——夫人的哥哥和姐姐，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把一撮散发着故乡特有芳香的泥土，轻轻撒在了灵柩上，撒在了墓室中。他们的双手颤抖着，泪水扑簌而下。
接着，伊蕾娜夫妇、艾芜以及幼小的艾兰娜——夫人的外孙女，在墓前恭恭敬敬摆放了夫人生前最喜爱的白色山茶花、红色玫瑰花和朴素的桂叶花，还有一束水毛莨。
晚风轻柔吹来，轻抚着墓前的青草和花束，也轻抚着那块闪耀着朴素和圣洁之光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墓碑上刚刚刻下的几行文字是：
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卡
1867—1934
参考书目：
1、居里夫人传
【法】艾芜·居里著
左明彻译林光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1995年8月第一次印刷
2、居里夫人传
周雁翎杨建邺肖明著
长春出版社出版
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2000年2月第三次印刷
3、居里夫人
张甲凤编著辽海出版社出版
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63岁）
一、
1945年1月20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
刺骨的寒风裹着战争的阴云，笼罩在这座由首任总统——国父华盛顿名字命名的城市的上空。
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新任总统就职日——在1937年以前，自1889年华盛顿首任总统以来，在长达148年、31任总统的任职内，新任总统都是在当年的3月4日宣誓就职；到了1937年，根据宪法修正案第20条，连任总统的罗斯福在1月20日就职，从此，这个日子便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就职日。确定在这一天就职的好处，是新任总统在任期第一年的年初，就能执掌他所领导的美利坚合众国。
临近下午3点的时候，总统府白宫的南门洞开。在全体内阁成员的簇拥下，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在连续三任当选总统、顺利完成12年总统使命之后，来到由粗大的乳白色石柱支撑的南门廊——在此之前，他已经在1937年和1941年的这一天宣誓就职。又是1月20日，这位在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第一位任期超过两届并连任四任的总统，即将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这一天，离罗斯福63岁生日还差10天。
坐在镀镊轮椅上的罗斯福，面容憔悴，表情疲惫，身体极其消瘦，完全失去了以往潇洒、英俊的外表和抖擞的精神；同前三次就职总统时相比，唯一不变的是，他灰褐色充满智慧、坚定和自信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罗斯福习惯性地用右手向上推了推金丝边近视眼镜，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这时，他突然感到寒风穿透了他的西装外套，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真是老了，体质越来越差了，竟然抵不住冬天的寒风了。”罗斯福心里说，“若不是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缘故，我也许不会这么虚弱。8年前的这一天，在连任总统的就职仪式上，我还能冒雨发表就职演说，可今天……”想到这，他的脸上浮过一丝淡淡的愁容。
第一次连任总统——1937年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他经常感到头晕、头疼，注意力不集中。开始，他以为是劳累所致，可经医生检查，他被确定患有收缩性高血压；4年之后，他第二次连任总统时，又患上了更加严重的舒张性高血压。他不仅头疼，还常感疲劳，即使在很好地休息了一夜之后，过了半个上午，他就又筋疲力尽、疲惫不堪——有时与人谈话，他说着说着，就会打起瞌睡；有一次他签署文件，名字还没写完，便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墨水在纸页上洇了一大片。
就在前一年的3月份，他听从夫人埃莉诺的建议，在一家医院检查身体。几位医学专家在对他进行心血管系统检查时，发现他的心脏肥大，心脏周围血管膨胀，血压高得惊人。他们的诊断是：高血压，高血压心脏病，心力衰竭。
在这以后的国务活动特别是总统竞选中，他饱受了疾病的折磨，让他难以忍受的心绞痛也发生了。
站在罗斯福身边的詹姆斯·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的表情。此时，他也许意识到了寒冷对父亲的袭击，便上前一步，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住寒风——他知道，在众多因素的诱导下，父亲的心绞痛随时都可能发作。半年前令他心惊肉跳的一幕，此时依然让他心有余悸。
去年7月，他陪同父亲乘专列“费迪南·麦哲伦”号前往加利福尼亚，检阅海军陆战队。可是，就在列车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父亲突然感到心前区剧烈疼痛，他面色苍白，眼睛紧闭，大汗淋漓。
“吉米，”他使劲抓住儿子的手，气喘吁吁地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出席阅兵仪式了……我这里疼得厉害……”说着，他的身体由于疼痛而痉挛起来。
这是父亲第一次心绞痛发作，詹姆斯被吓坏了，顿时手忙脚乱。他急忙抱起父亲平躺在地毯上——车厢里的沙发根本容不下他高大的身躯，并转身欲按动电铃。
“别惊动布鲁恩大夫，别惊动别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痛苦的样子。这也许是心绞痛，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你别害怕……”
10分钟之后，疼痛渐渐消失，总统慢慢坐了起来。
“吉米，快扶我起来，我已经好多了……”
那天，尽管总统带着人们熟悉的微笑出席了阅兵式，而且任何人都看不出他刚刚经受了心绞痛的袭击——在人们看来，除了下肢瘫痪之外，总统依旧精神矍铄，身强体壮，但从此之后，詹姆斯时时刻刻都在为父亲的身体状况担心。
此时，夹杂在总统周围政府官员中的布鲁恩大夫，也在为总统的心脏病捏着一把汗—。尽管根据他的建议，今天的就职仪式程序很简单，总统的就职演说时间也很短，但他还是忧心忡忡，心神不宁；他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仪式上，总统的身体千万别出意外。就在去年的那次阅兵仪式之后，总统又拖着虚弱的身躯视察了布雷顿海军造船厂，并在那里向工人发表了演说。虽然总统演说时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而有力，但布鲁恩大夫还是听出了他演说时不时出现的颤抖的声音。果然，演讲结束后，总统告诉他，在他演说的前15分钟，他的胸部剧痛，而且放散到了双肩。
（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63岁）
一、
1945年1月20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
刺骨的寒风裹着战争的阴云，笼罩在这座由首任总统——国父华盛顿名字命名的城市的上空。
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新任总统就职日——在1937年以前，自1889年华盛顿首任总统以来，在长达148年、31任总统的任职内，新任总统都是在当年的3月4日宣誓就职；到了1937年，根据宪法修正案第20条，连任总统的罗斯福在1月20日就职，从此，这个日子便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就职日。确定在这一天就职的好处，是新任总统在任期第一年的年初，就能执掌他所领导的美利坚合众国。
临近下午3点的时候，总统府白宫的南门洞开。在全体内阁成员的簇拥下，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在连续三任当选总统、顺利完成12年总统使命之后，来到由粗大的乳白色石柱支撑的南门廊——在此之前，他已经在1937年和1941年的这一天宣誓就职。又是1月20日，这位在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第一位任期超过两届并连任四任的总统，即将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这一天，离罗斯福63岁生日还差10天。
坐在镀镊轮椅上的罗斯福，面容憔悴，表情疲惫，身体极其消瘦，完全失去了以往潇洒、英俊的外表和抖擞的精神；同前三次就职总统时相比，唯一不变的是，他灰褐色充满智慧、坚定和自信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罗斯福习惯性地用右手向上推了推金丝边近视眼镜，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这时，他突然感到寒风穿透了他的西装外套，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真是老了，体质越来越差了，竟然抵不住冬天的寒风了。”罗斯福心里说，“若不是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缘故，我也许不会这么虚弱。8年前的这一天，在连任总统的就职仪式上，我还能冒雨发表就职演说，可今天……”想到这，他的脸上浮过一丝淡淡的愁容。
第一次连任总统——1937年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他经常感到头晕、头疼，注意力不集中。开始，他以为是劳累所致，可经医生检查，他被确定患有收缩性高血压；4年之后，他第二次连任总统时，又患上了更加严重的舒张性高血压。他不仅头疼，还常感疲劳，即使在很好地休息了一夜之后，过了半个上午，他就又筋疲力尽、疲惫不堪——有时与人谈话，他说着说着，就会打起瞌睡；有一次他签署文件，名字还没写完，便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墨水在纸页上洇了一大片。
就在前一年的3月份，他听从夫人埃莉诺的建议，在一家医院检查身体。几位医学专家在对他进行心血管系统检查时，发现他的心脏肥大，心脏周围血管膨胀，血压高得惊人。他们的诊断是：高血压，高血压心脏病，心力衰竭。
在这以后的国务活动特别是总统竞选中，他饱受了疾病的折磨，让他难以忍受的心绞痛也发生了。
站在罗斯福身边的詹姆斯·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的表情。此时，他也许意识到了寒冷对父亲的袭击，便上前一步，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住寒风——他知道，在众多因素的诱导下，父亲的心绞痛随时都可能发作。半年前令他心惊肉跳的一幕，此时依然让他心有余悸。
去年7月，他陪同父亲乘专列“费迪南·麦哲伦”号前往加利福尼亚，检阅海军陆战队。可是，就在列车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父亲突然感到心前区剧烈疼痛，他面色苍白，眼睛紧闭，大汗淋漓。
“吉米，”他使劲抓住儿子的手，气喘吁吁地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出席阅兵仪式了……我这里疼得厉害……”说着，他的身体由于疼痛而痉挛起来。
这是父亲第一次心绞痛发作，詹姆斯被吓坏了，顿时手忙脚乱。他急忙抱起父亲平躺在地毯上——车厢里的沙发根本容不下他高大的身躯，并转身欲按动电铃。
“别惊动布鲁恩大夫，别惊动别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痛苦的样子。这也许是心绞痛，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你别害怕……”
10分钟之后，疼痛渐渐消失，总统慢慢坐了起来。
“吉米，快扶我起来，我已经好多了……”
那天，尽管总统带着人们熟悉的微笑出席了阅兵式，而且任何人都看不出他刚刚经受了心绞痛的袭击——在人们看来，除了下肢瘫痪之外，总统依旧精神矍铄，身强体壮，但从此之后，詹姆斯时时刻刻都在为父亲的身体状况担心。
此时，夹杂在总统周围政府官员中的布鲁恩大夫，也在为总统的心脏病捏着一把汗—。尽管根据他的建议，今天的就职仪式程序很简单，总统的就职演说时间也很短，但他还是忧心忡忡，心神不宁；他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仪式上，总统的身体千万别出意外。就在去年的那次阅兵仪式之后，总统又拖着虚弱的身躯视察了布雷顿海军造船厂，并在那里向工人发表了演说。虽然总统演说时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而有力，但布鲁恩大夫还是听出了他演说时不时出现的颤抖的声音。果然，演讲结束后，总统告诉他，在他演说的前15分钟，他的胸部剧痛，而且放散到了双肩。
二、
安娜——总统的女儿站在父亲轮椅的后面。虽然她微笑着推着父亲的轮椅轻松地向前走着，但她的心情异常焦虑和不安——不仅为父亲能否顺利、圆满地出席就职仪式，更为他今后的身体健康。
早在半年前总统大选前不久，这个被总统视若掌上明珠的爱女，曾坚决反对父亲参加大选。在她的同盟者中，有她的母亲埃莉诺，还有4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弟弟。
盛夏的一个下午，白宫总统椭圆型办公室里，安娜与父亲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父亲，您已经连任三届总统了，并且做到了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您应该休息了，况且您的身体令我们担忧。我的意思是说，您应该放弃竞选……”安娜开门见山。
“不，安娜，我不会这样做的！”坐在轮椅里的罗斯福，话语坚定且自信，“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也许在第二个任期届满时，就离开白宫了，但我却又有了第三次连任。现在，我还要争取第四次连任。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世界的和平啊！”
“可是您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你这样做了。父亲，您的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一起回到海德公园村的老家去享受那里的清静、悠闲的日子，不好吗？”安娜边说，边用双拳轻轻捶打父亲没有知觉的双腿——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这样抚慰父亲。
“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到家乡安度晚年啊！”总统深情地望着女儿，然后掏出那支从不离身的象牙烟嘴叼在唇上，轻轻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骆驼”香烟。
“但是，我的孩子，现在，二战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而我们的国家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已经和正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放弃了总统竞选，那么，不仅对美国，同时也对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构成了很大的不利。尽管我接受民主党的建议参加竞选，必定引来国内国际的许多猜忌和指责，但是，我决非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为国际上正义与邪恶进行殊死决斗的最高利益考虑。”罗斯福一口气说完了他的心里话。
沉默，长久的沉默之后，安娜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着父亲，欲言又止——她被父亲说服了。
此时，她被父亲，确切地说是被一位热爱和平，同时又为世界和平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病弱老人的博大胸怀和无私精神所感动。她深深地感受到，这位老人执著参加竞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自己的最后努力，争取二战战火早日熄灭。
罗斯福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他的烟瘾很大，每天能吸两包“骆驼”，只要他在，无论是办公室、会客厅，还是餐厅、卧室，总是弥漫着淡蓝色的烟雾。
“安娜，不要为我的身体担心，并且转告你的母亲和弟弟们，我的身体完全能够挺得住。再说，有你在我的身边，我不会出问题的。别担心，我的孩子。”罗斯福深情地抚摸着女儿金黄色的头发，然后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长谈结束后，安娜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走出了白宫，在碧绿的草坪上散步。从那以后，安娜寸步不离地陪伴着父亲，奔波往来与全国各州之间——接见选民，发表演讲，制定施政纲领……
安娜清楚地记得，父亲在前往圣迭戈海军基地的火车车厢里，向全国发表了他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的第一次广播演说，提出了他为美国人民争取和平幸福的竞选主题：
“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第一，赢得战争——迅速赢得战争，以压倒优势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所有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象样的生活水平。今年秋天，美国人民将决定是想把1944年的这项任务——这项世界性的任务，移交给没有经验和不成熟的人，还是把它交给看得到来自国外的危险的那些人呢？……”
安娜还清楚地记得，在去年冬天芝加哥的狂风大雪中，穿着单薄衣服的父亲参加了一个集会。当父亲坚定且自信地喊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争取世界的早日和平”时，数以万计的选民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美国历史上，除了开国总统华盛顿之外，几乎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能得到全国上下民众的一致支持。
它更清楚地记得，在竞选结束后，同前三次一样，选举团的表决依然一边倒——父亲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杜威的得票分别是432对99；民众投票结果是2560万张对2200万张，父亲比竞选对手多出360万张。
寒风不停地呼啸着，掀动着人们的衣角和领带，令人瑟瑟发抖。罗斯福没有戴帽子，灰白的头发在风中不停地飘浮着。但他的双眼却炯炯有神，他轻松的表情和睿智的目光，同以往三次就任总统时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与前三次就任仪式不同的是，这天的仪式地点没有安排在国会大厦，而是在总统府白宫的南门廊——这是他的战友和家属的安排，从他居住的白宫到国会大厦还有一段距离，他们担心衰弱的罗斯福也许经不起那段并不很长的路途的颠簸和长时间室外的寒冷。
安娜——总统的女儿站在父亲轮椅的后面。虽然她微笑着推着父亲的轮椅轻松地向前走着，但她的心情异常焦虑和不安——不仅为父亲能否顺利、圆满地出席就职仪式，更为他今后的身体健康。
早在半年前总统大选前不久，这个被总统视若掌上明珠的爱女，曾坚决反对父亲参加大选。在她的同盟者中，有她的母亲埃莉诺，还有4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弟弟。
盛夏的一个下午，白宫总统椭圆型办公室里，安娜与父亲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父亲，您已经连任三届总统了，并且做到了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您应该休息了，况且您的身体令我们担忧。我的意思是说，您应该放弃竞选……”安娜开门见山。
“不，安娜，我不会这样做的！”坐在轮椅里的罗斯福，话语坚定且自信，“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也许在第二个任期届满时，就离开白宫了，但我却又有了第三次连任。现在，我还要争取第四次连任。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世界的和平啊！”
“可是您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你这样做了。父亲，您的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一起回到海德公园村的老家去享受那里的清静、悠闲的日子，不好吗？”安娜边说，边用双拳轻轻捶打父亲没有知觉的双腿——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这样抚慰父亲。
“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到家乡安度晚年啊！”总统深情地望着女儿，然后掏出那支从不离身的象牙烟嘴叼在唇上，轻轻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骆驼”香烟。
“但是，我的孩子，现在，二战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而我们的国家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已经和正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放弃了总统竞选，那么，不仅对美国，同时也对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构成了很大的不利。尽管我接受民主党的建议参加竞选，必定引来国内国际的许多猜忌和指责，但是，我决非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为国际上正义与邪恶进行殊死决斗的最高利益考虑。”罗斯福一口气说完了他的心里话。
沉默，长久的沉默之后，安娜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着父亲，欲言又止——她被父亲说服了。
此时，她被父亲，确切地说是被一位热爱和平，同时又为世界和平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病弱老人的博大胸怀和无私精神所感动。她深深地感受到，这位老人执著参加竞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自己的最后努力，争取二战战火早日熄灭。
罗斯福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他的烟瘾很大，每天能吸两包“骆驼”，只要他在，无论是办公室、会客厅，还是餐厅、卧室，总是弥漫着淡蓝色的烟雾。
“安娜，不要为我的身体担心，并且转告你的母亲和弟弟们，我的身体完全能够挺得住。再说，有你在我的身边，我不会出问题的。别担心，我的孩子。”罗斯福深情地抚摸着女儿金黄色的头发，然后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长谈结束后，安娜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走出了白宫，在碧绿的草坪上散步。从那以后，安娜寸步不离地陪伴着父亲，奔波往来与全国各州之间——接见选民，发表演讲，制定施政纲领……
安娜清楚地记得，父亲在前往圣迭戈海军基地的火车车厢里，向全国发表了他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的第一次广播演说，提出了他为美国人民争取和平幸福的竞选主题：
“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第一，赢得战争——迅速赢得战争，以压倒优势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所有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象样的生活水平。今年秋天，美国人民将决定是想把1944年的这项任务——这项世界性的任务，移交给没有经验和不成熟的人，还是把它交给看得到来自国外的危险的那些人呢？……”
安娜还清楚地记得，在去年冬天芝加哥的狂风大雪中，穿着单薄衣服的父亲参加了一个集会。当父亲坚定且自信地喊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争取世界的早日和平”时，数以万计的选民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美国历史上，除了开国总统华盛顿之外，几乎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能得到全国上下民众的一致支持。
它更清楚地记得，在竞选结束后，同前三次一样，选举团的表决依然一边倒——父亲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杜威的得票分别是432对99；民众投票结果是2560万张对2200万张，父亲比竞选对手多出360万张。
寒风不停地呼啸着，掀动着人们的衣角和领带，令人瑟瑟发抖。罗斯福没有戴帽子，灰白的头发在风中不停地飘浮着。但他的双眼却炯炯有神，他轻松的表情和睿智的目光，同以往三次就任总统时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与前三次就任仪式不同的是，这天的仪式地点没有安排在国会大厦，而是在总统府白宫的南门廊——这是他的战友和家属的安排，从他居住的白宫到国会大厦还有一段距离，他们担心衰弱的罗斯福也许经不起那段并不很长的路途的颠簸和长时间室外的寒冷。
三、
天阴沉着，但人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兴奋、激动的灿烂笑容。他们向自己热爱和信赖的总统欢呼和挥手致意，整个南门廊沉浸在热烈的气氛之中。
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深受感动，但他只能远远地向人们挥手和微笑，他为自己不能上前与他们握手和交谈感到沮丧和遗憾，虽然这种作为总统的沮丧和遗憾已经折磨了他整整12年，但今天，他的内心却异常痛苦。此时，他真想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向他们中间，走向他挚爱的人们中间，但这根本不可能——他的双腿完全瘫痪了。
渐渐地，眼前欢乐的场景朦胧起来，24年前那残酷的一幕清晰地浮现：
1921年，他39岁。这年盛夏，在前一年副总统竞选中被共和党击败的罗斯福，带着落选后的遗憾、沮丧以及在下一届竞选中东山再起的雄心，同夫人埃莉诺及孩子们，躲开酷暑难耐的华盛顿，来到加拿大风光秀丽的坎波贝洛易度假。在那里，他亲自驾驶“萨巴洛”游艇在海面上尽情游弋，在海岸的浅水里悠然游泳，在金色的沙滩上沐浴阳光……蓝天、大海、白云、沙滩，使他消除了竞选中的疲惫，他的皮肤被阳光晒成古铜色，他的体重明显增加，他重新恢复了旺盛的活力。然而，没有人能想到，就在这个假期，病魔悄悄地向他伸出了残酷的黑手。
8月初的一天，罗斯福驾船远离海岸，摩托补给船在深海中钓鳕鱼。海水幽蓝，深不见底，味道极其独特的鳕鱼在那里成群结队地游荡。当他试图从船头通过只有3英寸宽的甲板跨到船尾时，突然，脚底一滑，他落入水中。冰冷的海水顿时激得他全身发麻。尽管由于他的一只手紧紧抓住船舷而没有全身浸入海水，甚至连头发都没有湿，而且船上的人很快就把他拉上了船，但是，就在一瞬之间，病魔乘虚而入，悄悄地侵入了他的机体。
几天之后——8月10日早晨，他同孩子们踏上单桅帆船“维力奥”号继续出航；下午他带着孩子们从海边寓所出发，慢跑了两英里，来到海湾旁边的淡水湖——没顾得上歇息，汗流浃背的罗斯福便一头扎进湖水中，痛痛快快地游了起来。
傍晚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寓所。这时，他感到疲惫、发冷，而且全身疼痛。没有吃晚饭，他早早就上床休息了。
这天夜里，他被全身的疼痛疼醒了。他想起身去客厅找点镇痛药——他以为腰部的风湿痛又发作了，同时，四肢肌肉也许拉伤，但是，麻木无力的双腿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被惊醒的埃莉诺打开房灯，惊奇地看着在地板上爬行的丈夫：“富兰克，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腰疼，双腿的肌肉也过于疲劳。没关系，明天就会好的……”罗斯福强挺着全身疼痛，故作轻松地说。
第二天早晨，15岁的安娜推开房门，她为父亲送来了母亲制作的早餐。可是，她看到的却是在女儿心目中永远都是充满活力和力量的父亲却痛苦地躺在床上。
“安娜，真不好意思，倒让你抢在我的前头起床了。不过,我并非睡懒觉，而是有点发烧……”
他从来都是在孩子们之前起床,这次他有点难为情。
他试着要坐起来,然而他的左腿已经不听使唤。
“帮我把刮脸刀拿来好吗?我的腿有些疼,也许是肌肉拉伤。”
“好的爸爸，那就让我给您捶一捶，这样，您的腿也许能好得快一些。不过，您下次可别游那么长时间了。”
也许是孩子的粗心，安娜忽略了父亲的发烧，只是确信父亲真的是疲劳过度了。
懂事、乖巧的安娜先替父亲刮了脸，又用热毛巾为他在腿上热敷。可是，她万万没想到得是，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强壮、挺拔地站起来了。
他仍旧发烧，全身滚烫，虽然服了解热药，可体温仍没有下降。他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着。
几天之后，原以为疲劳或腿部肌肉拉伤的罗斯福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表情痛苦且焦急地对埃莉诺说：“快去找医生，我的病情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得多。”在３９年人生旅途中，他第一次无能为力地躺在床上，而且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充满忧虑。
埃莉诺也焦急起来，他马上请来了当地乡村医生贝内特。
“您在发着高烧，”医生为他测了体温，“您的体温有华氏１０２度。这也许是重感冒。”
“同时，我的全身疼痛……”罗斯福皱着眉头。
“看上去，您很痛苦，富兰克林先生，请告诉我您的痛处好吗？”
“双腿很疼，而且背部也疼得厉害；有时，手臂甚至手指也感到疼痛和麻木……”
医生按了按他的双腿，罗斯福毫无知觉；同时，医生的检查证实，他胸部以下的肌肉已经失去了活动能力。
医生否定了他原来的诊断。他无奈地摊开双手，摇了摇头，“您的病情要比感冒严重得多。实在对不起，我无能为力了，您还是去附近的几个旅游地或其他地方请医生吧……”
很快，费城著名的诊断专家威·w·基恩赶来了。他诊断，病人疼痛的原因是肌肉损伤，而恢复损伤的办法是每天连续几小时为病人按摩四肢。后来证明，基恩大夫的诊断和治疗办法耽误了罗斯福的治疗，因此，他经受了一个多星期难耐的痛苦，双腿的肌肉受到了进一步损害。
８月２３日，罗斯福的舅舅弗里德里克·德拉诺根据埃莉诺提供的情况，把波士顿的小儿麻痹专家罗伯特·w·洛维特大夫请到了坎波贝洛。他做出人令罗斯福全家感到惊奇和不解，同时又残酷无情的诊断：小儿麻痹症。
“今年，全美国正在流行这种病。虽然小儿麻痹更多的是是在儿童中发病，但成人也有感染的可能。也许您发病之前，在某个地方——纽约或华盛顿，说不定是在少年时期的童子军营地，脊髓灰质炎病毒就已经侵入了您的机体。”洛维特大夫向病床上的罗斯福解释着：“我已经了解到，在发病的这一段时间里，您的身体连续处于疲劳状态，机体抵抗力下降。所以，罗斯福先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您没有抵御住病毒的侵袭，以至突然发病。”
“您好像走神了，父亲，典礼就要开始了。”安娜轻轻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打断了他痛苦的回忆。
“您该跟着大法官宣誓誓词了。”安娜提醒着父亲。
在南门廊临时搭起的一个平台上，摆放着一个历届总统宣誓时使用的专用讲台；讲台上，一本罗斯福家族的古旧《圣经》摊开在那里，风吹着纸页哗哗作响。
在儿子詹姆斯和贴身男仆阿瑟·普雷蒂曼的搀扶下，罗斯福魁梧的身躯慢慢地从轮椅上移开，艰难地依靠一个固定在腰上和腿上的金属支架站在讲台的一侧。自从患病特别是进入老年以来，瘫痪的双腿已经无法让他自如地站立，它只能借助支架的力量，才能勉强占一会儿、走几步。
高大的身躯，自若的神情，雍容的风度，宏亮的声音，罗斯福跟随着对面大法官的领誓，庄严而坚定地向美利坚人民宣誓。这时，他的一只手按在《圣经》的封皮上。
天阴沉着，但人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兴奋、激动的灿烂笑容。他们向自己热爱和信赖的总统欢呼和挥手致意，整个南门廊沉浸在热烈的气氛之中。
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深受感动，但他只能远远地向人们挥手和微笑，他为自己不能上前与他们握手和交谈感到沮丧和遗憾，虽然这种作为总统的沮丧和遗憾已经折磨了他整整12年，但今天，他的内心却异常痛苦。此时，他真想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向他们中间，走向他挚爱的人们中间，但这根本不可能——他的双腿完全瘫痪了。
渐渐地，眼前欢乐的场景朦胧起来，24年前那残酷的一幕清晰地浮现：
1921年，他39岁。这年盛夏，在前一年副总统竞选中被共和党击败的罗斯福，带着落选后的遗憾、沮丧以及在下一届竞选中东山再起的雄心，同夫人埃莉诺及孩子们，躲开酷暑难耐的华盛顿，来到加拿大风光秀丽的坎波贝洛易度假。在那里，他亲自驾驶“萨巴洛”游艇在海面上尽情游弋，在海岸的浅水里悠然游泳，在金色的沙滩上沐浴阳光……蓝天、大海、白云、沙滩，使他消除了竞选中的疲惫，他的皮肤被阳光晒成古铜色，他的体重明显增加，他重新恢复了旺盛的活力。然而，没有人能想到，就在这个假期，病魔悄悄地向他伸出了残酷的黑手。
8月初的一天，罗斯福驾船远离海岸，摩托补给船在深海中钓鳕鱼。海水幽蓝，深不见底，味道极其独特的鳕鱼在那里成群结队地游荡。当他试图从船头通过只有3英寸宽的甲板跨到船尾时，突然，脚底一滑，他落入水中。冰冷的海水顿时激得他全身发麻。尽管由于他的一只手紧紧抓住船舷而没有全身浸入海水，甚至连头发都没有湿，而且船上的人很快就把他拉上了船，但是，就在一瞬之间，病魔乘虚而入，悄悄地侵入了他的机体。
几天之后——8月10日早晨，他同孩子们踏上单桅帆船“维力奥”号继续出航；下午他带着孩子们从海边寓所出发，慢跑了两英里，来到海湾旁边的淡水湖——没顾得上歇息，汗流浃背的罗斯福便一头扎进湖水中，痛痛快快地游了起来。
傍晚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寓所。这时，他感到疲惫、发冷，而且全身疼痛。没有吃晚饭，他早早就上床休息了。
这天夜里，他被全身的疼痛疼醒了。他想起身去客厅找点镇痛药——他以为腰部的风湿痛又发作了，同时，四肢肌肉也许拉伤，但是，麻木无力的双腿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被惊醒的埃莉诺打开房灯，惊奇地看着在地板上爬行的丈夫：“富兰克，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腰疼，双腿的肌肉也过于疲劳。没关系，明天就会好的……”罗斯福强挺着全身疼痛，故作轻松地说。
第二天早晨，15岁的安娜推开房门，她为父亲送来了母亲制作的早餐。可是，她看到的却是在女儿心目中永远都是充满活力和力量的父亲却痛苦地躺在床上。
“安娜，真不好意思，倒让你抢在我的前头起床了。不过,我并非睡懒觉，而是有点发烧……”
他从来都是在孩子们之前起床,这次他有点难为情。
他试着要坐起来,然而他的左腿已经不听使唤。
“帮我把刮脸刀拿来好吗?我的腿有些疼,也许是肌肉拉伤。”
“好的爸爸，那就让我给您捶一捶，这样，您的腿也许能好得快一些。不过，您下次可别游那么长时间了。”
也许是孩子的粗心，安娜忽略了父亲的发烧，只是确信父亲真的是疲劳过度了。
懂事、乖巧的安娜先替父亲刮了脸，又用热毛巾为他在腿上热敷。可是，她万万没想到得是，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强壮、挺拔地站起来了。
他仍旧发烧，全身滚烫，虽然服了解热药，可体温仍没有下降。他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着。
几天之后，原以为疲劳或腿部肌肉拉伤的罗斯福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表情痛苦且焦急地对埃莉诺说：“快去找医生，我的病情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得多。”在３９年人生旅途中，他第一次无能为力地躺在床上，而且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充满忧虑。
埃莉诺也焦急起来，他马上请来了当地乡村医生贝内特。
“您在发着高烧，”医生为他测了体温，“您的体温有华氏１０２度。这也许是重感冒。”
“同时，我的全身疼痛……”罗斯福皱着眉头。
“看上去，您很痛苦，富兰克林先生，请告诉我您的痛处好吗？”
“双腿很疼，而且背部也疼得厉害；有时，手臂甚至手指也感到疼痛和麻木……”
医生按了按他的双腿，罗斯福毫无知觉；同时，医生的检查证实，他胸部以下的肌肉已经失去了活动能力。
医生否定了他原来的诊断。他无奈地摊开双手，摇了摇头，“您的病情要比感冒严重得多。实在对不起，我无能为力了，您还是去附近的几个旅游地或其他地方请医生吧……”
很快，费城著名的诊断专家威·w·基恩赶来了。他诊断，病人疼痛的原因是肌肉损伤，而恢复损伤的办法是每天连续几小时为病人按摩四肢。后来证明，基恩大夫的诊断和治疗办法耽误了罗斯福的治疗，因此，他经受了一个多星期难耐的痛苦，双腿的肌肉受到了进一步损害。
８月２３日，罗斯福的舅舅弗里德里克·德拉诺根据埃莉诺提供的情况，把波士顿的小儿麻痹专家罗伯特·w·洛维特大夫请到了坎波贝洛。他做出人令罗斯福全家感到惊奇和不解，同时又残酷无情的诊断：小儿麻痹症。
“今年，全美国正在流行这种病。虽然小儿麻痹更多的是是在儿童中发病，但成人也有感染的可能。也许您发病之前，在某个地方——纽约或华盛顿，说不定是在少年时期的童子军营地，脊髓灰质炎病毒就已经侵入了您的机体。”洛维特大夫向病床上的罗斯福解释着：“我已经了解到，在发病的这一段时间里，您的身体连续处于疲劳状态，机体抵抗力下降。所以，罗斯福先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您没有抵御住病毒的侵袭，以至突然发病。”
“您好像走神了，父亲，典礼就要开始了。”安娜轻轻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打断了他痛苦的回忆。
“您该跟着大法官宣誓誓词了。”安娜提醒着父亲。
在南门廊临时搭起的一个平台上，摆放着一个历届总统宣誓时使用的专用讲台；讲台上，一本罗斯福家族的古旧《圣经》摊开在那里，风吹着纸页哗哗作响。
在儿子詹姆斯和贴身男仆阿瑟·普雷蒂曼的搀扶下，罗斯福魁梧的身躯慢慢地从轮椅上移开，艰难地依靠一个固定在腰上和腿上的金属支架站在讲台的一侧。自从患病特别是进入老年以来，瘫痪的双腿已经无法让他自如地站立，它只能借助支架的力量，才能勉强占一会儿、走几步。
高大的身躯，自若的神情，雍容的风度，宏亮的声音，罗斯福跟随着对面大法官的领誓，庄严而坚定地向美利坚人民宣誓。这时，他的一只手按在《圣经》的封皮上。
五、
1945年1月23日，在一队护航舰和两架护航机的护卫下，载着罗斯福的“昆西号”巡洋舰从华盛顿启航，向东，在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中破浪航行。
雅尔塔位于克罗米亚半岛岛最南端，南临黑海，原是俄国沙皇喜爱的一个避暑地。在这里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对罗斯福来说，路途无疑比斯大林和丘吉尔远得多——他将乘船横越大西洋，从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抵达欧洲南部的岛国马耳他；然后再乘坐飞机，飞越南欧的许多国家，最后到达黑海北部的目的地。但是，为了促成这次会议的召开，他还是尊重了斯大林不肯离开苏联国土的意愿，冒着健康状况恶化和生命危险，上路了。
“昆西号”在东行。近处，海面上浪花翻滚，洁白的海鸥在军舰的两侧翩翩飞舞，悦耳鸣叫；远方，大海和蓝天、白云交汇在一起，融合成一片无边无际的湛蓝。
罗斯福爱大海，向往大海，一生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记事起，他就在同父母去欧洲的多次航海旅行中，认识了大海的宽阔、辽远和深邃；16岁以前，他曾8次横跨大西洋，游历欧洲各国；自31岁开始，他进入美国海军部，担任了7年半时间的海军部部长助理，在大海上东奔西忙。他特别爱海上运动，如驾驶帆船和游艇，深海垂钓和游泳。在蔚蓝色的海水里，他仿佛能吸取到无穷的力量，寻找到无限的希望。
然而此时，坐在甲板上，罗斯福却无心欣赏眼前醉人的景色。
“父亲，回船舱吧，这里的风很凉。”陪伴在他身边的安娜关切地为他披上了那件深蓝色的海军斗篷。
“不，让我再多呆一会。海风好清爽，它也许能帮助我更快更好地理清思路。”
“您别再想了，这次会晤会有好结果的……”安娜说。
“是的，会成功的。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德国在西线发动的孤注一掷的攻势已在一个月前的凸出地带战役中被击退，苏联红军已经占领波兰和南欧，并正在从东线向德国逼近。在太平洋战争中，我国部队刚刚解放被占领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我们的轰炸机正在从空中轰炸日本。现在，正是解决德黑兰会议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最佳时候，战败的德国前途问题，令人苦恼的波兰问题，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地位、联合国组织和远东等问题，都会在这次会晤中得到适时而充分的解决。”罗斯福对二战的形势了如指掌，并且对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安娜为父亲盖了盖膝盖上的军毯，脸上却掠过一丝忧虑。虽然父亲对此次会晤信心十足，但她非常清楚，要想取得圆满顶结果，需要父亲付出极大的努力——她在为父亲的身体担心。
1月30日，“昆西号”在大海上航行了整整7天，可是，目的地雅尔塔仍远在遥遥天边。他已经忘记，这一天，是他63岁生日。
这天晚上，在繁星点点的夜幕下，“昆西号”驶进直布罗陀海峡，航行在敌人潜艇频繁出没的阴森森的海面……
第二天黎明时分，舰队安全通过了海峡，继续航行，进入世界最大的陆海——地中海。
2月2日，舰队抵达马耳他。当夜，罗斯福换乘自己的专机“圣牛号”，经过一夜的飞行，于第二天中午到达雅尔塔。
此时的罗斯福完全筋疲力尽，他需要的是休息。然而，来不及美美地睡上一觉，“三巨头”的会晤就开始了。
在雅尔塔的8天里，罗斯福几乎每天都在同斯大林、丘吉尔进行没完没了的会谈，甚至有时长达14小时。在那些日子里，安娜忧心忡忡，有时干脆就守候在会议室门外。当她从门缝中看到两鬓苍白、浑身疲惫的父亲即使彻夜不眠，也要在另外两位元首面前装成轻松自若的样子时，她经常难过得掉下眼泪。
一天深夜，会晤结束后，罗斯福回到他下榻的黎娃迪宫殿内的卧室，并没有马上休息，尽管他已经浑身无力，连声打着哈欠，额头也渗出了冷汗，刚刚从华盛顿发来的有关国内的一份经济报告正摆在他地桌上。
这时，安娜悄悄来到门外，想看看父亲是否入睡。当她发现父亲仍在工作时，便不顾一切地冲进房门，扑倒在父亲怀里，热泪夺眶而出。
“爸爸，您不要再看文件了，您应该休息，您已经工作了14个小时了，天一亮，您又要会谈，这样会把您累倒的……”
“安娜，”罗斯福摸着女儿的头，和蔼地安慰着她：“你不要为我的健康担忧，我的身体其实并没有像你们想象得那么糟，会谈是累一些，但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为世界的和平，我辛苦一点，值得，我能挺住！”
“但是您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而且下肢瘫痪，您已经63岁了……”
“哈哈，”罗斯福爽朗地笑了起来，“但是在三国元首中，我却是最年轻的一个，比丘吉尔小8岁，比斯大林小3岁……”
“但您是病人呀！”
“我更是美国总统呀！作为美国总统，我不能只为个人的身体瞻前顾后，而要为美国人民的利益勇往直前！”
罗斯福说完，点燃了一支“骆驼”，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淡蓝色的烟圈，目光炯炯地凝视着房间墙角的美国国旗。
“安娜，战争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只要欧洲战争在近期结束，我将会促使斯大林下令苏联军队对日宣战，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到那时，在亚洲称霸的日本军队就将灭亡，太平洋战争就将结束，整个世界就会出现和平的曙光……”
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在罗斯福的巧妙斡旋和丘吉尔、斯大林的努力下，圆满结束。罗斯福怀着对美、英、苏三国继续团结的乐观心情离开了雅尔塔，乘专机前往埃及，又在那里登上“昆西号”巡洋舰。
在埃及，罗斯福无心游览古老的金字塔和美丽的尼罗河，而是亲笔起草了一份文稿，通过无线电传真，发向华盛顿，向美国，也向全世界宣告：
“我深知全世界人民关注和重视雅尔塔会议取得的成就……美、英、苏三大国，保证在战后如在战时，真诚团结，保卫世界和平。”
1945年1月23日，在一队护航舰和两架护航机的护卫下，载着罗斯福的“昆西号”巡洋舰从华盛顿启航，向东，在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中破浪航行。
雅尔塔位于克罗米亚半岛岛最南端，南临黑海，原是俄国沙皇喜爱的一个避暑地。在这里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对罗斯福来说，路途无疑比斯大林和丘吉尔远得多——他将乘船横越大西洋，从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抵达欧洲南部的岛国马耳他；然后再乘坐飞机，飞越南欧的许多国家，最后到达黑海北部的目的地。但是，为了促成这次会议的召开，他还是尊重了斯大林不肯离开苏联国土的意愿，冒着健康状况恶化和生命危险，上路了。
“昆西号”在东行。近处，海面上浪花翻滚，洁白的海鸥在军舰的两侧翩翩飞舞，悦耳鸣叫；远方，大海和蓝天、白云交汇在一起，融合成一片无边无际的湛蓝。
罗斯福爱大海，向往大海，一生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记事起，他就在同父母去欧洲的多次航海旅行中，认识了大海的宽阔、辽远和深邃；16岁以前，他曾8次横跨大西洋，游历欧洲各国；自31岁开始，他进入美国海军部，担任了7年半时间的海军部部长助理，在大海上东奔西忙。他特别爱海上运动，如驾驶帆船和游艇，深海垂钓和游泳。在蔚蓝色的海水里，他仿佛能吸取到无穷的力量，寻找到无限的希望。
然而此时，坐在甲板上，罗斯福却无心欣赏眼前醉人的景色。
“父亲，回船舱吧，这里的风很凉。”陪伴在他身边的安娜关切地为他披上了那件深蓝色的海军斗篷。
“不，让我再多呆一会。海风好清爽，它也许能帮助我更快更好地理清思路。”
“您别再想了，这次会晤会有好结果的……”安娜说。
“是的，会成功的。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德国在西线发动的孤注一掷的攻势已在一个月前的凸出地带战役中被击退，苏联红军已经占领波兰和南欧，并正在从东线向德国逼近。在太平洋战争中，我国部队刚刚解放被占领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我们的轰炸机正在从空中轰炸日本。现在，正是解决德黑兰会议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最佳时候，战败的德国前途问题，令人苦恼的波兰问题，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地位、联合国组织和远东等问题，都会在这次会晤中得到适时而充分的解决。”罗斯福对二战的形势了如指掌，并且对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安娜为父亲盖了盖膝盖上的军毯，脸上却掠过一丝忧虑。虽然父亲对此次会晤信心十足，但她非常清楚，要想取得圆满顶结果，需要父亲付出极大的努力——她在为父亲的身体担心。
1月30日，“昆西号”在大海上航行了整整7天，可是，目的地雅尔塔仍远在遥遥天边。他已经忘记，这一天，是他63岁生日。
这天晚上，在繁星点点的夜幕下，“昆西号”驶进直布罗陀海峡，航行在敌人潜艇频繁出没的阴森森的海面……
第二天黎明时分，舰队安全通过了海峡，继续航行，进入世界最大的陆海——地中海。
2月2日，舰队抵达马耳他。当夜，罗斯福换乘自己的专机“圣牛号”，经过一夜的飞行，于第二天中午到达雅尔塔。
此时的罗斯福完全筋疲力尽，他需要的是休息。然而，来不及美美地睡上一觉，“三巨头”的会晤就开始了。
在雅尔塔的8天里，罗斯福几乎每天都在同斯大林、丘吉尔进行没完没了的会谈，甚至有时长达14小时。在那些日子里，安娜忧心忡忡，有时干脆就守候在会议室门外。当她从门缝中看到两鬓苍白、浑身疲惫的父亲即使彻夜不眠，也要在另外两位元首面前装成轻松自若的样子时，她经常难过得掉下眼泪。
一天深夜，会晤结束后，罗斯福回到他下榻的黎娃迪宫殿内的卧室，并没有马上休息，尽管他已经浑身无力，连声打着哈欠，额头也渗出了冷汗，刚刚从华盛顿发来的有关国内的一份经济报告正摆在他地桌上。
这时，安娜悄悄来到门外，想看看父亲是否入睡。当她发现父亲仍在工作时，便不顾一切地冲进房门，扑倒在父亲怀里，热泪夺眶而出。
“爸爸，您不要再看文件了，您应该休息，您已经工作了14个小时了，天一亮，您又要会谈，这样会把您累倒的……”
“安娜，”罗斯福摸着女儿的头，和蔼地安慰着她：“你不要为我的健康担忧，我的身体其实并没有像你们想象得那么糟，会谈是累一些，但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为世界的和平，我辛苦一点，值得，我能挺住！”
“但是您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而且下肢瘫痪，您已经63岁了……”
“哈哈，”罗斯福爽朗地笑了起来，“但是在三国元首中，我却是最年轻的一个，比丘吉尔小8岁，比斯大林小3岁……”
“但您是病人呀！”
“我更是美国总统呀！作为美国总统，我不能只为个人的身体瞻前顾后，而要为美国人民的利益勇往直前！”
罗斯福说完，点燃了一支“骆驼”，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淡蓝色的烟圈，目光炯炯地凝视着房间墙角的美国国旗。
“安娜，战争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只要欧洲战争在近期结束，我将会促使斯大林下令苏联军队对日宣战，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到那时，在亚洲称霸的日本军队就将灭亡，太平洋战争就将结束，整个世界就会出现和平的曙光……”
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在罗斯福的巧妙斡旋和丘吉尔、斯大林的努力下，圆满结束。罗斯福怀着对美、英、苏三国继续团结的乐观心情离开了雅尔塔，乘专机前往埃及，又在那里登上“昆西号”巡洋舰。
在埃及，罗斯福无心游览古老的金字塔和美丽的尼罗河，而是亲笔起草了一份文稿，通过无线电传真，发向华盛顿，向美国，也向全世界宣告：
“我深知全世界人民关注和重视雅尔塔会议取得的成就……美、英、苏三大国，保证在战后如在战时，真诚团结，保卫世界和平。”
五、
1945年1月23日，在一队护航舰和两架护航机的护卫下，载着罗斯福的“昆西号”巡洋舰从华盛顿启航，向东，在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中破浪航行。
雅尔塔位于克罗米亚半岛岛最南端，南临黑海，原是俄国沙皇喜爱的一个避暑地。在这里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对罗斯福来说，路途无疑比斯大林和丘吉尔远得多——他将乘船横越大西洋，从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抵达欧洲南部的岛国马耳他；然后再乘坐飞机，飞越南欧的许多国家，最后到达黑海北部的目的地。但是，为了促成这次会议的召开，他还是尊重了斯大林不肯离开苏联国土的意愿，冒着健康状况恶化和生命危险，上路了。
“昆西号”在东行。近处，海面上浪花翻滚，洁白的海鸥在军舰的两侧翩翩飞舞，悦耳鸣叫；远方，大海和蓝天、白云交汇在一起，融合成一片无边无际的湛蓝。
罗斯福爱大海，向往大海，一生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记事起，他就在同父母去欧洲的多次航海旅行中，认识了大海的宽阔、辽远和深邃；16岁以前，他曾8次横跨大西洋，游历欧洲各国；自31岁开始，他进入美国海军部，担任了7年半时间的海军部部长助理，在大海上东奔西忙。他特别爱海上运动，如驾驶帆船和游艇，深海垂钓和游泳。在蔚蓝色的海水里，他仿佛能吸取到无穷的力量，寻找到无限的希望。
然而此时，坐在甲板上，罗斯福却无心欣赏眼前醉人的景色。
“父亲，回船舱吧，这里的风很凉。”陪伴在他身边的安娜关切地为他披上了那件深蓝色的海军斗篷。
“不，让我再多呆一会。海风好清爽，它也许能帮助我更快更好地理清思路。”
“您别再想了，这次会晤会有好结果的……”安娜说。
“是的，会成功的。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德国在西线发动的孤注一掷的攻势已在一个月前的凸出地带战役中被击退，苏联红军已经占领波兰和南欧，并正在从东线向德国逼近。在太平洋战争中，我国部队刚刚解放被占领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我们的轰炸机正在从空中轰炸日本。现在，正是解决德黑兰会议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最佳时候，战败的德国前途问题，令人苦恼的波兰问题，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地位、联合国组织和远东等问题，都会在这次会晤中得到适时而充分的解决。”罗斯福对二战的形势了如指掌，并且对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安娜为父亲盖了盖膝盖上的军毯，脸上却掠过一丝忧虑。虽然父亲对此次会晤信心十足，但她非常清楚，要想取得圆满顶结果，需要父亲付出极大的努力——她在为父亲的身体担心。
1月30日，“昆西号”在大海上航行了整整7天，可是，目的地雅尔塔仍远在遥遥天边。他已经忘记，这一天，是他63岁生日。
这天晚上，在繁星点点的夜幕下，“昆西号”驶进直布罗陀海峡，航行在敌人潜艇频繁出没的阴森森的海面……
第二天黎明时分，舰队安全通过了海峡，继续航行，进入世界最大的陆海——地中海。
2月2日，舰队抵达马耳他。当夜，罗斯福换乘自己的专机“圣牛号”，经过一夜的飞行，于第二天中午到达雅尔塔。
此时的罗斯福完全筋疲力尽，他需要的是休息。然而，来不及美美地睡上一觉，“三巨头”的会晤就开始了。
在雅尔塔的8天里，罗斯福几乎每天都在同斯大林、丘吉尔进行没完没了的会谈，甚至有时长达14小时。在那些日子里，安娜忧心忡忡，有时干脆就守候在会议室门外。当她从门缝中看到两鬓苍白、浑身疲惫的父亲即使彻夜不眠，也要在另外两位元首面前装成轻松自若的样子时，她经常难过得掉下眼泪。
一天深夜，会晤结束后，罗斯福回到他下榻的黎娃迪宫殿内的卧室，并没有马上休息，尽管他已经浑身无力，连声打着哈欠，额头也渗出了冷汗，刚刚从华盛顿发来的有关国内的一份经济报告正摆在他地桌上。
这时，安娜悄悄来到门外，想看看父亲是否入睡。当她发现父亲仍在工作时，便不顾一切地冲进房门，扑倒在父亲怀里，热泪夺眶而出。
“爸爸，您不要再看文件了，您应该休息，您已经工作了14个小时了，天一亮，您又要会谈，这样会把您累倒的……”
“安娜，”罗斯福摸着女儿的头，和蔼地安慰着她：“你不要为我的健康担忧，我的身体其实并没有像你们想象得那么糟，会谈是累一些，但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为世界的和平，我辛苦一点，值得，我能挺住！”
“但是您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而且下肢瘫痪，您已经63岁了……”
“哈哈，”罗斯福爽朗地笑了起来，“但是在三国元首中，我却是最年轻的一个，比丘吉尔小8岁，比斯大林小3岁……”
“但您是病人呀！”
“我更是美国总统呀！作为美国总统，我不能只为个人的身体瞻前顾后，而要为美国人民的利益勇往直前！”
罗斯福说完，点燃了一支“骆驼”，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淡蓝色的烟圈，目光炯炯地凝视着房间墙角的美国国旗。
“安娜，战争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只要欧洲战争在近期结束，我将会促使斯大林下令苏联军队对日宣战，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到那时，在亚洲称霸的日本军队就将灭亡，太平洋战争就将结束，整个世界就会出现和平的曙光……”
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在罗斯福的巧妙斡旋和丘吉尔、斯大林的努力下，圆满结束。罗斯福怀着对美、英、苏三国继续团结的乐观心情离开了雅尔塔，乘专机前往埃及，又在那里登上“昆西号”巡洋舰。
在埃及，罗斯福无心游览古老的金字塔和美丽的尼罗河，而是亲笔起草了一份文稿，通过无线电传真，发向华盛顿，向美国，也向全世界宣告：
“我深知全世界人民关注和重视雅尔塔会议取得的成就……美、英、苏三大国，保证在战后如在战时，真诚团结，保卫世界和平。”
1945年1月23日，在一队护航舰和两架护航机的护卫下，载着罗斯福的“昆西号”巡洋舰从华盛顿启航，向东，在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中破浪航行。
雅尔塔位于克罗米亚半岛岛最南端，南临黑海，原是俄国沙皇喜爱的一个避暑地。在这里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对罗斯福来说，路途无疑比斯大林和丘吉尔远得多——他将乘船横越大西洋，从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抵达欧洲南部的岛国马耳他；然后再乘坐飞机，飞越南欧的许多国家，最后到达黑海北部的目的地。但是，为了促成这次会议的召开，他还是尊重了斯大林不肯离开苏联国土的意愿，冒着健康状况恶化和生命危险，上路了。
“昆西号”在东行。近处，海面上浪花翻滚，洁白的海鸥在军舰的两侧翩翩飞舞，悦耳鸣叫；远方，大海和蓝天、白云交汇在一起，融合成一片无边无际的湛蓝。
罗斯福爱大海，向往大海，一生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记事起，他就在同父母去欧洲的多次航海旅行中，认识了大海的宽阔、辽远和深邃；16岁以前，他曾8次横跨大西洋，游历欧洲各国；自31岁开始，他进入美国海军部，担任了7年半时间的海军部部长助理，在大海上东奔西忙。他特别爱海上运动，如驾驶帆船和游艇，深海垂钓和游泳。在蔚蓝色的海水里，他仿佛能吸取到无穷的力量，寻找到无限的希望。
然而此时，坐在甲板上，罗斯福却无心欣赏眼前醉人的景色。
“父亲，回船舱吧，这里的风很凉。”陪伴在他身边的安娜关切地为他披上了那件深蓝色的海军斗篷。
“不，让我再多呆一会。海风好清爽，它也许能帮助我更快更好地理清思路。”
“您别再想了，这次会晤会有好结果的……”安娜说。
“是的，会成功的。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德国在西线发动的孤注一掷的攻势已在一个月前的凸出地带战役中被击退，苏联红军已经占领波兰和南欧，并正在从东线向德国逼近。在太平洋战争中，我国部队刚刚解放被占领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我们的轰炸机正在从空中轰炸日本。现在，正是解决德黑兰会议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最佳时候，战败的德国前途问题，令人苦恼的波兰问题，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地位、联合国组织和远东等问题，都会在这次会晤中得到适时而充分的解决。”罗斯福对二战的形势了如指掌，并且对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安娜为父亲盖了盖膝盖上的军毯，脸上却掠过一丝忧虑。虽然父亲对此次会晤信心十足，但她非常清楚，要想取得圆满顶结果，需要父亲付出极大的努力——她在为父亲的身体担心。
1月30日，“昆西号”在大海上航行了整整7天，可是，目的地雅尔塔仍远在遥遥天边。他已经忘记，这一天，是他63岁生日。
这天晚上，在繁星点点的夜幕下，“昆西号”驶进直布罗陀海峡，航行在敌人潜艇频繁出没的阴森森的海面……
第二天黎明时分，舰队安全通过了海峡，继续航行，进入世界最大的陆海——地中海。
2月2日，舰队抵达马耳他。当夜，罗斯福换乘自己的专机“圣牛号”，经过一夜的飞行，于第二天中午到达雅尔塔。
此时的罗斯福完全筋疲力尽，他需要的是休息。然而，来不及美美地睡上一觉，“三巨头”的会晤就开始了。
在雅尔塔的8天里，罗斯福几乎每天都在同斯大林、丘吉尔进行没完没了的会谈，甚至有时长达14小时。在那些日子里，安娜忧心忡忡，有时干脆就守候在会议室门外。当她从门缝中看到两鬓苍白、浑身疲惫的父亲即使彻夜不眠，也要在另外两位元首面前装成轻松自若的样子时，她经常难过得掉下眼泪。
一天深夜，会晤结束后，罗斯福回到他下榻的黎娃迪宫殿内的卧室，并没有马上休息，尽管他已经浑身无力，连声打着哈欠，额头也渗出了冷汗，刚刚从华盛顿发来的有关国内的一份经济报告正摆在他地桌上。
这时，安娜悄悄来到门外，想看看父亲是否入睡。当她发现父亲仍在工作时，便不顾一切地冲进房门，扑倒在父亲怀里，热泪夺眶而出。
“爸爸，您不要再看文件了，您应该休息，您已经工作了14个小时了，天一亮，您又要会谈，这样会把您累倒的……”
“安娜，”罗斯福摸着女儿的头，和蔼地安慰着她：“你不要为我的健康担忧，我的身体其实并没有像你们想象得那么糟，会谈是累一些，但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为世界的和平，我辛苦一点，值得，我能挺住！”
“但是您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而且下肢瘫痪，您已经63岁了……”
“哈哈，”罗斯福爽朗地笑了起来，“但是在三国元首中，我却是最年轻的一个，比丘吉尔小8岁，比斯大林小3岁……”
“但您是病人呀！”
“我更是美国总统呀！作为美国总统，我不能只为个人的身体瞻前顾后，而要为美国人民的利益勇往直前！”
罗斯福说完，点燃了一支“骆驼”，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淡蓝色的烟圈，目光炯炯地凝视着房间墙角的美国国旗。
“安娜，战争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只要欧洲战争在近期结束，我将会促使斯大林下令苏联军队对日宣战，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到那时，在亚洲称霸的日本军队就将灭亡，太平洋战争就将结束，整个世界就会出现和平的曙光……”
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在罗斯福的巧妙斡旋和丘吉尔、斯大林的努力下，圆满结束。罗斯福怀着对美、英、苏三国继续团结的乐观心情离开了雅尔塔，乘专机前往埃及，又在那里登上“昆西号”巡洋舰。
在埃及，罗斯福无心游览古老的金字塔和美丽的尼罗河，而是亲笔起草了一份文稿，通过无线电传真，发向华盛顿，向美国，也向全世界宣告：
“我深知全世界人民关注和重视雅尔塔会议取得的成就……美、英、苏三大国，保证在战后如在战时，真诚团结，保卫世界和平。”
六、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在白宫迎接着远涉重洋、仆仆而归的丈夫。在长达４０年的共同生活中，她还是第一次与丈夫分别得这样久，而且是第一次在丈夫生日时不在他的身边。
一个多月不见，眼前的罗斯福面庞更加憔悴而消瘦，双鬓又增添了几丝白发。他气喘吁吁，表情疲惫，竟连同夫人握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埃莉诺泫然泪下：“富兰克，这回你该休息几天了吧？！”
然而，他并未听从夫人的劝说：“我真的想好好轻松几天，但是，我的责任告诉我，我该直接去我的办公室，那里等着我批阅的文件一定堆积如山了。你说呢，埃莉诺。”
没有人能阻止他。无奈，他的轮椅只得被径直推到椭圆形办公室……
3月2日，罗斯福出席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向与会人员通报雅尔塔会议成果。
他一改从前戴着金属支架站在讲坛前讲话的做法，而是坐在讲台上的一张桌子前。
“请原谅我只能坐着说话……要不是在腿上有10磅重的钢条，我也许会轻松些……”
一开始，他就谈到了自己的疾病，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讲话时有气无力，满头大汗，时而气喘，时而咳嗽，时而口误。尽管如此，它还是坚持着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描述雅尔塔会议的成果：
“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使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还提到了三国首脑会晤达成的成立联合国组织的成果：4月25日，他讲亲自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国际性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
对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埃莉诺和儿女以及布鲁恩大夫都坚决反对——如此这样衰弱、疲倦的身体，总统怎么可能承受得起从东端的华盛顿飞往西端的旧金山的旅途劳顿和会议的操劳呢？”
“富兰克，你不能去旧金山。你的身体不允许，我不同意你的这个想法……”埃莉诺苦口婆心的规劝。
罗斯福却不依从夫人。他态度坚决地说：“成立联合国，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雅尔塔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人，我怎么能不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呢？！埃莉诺，你忘了去年我在芝加哥向选民们做出的那个承诺吗——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争取世界的早日和平！别说我现在的身体还能挺得住，就算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也要履行我的诺言呀！”
面对丈夫坚决的态度，埃莉诺深知她无法改变丈夫的既定计划。无奈，她只得求助于总统医官麦金太尔——这位德高望重的医官出面，向罗斯福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如果总统一定要亲赴旧金山，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到佐治亚州温泉别墅至少休息3个星期；否则，医官将不能同意他对身体的冒险。
这次，罗斯福妥协了。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在白宫迎接着远涉重洋、仆仆而归的丈夫。在长达４０年的共同生活中，她还是第一次与丈夫分别得这样久，而且是第一次在丈夫生日时不在他的身边。
一个多月不见，眼前的罗斯福面庞更加憔悴而消瘦，双鬓又增添了几丝白发。他气喘吁吁，表情疲惫，竟连同夫人握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埃莉诺泫然泪下：“富兰克，这回你该休息几天了吧？！”
然而，他并未听从夫人的劝说：“我真的想好好轻松几天，但是，我的责任告诉我，我该直接去我的办公室，那里等着我批阅的文件一定堆积如山了。你说呢，埃莉诺。”
没有人能阻止他。无奈，他的轮椅只得被径直推到椭圆形办公室……
3月2日，罗斯福出席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向与会人员通报雅尔塔会议成果。
他一改从前戴着金属支架站在讲坛前讲话的做法，而是坐在讲台上的一张桌子前。
“请原谅我只能坐着说话……要不是在腿上有10磅重的钢条，我也许会轻松些……”
一开始，他就谈到了自己的疾病，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讲话时有气无力，满头大汗，时而气喘，时而咳嗽，时而口误。尽管如此，它还是坚持着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描述雅尔塔会议的成果：
“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使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还提到了三国首脑会晤达成的成立联合国组织的成果：4月25日，他讲亲自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国际性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
对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埃莉诺和儿女以及布鲁恩大夫都坚决反对——如此这样衰弱、疲倦的身体，总统怎么可能承受得起从东端的华盛顿飞往西端的旧金山的旅途劳顿和会议的操劳呢？”
“富兰克，你不能去旧金山。你的身体不允许，我不同意你的这个想法……”埃莉诺苦口婆心的规劝。
罗斯福却不依从夫人。他态度坚决地说：“成立联合国，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雅尔塔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人，我怎么能不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呢？！埃莉诺，你忘了去年我在芝加哥向选民们做出的那个承诺吗——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争取世界的早日和平！别说我现在的身体还能挺得住，就算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也要履行我的诺言呀！”
面对丈夫坚决的态度，埃莉诺深知她无法改变丈夫的既定计划。无奈，她只得求助于总统医官麦金太尔——这位德高望重的医官出面，向罗斯福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如果总统一定要亲赴旧金山，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到佐治亚州温泉别墅至少休息3个星期；否则，医官将不能同意他对身体的冒险。
这次，罗斯福妥协了。
七、
初春的佐治亚州温泉疗养地，繁花似锦，春意盎然——漫山遍野的野花斑斓怒放，耀眼夺目；山脚下的温泉汩汩涌动，蒸腾起朦胧的水雾；一望无际的树林枝繁叶茂，百鸟在枝头婉转啼鸣。这个以秀美风景和含有天然矿物质成分的温泉而闻名于全美国的疗养胜地，在灿烂阳光和和煦春风的沐浴下，散发着醉人的花草和泥土芳香。
在一个红土山坡上，一座造型酷似总统府白宫的乳白色二层小楼依山而建；在它的前方，开着各色杜鹃花的大花园和一个温泉游泳池，镶嵌在碧绿的草坪之中。小白楼的左侧，是1200亩茂盛的松树林；右侧的山坡上，是1700亩的农场，那里牧养着牛马，种植着各种树木。
这就是1932年建成的疗养兼小儿麻痹研究和治疗国际中心；在这里，既有修养区，又有研究、治疗区，人称“小白宫”。
3月30日，天空格外晴朗，阳光灿烂。一列从华盛顿开来的专列，载着双肢麻木、全身疲惫无力的罗斯福抵达佐治亚州——小白宫迎来了它的主人。
然而，和往常不同的是，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已经病弱无力，老态龙钟了——他闭着双眼，头向前垂着，好似睡着了一样：他对这里医护人员对他的问候无动于衷，只是偶尔缓缓抬起头，可是竟没有力气向他们还礼。
同远赴雅尔塔一样，安娜依然陪伴着父亲；医生布鲁恩、秘书哈希特以及一大批随从，与总统同车到达——除了埃莉诺之外，差不多整个总统府都搬到了“小白宫”。
在到达“小白宫”的当天，身在华盛顿的麦金泰医官就为总统制定了严格的修养作息表：每天上午，两次温泉浴，每次不少于半个小时；午餐后，小憩，然后是散步、聊天或下棋；晚餐后，洗一次温泉浴；9时入睡。
4月1日清晨，刚刚下过一场小雨，树木、花草像被水洗过一样，翠绿欲滴，空气也格外清爽和湿润。安娜推着罗斯福穿过草坪，在松树林的小路上散步。
“爸爸，好久没来这里了，这里的山好像更绿了，这片松树也好像长高了，长密了……”安娜尽量让父亲全身心融入这里的绿水青山之中。
罗斯福眯起眼睛抬起头，看了看高耸入云的松树：“是啊，树都长高了，可我也老了……”
“您没老，绿树和青山是不会老的。”
“安娜，”罗斯福若有所思：“还记得我们全家第一次到这来，这里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那是1924年夏天，当时我才18岁……”
“是的，是的，你还是个小毛丫头……”
轮椅在树林间缓行着，父女俩都不再说话，一起陷入了十多年前的回忆。
1924年夏天，患了小儿麻痹的罗斯福，经过3年的治疗特别是自身锻炼，不仅身体没有垮下去，而且能够顽强地站起来并蹒跚地走路了。患病之后，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坚持每天几个小时地在床上活动脚趾，然后，借助拐棍和支架——一个皮革和金属制成的从臀部到脚腕的架子，满头是汗地学习走路。那时，他给自己订下的目标是，从海德公园村的家门口走到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的邮政局。每天清晨，他都在安娜的照料下在小路上蹒跚地走着，并争取比前一天多走几步。摔倒了再爬起来，他的身体经常带着摔伤。
一天，一位来访的慈善家在与罗斯福的交谈中，偶尔提到了佐治亚州西部的一处温泉疗养地——那里的泉水曾经治好了一位因小儿麻痹而下肢瘫痪的年轻人，经过3年的矿泉治疗，这位年轻人只柱一根木棍就可以行走如初。罗斯福对此十分感兴趣，并当即决定在去佛罗里达的途中去看一看那里的温泉。那年10月，罗斯福在夫人及女儿陪伴下，来到了这里。
在这里，他们看见了一座破旧不堪的古老旅馆——几间刷着白色油漆的木屋，还有一个挺大的室外温泉游泳池。
虽然景色不错，但由于年久未修加上水土流失，这里完全没有疗养地应有的基本设施，而且交通也不方便，门前的土路坎坷难行。
可是，当罗斯福泡在游泳池充满矿物质的水里时，他马上被流经他僵麻双腿的温暖感觉吸引住了。
“真舒服呀！”他兴奋地喊道：“我真想一直泡在这里！”
华氏88度的水温和不小的浮力，让他感到双腿格外舒服和轻松，于是，他便在这里疗养了将近一个月，同时决定在这里购买并建造一处属于自己的疗养地。
1926年4月，罗斯福拿出所有的积蓄，花了19万5千美元买下了那座破破烂烂的温泉旅馆、几座小木屋、游泳池和附近山坡上的一片森林——他计划把这里变成小儿麻痹患者的治疗中心和自己第二个家园。
——盖新房。他把这里主建筑的外型设计得与华盛顿总统府白宫一模一样；“小白宫”的周围又建了几座漂亮的别墅。
——引温泉。他在游泳池的旁边挖了一个更大的温泉池，并为它修了一个玻璃棚，使得温泉能够四季使用。
他还买下了附近一个占地面积1750英亩的农场。
经过长达8年时间的建造，1932年，一处颇具规模的疗养兼小儿麻痹研究和治疗的国际中心终于建成。自从中心建成之后，许多小儿麻痹患者慕名而来。在这里，每位患者都得到了理想的治疗和疗养。
想到这儿，罗斯福欣慰地露出了笑容。“安娜，现在这里已经今非昔比了……”
“是呀，”安娜也从回忆中走出来，“为了建造这处疗养地，您不仅花去了所有的积蓄，而且为此操碎了心。”
“不仅如此，还花去了我从同异母兄弟哥哥那里继承的10万美元；当然，还有你妈妈的积蓄。”
父女俩人说笑着来到了山脚下的果树林。
“安娜，你看当年我们种下的梨树已经长得这么高了……”罗斯福指着远处开着洁白花朵的梨树，脸上荡漾着笑意。
“还有桃树，您看，它们已经含苞待放了。”安娜向远方指点着。
清晨的阳光下，罗斯福眯起眼睛，一会儿看看山，一会儿看看树，一会儿看看花，他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宁静和秀美之中，心情舒畅起来。
“小白宫”宁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以及热气腾腾的温泉，让罗斯福渐渐地驱走了疲劳，焕发了精神。在他住进“小白宫”之后，布鲁恩医生曾高兴地向华盛顿报告：“在一周之内，总体的脸色和自我感觉明显好转。”这时，他不顾女儿和医生的劝阻，执意改变了每天下午的日程，他投入了繁忙的国事之中。
罗斯福从不用秘书代替自己处理紧急文件，凡属白宫送来的函件，几乎每一件他都要亲自过目，并且用工整的字体签署具体意见。每天下午，他伏在办公室的桌案上，一忙就是两三个小时，直到夕阳西斜的时候，他才命人将批阅过的文件打成包，送回华盛顿。与此同时，他还经常通过电话、电报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交换对战争形势的看法。
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他振奋和鼓舞——美英军队已经渡过莱茵河，并且像他们的坦克那样迅速向德国挺进；苏联红军正在柏林的一片废墟上英勇作战。在太平洋，美军已经在距日本只有350英里的琉球群岛的冲绳登陆……他经常在看完这些消息后仰头哈哈大笑——二战胜利的曙光正在露出地平线。
然而，罗斯福已不再用更多的时间考虑战争问题了。在“小白宫”，他用绝大部分精力集中考虑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打算在5月份携夫人横渡大西洋，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一周过去了，他在“小白宫”过得很愉快，生活也极有规律——他第一次感到生活如此快活，精神如此轻松。
4月8日，是一个春风和煦、艳阳高照的日子。这一天，安娜特别为父亲请来了一位专擅人物肖像的著名女画家——以精美人物肖像蜚声美国画坛的舒马托夫女士。
“总统，您应该有一幅可以流传后世的画像了，因为在白宫执政的前辈们，每个人都在白宫留有一幅油画像，只有您还没有呢！”走进总统办公室，舒马托夫女士就快人快语地说了起来。
在此之前，执政12年的罗斯福从未画过像，他自己并不热衷于这样的事，即使是新闻记者拍照，他也从不安排特定的时间，他所有的照片几乎都是记者们在公众场合偷拍的。然而这次，罗斯福欣然应允了：“不过，我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静坐在那里让你临摹，因为我还有很多事。”
“没有关系，总统先生。只要您坐在那里，无论做什么，我都能画。”
“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更喜欢一个人呆在办公室。”
“那我就会在您休息的时候画。您可以看报，可以日光浴，甚至可以小憩。只要您每天给我两三个小时，您在这里休假结束之前，我肯定会完成这幅肖像。”
“好吧，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时间就安排在总统午睡后。”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安娜补充道。
罗斯福望着女儿和画家，点了点头。
在以后的几天里，按照约定，午睡后的罗斯福总是端端正正的坐在轮椅上——有时是在办公室，有时实在草坪上，等待画家的到来；这时，舒马托夫女士就会准时来到总统身旁，支好画架，拿起画笔，认认真真地画上两三个小时。
初春的佐治亚州温泉疗养地，繁花似锦，春意盎然——漫山遍野的野花斑斓怒放，耀眼夺目；山脚下的温泉汩汩涌动，蒸腾起朦胧的水雾；一望无际的树林枝繁叶茂，百鸟在枝头婉转啼鸣。这个以秀美风景和含有天然矿物质成分的温泉而闻名于全美国的疗养胜地，在灿烂阳光和和煦春风的沐浴下，散发着醉人的花草和泥土芳香。
在一个红土山坡上，一座造型酷似总统府白宫的乳白色二层小楼依山而建；在它的前方，开着各色杜鹃花的大花园和一个温泉游泳池，镶嵌在碧绿的草坪之中。小白楼的左侧，是1200亩茂盛的松树林；右侧的山坡上，是1700亩的农场，那里牧养着牛马，种植着各种树木。
这就是1932年建成的疗养兼小儿麻痹研究和治疗国际中心；在这里，既有修养区，又有研究、治疗区，人称“小白宫”。
3月30日，天空格外晴朗，阳光灿烂。一列从华盛顿开来的专列，载着双肢麻木、全身疲惫无力的罗斯福抵达佐治亚州——小白宫迎来了它的主人。
然而，和往常不同的是，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已经病弱无力，老态龙钟了——他闭着双眼，头向前垂着，好似睡着了一样：他对这里医护人员对他的问候无动于衷，只是偶尔缓缓抬起头，可是竟没有力气向他们还礼。
同远赴雅尔塔一样，安娜依然陪伴着父亲；医生布鲁恩、秘书哈希特以及一大批随从，与总统同车到达——除了埃莉诺之外，差不多整个总统府都搬到了“小白宫”。
在到达“小白宫”的当天，身在华盛顿的麦金泰医官就为总统制定了严格的修养作息表：每天上午，两次温泉浴，每次不少于半个小时；午餐后，小憩，然后是散步、聊天或下棋；晚餐后，洗一次温泉浴；9时入睡。
4月1日清晨，刚刚下过一场小雨，树木、花草像被水洗过一样，翠绿欲滴，空气也格外清爽和湿润。安娜推着罗斯福穿过草坪，在松树林的小路上散步。
“爸爸，好久没来这里了，这里的山好像更绿了，这片松树也好像长高了，长密了……”安娜尽量让父亲全身心融入这里的绿水青山之中。
罗斯福眯起眼睛抬起头，看了看高耸入云的松树：“是啊，树都长高了，可我也老了……”
“您没老，绿树和青山是不会老的。”
“安娜，”罗斯福若有所思：“还记得我们全家第一次到这来，这里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那是1924年夏天，当时我才18岁……”
“是的，是的，你还是个小毛丫头……”
轮椅在树林间缓行着，父女俩都不再说话，一起陷入了十多年前的回忆。
1924年夏天，患了小儿麻痹的罗斯福，经过3年的治疗特别是自身锻炼，不仅身体没有垮下去，而且能够顽强地站起来并蹒跚地走路了。患病之后，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坚持每天几个小时地在床上活动脚趾，然后，借助拐棍和支架——一个皮革和金属制成的从臀部到脚腕的架子，满头是汗地学习走路。那时，他给自己订下的目标是，从海德公园村的家门口走到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的邮政局。每天清晨，他都在安娜的照料下在小路上蹒跚地走着，并争取比前一天多走几步。摔倒了再爬起来，他的身体经常带着摔伤。
一天，一位来访的慈善家在与罗斯福的交谈中，偶尔提到了佐治亚州西部的一处温泉疗养地——那里的泉水曾经治好了一位因小儿麻痹而下肢瘫痪的年轻人，经过3年的矿泉治疗，这位年轻人只柱一根木棍就可以行走如初。罗斯福对此十分感兴趣，并当即决定在去佛罗里达的途中去看一看那里的温泉。那年10月，罗斯福在夫人及女儿陪伴下，来到了这里。
在这里，他们看见了一座破旧不堪的古老旅馆——几间刷着白色油漆的木屋，还有一个挺大的室外温泉游泳池。
虽然景色不错，但由于年久未修加上水土流失，这里完全没有疗养地应有的基本设施，而且交通也不方便，门前的土路坎坷难行。
可是，当罗斯福泡在游泳池充满矿物质的水里时，他马上被流经他僵麻双腿的温暖感觉吸引住了。
“真舒服呀！”他兴奋地喊道：“我真想一直泡在这里！”
华氏88度的水温和不小的浮力，让他感到双腿格外舒服和轻松，于是，他便在这里疗养了将近一个月，同时决定在这里购买并建造一处属于自己的疗养地。
1926年4月，罗斯福拿出所有的积蓄，花了19万5千美元买下了那座破破烂烂的温泉旅馆、几座小木屋、游泳池和附近山坡上的一片森林——他计划把这里变成小儿麻痹患者的治疗中心和自己第二个家园。
——盖新房。他把这里主建筑的外型设计得与华盛顿总统府白宫一模一样；“小白宫”的周围又建了几座漂亮的别墅。
——引温泉。他在游泳池的旁边挖了一个更大的温泉池，并为它修了一个玻璃棚，使得温泉能够四季使用。
他还买下了附近一个占地面积1750英亩的农场。
经过长达8年时间的建造，1932年，一处颇具规模的疗养兼小儿麻痹研究和治疗的国际中心终于建成。自从中心建成之后，许多小儿麻痹患者慕名而来。在这里，每位患者都得到了理想的治疗和疗养。
想到这儿，罗斯福欣慰地露出了笑容。“安娜，现在这里已经今非昔比了……”
“是呀，”安娜也从回忆中走出来，“为了建造这处疗养地，您不仅花去了所有的积蓄，而且为此操碎了心。”
“不仅如此，还花去了我从同异母兄弟哥哥那里继承的10万美元；当然，还有你妈妈的积蓄。”
父女俩人说笑着来到了山脚下的果树林。
“安娜，你看当年我们种下的梨树已经长得这么高了……”罗斯福指着远处开着洁白花朵的梨树，脸上荡漾着笑意。
“还有桃树，您看，它们已经含苞待放了。”安娜向远方指点着。
清晨的阳光下，罗斯福眯起眼睛，一会儿看看山，一会儿看看树，一会儿看看花，他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宁静和秀美之中，心情舒畅起来。
“小白宫”宁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以及热气腾腾的温泉，让罗斯福渐渐地驱走了疲劳，焕发了精神。在他住进“小白宫”之后，布鲁恩医生曾高兴地向华盛顿报告：“在一周之内，总体的脸色和自我感觉明显好转。”这时，他不顾女儿和医生的劝阻，执意改变了每天下午的日程，他投入了繁忙的国事之中。
罗斯福从不用秘书代替自己处理紧急文件，凡属白宫送来的函件，几乎每一件他都要亲自过目，并且用工整的字体签署具体意见。每天下午，他伏在办公室的桌案上，一忙就是两三个小时，直到夕阳西斜的时候，他才命人将批阅过的文件打成包，送回华盛顿。与此同时，他还经常通过电话、电报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交换对战争形势的看法。
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他振奋和鼓舞——美英军队已经渡过莱茵河，并且像他们的坦克那样迅速向德国挺进；苏联红军正在柏林的一片废墟上英勇作战。在太平洋，美军已经在距日本只有350英里的琉球群岛的冲绳登陆……他经常在看完这些消息后仰头哈哈大笑——二战胜利的曙光正在露出地平线。
然而，罗斯福已不再用更多的时间考虑战争问题了。在“小白宫”，他用绝大部分精力集中考虑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打算在5月份携夫人横渡大西洋，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一周过去了，他在“小白宫”过得很愉快，生活也极有规律——他第一次感到生活如此快活，精神如此轻松。
4月8日，是一个春风和煦、艳阳高照的日子。这一天，安娜特别为父亲请来了一位专擅人物肖像的著名女画家——以精美人物肖像蜚声美国画坛的舒马托夫女士。
“总统，您应该有一幅可以流传后世的画像了，因为在白宫执政的前辈们，每个人都在白宫留有一幅油画像，只有您还没有呢！”走进总统办公室，舒马托夫女士就快人快语地说了起来。
在此之前，执政12年的罗斯福从未画过像，他自己并不热衷于这样的事，即使是新闻记者拍照，他也从不安排特定的时间，他所有的照片几乎都是记者们在公众场合偷拍的。然而这次，罗斯福欣然应允了：“不过，我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静坐在那里让你临摹，因为我还有很多事。”
“没有关系，总统先生。只要您坐在那里，无论做什么，我都能画。”
“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更喜欢一个人呆在办公室。”
“那我就会在您休息的时候画。您可以看报，可以日光浴，甚至可以小憩。只要您每天给我两三个小时，您在这里休假结束之前，我肯定会完成这幅肖像。”
“好吧，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时间就安排在总统午睡后。”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安娜补充道。
罗斯福望着女儿和画家，点了点头。
在以后的几天里，按照约定，午睡后的罗斯福总是端端正正的坐在轮椅上——有时是在办公室，有时实在草坪上，等待画家的到来；这时，舒马托夫女士就会准时来到总统身旁，支好画架，拿起画笔，认认真真地画上两三个小时。
八、
一夜之间，山脚下果园里的桃花全开了，枝头粉红色花朵开成了耀眼的云霞。4月12日清晨，罗斯福醒来后推开窗扇，立即被晨风吹来的花香吸引了。他在窗前久久地坐着，贪婪地呼吸着沁人肺脾的芬芳。
昨天夜里，他睡得很香。在晚饭后，安娜陪着父亲玩了一阵扑克；9点刚过，虽然父亲玩兴正酣，安娜还是催促父亲按时睡下——自从来到“小白宫”，9点入睡已成为铁的制度，无论他正在做什么，而且在这之后，即使有华盛顿打来的长途电话，也由安娜代接，任何人不能打搅他的睡眠。
布鲁恩医生照例来到卧室为总统检查身体。
“早安，总统先生。看样子昨天夜里您一定睡得很好。”医生轻轻地向总统问候。
“是的，布鲁恩，我睡得很好。”罗斯福的目光依然注视着远处的桃树林。
“现在您身体的感觉一定很好。”医生照例准备为总统测血压、量体温。
罗斯福摇动轮椅转过身，微笑着说：“一切都好。我想你的检查结果一定没有什么异常。只是头部有些疼，也许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经过一阵忙碌，医生高兴地对总统说：“您的脉搏、体温都正常，心脏未见异常；血压像近一个时期一样，高压180，低压在110到120之间。总统先生，祝你今天快乐！”说完，布鲁恩退出了总统卧室。
用早餐的时候，安娜照例坐在父亲的对面。当她看到父亲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时，非常高兴——父亲的身体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今天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安娜。”
“当然和以往一样，以休息为主。上午洗两次温泉，然后我们去看桃林看一看。”
“好，好，我正想去那里。你没见一夜之间，那里的花都开放了。”罗斯福兴致勃勃。
“午睡后，再洗一次温泉，然后画像；晚餐后，同在这里治疗的小儿麻痹患者一起观看他们演出的节目……”
“不，不，”罗斯福打断了女儿：“午睡后，我得去温泉市市长弗兰克·奥尔科家里出席一个宴会……”
“父亲，依我看，您还是推掉那个宴会吧，因为气氛热烈的活动也许会对您的身体没有好处，您需要的是安静。”
“不能推了，我已经答应下来了。”
父亲坚决地态度只能让安娜默许了。
早餐结束了，总统的一天开始了。然而，这天上午，他并没有按照事先的安排去洗温泉、看桃花——他始终坐在办公室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讲稿——他反复阅读着他在半月之后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的讲稿，并修改了许多词句。安娜焦急地在门外等候，并一次次催促，可是，直到午饭的时候，罗斯福才打开办公室紧闭的门。安娜推着脸上略带疲倦的父亲去小餐厅就餐。
“父亲，如果您真的决定出席弗克市长家的宴会，那么，现在就应该马上午睡。”
“好吧，孩子，我还真有些累了。”罗斯福接受了女儿的建议。
可是，当安娜推着父亲回到卧室的时候，罗斯福突然看见秘书哈希特将那个华盛顿送来的文件袋送进他的办公室。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还是先回办公室吧，然后再休息。”
安娜反对：“父亲，您整个上午都在忙，已经打乱了您上午的休息日程。您还是午睡之后再批阅那些文件吧。”
“安娜，我昨天夜里睡得很好，现在半点睡意都没有，还是先去看看文件吧。”安娜拗不过父亲，只得把父亲推进了办公室。
坐在办公桌前，罗斯福全神贯注地批阅着文件。其中有参议院的198号法案——延长商品信货公司期限的法案；还有第二天晚上为纪念第三任总统杰克逊诞辰的广播讲稿。
罗斯福签署了那个法案，然后在广播讲稿的最后加上了一句概括性的话：“对我们实现明天的惟一限制，将是我们今天的疑心。让我们怀着坚定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舒马托夫女士准时走了进来。她很有礼貌地向刚刚放下钢笔的罗斯福鞠了一躬，说：“现在到了我为总统画像的时间了。这是您规定的时间，您说过是雷打不动的。”
罗斯福已经感到了疲乏和困倦，他后悔午餐后不该不听女儿的劝告去午睡。可是现在一切都变得匆忙、紧张起来。
“对，对，雷打不动，我说过的话就决不更改。”罗斯福看了一下手表，这时是12点45分，“只是今天您作画的时间只能限定在半个小时之内了，因为我马上要外出有一个重要的应酬，请夫人原谅。”
舒马托夫女士点点头。
阳光从窗外直射进来，室内一片温暖。为了能保持一种静止的安祥状态，罗斯福信手捧起了一本厚厚的集邮册——集邮是他多年来的业余爱好，他所搜集的邮票种类广泛而珍贵，不仅有美国历年的邮票，而且苏、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甚至中国清政府所发行的大龙邮票也珍藏在他的集邮册里。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画家的画笔在沙沙作响。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经过几天的临摹，画家已经在总统德身上找到了最能体现他的特点：和蔼，宁静，坚定，自信，她正在把这些通过他褐色的眼睛和漂亮的嘴角表现出来。
“我的头……”罗斯福的一声叫喊惊醒了如醉如痴的画家。当她吃惊地抬起头，只见他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为什么这样疼呢？”
紧接着，那本精美的邮册从他的手中滑落，重重的掉到地板上。
画家停下了画笔，惊愕地呆望着总统。只见总统的脸色变得苍白可怕，头在轮椅背上一偏，很快就无力的向前垂下去，双手在膝盖上摸索着。
画家慌忙扔下画笔跑上前，跪在地上，抬头望着他的脸：“您是不是把香烟掉了？”
他用左手摸着后脑勺，声音极低：“这儿疼得厉害……”
画家想让他的头放回到轮椅背上，但他的颈部僵硬，已经抬不起来了。
“总统，总统先生！”画家被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惊呆了，立刻惊叫起来。
画家的惊叫惊动了门外的侍卫。一个侍卫跑去找布鲁恩；同时，总统贴身秘书和一个年轻服务员闻声跑来，一起把已经不省人事的总统从轮椅上抱起来，飞快地抱进不远处的总统卧室。
15分钟后，布鲁恩大夫来了。这时，总统的呼吸时断时续，脖子已经僵硬，血压高压300。布鲁恩当即诊断，总统患了脑出血，并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他迅速剪开总统的衣服，在总统的手臂上注射了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可是，总统却始终没有醒来，他的左眼睁着，整个房间充斥着他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
布鲁恩医生立即通过专线，向华盛顿的麦金泰医官汇报了总统的病情。得知总统突然发病后，医官立即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医学专家詹姆士·波林博士打去电话，请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小白宫”。半个小时之后，波林博士亲自驾车来到总统身边。
这时，总统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浑身冒汗，脸色惨白，呼吸困难。5分钟后，罗斯福的生命迹象全部消失。这时是，1945年4月12日下午3时35分。
一夜之间，山脚下果园里的桃花全开了，枝头粉红色花朵开成了耀眼的云霞。4月12日清晨，罗斯福醒来后推开窗扇，立即被晨风吹来的花香吸引了。他在窗前久久地坐着，贪婪地呼吸着沁人肺脾的芬芳。
昨天夜里，他睡得很香。在晚饭后，安娜陪着父亲玩了一阵扑克；9点刚过，虽然父亲玩兴正酣，安娜还是催促父亲按时睡下——自从来到“小白宫”，9点入睡已成为铁的制度，无论他正在做什么，而且在这之后，即使有华盛顿打来的长途电话，也由安娜代接，任何人不能打搅他的睡眠。
布鲁恩医生照例来到卧室为总统检查身体。
“早安，总统先生。看样子昨天夜里您一定睡得很好。”医生轻轻地向总统问候。
“是的，布鲁恩，我睡得很好。”罗斯福的目光依然注视着远处的桃树林。
“现在您身体的感觉一定很好。”医生照例准备为总统测血压、量体温。
罗斯福摇动轮椅转过身，微笑着说：“一切都好。我想你的检查结果一定没有什么异常。只是头部有些疼，也许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经过一阵忙碌，医生高兴地对总统说：“您的脉搏、体温都正常，心脏未见异常；血压像近一个时期一样，高压180，低压在110到120之间。总统先生，祝你今天快乐！”说完，布鲁恩退出了总统卧室。
用早餐的时候，安娜照例坐在父亲的对面。当她看到父亲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时，非常高兴——父亲的身体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今天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安娜。”
“当然和以往一样，以休息为主。上午洗两次温泉，然后我们去看桃林看一看。”
“好，好，我正想去那里。你没见一夜之间，那里的花都开放了。”罗斯福兴致勃勃。
“午睡后，再洗一次温泉，然后画像；晚餐后，同在这里治疗的小儿麻痹患者一起观看他们演出的节目……”
“不，不，”罗斯福打断了女儿：“午睡后，我得去温泉市市长弗兰克·奥尔科家里出席一个宴会……”
“父亲，依我看，您还是推掉那个宴会吧，因为气氛热烈的活动也许会对您的身体没有好处，您需要的是安静。”
“不能推了，我已经答应下来了。”
父亲坚决地态度只能让安娜默许了。
早餐结束了，总统的一天开始了。然而，这天上午，他并没有按照事先的安排去洗温泉、看桃花——他始终坐在办公室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讲稿——他反复阅读着他在半月之后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的讲稿，并修改了许多词句。安娜焦急地在门外等候，并一次次催促，可是，直到午饭的时候，罗斯福才打开办公室紧闭的门。安娜推着脸上略带疲倦的父亲去小餐厅就餐。
“父亲，如果您真的决定出席弗克市长家的宴会，那么，现在就应该马上午睡。”
“好吧，孩子，我还真有些累了。”罗斯福接受了女儿的建议。
可是，当安娜推着父亲回到卧室的时候，罗斯福突然看见秘书哈希特将那个华盛顿送来的文件袋送进他的办公室。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还是先回办公室吧，然后再休息。”
安娜反对：“父亲，您整个上午都在忙，已经打乱了您上午的休息日程。您还是午睡之后再批阅那些文件吧。”
“安娜，我昨天夜里睡得很好，现在半点睡意都没有，还是先去看看文件吧。”安娜拗不过父亲，只得把父亲推进了办公室。
坐在办公桌前，罗斯福全神贯注地批阅着文件。其中有参议院的198号法案——延长商品信货公司期限的法案；还有第二天晚上为纪念第三任总统杰克逊诞辰的广播讲稿。
罗斯福签署了那个法案，然后在广播讲稿的最后加上了一句概括性的话：“对我们实现明天的惟一限制，将是我们今天的疑心。让我们怀着坚定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舒马托夫女士准时走了进来。她很有礼貌地向刚刚放下钢笔的罗斯福鞠了一躬，说：“现在到了我为总统画像的时间了。这是您规定的时间，您说过是雷打不动的。”
罗斯福已经感到了疲乏和困倦，他后悔午餐后不该不听女儿的劝告去午睡。可是现在一切都变得匆忙、紧张起来。
“对，对，雷打不动，我说过的话就决不更改。”罗斯福看了一下手表，这时是12点45分，“只是今天您作画的时间只能限定在半个小时之内了，因为我马上要外出有一个重要的应酬，请夫人原谅。”
舒马托夫女士点点头。
阳光从窗外直射进来，室内一片温暖。为了能保持一种静止的安祥状态，罗斯福信手捧起了一本厚厚的集邮册——集邮是他多年来的业余爱好，他所搜集的邮票种类广泛而珍贵，不仅有美国历年的邮票，而且苏、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甚至中国清政府所发行的大龙邮票也珍藏在他的集邮册里。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画家的画笔在沙沙作响。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经过几天的临摹，画家已经在总统德身上找到了最能体现他的特点：和蔼，宁静，坚定，自信，她正在把这些通过他褐色的眼睛和漂亮的嘴角表现出来。
“我的头……”罗斯福的一声叫喊惊醒了如醉如痴的画家。当她吃惊地抬起头，只见他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为什么这样疼呢？”
紧接着，那本精美的邮册从他的手中滑落，重重的掉到地板上。
画家停下了画笔，惊愕地呆望着总统。只见总统的脸色变得苍白可怕，头在轮椅背上一偏，很快就无力的向前垂下去，双手在膝盖上摸索着。
画家慌忙扔下画笔跑上前，跪在地上，抬头望着他的脸：“您是不是把香烟掉了？”
他用左手摸着后脑勺，声音极低：“这儿疼得厉害……”
画家想让他的头放回到轮椅背上，但他的颈部僵硬，已经抬不起来了。
“总统，总统先生！”画家被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惊呆了，立刻惊叫起来。
画家的惊叫惊动了门外的侍卫。一个侍卫跑去找布鲁恩；同时，总统贴身秘书和一个年轻服务员闻声跑来，一起把已经不省人事的总统从轮椅上抱起来，飞快地抱进不远处的总统卧室。
15分钟后，布鲁恩大夫来了。这时，总统的呼吸时断时续，脖子已经僵硬，血压高压300。布鲁恩当即诊断，总统患了脑出血，并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他迅速剪开总统的衣服，在总统的手臂上注射了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可是，总统却始终没有醒来，他的左眼睁着，整个房间充斥着他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
布鲁恩医生立即通过专线，向华盛顿的麦金泰医官汇报了总统的病情。得知总统突然发病后，医官立即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医学专家詹姆士·波林博士打去电话，请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小白宫”。半个小时之后，波林博士亲自驾车来到总统身边。
这时，总统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浑身冒汗，脸色惨白，呼吸困难。5分钟后，罗斯福的生命迹象全部消失。这时是，1945年4月12日下午3时35分。
九、
罗斯福突然辞世的消息通过电报、电话传向华盛顿的总统府——一个晴天霹雳在埃莉诺头上炸响，但她却没有流泪。白宫中一片寂静，几乎没有一丝声响。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总统夫人苍白、哀伤的表情中，预感到了大事的发生——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惊恐万状，手足无措。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25分钟之后，应总统夫人之召，副总统杜鲁门匆匆赶到白宫二楼，埃莉诺正在她的办公室门前等待他。
“哈里，”埃莉诺忧伤地说：“总统逝世了……”
“什么？我，我不相信！”杜鲁门被惊得口吃起来，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啊，啊，夫人需要我帮您做些什么？”
“不，现在应该我问你，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埃莉诺在丈夫猝死时，表现了令人敬佩的从容、冷静和清醒。
送走杜鲁门，埃莉诺捧起丈夫的照片，久久地凝望——想不到丈夫的佐治亚州之旅，竟踏上了不归路，她欲哭无泪。这时，她突然想起不在身边的两个儿子，便立即向远在太平洋上执行任务的三子弗兰克林和四子约翰发去了内容相同的电报：
“亲爱的孩子，爸爸下午长眠在温泉。他忠实尽责到最后一息，为你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上帝保佑你们。妈妈。”
就在埃莉诺准备乘机赶往佐治亚州的时候，华盛顿的电台向全美国，也向全世界播发了总统逝世的《讣告》——一个气喘吁吁的播音员，打断了电台的连续广播剧节目，声音悲哀地说：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今天下午佐治亚州时间3时35分，华盛顿时间4时35分，因患脑出血在佐治亚州温泉休养地不幸逝世……”
总统的逝世，震惊了整个美国，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为突然失去深受爱戴的总统感到万分悲痛，举国上下，沉浸在无尽的悲哀之中。
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也震惊了全世界各国首脑——无论对美国持何种立场，都对罗斯福的逝世感到极大惋惜和悲痛。
——莫斯科。1945年4月13日凌晨2时，美国驻苏联大使要求立即拜会斯大林。
当斯大林得知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时，他久久握住大使的手，表情沉重，一言不发。
这天早晨，克林姆林宫下半旗向罗斯福致哀，低垂的苏联国旗镶上了黑边……
——伦敦。丘吉尔跪在寂静、肃穆的圣保罗大教堂的祭坛前低泣。
英国王室的宫廷通报，破例发表了罗斯福逝世的消息。
——东京。日本新任首相铃木，亲自起草了向美国政府发出的唁文：“对使美国得到今天有利地位的罗斯福的逝世，表示深切同情……”
……
在前往佐治亚州的专机上，埃莉诺终于忍不住悲痛，泪水夺眶而出。然而很快，她便擦干眼泪，就总统的后事向美国政府亲笔写了一份简短却言辞恳切的报告。
报告中说，罗斯福生前曾多次表示过逝世后不举行国葬的意愿，他希望葬礼要简朴，要像平民一样安葬在他故乡纽约的海德公园村。1937年，在连任总统那一年回到故乡的时候，他在海德公园村选择了一块墓地，那天，他还亲自选择了一块8英尺高的大理石作为他死后的墓碑；同时，他还叮嘱夫人，将来不要在他的墓碑上刻写太多的文字，更不要华丽、溢美之词，只要刻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埃莉诺希望内阁考虑已故总统的生前意愿，以平民的规格安葬罗斯福。
根据埃莉诺夫人的报告，白宫的继任者杜鲁门不得不取消为罗斯福举行国葬的动意。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埃莉诺到达“小白宫”，然而这次她却不是同丈夫在这座再熟悉不过的别墅团聚，而是诀别。她穿着黑色的丧服衣襟上佩戴的是丈夫当年送给她、而她始终未曾戴过的结婚礼物——镶嵌着珍珠的鸢尾花别针，她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她同丈夫“死别”的心情。
“小白宫”依旧——木屋依旧，温泉依旧，森林依旧，果园依旧……然而，那个轮椅却空了，那枚烟嘴却凉了，那件海军斗篷却像落下桅杆的风帆静止了……谈笑风生、深邃睿智的丈夫，如今已枯槁、灰暗，消瘦如柴，冰凉如水地倒下了，而且永远不会站起来了……
繁星满天，夜风习习，总统的专列启程了。12年来，这列总统专列，曾载着总统运行了399次，而第400次运行，却把总统载向了最后的旅程。
覆盖着星条国旗的总统灵柩，安放在他曾经专用的车厢，埃莉诺和安娜坐在灵柩的一边泪眼相对，默默地守候着。
列车风驰电掣，从佐治亚州到华盛顿，行程1000英里，可沿途的每一个路口、每一个站台，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含泪肃立在夜幕中，吹奏着哀乐，目送着灵车，呼唤着总统的名字……
隔着车窗，埃莉诺向前来向总统告别的人们挥手致谢。
这是一个无眠的黑夜，埃莉诺没有睡意，她彻夜未眠；每一个爱戴自己总统的美国人也都彻夜未眠。
4月13日早晨，罗斯福的灵柩停放在白宫的东大厅。埃莉诺在女儿安娜的陪伴下，亲手把一束束白色的百合花摆放在灵柩四周。此后的两天，总统的告别仪式将在这里举行。
4月15日，纽约市细雨蒙蒙，碧波荡漾的蒙德森河在冷风冷雨中呜咽。下午，美国政府在海德公园村为罗斯福举行了平民规格的葬礼。虽然白宫按照总统的生前意愿，严格限定了参加葬礼的人数，但数以万计从各地赶来的群众还是自发地涌上街头，冒雨向已故总统致哀，海德公园村成了万众哭灵的中心。
罗斯福的墓穴，坐落在他故居旁海德公园的南草地上——40年前，罗斯福曾同夫人埃莉诺一起开辟了这片花园，并种上了紫红、金黄、粉白等各色美丽芬芳的玫瑰；如今，他又回到这片花丛中安眠……
在罗斯福灵柩放入墓穴时，雨突然停了，风突然止了。万众惊愕，鸦雀无声。在短暂的寂静之后，礼炮、军号、鸣枪的声音同时响起，震耳欲聋。紧接着，海德公园内哭声一片，惊天动地。这时，一架飞机低空盘旋，撒下了串串白色的花朵——这是罗斯福的次子埃利奥特在执行任务时，绕道而行，代表其他三个兄弟为父亲送葬……
此时，埃莉诺和安娜母女两人，已经抱头哭成了一团。
就在罗斯福安葬的当天，一份报纸在战场“伤亡栏”中登载：
……
最近军队死伤名单及亲属姓名、地址：
陆军——海军阵亡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
妻子：埃莉诺·罗斯福
地址：白宫
参考文献：
1、《罗斯福正传》〔美〕内森·米勒著
祥里董建东张兆荣钟建国李鲁国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1985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佐治亚州温泉疗养地的最后9天——第31位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36位美国总统的最后岁月》552—571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3、《罗斯福和他钟爱的女性》
朱磊卢子滔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4、《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后一幅肖像》
《人类档案——中外名人之死》63—66页
文同主编改革出版社出版
1997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5、《世界第一夫人》——《白宫女主人》282—292页
陈冠任编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199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罗斯福突然辞世的消息通过电报、电话传向华盛顿的总统府——一个晴天霹雳在埃莉诺头上炸响，但她却没有流泪。白宫中一片寂静，几乎没有一丝声响。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总统夫人苍白、哀伤的表情中，预感到了大事的发生——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惊恐万状，手足无措。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25分钟之后，应总统夫人之召，副总统杜鲁门匆匆赶到白宫二楼，埃莉诺正在她的办公室门前等待他。
“哈里，”埃莉诺忧伤地说：“总统逝世了……”
“什么？我，我不相信！”杜鲁门被惊得口吃起来，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啊，啊，夫人需要我帮您做些什么？”
“不，现在应该我问你，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埃莉诺在丈夫猝死时，表现了令人敬佩的从容、冷静和清醒。
送走杜鲁门，埃莉诺捧起丈夫的照片，久久地凝望——想不到丈夫的佐治亚州之旅，竟踏上了不归路，她欲哭无泪。这时，她突然想起不在身边的两个儿子，便立即向远在太平洋上执行任务的三子弗兰克林和四子约翰发去了内容相同的电报：
“亲爱的孩子，爸爸下午长眠在温泉。他忠实尽责到最后一息，为你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上帝保佑你们。妈妈。”
就在埃莉诺准备乘机赶往佐治亚州的时候，华盛顿的电台向全美国，也向全世界播发了总统逝世的《讣告》——一个气喘吁吁的播音员，打断了电台的连续广播剧节目，声音悲哀地说：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今天下午佐治亚州时间3时35分，华盛顿时间4时35分，因患脑出血在佐治亚州温泉休养地不幸逝世……”
总统的逝世，震惊了整个美国，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为突然失去深受爱戴的总统感到万分悲痛，举国上下，沉浸在无尽的悲哀之中。
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也震惊了全世界各国首脑——无论对美国持何种立场，都对罗斯福的逝世感到极大惋惜和悲痛。
——莫斯科。1945年4月13日凌晨2时，美国驻苏联大使要求立即拜会斯大林。
当斯大林得知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时，他久久握住大使的手，表情沉重，一言不发。
这天早晨，克林姆林宫下半旗向罗斯福致哀，低垂的苏联国旗镶上了黑边……
——伦敦。丘吉尔跪在寂静、肃穆的圣保罗大教堂的祭坛前低泣。
英国王室的宫廷通报，破例发表了罗斯福逝世的消息。
——东京。日本新任首相铃木，亲自起草了向美国政府发出的唁文：“对使美国得到今天有利地位的罗斯福的逝世，表示深切同情……”
……
在前往佐治亚州的专机上，埃莉诺终于忍不住悲痛，泪水夺眶而出。然而很快，她便擦干眼泪，就总统的后事向美国政府亲笔写了一份简短却言辞恳切的报告。
报告中说，罗斯福生前曾多次表示过逝世后不举行国葬的意愿，他希望葬礼要简朴，要像平民一样安葬在他故乡纽约的海德公园村。1937年，在连任总统那一年回到故乡的时候，他在海德公园村选择了一块墓地，那天，他还亲自选择了一块8英尺高的大理石作为他死后的墓碑；同时，他还叮嘱夫人，将来不要在他的墓碑上刻写太多的文字，更不要华丽、溢美之词，只要刻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埃莉诺希望内阁考虑已故总统的生前意愿，以平民的规格安葬罗斯福。
根据埃莉诺夫人的报告，白宫的继任者杜鲁门不得不取消为罗斯福举行国葬的动意。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埃莉诺到达“小白宫”，然而这次她却不是同丈夫在这座再熟悉不过的别墅团聚，而是诀别。她穿着黑色的丧服衣襟上佩戴的是丈夫当年送给她、而她始终未曾戴过的结婚礼物——镶嵌着珍珠的鸢尾花别针，她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她同丈夫“死别”的心情。
“小白宫”依旧——木屋依旧，温泉依旧，森林依旧，果园依旧……然而，那个轮椅却空了，那枚烟嘴却凉了，那件海军斗篷却像落下桅杆的风帆静止了……谈笑风生、深邃睿智的丈夫，如今已枯槁、灰暗，消瘦如柴，冰凉如水地倒下了，而且永远不会站起来了……
繁星满天，夜风习习，总统的专列启程了。12年来，这列总统专列，曾载着总统运行了399次，而第400次运行，却把总统载向了最后的旅程。
覆盖着星条国旗的总统灵柩，安放在他曾经专用的车厢，埃莉诺和安娜坐在灵柩的一边泪眼相对，默默地守候着。
列车风驰电掣，从佐治亚州到华盛顿，行程1000英里，可沿途的每一个路口、每一个站台，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含泪肃立在夜幕中，吹奏着哀乐，目送着灵车，呼唤着总统的名字……
隔着车窗，埃莉诺向前来向总统告别的人们挥手致谢。
这是一个无眠的黑夜，埃莉诺没有睡意，她彻夜未眠；每一个爱戴自己总统的美国人也都彻夜未眠。
4月13日早晨，罗斯福的灵柩停放在白宫的东大厅。埃莉诺在女儿安娜的陪伴下，亲手把一束束白色的百合花摆放在灵柩四周。此后的两天，总统的告别仪式将在这里举行。
4月15日，纽约市细雨蒙蒙，碧波荡漾的蒙德森河在冷风冷雨中呜咽。下午，美国政府在海德公园村为罗斯福举行了平民规格的葬礼。虽然白宫按照总统的生前意愿，严格限定了参加葬礼的人数，但数以万计从各地赶来的群众还是自发地涌上街头，冒雨向已故总统致哀，海德公园村成了万众哭灵的中心。
罗斯福的墓穴，坐落在他故居旁海德公园的南草地上——40年前，罗斯福曾同夫人埃莉诺一起开辟了这片花园，并种上了紫红、金黄、粉白等各色美丽芬芳的玫瑰；如今，他又回到这片花丛中安眠……
在罗斯福灵柩放入墓穴时，雨突然停了，风突然止了。万众惊愕，鸦雀无声。在短暂的寂静之后，礼炮、军号、鸣枪的声音同时响起，震耳欲聋。紧接着，海德公园内哭声一片，惊天动地。这时，一架飞机低空盘旋，撒下了串串白色的花朵——这是罗斯福的次子埃利奥特在执行任务时，绕道而行，代表其他三个兄弟为父亲送葬……
此时，埃莉诺和安娜母女两人，已经抱头哭成了一团。
就在罗斯福安葬的当天，一份报纸在战场“伤亡栏”中登载：
……
最近军队死伤名单及亲属姓名、地址：
陆军——海军阵亡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
妻子：埃莉诺·罗斯福
地址：白宫
参考文献：
1、《罗斯福正传》〔美〕内森·米勒著
祥里董建东张兆荣钟建国李鲁国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1985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佐治亚州温泉疗养地的最后9天——第31位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36位美国总统的最后岁月》552—571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3、《罗斯福和他钟爱的女性》
朱磊卢子滔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4、《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后一幅肖像》
《人类档案——中外名人之死》63—66页
文同主编改革出版社出版
1997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5、《世界第一夫人》——《白宫女主人》282—292页
陈冠任编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199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
1863年新年来临的时候，大不列颠岛东南部距15英里的达温村，正在经历着狂风骤雪的肆虐——风雪呼啸着掠过这座只有四百多人居住的小村庄，卷去了草地、山谷、森林和小溪畔最后的一抹绿色，大地铺上了厚厚的积雪，一片苍茫和惨白。
这时，在村中的达温庄园，54岁的达尔文正披着厚厚的英格兰格呢大衣，伏在书房中央的工作台上聚精会神地忙碌着——他在认真地翻看和整理3年前开始的对植物、动物的观察笔记，以及大量的从各类书刊上收集到的家养生物的资料。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所有的植物全都凋零了，没有了绿色的生命与他对望和交谈，他只得在记载着曾经绿色的笔记和资料中流连、徜徉。
虽然窗外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书房里也异常寒冷——壁炉中燃烧着的火苗未让整个房间暖和起来。但是，在他的眼里，一片浓郁的绿意正在蓬蓬勃勃地生长、蔓延开来——因为当他的思想在那些笔记和资料中漫步时，他仿佛就置身于翠艳欲滴、多姿多彩的植物中。他不停地写着，画者，思考着……
他的书房位于这座三层楼房的底层，虽然那是这座楼房中最大的一个房间，但里面却十分拥挤——靠墙一排大书架几乎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一，里面摆放着数不胜数的各类书籍和杂志；书架对面的一个标本柜，陈列着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以及昆虫的标本；窗台上、壁炉上以及墙角、门后，到处都堆放着大大小小的花盆、装着植物种子的样土的玻璃瓶以及无法放进书架的书刊。
然而此时，衰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忙下去了，他头晕，疲倦，气喘吁吁——他不得不推开那些书本，放下手中的鹅毛笔。这些日子，每天两三个小时的研究和写作，已经让他精疲力尽了。
他早已重病缠身，衰弱不堪。早在22岁时，他就患上了心脏病。他在1876年完成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中写道：1831年，那时，“我正受到心悸和心痛的折磨……”在那之后，心区疼痛、胸闷、心悸、气短的症状一直伴随着他。去年——1862年年底，由于患了重感冒，他的心脏病愈加严重了。
除此之外，他还常年患有严重的头疼病和胃病，特别是26岁时患上的一种怪病——也许是为骚扰锥蝽所咬而致的查加斯病，使他的身体状况始终处于病态之中。这种怪病常在他受到精神刺激或过度兴奋时发作，症状是呕吐不止，不能进食，全身剧烈发抖，甚至彻夜难眠。
多年以来，这些疾病常使他卧床不起，不能工作。尽管每年他都要多次到外地的矿泉村或疗养区进行水疗和修养，但他的健康状况始终没有明显好转。
但是，他对科学研究一往情深，追求不懈。只要病情稍见好转，只要他能动笔，他便会立即投身于工作之中，一刻也不愿意清闲。在1858年9月到1859年10月的13个月中，他一边治疗、修养，一边断断续续地进行研究和写作，终于在无法与健康人比拟的身体状况下，完成了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称为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规律”的“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长期的病痛折磨、艰苦的科学研究和繁重的写作，使他的外表要比实际年龄衰老了许多——他的头发稀疏且花白，脸庞清瘦，宽阔的额头被深深的皱纹所覆盖；他腿脚迟钝了，不得不依靠一根橡木手杖蹒跚地走路；他的后背弯驼了，本是一米八三的身驱已不再高大挺拔……
合上那些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他回到了寒冷且孤寂的现实。他疲惫地站起身，习惯性地用力伸展了几下胳膊，而此时，一个寄托着他绿色希望的温室花房又在牵动着他的心。
他的夫人，也是他的表姐的爱玛轻轻地推门而入。他终生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只要他工作，无论是孩子还是外人，任何人都不能走进他的书房，只有爱玛例外。爱玛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在他的面前：“我的达尔文，你该上楼休息了……”
还没等爱玛说完，他便打断爱玛急切地问：“温室花房的工程顺利吗？哈伍德来了没有？”说这话的时候，他深邃的蓝色眸子里闪烁着希望的光泽。
“他刚刚来过，他说工程进展得很顺利。按照计划，再过一个半月，也就是2月中旬，花房便可以完工。他希望得到你的一份目录单，以便尽早准备你所需要的植物，好让它们在花房完工时及时栽培在那里。”
哈伍德是达尔文请来的一位技艺高超的园丁。自去年12月决定建造花房之后，哈伍德就成了达温庄园的常客，并成了达尔文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达尔文很喜欢这个身体强壮、在种植植物方面经验丰富的大胡子，并且从哈伍德那里学到了许多种植技术。
多少年来，他始终期望自己拥有一间花房，因为那样，即使在寒冷的季节里，他也能拥有绿色，也能继续对植物，特别是热带植物进行观察和研究。因此，当他决定建造花房之后，就立即高兴地在去年年底的12月24日写信给老朋友、植物学家胡克：“现在报告您一个最重要的消息！！我打算建造一个小温室。进行植物方面的试验，这将是我很大的享乐。”
现在，除了每天的写作、思考之外，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那座由自己亲自设计的花房能够如期竣工。
正像哈伍德说的那样，工程进展得相当顺利，即使在风雪中施工，也未影响它的速度和质量。2月14日，花房竣工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2月15日，他又立即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胡克：“告诉您，新的花房已经盖好了。我就像一个小学生，渴望在那里面装进各种植物。请您快告诉我，您将送给哪几种植物？”
花房坐落在菜园的东北角，靠近果园。那是一座坐北朝南、四壁和房顶都镶满玻璃的水晶房子。在那里，他在哈伍德的帮助下，栽培了各种兰花、食虫植物和攀援植物，还种植了许多用来进行杂交试验的植物。
这座巨大、漂亮的水晶房子，不仅为达温庄园增添了一个四季常青的景致，同时也成为晚年达尔文众多植物研究成果的巨大摇篮。在此之后，他把这座水晶房子当成了第二书房和实验室，只要他身体状况允许，便到那里观察、记录、思考和写作。他甚至还在花房安置了一张木板床，经常睡在那里，以便对植物进行连续观察。1878年5月28日下午至5月31日上午，为了观察蓖形苏铁幼叶的形成，他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离开花房，直到幼叶长成。
晚年的达尔文，是一个多病、衰弱的老人，然而，对植物的挚爱和对植物研究的执著，却使他的生命之树顽强地挺立着，并在岁月风霜雨雪的无情摧残中常绿常青。
1863年新年来临的时候，大不列颠岛东南部距15英里的达温村，正在经历着狂风骤雪的肆虐——风雪呼啸着掠过这座只有四百多人居住的小村庄，卷去了草地、山谷、森林和小溪畔最后的一抹绿色，大地铺上了厚厚的积雪，一片苍茫和惨白。
这时，在村中的达温庄园，54岁的达尔文正披着厚厚的英格兰格呢大衣，伏在书房中央的工作台上聚精会神地忙碌着——他在认真地翻看和整理3年前开始的对植物、动物的观察笔记，以及大量的从各类书刊上收集到的家养生物的资料。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所有的植物全都凋零了，没有了绿色的生命与他对望和交谈，他只得在记载着曾经绿色的笔记和资料中流连、徜徉。
虽然窗外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书房里也异常寒冷——壁炉中燃烧着的火苗未让整个房间暖和起来。但是，在他的眼里，一片浓郁的绿意正在蓬蓬勃勃地生长、蔓延开来——因为当他的思想在那些笔记和资料中漫步时，他仿佛就置身于翠艳欲滴、多姿多彩的植物中。他不停地写着，画者，思考着……
他的书房位于这座三层楼房的底层，虽然那是这座楼房中最大的一个房间，但里面却十分拥挤——靠墙一排大书架几乎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一，里面摆放着数不胜数的各类书籍和杂志；书架对面的一个标本柜，陈列着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以及昆虫的标本；窗台上、壁炉上以及墙角、门后，到处都堆放着大大小小的花盆、装着植物种子的样土的玻璃瓶以及无法放进书架的书刊。
然而此时，衰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忙下去了，他头晕，疲倦，气喘吁吁——他不得不推开那些书本，放下手中的鹅毛笔。这些日子，每天两三个小时的研究和写作，已经让他精疲力尽了。
他早已重病缠身，衰弱不堪。早在22岁时，他就患上了心脏病。他在1876年完成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中写道：1831年，那时，“我正受到心悸和心痛的折磨……”在那之后，心区疼痛、胸闷、心悸、气短的症状一直伴随着他。去年——1862年年底，由于患了重感冒，他的心脏病愈加严重了。
除此之外，他还常年患有严重的头疼病和胃病，特别是26岁时患上的一种怪病——也许是为骚扰锥蝽所咬而致的查加斯病，使他的身体状况始终处于病态之中。这种怪病常在他受到精神刺激或过度兴奋时发作，症状是呕吐不止，不能进食，全身剧烈发抖，甚至彻夜难眠。
多年以来，这些疾病常使他卧床不起，不能工作。尽管每年他都要多次到外地的矿泉村或疗养区进行水疗和修养，但他的健康状况始终没有明显好转。
但是，他对科学研究一往情深，追求不懈。只要病情稍见好转，只要他能动笔，他便会立即投身于工作之中，一刻也不愿意清闲。在1858年9月到1859年10月的13个月中，他一边治疗、修养，一边断断续续地进行研究和写作，终于在无法与健康人比拟的身体状况下，完成了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称为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规律”的“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长期的病痛折磨、艰苦的科学研究和繁重的写作，使他的外表要比实际年龄衰老了许多——他的头发稀疏且花白，脸庞清瘦，宽阔的额头被深深的皱纹所覆盖；他腿脚迟钝了，不得不依靠一根橡木手杖蹒跚地走路；他的后背弯驼了，本是一米八三的身驱已不再高大挺拔……
合上那些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他回到了寒冷且孤寂的现实。他疲惫地站起身，习惯性地用力伸展了几下胳膊，而此时，一个寄托着他绿色希望的温室花房又在牵动着他的心。
他的夫人，也是他的表姐的爱玛轻轻地推门而入。他终生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只要他工作，无论是孩子还是外人，任何人都不能走进他的书房，只有爱玛例外。爱玛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在他的面前：“我的达尔文，你该上楼休息了……”
还没等爱玛说完，他便打断爱玛急切地问：“温室花房的工程顺利吗？哈伍德来了没有？”说这话的时候，他深邃的蓝色眸子里闪烁着希望的光泽。
“他刚刚来过，他说工程进展得很顺利。按照计划，再过一个半月，也就是2月中旬，花房便可以完工。他希望得到你的一份目录单，以便尽早准备你所需要的植物，好让它们在花房完工时及时栽培在那里。”
哈伍德是达尔文请来的一位技艺高超的园丁。自去年12月决定建造花房之后，哈伍德就成了达温庄园的常客，并成了达尔文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达尔文很喜欢这个身体强壮、在种植植物方面经验丰富的大胡子，并且从哈伍德那里学到了许多种植技术。
多少年来，他始终期望自己拥有一间花房，因为那样，即使在寒冷的季节里，他也能拥有绿色，也能继续对植物，特别是热带植物进行观察和研究。因此，当他决定建造花房之后，就立即高兴地在去年年底的12月24日写信给老朋友、植物学家胡克：“现在报告您一个最重要的消息！！我打算建造一个小温室。进行植物方面的试验，这将是我很大的享乐。”
现在，除了每天的写作、思考之外，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那座由自己亲自设计的花房能够如期竣工。
正像哈伍德说的那样，工程进展得相当顺利，即使在风雪中施工，也未影响它的速度和质量。2月14日，花房竣工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2月15日，他又立即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胡克：“告诉您，新的花房已经盖好了。我就像一个小学生，渴望在那里面装进各种植物。请您快告诉我，您将送给哪几种植物？”
花房坐落在菜园的东北角，靠近果园。那是一座坐北朝南、四壁和房顶都镶满玻璃的水晶房子。在那里，他在哈伍德的帮助下，栽培了各种兰花、食虫植物和攀援植物，还种植了许多用来进行杂交试验的植物。
这座巨大、漂亮的水晶房子，不仅为达温庄园增添了一个四季常青的景致，同时也成为晚年达尔文众多植物研究成果的巨大摇篮。在此之后，他把这座水晶房子当成了第二书房和实验室，只要他身体状况允许，便到那里观察、记录、思考和写作。他甚至还在花房安置了一张木板床，经常睡在那里，以便对植物进行连续观察。1878年5月28日下午至5月31日上午，为了观察蓖形苏铁幼叶的形成，他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离开花房，直到幼叶长成。
晚年的达尔文，是一个多病、衰弱的老人，然而，对植物的挚爱和对植物研究的执著，却使他的生命之树顽强地挺立着，并在岁月风霜雨雪的无情摧残中常绿常青。
二、
达尔文的身体不断衰弱，体质越来越差。1863年10月前，他经常感到心胸不适，胃病反复发作。到了10月初，他干脆卧床不起，整天呕吐不止。尽管伦敦大学的威廉·詹纳医生和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胃病专家威廉·布林顿博士多次来到达温庄园为他诊治，但是，他的病情始终不见根本好转。这年11月，他在给胡克的信中，描述着他的病情和他被病痛折磨时的心情：
“我在不断走下坡路，所以我不得不怀疑我能否再向上爬一点。除非我能够恢复到足以做一点工作的程度，否则，我希望我很快地死去，因为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只会给最体贴我的妻子和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增添麻烦，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这一年，他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躺在病床上。
1864年前三个月，他仍没有离开病床，一切工作被迫停止。之后，他虽然被医生允许可以偶尔去书房或温室，但每天写作和研究的时间仍不能超过一个到一个半小时。
1865年之后，他开始接受亨利·本斯·琼斯医生的治疗。琼斯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伦敦圣乔治医院的医生。2月份，琼斯强迫他停止一切工作，节制饮食，以减轻胃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但是，他的病情仍没有明显好转；4月份，他的病情又有加重。8月10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过去长时间内，我患病严重。”
11月17日，胃病再次发作，同时他患了重感冒。
在1866年至1868年的三年中，他的病情没有明显加重，但也没有减轻——琼斯医生的治疗和几次水疗使他能够从病床上爬起来，但他感到自己已是“一片枯萎了的叶子”。
1869年4月的一天。
英国南端的怀特岛。
这天上午，雨过天晴，海风轻柔，阳光灿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海湾的小路上骑马驰骋——他就是年整六十的达尔文。
他跨下的白马叫“汤美”，是他在达温庄园驯养多年的矮种快马，他称“汤美”是“世界上最驯服、最安静的马。
依照琼斯医生的建议，他专程来到风景秀美的疗养胜地进行骑马锻炼。几天来，这种骑马运动不仅使他恢复了胃肠功能，增进了食欲，而且让他呼吸了新鲜的空气，沐浴了清新的海风——他似乎消除了以往的疲倦和头晕、痛疼的症状。他对此次的怀特岛之行感到满意。
“汤美”在丛林间疾驰，马背上的他心情舒畅。可是，在小路的转弯处，“汤美”突然被一根绳索绊倒，顿时人仰马翻，他被重重地摔到地上；之后，躺倒在地的“汤美”又从他的身上滚压过去……他他受了重伤，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但那重重的一摔、一压，以及惊吓，又让他痛苦躺倒在病榻上，而这意外的伤势又加重了他原有的病情。
两个多月后的6月22日，伤势未见好转的他，勉强给胡克写了一封短信：
“我的身体很坏，好像全身都垮了。迄今我还不能离开寓所步行半英里之远。即使走这一段路，也使我疲惫不堪。因此，我真的要静静地长眠与墓中了。”
从此，经历了骑马跌伤的达尔文，体质急剧衰弱，多年来一直折磨他的病痛，更为频繁和剧烈。直到逝世为止，他从来没有像健康人那样强壮过。
然而，这位倔强的老人却默默地坚持着，从未放弃他对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卷轶浩繁的著述。在他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不仅先后三次修订《物种起源》，而且还在病痛中完成了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系列论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之一《人类起源》就是在病痛中完成的。
在这期间，自1860年，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了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土壤学和人类学。
1864年，自1860年开始积累并写作的、耗时4年零两个月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两卷集）成稿；紧接着，同年夏秋之际，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植物学巨著《攀援植物》；这一年，他还发表了论文《论千屈菜的三种类型的两性关系》。
1865年4月，他开始校订《物种起源》法译本的第二版；
1866年3月至6月，他修订了《物种起源》第四版；
1867年2月，他完成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校订，并将其付印；4月他着手写作《人类起源》；
1868年2月，发表论文《论二形性植物和伞形性植物异常结合所生的后代的形状和类似杂种的性质》；同年，修订《物种起源》第五版，并继续写作《人类起源》；
1869年，全年继续写作《人类起源》。
1870年8月，历时三年的《人类起源》终于脱稿。
达尔文的身体不断衰弱，体质越来越差。1863年10月前，他经常感到心胸不适，胃病反复发作。到了10月初，他干脆卧床不起，整天呕吐不止。尽管伦敦大学的威廉·詹纳医生和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胃病专家威廉·布林顿博士多次来到达温庄园为他诊治，但是，他的病情始终不见根本好转。这年11月，他在给胡克的信中，描述着他的病情和他被病痛折磨时的心情：
“我在不断走下坡路，所以我不得不怀疑我能否再向上爬一点。除非我能够恢复到足以做一点工作的程度，否则，我希望我很快地死去，因为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只会给最体贴我的妻子和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增添麻烦，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这一年，他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躺在病床上。
1864年前三个月，他仍没有离开病床，一切工作被迫停止。之后，他虽然被医生允许可以偶尔去书房或温室，但每天写作和研究的时间仍不能超过一个到一个半小时。
1865年之后，他开始接受亨利·本斯·琼斯医生的治疗。琼斯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伦敦圣乔治医院的医生。2月份，琼斯强迫他停止一切工作，节制饮食，以减轻胃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但是，他的病情仍没有明显好转；4月份，他的病情又有加重。8月10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过去长时间内，我患病严重。”
11月17日，胃病再次发作，同时他患了重感冒。
在1866年至1868年的三年中，他的病情没有明显加重，但也没有减轻——琼斯医生的治疗和几次水疗使他能够从病床上爬起来，但他感到自己已是“一片枯萎了的叶子”。
1869年4月的一天。
英国南端的怀特岛。
这天上午，雨过天晴，海风轻柔，阳光灿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海湾的小路上骑马驰骋——他就是年整六十的达尔文。
他跨下的白马叫“汤美”，是他在达温庄园驯养多年的矮种快马，他称“汤美”是“世界上最驯服、最安静的马。
依照琼斯医生的建议，他专程来到风景秀美的疗养胜地进行骑马锻炼。几天来，这种骑马运动不仅使他恢复了胃肠功能，增进了食欲，而且让他呼吸了新鲜的空气，沐浴了清新的海风——他似乎消除了以往的疲倦和头晕、痛疼的症状。他对此次的怀特岛之行感到满意。
“汤美”在丛林间疾驰，马背上的他心情舒畅。可是，在小路的转弯处，“汤美”突然被一根绳索绊倒，顿时人仰马翻，他被重重地摔到地上；之后，躺倒在地的“汤美”又从他的身上滚压过去……他他受了重伤，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但那重重的一摔、一压，以及惊吓，又让他痛苦躺倒在病榻上，而这意外的伤势又加重了他原有的病情。
两个多月后的6月22日，伤势未见好转的他，勉强给胡克写了一封短信：
“我的身体很坏，好像全身都垮了。迄今我还不能离开寓所步行半英里之远。即使走这一段路，也使我疲惫不堪。因此，我真的要静静地长眠与墓中了。”
从此，经历了骑马跌伤的达尔文，体质急剧衰弱，多年来一直折磨他的病痛，更为频繁和剧烈。直到逝世为止，他从来没有像健康人那样强壮过。
然而，这位倔强的老人却默默地坚持着，从未放弃他对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卷轶浩繁的著述。在他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不仅先后三次修订《物种起源》，而且还在病痛中完成了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系列论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之一《人类起源》就是在病痛中完成的。
在这期间，自1860年，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了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土壤学和人类学。
1864年，自1860年开始积累并写作的、耗时4年零两个月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两卷集）成稿；紧接着，同年夏秋之际，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植物学巨著《攀援植物》；这一年，他还发表了论文《论千屈菜的三种类型的两性关系》。
1865年4月，他开始校订《物种起源》法译本的第二版；
1866年3月至6月，他修订了《物种起源》第四版；
1867年2月，他完成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校订，并将其付印；4月他着手写作《人类起源》；
1868年2月，发表论文《论二形性植物和伞形性植物异常结合所生的后代的形状和类似杂种的性质》；同年，修订《物种起源》第五版，并继续写作《人类起源》；
1869年，全年继续写作《人类起源》。
1870年8月，历时三年的《人类起源》终于脱稿。
三、
187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达尔文起得很早。连日来，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在三年断断续续的写作中，他的《人类起源》马上就要划上了句号。他的卧室在二楼，两个宽大的窗子朝向一望无际的菜园。在那里，除了蔬菜外，他还种植了许多供他研究和实验所需的各种植物。
隔壁房间的爱玛和住在三楼的孩子们还在熟睡。
披上斗篷，拿起拐杖，他蹑手蹑脚地走出这座三层小楼——他要去大自然的阳光中散步，而他的爱犬、全身洁白的“宝丽”正蹲在门口等着他呢！
他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并对大自然中的一花一草、一鸟一虫充满着好奇和探究原委的渴求。还是在故乡希鲁兹伯城读中学的时候，他便常常溜出校园去山上采集矿石，去森林观察飞鸟的习性，去草丛采集昆虫当标本；16岁进入爱丁堡大学之后，他又迷上了海生动物，不仅去海滩采集标本，而且还在课余时间借助一台很差的显微镜观察、研究。他在这所大学里学的是医学——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是远近闻名、倍受尊敬的医生，因此，父亲希望他和哥哥能够秉承祖业；可他入学两年后在由大学生组成的普林尼学会上，宣读的却是发现藻苔虫卵的论文。两年后，他转到了剑桥大学学神学，但他对自然科学的痴迷依旧不改——他热衷于捕捉不同品种的美丽金凤蝶，观察罕见的动物和植物，他还研究地质学。22岁那年，刚刚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的他，在舅舅、也是爱玛父亲乔斯的支持下，以博物学者的身份踏上了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做了长达5年艰苦的环球考察。他到过南美洲，到过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到过非洲南部。在那次考察中，他观察了各地动植物、海洋生物，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活化石，还观察过火山，经历过地震。他的一生和学术研究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晨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洒在他的脚下，洒在一片绿色的达温庄园的每一个角落。
他喜爱这个充满自然风光的达温庄园。
他诞生在塞文河畔的蒙特庄园。在他出生前9年，他的父亲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一位21岁便获得了莱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在当地行医的医生，在塞文河畔的悬崖峭壁上，建造林一座三层红砖楼房。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就出生在这座楼房里。
他家这幢依山傍水的楼房旁，有一个种满各种花卉和果木的大花园，花园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暖花房；楼房的四周生长着茂密的栗树。他过早地失去了母爱——8岁时，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在这个花草繁茂、树木葱茏的大花园里，他的童年充满了无忧无虑的欢乐。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大自然才是他最好的伙伴。
从童年到青年，他始终生活在山水秀丽、恬静安谧的环境之中，而1831年12月至1836年10月整整5年的环球考察，又增强了他对充满自然风光的生活环境的偏爱。环球考察结束后，他先后在剑桥和伦敦居住近4年，但那里的喧嚣和噪杂让他始终不能安心研究和写作；特别是名目繁多的宴会、众多朋友的来访，又加重着他的那种怪病带来的痛苦。于是，1842年，他携妻抱子，从城市移居到了达温村的达温庄园。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我们曾经在萨里郡和其他地区寻觅住房，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找到了这座房子，就把它购置下来了。我喜欢这个白垩土壤地区植物界多样的景色，它多么不同于我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地区所常见的景色。我喜欢这块地方的僻静，而且带有真正的田园风味……”
1842年秋天，他和爱玛带着3岁的长子威廉和1岁的长女安妮来到了达温村，并以2020镑的价格买下了达温庄园。这里既安静，交通又便利——4英里之外有两个火车站，在那里可以乘火车到达伦敦。相对于伦敦来说，这里简直是个世外桃源——潺潺的小溪，幽静的山谷，青翠的丘陵，茂密的森林，一切都让他心满意足，流连忘返。这里不仅适宜他身体的调养，也为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不竭的灵感。
在菜园中偶尔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现象：他在两块菜畦上播撒的种子——一片是异花授粉的，一片是自花授粉的，它们在同一天冒出了新芽，可是几天后，第一块菜畦里的幼苗却整整高出自花授粉绿苗的一倍。这个偶尔的发现，给了他一个灵感：也许异花受粉的种子更具有生命力。于是，他对植物的授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对此进行了长期、耐心的实验和研究。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1876年，他终于完成了一部植物学著作《植物界中异花受粉和自花受粉的作用》。
达温庄园在阳光的沐浴和小鸟的歌唱中醒来了：鸡鸭在草地上觅食，牛群在牧场上啃草，鸽房里的鸽子结群飞向晴空；两位女佣也开始到菜地里摘菜，准备制作早餐了……
而此时，庄园西南角的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却格外安静，只有晨风吹拂在青枝绿叶间，偶尔发出窸窣的声响。这里是他经常清晨散步的地方。
这片茂密的树林是他在1846年种植的——他把分散在牧场上的榛树、桦树、赤杨、菩提树、山茱萸等全部移栽到这里，还种植了不少新品种，并且在四周栽上了高大的冬青。在这片树林周围，他还铺筑了一条宽阔的石子路，路基是一厚层沙土，因此，他把这条小路叫“沙径”。从那以后，只要天气晴朗，他便来树林里锻炼身体，在“沙径”上散步——他一边欣赏着林中风光，聆听清脆的鸟鸣，回想着环球考察时在巴西见到的森林景色，一边思考着科学问题，计划着日后的工作进程。他的许多重要著作的构思，几乎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三部地质学著作《珊瑚礁分布的构造和分布》《火山岛的地质考察》《南美洲的地质考察》，以及四卷集的《蔓足类动物》，因此，他称“沙径”为“思想之路”。
走在松软的沙径上，他的心情格外轻松和惬意。自从1867年2月《家养状态下的动物和植物》这部巨著付印之后，他便着手写作《人类起源》这部书。尽管期间他因健康状况恶化，特别是在经历了骑马跌伤之后的病痛而几度停顿写作，但他并未停止资料的积累，并在其他研究中寻找结论。这一时期，他头脑中考虑的是一个重大而深远的问题：人类的起源。其实早在1837年至1838年时，他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了，但是最初，他并未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整理，而且能收集到的资料也为数不多，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现在，《人类起源》就要脱稿了——萦绕在头脑中三十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爸爸，您该回去吃早饭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的三子法朗士站在了他身边。
“哦，贝赛，”他总是这样昵称这个相貌同他极其相似的儿子。
受父亲的影响，法朗士从小就热爱植物，虽然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的是医学，并获得医生合格证书，但他却没有行医，而是在剑桥担任植物学讲师。自从去年大学毕业，他便常常回到达温庄园帮助父亲进行植物方面的研究，而在此之前，达尔文一直没有助手，他的各种植物试验、观察记录、收集资料、著作抄写和作品清样校对等各项繁重的工作，都是他一人完成的。法朗士的归来，无疑使他的工作减轻了许多。
“你看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吃饭也要人提醒了，”他疲惫的坐在路边的一个树墩上，“可我还有那么多的研究没有结束呀！我真的想再活10年、20年，把这些东西搞出来。不过，依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许这些工作都得由你来完成了。”
“爸爸，”法朗士深情地接过父亲的拐杖，“您才只有61岁呀，我的祖父活到82岁呢！您完全有时间完成那些您要做的事；再说，还有我的帮助呢！”
后来，在达尔文撰写《食虫植物》等几部植物学著作中，法朗士的确给了父亲很大帮助——他不仅协助父亲进行植物生理研究的试验，而且还绘制了食虫植物运动等图表。特别是在父亲临终前的几年里，他始终陪伴父亲左右，那个时期达尔文的许多植物学方面的论著都凝结着他的劳动和心血。1880年10月，他还同父亲出版了他们合著的《植物的运动》。
就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达尔文为他晚年最重要的巨著《人类起源》划上了完美的句号。8月30日，这部书付印；第二年——1871年2月14日，这部巨著出版发行，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次印刷的2500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到了年底不得不加印500册；1874年，他又修订楼这部书的第二版。
像他的另一部著作《物种起源》一样，《人类起源》的出版在科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第一次提出了“人猿同祖”、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科学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上帝造人”的荒谬邪说，为人类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类起源》一书的创作，耗尽了达尔文的心血，使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以至于在它出版的几天后，他便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外地治疗和休养了。
187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达尔文起得很早。连日来，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在三年断断续续的写作中，他的《人类起源》马上就要划上了句号。他的卧室在二楼，两个宽大的窗子朝向一望无际的菜园。在那里，除了蔬菜外，他还种植了许多供他研究和实验所需的各种植物。
隔壁房间的爱玛和住在三楼的孩子们还在熟睡。
披上斗篷，拿起拐杖，他蹑手蹑脚地走出这座三层小楼——他要去大自然的阳光中散步，而他的爱犬、全身洁白的“宝丽”正蹲在门口等着他呢！
他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并对大自然中的一花一草、一鸟一虫充满着好奇和探究原委的渴求。还是在故乡希鲁兹伯城读中学的时候，他便常常溜出校园去山上采集矿石，去森林观察飞鸟的习性，去草丛采集昆虫当标本；16岁进入爱丁堡大学之后，他又迷上了海生动物，不仅去海滩采集标本，而且还在课余时间借助一台很差的显微镜观察、研究。他在这所大学里学的是医学——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是远近闻名、倍受尊敬的医生，因此，父亲希望他和哥哥能够秉承祖业；可他入学两年后在由大学生组成的普林尼学会上，宣读的却是发现藻苔虫卵的论文。两年后，他转到了剑桥大学学神学，但他对自然科学的痴迷依旧不改——他热衷于捕捉不同品种的美丽金凤蝶，观察罕见的动物和植物，他还研究地质学。22岁那年，刚刚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的他，在舅舅、也是爱玛父亲乔斯的支持下，以博物学者的身份踏上了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做了长达5年艰苦的环球考察。他到过南美洲，到过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到过非洲南部。在那次考察中，他观察了各地动植物、海洋生物，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活化石，还观察过火山，经历过地震。他的一生和学术研究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晨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洒在他的脚下，洒在一片绿色的达温庄园的每一个角落。
他喜爱这个充满自然风光的达温庄园。
他诞生在塞文河畔的蒙特庄园。在他出生前9年，他的父亲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一位21岁便获得了莱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在当地行医的医生，在塞文河畔的悬崖峭壁上，建造林一座三层红砖楼房。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就出生在这座楼房里。
他家这幢依山傍水的楼房旁，有一个种满各种花卉和果木的大花园，花园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暖花房；楼房的四周生长着茂密的栗树。他过早地失去了母爱——8岁时，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在这个花草繁茂、树木葱茏的大花园里，他的童年充满了无忧无虑的欢乐。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大自然才是他最好的伙伴。
从童年到青年，他始终生活在山水秀丽、恬静安谧的环境之中，而1831年12月至1836年10月整整5年的环球考察，又增强了他对充满自然风光的生活环境的偏爱。环球考察结束后，他先后在剑桥和伦敦居住近4年，但那里的喧嚣和噪杂让他始终不能安心研究和写作；特别是名目繁多的宴会、众多朋友的来访，又加重着他的那种怪病带来的痛苦。于是，1842年，他携妻抱子，从城市移居到了达温村的达温庄园。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我们曾经在萨里郡和其他地区寻觅住房，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找到了这座房子，就把它购置下来了。我喜欢这个白垩土壤地区植物界多样的景色，它多么不同于我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地区所常见的景色。我喜欢这块地方的僻静，而且带有真正的田园风味……”
1842年秋天，他和爱玛带着3岁的长子威廉和1岁的长女安妮来到了达温村，并以2020镑的价格买下了达温庄园。这里既安静，交通又便利——4英里之外有两个火车站，在那里可以乘火车到达伦敦。相对于伦敦来说，这里简直是个世外桃源——潺潺的小溪，幽静的山谷，青翠的丘陵，茂密的森林，一切都让他心满意足，流连忘返。这里不仅适宜他身体的调养，也为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不竭的灵感。
在菜园中偶尔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现象：他在两块菜畦上播撒的种子——一片是异花授粉的，一片是自花授粉的，它们在同一天冒出了新芽，可是几天后，第一块菜畦里的幼苗却整整高出自花授粉绿苗的一倍。这个偶尔的发现，给了他一个灵感：也许异花受粉的种子更具有生命力。于是，他对植物的授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对此进行了长期、耐心的实验和研究。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1876年，他终于完成了一部植物学著作《植物界中异花受粉和自花受粉的作用》。
达温庄园在阳光的沐浴和小鸟的歌唱中醒来了：鸡鸭在草地上觅食，牛群在牧场上啃草，鸽房里的鸽子结群飞向晴空；两位女佣也开始到菜地里摘菜，准备制作早餐了……
而此时，庄园西南角的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却格外安静，只有晨风吹拂在青枝绿叶间，偶尔发出窸窣的声响。这里是他经常清晨散步的地方。
这片茂密的树林是他在1846年种植的——他把分散在牧场上的榛树、桦树、赤杨、菩提树、山茱萸等全部移栽到这里，还种植了不少新品种，并且在四周栽上了高大的冬青。在这片树林周围，他还铺筑了一条宽阔的石子路，路基是一厚层沙土，因此，他把这条小路叫“沙径”。从那以后，只要天气晴朗，他便来树林里锻炼身体，在“沙径”上散步——他一边欣赏着林中风光，聆听清脆的鸟鸣，回想着环球考察时在巴西见到的森林景色，一边思考着科学问题，计划着日后的工作进程。他的许多重要著作的构思，几乎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三部地质学著作《珊瑚礁分布的构造和分布》《火山岛的地质考察》《南美洲的地质考察》，以及四卷集的《蔓足类动物》，因此，他称“沙径”为“思想之路”。
走在松软的沙径上，他的心情格外轻松和惬意。自从1867年2月《家养状态下的动物和植物》这部巨著付印之后，他便着手写作《人类起源》这部书。尽管期间他因健康状况恶化，特别是在经历了骑马跌伤之后的病痛而几度停顿写作，但他并未停止资料的积累，并在其他研究中寻找结论。这一时期，他头脑中考虑的是一个重大而深远的问题：人类的起源。其实早在1837年至1838年时，他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了，但是最初，他并未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整理，而且能收集到的资料也为数不多，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现在，《人类起源》就要脱稿了——萦绕在头脑中三十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爸爸，您该回去吃早饭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的三子法朗士站在了他身边。
“哦，贝赛，”他总是这样昵称这个相貌同他极其相似的儿子。
受父亲的影响，法朗士从小就热爱植物，虽然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的是医学，并获得医生合格证书，但他却没有行医，而是在剑桥担任植物学讲师。自从去年大学毕业，他便常常回到达温庄园帮助父亲进行植物方面的研究，而在此之前，达尔文一直没有助手，他的各种植物试验、观察记录、收集资料、著作抄写和作品清样校对等各项繁重的工作，都是他一人完成的。法朗士的归来，无疑使他的工作减轻了许多。
“你看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吃饭也要人提醒了，”他疲惫的坐在路边的一个树墩上，“可我还有那么多的研究没有结束呀！我真的想再活10年、20年，把这些东西搞出来。不过，依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许这些工作都得由你来完成了。”
“爸爸，”法朗士深情地接过父亲的拐杖，“您才只有61岁呀，我的祖父活到82岁呢！您完全有时间完成那些您要做的事；再说，还有我的帮助呢！”
后来，在达尔文撰写《食虫植物》等几部植物学著作中，法朗士的确给了父亲很大帮助——他不仅协助父亲进行植物生理研究的试验，而且还绘制了食虫植物运动等图表。特别是在父亲临终前的几年里，他始终陪伴父亲左右，那个时期达尔文的许多植物学方面的论著都凝结着他的劳动和心血。1880年10月，他还同父亲出版了他们合著的《植物的运动》。
就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达尔文为他晚年最重要的巨著《人类起源》划上了完美的句号。8月30日，这部书付印；第二年——1871年2月14日，这部巨著出版发行，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次印刷的2500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到了年底不得不加印500册；1874年，他又修订楼这部书的第二版。
像他的另一部著作《物种起源》一样，《人类起源》的出版在科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第一次提出了“人猿同祖”、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科学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上帝造人”的荒谬邪说，为人类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类起源》一书的创作，耗尽了达尔文的心血，使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以至于在它出版的几天后，他便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外地治疗和休养了。
四、
春风秋雨，花开花落，两年又过去了。在不停的写作和病痛的折磨中，达尔文蹒跚地走进了1873年。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先后完成并出版了《动物和植物感觉的表现》，完成了《物种起源》的修订——在872年8月23日，在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二天，他便开始写作另一部植物学著作《食虫植物》。
这一年，除了心脏病、偏头疼和胃病给他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之外，他的朋友、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病情又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一次强烈的打击。这位积极宣传达尔文学说的科学勇士，曾在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大会上，慷慨陈词，捍卫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击退了主教们的凶猛进攻。由于过度劳累，赫胥黎患了严重的肝病，这使达尔文异常痛惜。为了让赫胥黎得到及时的治疗，本已是病弱不堪的达尔文和几位好友捐资，把他送到法国长期休养，并同爱玛把他最大只有15岁，最小还不满7岁的7个孩子接到了达温庄园，承担起了照管孩子们的责任。
这天，他把捐赠赫胥黎的一张支票寄出之后，心情似乎踏实了许多，因为他知道病中的朋友太需要他的帮助了。坐在书房里，他提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亲爱的赫胥黎先生：
……一笔2100英镑的款子已经存入您的银行帐户中了，这样做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如果您想听到我们说了些什么，或若能了解我们内心深处想什么，您就会知道我们大家对您的感情同对待一位可尊敬的深深热爱的兄弟应有的感情没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您也会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我们，乐于给我们一个对您略尽心意的机会，因为这将是我们终生感到高兴的事情。让我再补充一句，这个做法是几个朋友几乎同时想到的，事先并没有商量……
7个年幼孩子的到来，抚慰了他心灵上的伤痛，但也使原来安静的达温庄园变得喧闹海杂乱起来。就在那一时期，在肉体和精神双重痛苦的交织和不安静的环境里，他仍然顽强地进行着对食虫植物的观察研究和这部植物学著作的写作。后来，爱玛在回忆达尔文时说，这一时期，他一边忙着他的工作，一边照顾着7个孩子，他一天最多只能睡上五六个小时。他的健康状况再一次恶化。
可是到了9月底，一本寄自伦敦的厚书让他——一个与疾病顽强搏斗的老人，坚定了从病痛和精神的阴影走出、继续进行艰苦研究的信心和勇气。那位寄书人是卡尔·马克思，书的名字是《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在这本书的内扉页上，写着几行简短的题词：
敬献给理查德·达尔文先生
——您忠诚的羡慕者卡尔·马克思
1873年6月16日于伦敦梅兰特公园英丹那别墅1号
惊喜之余，10月10日，他复信给这位虽然近在咫尺却未曾谋面的哲学大师：
敬爱的先生：
蒙您赐赠《资本论》，对我表示敬意，为此不胜感激！获此巨著，衷心希望能不负盛情，并将加细心研究此深刻而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尽管我们的学术志向不同，但我深信，我们两人均赤诚期望于普及知识，并使之为人类幸福不断增长而效劳。
敬爱的先生，再会！
理查德·达尔文
1873年10月10日
放下手中的鹅毛笔，他坚定地从坐椅中站了起来——有那么多的朋友关注着自己，有那么多的大师在不懈的追求，我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把我的事业进行下去！
从此之后，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已经不觉得以往他所感到的午前的疲倦和浑身不适，并能不间断的工作了——
1873年至1875年，继续撰写《食虫植物》；1875年3月该书脱稿；
1876年5月，完成《植物界异花传粉和自花传粉的效果》：紧接着，5月至8月，完成《回忆录》的写作；11月，发表论文《有关猴类的性选择》；
1877年7月，出版《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型》；
1879年12月，完成论文《普通鹅和中国鹅的杂种能育性》；
1880年10月，出版与三子法朗士合著的《植物的运动本领》；开始撰写《植物壤土和蚯蚓》；
1881年5月，完成《回忆录》的补写部分；7月，发表论文《遗传》；10月，完成并出版《植物壤土和蚯蚓》一书，第二年修订第二版；
1882年3月，连续发表两篇论文——这时，离他逝世只有一个月了。
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大量信件，同众多科学家交流研究体会，探讨学术问题；他还坚持写日记。直到1881年12月心脏病恶化，才停下手中的笔。
春风秋雨，花开花落，两年又过去了。在不停的写作和病痛的折磨中，达尔文蹒跚地走进了1873年。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先后完成并出版了《动物和植物感觉的表现》，完成了《物种起源》的修订——在872年8月23日，在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二天，他便开始写作另一部植物学著作《食虫植物》。
这一年，除了心脏病、偏头疼和胃病给他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之外，他的朋友、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病情又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一次强烈的打击。这位积极宣传达尔文学说的科学勇士，曾在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大会上，慷慨陈词，捍卫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击退了主教们的凶猛进攻。由于过度劳累，赫胥黎患了严重的肝病，这使达尔文异常痛惜。为了让赫胥黎得到及时的治疗，本已是病弱不堪的达尔文和几位好友捐资，把他送到法国长期休养，并同爱玛把他最大只有15岁，最小还不满7岁的7个孩子接到了达温庄园，承担起了照管孩子们的责任。
这天，他把捐赠赫胥黎的一张支票寄出之后，心情似乎踏实了许多，因为他知道病中的朋友太需要他的帮助了。坐在书房里，他提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亲爱的赫胥黎先生：
……一笔2100英镑的款子已经存入您的银行帐户中了，这样做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如果您想听到我们说了些什么，或若能了解我们内心深处想什么，您就会知道我们大家对您的感情同对待一位可尊敬的深深热爱的兄弟应有的感情没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您也会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我们，乐于给我们一个对您略尽心意的机会，因为这将是我们终生感到高兴的事情。让我再补充一句，这个做法是几个朋友几乎同时想到的，事先并没有商量……
7个年幼孩子的到来，抚慰了他心灵上的伤痛，但也使原来安静的达温庄园变得喧闹海杂乱起来。就在那一时期，在肉体和精神双重痛苦的交织和不安静的环境里，他仍然顽强地进行着对食虫植物的观察研究和这部植物学著作的写作。后来，爱玛在回忆达尔文时说，这一时期，他一边忙着他的工作，一边照顾着7个孩子，他一天最多只能睡上五六个小时。他的健康状况再一次恶化。
可是到了9月底，一本寄自伦敦的厚书让他——一个与疾病顽强搏斗的老人，坚定了从病痛和精神的阴影走出、继续进行艰苦研究的信心和勇气。那位寄书人是卡尔·马克思，书的名字是《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在这本书的内扉页上，写着几行简短的题词：
敬献给理查德·达尔文先生
——您忠诚的羡慕者卡尔·马克思
1873年6月16日于伦敦梅兰特公园英丹那别墅1号
惊喜之余，10月10日，他复信给这位虽然近在咫尺却未曾谋面的哲学大师：
敬爱的先生：
蒙您赐赠《资本论》，对我表示敬意，为此不胜感激！获此巨著，衷心希望能不负盛情，并将加细心研究此深刻而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尽管我们的学术志向不同，但我深信，我们两人均赤诚期望于普及知识，并使之为人类幸福不断增长而效劳。
敬爱的先生，再会！
理查德·达尔文
1873年10月10日
放下手中的鹅毛笔，他坚定地从坐椅中站了起来——有那么多的朋友关注着自己，有那么多的大师在不懈的追求，我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把我的事业进行下去！
从此之后，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已经不觉得以往他所感到的午前的疲倦和浑身不适，并能不间断的工作了——
1873年至1875年，继续撰写《食虫植物》；1875年3月该书脱稿；
1876年5月，完成《植物界异花传粉和自花传粉的效果》：紧接着，5月至8月，完成《回忆录》的写作；11月，发表论文《有关猴类的性选择》；
1877年7月，出版《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型》；
1879年12月，完成论文《普通鹅和中国鹅的杂种能育性》；
1880年10月，出版与三子法朗士合著的《植物的运动本领》；开始撰写《植物壤土和蚯蚓》；
1881年5月，完成《回忆录》的补写部分；7月，发表论文《遗传》；10月，完成并出版《植物壤土和蚯蚓》一书，第二年修订第二版；
1882年3月，连续发表两篇论文——这时，离他逝世只有一个月了。
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大量信件，同众多科学家交流研究体会，探讨学术问题；他还坚持写日记。直到1881年12月心脏病恶化，才停下手中的笔。
五、
“恭喜你这个老寿星！”
还没走下马车，胡克便朝着站在门廊台阶上的达尔文高喊着。1879年2月12日，在达温庄园刚刚修饰一新的住宅里，达尔文迎接了专程从伦敦赶来祝寿的老朋友。这天是他70岁生日，为此，他远在外地的孩子们也都赶了回来。
胡克是他家的常客。在达尔文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胡克经常从伦敦来到这里看望他，并经常在此居住，有时竟能连续一周同他讨论问题。在这个的不同寻常的日子里，胡克又是前来祝寿的第一个客人。
在一楼客厅的一角，摆放着一盆开得正艳的杜鹃花，这是法朗士为父亲生日刚刚从温室里捧出来的。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位结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开始亲切攀谈。
“真没想到，我这片枯萎的叶子，竟能活到70岁！”他同胡克无话不谈。
“您不是枯叶，而是老根，您不仅能发芽，还能攀援呢！”几年来，达尔文出版的植物学著作胡克都认真地拜读了，这让他对始终处于病痛之中但却研究不止、写作不止的达尔文非常敬佩。
“如果我还能多活几年的话，我也许还能完成我对蚯蚓的研究——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实在让我着迷。不过，那将是我最后的著作了，因为我的眼睛已不那么好使了，手也时常抖动，我实在是顶不住岁月的风寒了。”
“我们都一样，别忘了我也是62岁的老人了。生命留给我们对时间也许不多了，但从您身上，我却知道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怎样做。您忘了去年季米里亚捷夫在俄国的公开演讲吗？他称您是科学家的典范呢！”
“我的胡克，您过奖了——您的话真让我惭愧和不安。其实，我又做了些什么呢？只不过是摆弄一些花草鸟虫，做一些我能感到乐趣的小事罢了。”他腼腆起来，他历来都认为自己多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两年前——他68岁生日的时候，他收到了两个装订得非常精美、雅致的相册，它们分别装有150位德国著名科学家和17名荷兰著名科学家的照片——这些著名科学家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他表达了衷心的生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对于这份礼物，他感到异常高兴和自豪，同时又在回信中表达了他一贯的谦虚：
我很清楚，要是没有为数众多的可敬的观察家已辛勤搜集到的丰富资料，我的著作便根本不可能写成，即使写成了，也不会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任何印象。所以我认为，我的荣誉应归于他们。我想，每一个科学之作者都会偶尔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会怀疑自己在已发表的那些著作上所花的精力是否值得。不过，在我此后的有生之年，每当我需要振奋地时候，我将凝视在科学领域中我那些卓越的合作者的照片，我将把他们的同情铭记在心。
这时，达尔文的次子乔治和法朗士走进客厅，岔开了两位老人的话题——他们为客人和父亲端来了咖啡。
喝了一口咖啡，胡可有些顽皮地说：“我的老朋友，您不想知道我今天给您带来了什么生日礼物？”
“太想知道了。不过，我真的猜不出那将是什么让我高兴且难忘的东西。”
胡克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了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里面装着意大利都灵皇家科学院授予达尔文的比例萨奖的奖章和奖金。
接过小盒子，他异常兴奋：“我真的没想到是这个东西。我对此荣誉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
尽管在晚年，他获得过数不胜数的荣誉——1864年，他获得被称为英国科学家最高荣誉的科普利奖章；1867年获普鲁士功勋骑士勋章；1868年被德国波恩大学授予医学外科博士学位；1875年被荷兰莱顿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877年被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世界各国五十多个科学机构的名誉院士、外国院士、通讯院士以及名誉会员称号。但只有这个荣誉才让他感到最有意义也最难忘——这不仅因为他在70岁生日时得到了这枚奖章，更重要的是，这枚奖章本身就意味着他的学说和理论已经被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的认可和赞同。
“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每次见到达尔文，胡可都要关切地询问他的下步计划和研究项目。
“除了我计划进行的蚯蚓的研究之外，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在我不多的生命里，我能为别人做些什么。比如说，我想在今后的有生之年里，每年捐献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用来协助或推进对植物学有实际用处的一项或几项研究，因为对科学的研究和探索，仅凭你我，仅凭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况且，我们都已到了风烛残年。因此，”他端起了杯子，“我必须尽我的所能让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实现他们的愿望，进而让更多的有益成果服务于人类！”
一口气表达完他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他似乎轻松了许多。他停了一下，用恳切的目光望着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现任英国皇家植物园主任的胡克：“请告诉我，那些项目需要资助？”
胡可了解这位七旬老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更清楚他的经济状况——达尔文的晚年，基本上以稿费和版税收入维持生活和研究活动，但它们并不可观。他一生所出版的著述的稿费和版税业只有两三万镑。尽管1848年老达尔文逝世时，他继承了父亲10万镑遗产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7个子女都受到了高等教育，所以子女的教育费占去了他经济支出的绝大部分。据统计，仅1861年一年，他用于子女的教育支出就达1632镑。同时，他在购置和修缮达温庄园时，也花去了不小的费用。还有他接连不断的医药费、科学研究费，以及庄园繁杂的日常支出。因此晚年的达尔文的生活并不十分富足。但是，他还是宁愿自己节省，也要多次资助其他科学家或科学活动。
——动物学家弗里茨·马勒在巴西森林的一次考察中遇到洪水，他立即资助了这位“观察大师”，为他购置了在洪水中损失掉全部书籍和仪器；
——一次，他获悉农学家托尔比在培育马铃薯过程中遇到了资金的困难，他又慷慨解囊，同几个朋友一道捐助了一笔钱，以便使他的实验进行下去；
——他还向伦敦出版商默瑞提供了5000镑，使其用来翻译和出版世界名，然后又买来许多，分赠给他所在的各个科学研究学会的图书馆……
面对达尔文恳求和真诚的目光，胡可很受感动，他想了想，说：“1840年出版的《英国皇家植物园名称索引》，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每个研究机构都认为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但是这部书出版至今，人们新发现的种属几乎增加了一倍，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或研究机构的需要。因此，皇家植物园打算在原有基础上对该书进行重新编写和出版。不知您对这部书是否有兴趣？”
“有兴趣，太有兴趣了！”他兴奋起来，“这些年的研究，我也在这部书中得到了不少的启迪和收益，重新编写和出版的确是植物界的一件大事。那么就让我用资助的方式协助这项工作吧！我先付250镑编辑费，以后我将陆续支付所需费用，您看好吗？”
“好吧，达尔文先生，让我代表英国皇家植物园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吧！”
后来，这部在达尔文资助下顺利编写并出版的书，被命名为《达尔文植物名称索引》。
前来祝寿的客人陆续多了起来，往日清静地达温庄园渐渐热闹起来。在这个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的日子里，达尔文高高兴兴度过了自己的70岁生日。然而，生命留给他的日子实在是不多了。
“恭喜你这个老寿星！”
还没走下马车，胡克便朝着站在门廊台阶上的达尔文高喊着。1879年2月12日，在达温庄园刚刚修饰一新的住宅里，达尔文迎接了专程从伦敦赶来祝寿的老朋友。这天是他70岁生日，为此，他远在外地的孩子们也都赶了回来。
胡克是他家的常客。在达尔文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胡克经常从伦敦来到这里看望他，并经常在此居住，有时竟能连续一周同他讨论问题。在这个的不同寻常的日子里，胡克又是前来祝寿的第一个客人。
在一楼客厅的一角，摆放着一盆开得正艳的杜鹃花，这是法朗士为父亲生日刚刚从温室里捧出来的。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位结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开始亲切攀谈。
“真没想到，我这片枯萎的叶子，竟能活到70岁！”他同胡克无话不谈。
“您不是枯叶，而是老根，您不仅能发芽，还能攀援呢！”几年来，达尔文出版的植物学著作胡克都认真地拜读了，这让他对始终处于病痛之中但却研究不止、写作不止的达尔文非常敬佩。
“如果我还能多活几年的话，我也许还能完成我对蚯蚓的研究——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实在让我着迷。不过，那将是我最后的著作了，因为我的眼睛已不那么好使了，手也时常抖动，我实在是顶不住岁月的风寒了。”
“我们都一样，别忘了我也是62岁的老人了。生命留给我们对时间也许不多了，但从您身上，我却知道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怎样做。您忘了去年季米里亚捷夫在俄国的公开演讲吗？他称您是科学家的典范呢！”
“我的胡克，您过奖了——您的话真让我惭愧和不安。其实，我又做了些什么呢？只不过是摆弄一些花草鸟虫，做一些我能感到乐趣的小事罢了。”他腼腆起来，他历来都认为自己多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两年前——他68岁生日的时候，他收到了两个装订得非常精美、雅致的相册，它们分别装有150位德国著名科学家和17名荷兰著名科学家的照片——这些著名科学家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他表达了衷心的生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对于这份礼物，他感到异常高兴和自豪，同时又在回信中表达了他一贯的谦虚：
我很清楚，要是没有为数众多的可敬的观察家已辛勤搜集到的丰富资料，我的著作便根本不可能写成，即使写成了，也不会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任何印象。所以我认为，我的荣誉应归于他们。我想，每一个科学之作者都会偶尔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会怀疑自己在已发表的那些著作上所花的精力是否值得。不过，在我此后的有生之年，每当我需要振奋地时候，我将凝视在科学领域中我那些卓越的合作者的照片，我将把他们的同情铭记在心。
这时，达尔文的次子乔治和法朗士走进客厅，岔开了两位老人的话题——他们为客人和父亲端来了咖啡。
喝了一口咖啡，胡可有些顽皮地说：“我的老朋友，您不想知道我今天给您带来了什么生日礼物？”
“太想知道了。不过，我真的猜不出那将是什么让我高兴且难忘的东西。”
胡克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了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里面装着意大利都灵皇家科学院授予达尔文的比例萨奖的奖章和奖金。
接过小盒子，他异常兴奋：“我真的没想到是这个东西。我对此荣誉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
尽管在晚年，他获得过数不胜数的荣誉——1864年，他获得被称为英国科学家最高荣誉的科普利奖章；1867年获普鲁士功勋骑士勋章；1868年被德国波恩大学授予医学外科博士学位；1875年被荷兰莱顿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877年被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世界各国五十多个科学机构的名誉院士、外国院士、通讯院士以及名誉会员称号。但只有这个荣誉才让他感到最有意义也最难忘——这不仅因为他在70岁生日时得到了这枚奖章，更重要的是，这枚奖章本身就意味着他的学说和理论已经被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的认可和赞同。
“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每次见到达尔文，胡可都要关切地询问他的下步计划和研究项目。
“除了我计划进行的蚯蚓的研究之外，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在我不多的生命里，我能为别人做些什么。比如说，我想在今后的有生之年里，每年捐献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用来协助或推进对植物学有实际用处的一项或几项研究，因为对科学的研究和探索，仅凭你我，仅凭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况且，我们都已到了风烛残年。因此，”他端起了杯子，“我必须尽我的所能让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实现他们的愿望，进而让更多的有益成果服务于人类！”
一口气表达完他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他似乎轻松了许多。他停了一下，用恳切的目光望着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现任英国皇家植物园主任的胡克：“请告诉我，那些项目需要资助？”
胡可了解这位七旬老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更清楚他的经济状况——达尔文的晚年，基本上以稿费和版税收入维持生活和研究活动，但它们并不可观。他一生所出版的著述的稿费和版税业只有两三万镑。尽管1848年老达尔文逝世时，他继承了父亲10万镑遗产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7个子女都受到了高等教育，所以子女的教育费占去了他经济支出的绝大部分。据统计，仅1861年一年，他用于子女的教育支出就达1632镑。同时，他在购置和修缮达温庄园时，也花去了不小的费用。还有他接连不断的医药费、科学研究费，以及庄园繁杂的日常支出。因此晚年的达尔文的生活并不十分富足。但是，他还是宁愿自己节省，也要多次资助其他科学家或科学活动。
——动物学家弗里茨·马勒在巴西森林的一次考察中遇到洪水，他立即资助了这位“观察大师”，为他购置了在洪水中损失掉全部书籍和仪器；
——一次，他获悉农学家托尔比在培育马铃薯过程中遇到了资金的困难，他又慷慨解囊，同几个朋友一道捐助了一笔钱，以便使他的实验进行下去；
——他还向伦敦出版商默瑞提供了5000镑，使其用来翻译和出版世界名，然后又买来许多，分赠给他所在的各个科学研究学会的图书馆……
面对达尔文恳求和真诚的目光，胡可很受感动，他想了想，说：“1840年出版的《英国皇家植物园名称索引》，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每个研究机构都认为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但是这部书出版至今，人们新发现的种属几乎增加了一倍，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或研究机构的需要。因此，皇家植物园打算在原有基础上对该书进行重新编写和出版。不知您对这部书是否有兴趣？”
“有兴趣，太有兴趣了！”他兴奋起来，“这些年的研究，我也在这部书中得到了不少的启迪和收益，重新编写和出版的确是植物界的一件大事。那么就让我用资助的方式协助这项工作吧！我先付250镑编辑费，以后我将陆续支付所需费用，您看好吗？”
“好吧，达尔文先生，让我代表英国皇家植物园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吧！”
后来，这部在达尔文资助下顺利编写并出版的书，被命名为《达尔文植物名称索引》。
前来祝寿的客人陆续多了起来，往日清静地达温庄园渐渐热闹起来。在这个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的日子里，达尔文高高兴兴度过了自己的70岁生日。然而，生命留给他的日子实在是不多了。
六、
走过70年岁月风霜的达尔文，已经老态龙钟了。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他已到了风烛残年。
1881年初，他的心脏病愈加严重——时常感到心区疼痛、胸闷和气短。7月，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我不能去散步，一切都使我疲惫不堪，即使观赏风景也是如此……我将怎样利用这有生之年呢？我愿周围的人都幸福，但生活对我已经变得异常艰难了。”
这年8月，他最后一部著作《植物壤土和蚯蚓》出版之后，他再也无力工作了，每天更多的时间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小憩或载书房里看书。
12月13日，他的心脏病猝发。从此，他的心区疼痛更加频繁和剧烈，心动过速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从那时起，妻子爱玛，儿女们和克拉克医生便严格限定了他的活动范围——他被命令只能躺在床上休息或看书，偶尔也会被允许走上三楼那间顶部生长着一层攀援植物的阳台晒晒太阳。
经过克拉克博士——这位多年来一直给予他精心治疗的医生的努力，加上爱玛的入微护理，进入1882年3月之后，他的病情又有好转。但是，他已经不能前往伦敦参加学术会议了，每年一度的论文只得由法朗士带为宣读。在3月6日和16日的两次学术讨论会上，由发廊时代读的论文分别是《碳酸铵对叶绿素的作用》和《碳酸铵对几种植物根部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无数双关注的目光和安慰的大手投向这位重病中的老人，他们都热切地希望他能像以往一样重新站起——每天，无数封信件飞往达温庄园，那些或长或短的文字向他表示了由衷的祝愿，其中，胡可的信件最为频繁。人们的关心和自身的勇气又把他死神的手中拉了回来。3月27日，他给老朋友、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亲爱的赫胥黎：
您那封极其极其亲切的信对我确实一剂强心剂。今天，我觉得比过去的三个星期要好一些，而且现在我也没感到任何疼痛。您的计划看来非常好，所以，如果我的健康大大好转的话，我将会谈到它。卡拉克医生对我无比亲切，请他再来一次就好了，但使他太忙了。
亲爱的老朋友，请您再一次接受我诚挚的谢意吧。我诚恳地希望，世界再多一些像您这样的“自动物”就好了。
您永远的达尔文
这时的达温庄园早已是春意盎然了、春光遍地了——如茵的绿草覆盖了一望无际的草场，草丛之间还开着各色玲珑的小花；那座三层小楼后的青藤开始向上攀援，差不多遮掩了一楼的窗户；菜畦里的各种蔬菜生机勃勃地生长着，并泛起一片幼嫩的绿雾；果园里蜂鸣蝶舞，树枝头的各色花朵正开得斑斓耀眼；方圆7000平方米的树林里枝繁叶茂，绿雾蒙蒙，小鸟在其间追逐、鸣叫……
窗外蓬勃的绿色再次激动着达尔文的心，他真想再次回到那些茂密的植物中间，同它们一道沐浴春天的阳光。尽管在他的卧室、餐厅和会客厅里摆满了各类花卉和果木，而且它们也已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在它们的枝叶上，他看不到春天的全部，而只有置身于大自然的绿色之中，他才会感到真实和自由自在。
这天是4月17日，天空格外晴朗，阳光格外明媚。早晨，在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的达尔文，感到精神饱满，全身轻松——三个多月以来，一直持续的心痛销声匿迹了，头晕、眩晕、胃部不适的症状也无影无踪了。
我的病已经好了——他像孩子一样敏捷地从床上爬起，瞧着身旁的妻子说：“爱玛，您瞧我的身体今天有多棒！”
“我知道您的主意——你就是想到外面散步去。卡拉克医生说过，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休息。你安心地呆在那里，哪也不要去。听到了吗？我的达尔文。”
他默默不语，但却固执地下了床，趴在窗台上眯起眼睛向花园和果园张望，好像要在那里发现什么新植物。
在爱玛面前，他总像一个愧疚和顺从的孩子——结成夫妻的43年来，爱玛为了他的身体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同情，耐心，安慰和鼓励。如果没有爱玛的精心照料，他的生命也许早就结束了。1876年，他在《回忆录》里向他的子女们深情地写道：
“你们大家都清楚你们的母亲……她从来都是你们慈爱的母亲。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而且我可以断定，在我整个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讲一句我不愿听的话。她总是对我表示最亲切的同情，时常以极大的耐心来听取我由于病痛和不舒服而发出的苦诉……她是我一生中最聪明的顾问和愉快的安慰者，要是没有她，我就会在漫长的岁月里，孤单一人，成为一个悲惨的病夫。”
鸟儿仍在窗外不停地鸣叫着——一会飞到草地上争抢鸡群的粮食，一会落在游廊上清理羽毛，一会又在树枝间追逐、嬉戏；鸽哨也在天空中回响——一群洁白的鸽子从鸽房飞起，在蓝天上划过几道弧线，又在鸽房栖落，然后再飞起……几条猎犬正在牧场的牛群间追逐，时而发出几声吠声……
“爱玛，我们出去散步吧，今天的阳光多好，难道你不想出去走走吗？”
“那么……”爱玛有些犹豫，但她又不忍心扫丈夫的兴致。四十多年来，她把丈夫的幸福当成了自己的幸福，把他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痛苦。“如果你真的认为身体可以的话，也只能在花园里坐上一小会儿。”
得到妻子的允许，他的脸上立即绽放出孩子般灿烂的微笑。他抓起拐杖，兴高采烈地走出房门。
他们缓缓地向前走着，紧紧地相互搀扶着——他们穿行在花园里，那里正开着五颜六色、芳香扑鼻的花卉。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边走边用手轻拂路边的花枝，时而采摘几枝攥在手里，时而又放开嗓子向远处的牛群和马群吆喝几声。
1842年，他们搬进达温庄园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破乱不堪——那座正方形的砖楼年久失修，顶层常受雨水侵淫，屋漏梁朽；周围生长着杂草和没有修剪的树木。一眼望去，这里空旷无际，好像一片废墟。他先是雇工维修，扩建楼房；然后又指挥铺设人行道路，开辟菜园、果园，建造四周围墙，花园、游廊、牛栏、马棚、鸡舍、鸽房以及一个漂亮的网球场，也都是他亲自设计并监督施工的。经过四十多年不间断的修缮、扩建，现在的达温庄园已经颇具规模，占地面积已达23英亩。
“你还记得当初花园的样子吗？”爱玛说。
“怎么不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花园里哪有这么多花？四周也没有围墙，在小路上就可以看到整个花园，它无遮无拦，荒凉，孤零，颓败……”他对四十多年前这座庄园的一切记忆犹新，“可现在，这里真是个大花园了！”
“我们都老了，将来，我们有一天死去了，我真想就葬在这里……”爱玛有些伤感。
“你想到哪去了？我的爱玛，现在我们不是好好的吗？说这话真让人扫兴。”
“好，好，我不说了……”爱玛立即打住了话题。多年以来，面对重病缠身的丈夫，她总是想提醒丈夫能够在头脑清晰时尽早安排后事，但每一次提起，都被丈夫把话岔开了。因此，直到逝世，达尔文也没有留下关于安葬地的任何遗嘱。
正在这时，随着一串清脆的呼喊声，他们还不满6岁的孙子伯纳德张着一双小手，飞快地跑向祖父和祖母，他的父亲法朗士紧跟着走了过来。
“您该休息了……”小伯纳德亲昵地牵着祖父母的手。
“我的小杜巴，”达尔文亲切地唤着孙子的乳名，“你说的对，休息，休息！”
小杜巴降生以后，常年居住在达温庄园。这个既懂事又聪明的小家伙，为达尔文的晚年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阳光更加温暖了。达尔文牵着孙子的小手，在爱玛和法郎士的伴随下，走向不远处的一排涂着乳白色油漆的游廊。游廊下，常年放着一把藤椅，那是达尔文晚年室外休息最常坐的地方。
坐在藤椅上，看着跑前跑后的孙子，沐浴着清晨温暖的阳光，他的心情格外舒畅和惬意。
这一天，爱玛在日记中写道：“天气晴好，他做了一些轻微的工作，两次在户外，即在花园散步。”
这天晚上，风清月明，庄园一片宁静。
7点半左右，他在餐厅愉快地与爱玛、四女伊丽莎白、三子法郎士和幼孙伯纳德一道进餐。他的晚餐一贯简单，这天照例是一些茶点，一个鸡蛋和一小块烤牛肉。
8点半，他照例与爱玛在客厅下棋，时而响起天真的笑声传遍整个楼房。
9点半，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爱玛弹钢琴，曲子是他最喜欢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伴随着优美而熟悉的旋律，他时而打着节拍，时而轻声哼唱。
10点左右，在爱玛的搀扶下，他离开客厅去卧室；
10点半，他安然入睡……
这一天，他的活动像以往一样那么有规律，身体状况也很正常。可是，到了半夜——大约11点半左右，他却在心区剧烈的疼痛中醒来，他的手用力按在前胸，呼吸困难，四肢无力。他没有叫醒身边的爱玛，而是艰难地走下床。然而，没等他端起桌上的一杯水，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待他苏醒时，他已经躺在床上了，爱玛坐在床边忧伤地落泪，子女们慌乱得手忙脚乱。
他已经感到了死神正在向他缓缓逼进。
“我一点也不怕死……”他深情且眷恋地望着爱玛，混浊的目光中流露出感激之情：“只要一有病，就受到她的服侍……”
他还想说什么，但疲惫的喘息却让他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艰难地说道：“告诉孩子们，他们一向对我很友善……”还没等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昏迷过去。
18日，太阳升起来了，然而，他却没有苏醒。
19日，下午4点左右，他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昏迷之后，永远地睡去了，终年73岁。
走过70年岁月风霜的达尔文，已经老态龙钟了。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他已到了风烛残年。
1881年初，他的心脏病愈加严重——时常感到心区疼痛、胸闷和气短。7月，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我不能去散步，一切都使我疲惫不堪，即使观赏风景也是如此……我将怎样利用这有生之年呢？我愿周围的人都幸福，但生活对我已经变得异常艰难了。”
这年8月，他最后一部著作《植物壤土和蚯蚓》出版之后，他再也无力工作了，每天更多的时间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小憩或载书房里看书。
12月13日，他的心脏病猝发。从此，他的心区疼痛更加频繁和剧烈，心动过速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从那时起，妻子爱玛，儿女们和克拉克医生便严格限定了他的活动范围——他被命令只能躺在床上休息或看书，偶尔也会被允许走上三楼那间顶部生长着一层攀援植物的阳台晒晒太阳。
经过克拉克博士——这位多年来一直给予他精心治疗的医生的努力，加上爱玛的入微护理，进入1882年3月之后，他的病情又有好转。但是，他已经不能前往伦敦参加学术会议了，每年一度的论文只得由法朗士带为宣读。在3月6日和16日的两次学术讨论会上，由发廊时代读的论文分别是《碳酸铵对叶绿素的作用》和《碳酸铵对几种植物根部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无数双关注的目光和安慰的大手投向这位重病中的老人，他们都热切地希望他能像以往一样重新站起——每天，无数封信件飞往达温庄园，那些或长或短的文字向他表示了由衷的祝愿，其中，胡可的信件最为频繁。人们的关心和自身的勇气又把他死神的手中拉了回来。3月27日，他给老朋友、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亲爱的赫胥黎：
您那封极其极其亲切的信对我确实一剂强心剂。今天，我觉得比过去的三个星期要好一些，而且现在我也没感到任何疼痛。您的计划看来非常好，所以，如果我的健康大大好转的话，我将会谈到它。卡拉克医生对我无比亲切，请他再来一次就好了，但使他太忙了。
亲爱的老朋友，请您再一次接受我诚挚的谢意吧。我诚恳地希望，世界再多一些像您这样的“自动物”就好了。
您永远的达尔文
这时的达温庄园早已是春意盎然了、春光遍地了——如茵的绿草覆盖了一望无际的草场，草丛之间还开着各色玲珑的小花；那座三层小楼后的青藤开始向上攀援，差不多遮掩了一楼的窗户；菜畦里的各种蔬菜生机勃勃地生长着，并泛起一片幼嫩的绿雾；果园里蜂鸣蝶舞，树枝头的各色花朵正开得斑斓耀眼；方圆7000平方米的树林里枝繁叶茂，绿雾蒙蒙，小鸟在其间追逐、鸣叫……
窗外蓬勃的绿色再次激动着达尔文的心，他真想再次回到那些茂密的植物中间，同它们一道沐浴春天的阳光。尽管在他的卧室、餐厅和会客厅里摆满了各类花卉和果木，而且它们也已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在它们的枝叶上，他看不到春天的全部，而只有置身于大自然的绿色之中，他才会感到真实和自由自在。
这天是4月17日，天空格外晴朗，阳光格外明媚。早晨，在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的达尔文，感到精神饱满，全身轻松——三个多月以来，一直持续的心痛销声匿迹了，头晕、眩晕、胃部不适的症状也无影无踪了。
我的病已经好了——他像孩子一样敏捷地从床上爬起，瞧着身旁的妻子说：“爱玛，您瞧我的身体今天有多棒！”
“我知道您的主意——你就是想到外面散步去。卡拉克医生说过，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休息。你安心地呆在那里，哪也不要去。听到了吗？我的达尔文。”
他默默不语，但却固执地下了床，趴在窗台上眯起眼睛向花园和果园张望，好像要在那里发现什么新植物。
在爱玛面前，他总像一个愧疚和顺从的孩子——结成夫妻的43年来，爱玛为了他的身体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同情，耐心，安慰和鼓励。如果没有爱玛的精心照料，他的生命也许早就结束了。1876年，他在《回忆录》里向他的子女们深情地写道：
“你们大家都清楚你们的母亲……她从来都是你们慈爱的母亲。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而且我可以断定，在我整个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讲一句我不愿听的话。她总是对我表示最亲切的同情，时常以极大的耐心来听取我由于病痛和不舒服而发出的苦诉……她是我一生中最聪明的顾问和愉快的安慰者，要是没有她，我就会在漫长的岁月里，孤单一人，成为一个悲惨的病夫。”
鸟儿仍在窗外不停地鸣叫着——一会飞到草地上争抢鸡群的粮食，一会落在游廊上清理羽毛，一会又在树枝间追逐、嬉戏；鸽哨也在天空中回响——一群洁白的鸽子从鸽房飞起，在蓝天上划过几道弧线，又在鸽房栖落，然后再飞起……几条猎犬正在牧场的牛群间追逐，时而发出几声吠声……
“爱玛，我们出去散步吧，今天的阳光多好，难道你不想出去走走吗？”
“那么……”爱玛有些犹豫，但她又不忍心扫丈夫的兴致。四十多年来，她把丈夫的幸福当成了自己的幸福，把他的痛苦当成了自己的痛苦。“如果你真的认为身体可以的话，也只能在花园里坐上一小会儿。”
得到妻子的允许，他的脸上立即绽放出孩子般灿烂的微笑。他抓起拐杖，兴高采烈地走出房门。
他们缓缓地向前走着，紧紧地相互搀扶着——他们穿行在花园里，那里正开着五颜六色、芳香扑鼻的花卉。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边走边用手轻拂路边的花枝，时而采摘几枝攥在手里，时而又放开嗓子向远处的牛群和马群吆喝几声。
1842年，他们搬进达温庄园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破乱不堪——那座正方形的砖楼年久失修，顶层常受雨水侵淫，屋漏梁朽；周围生长着杂草和没有修剪的树木。一眼望去，这里空旷无际，好像一片废墟。他先是雇工维修，扩建楼房；然后又指挥铺设人行道路，开辟菜园、果园，建造四周围墙，花园、游廊、牛栏、马棚、鸡舍、鸽房以及一个漂亮的网球场，也都是他亲自设计并监督施工的。经过四十多年不间断的修缮、扩建，现在的达温庄园已经颇具规模，占地面积已达23英亩。
“你还记得当初花园的样子吗？”爱玛说。
“怎么不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花园里哪有这么多花？四周也没有围墙，在小路上就可以看到整个花园，它无遮无拦，荒凉，孤零，颓败……”他对四十多年前这座庄园的一切记忆犹新，“可现在，这里真是个大花园了！”
“我们都老了，将来，我们有一天死去了，我真想就葬在这里……”爱玛有些伤感。
“你想到哪去了？我的爱玛，现在我们不是好好的吗？说这话真让人扫兴。”
“好，好，我不说了……”爱玛立即打住了话题。多年以来，面对重病缠身的丈夫，她总是想提醒丈夫能够在头脑清晰时尽早安排后事，但每一次提起，都被丈夫把话岔开了。因此，直到逝世，达尔文也没有留下关于安葬地的任何遗嘱。
正在这时，随着一串清脆的呼喊声，他们还不满6岁的孙子伯纳德张着一双小手，飞快地跑向祖父和祖母，他的父亲法朗士紧跟着走了过来。
“您该休息了……”小伯纳德亲昵地牵着祖父母的手。
“我的小杜巴，”达尔文亲切地唤着孙子的乳名，“你说的对，休息，休息！”
小杜巴降生以后，常年居住在达温庄园。这个既懂事又聪明的小家伙，为达尔文的晚年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阳光更加温暖了。达尔文牵着孙子的小手，在爱玛和法郎士的伴随下，走向不远处的一排涂着乳白色油漆的游廊。游廊下，常年放着一把藤椅，那是达尔文晚年室外休息最常坐的地方。
坐在藤椅上，看着跑前跑后的孙子，沐浴着清晨温暖的阳光，他的心情格外舒畅和惬意。
这一天，爱玛在日记中写道：“天气晴好，他做了一些轻微的工作，两次在户外，即在花园散步。”
这天晚上，风清月明，庄园一片宁静。
7点半左右，他在餐厅愉快地与爱玛、四女伊丽莎白、三子法郎士和幼孙伯纳德一道进餐。他的晚餐一贯简单，这天照例是一些茶点，一个鸡蛋和一小块烤牛肉。
8点半，他照例与爱玛在客厅下棋，时而响起天真的笑声传遍整个楼房。
9点半，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爱玛弹钢琴，曲子是他最喜欢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伴随着优美而熟悉的旋律，他时而打着节拍，时而轻声哼唱。
10点左右，在爱玛的搀扶下，他离开客厅去卧室；
10点半，他安然入睡……
这一天，他的活动像以往一样那么有规律，身体状况也很正常。可是，到了半夜——大约11点半左右，他却在心区剧烈的疼痛中醒来，他的手用力按在前胸，呼吸困难，四肢无力。他没有叫醒身边的爱玛，而是艰难地走下床。然而，没等他端起桌上的一杯水，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待他苏醒时，他已经躺在床上了，爱玛坐在床边忧伤地落泪，子女们慌乱得手忙脚乱。
他已经感到了死神正在向他缓缓逼进。
“我一点也不怕死……”他深情且眷恋地望着爱玛，混浊的目光中流露出感激之情：“只要一有病，就受到她的服侍……”
他还想说什么，但疲惫的喘息却让他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艰难地说道：“告诉孩子们，他们一向对我很友善……”还没等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昏迷过去。
18日，太阳升起来了，然而，他却没有苏醒。
19日，下午4点左右，他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昏迷之后，永远地睡去了，终年73岁。
七、
“父亲今晨病逝，速归。”4月19日早晨，法郎士急匆匆乘马车赶到4英里之外的奥宾顿火车站，分别向南安普顿、剑桥、伦敦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报；同时，他也将这一噩耗告诉了达尔文的许多老朋友。当晚，达尔文的长子威廉，次子乔治，四子伦纳德，五子贺拉斯以及三女爱玛分别赶回达温庄园——多年以来兄弟姐妹7人少有的一次团聚，竟是在失去父亲的时候。在父亲的遗体前，他们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当晚，明亮的火油灯把客厅照得通明。子女们围坐在一起，陪伴着母亲。
爱玛望着挂在墙壁上达尔文的照片，悲痛万分。许久，她才振了振精神，悲伤地说：“我的孩子们，现在该是你们为你们的父亲选择他永久住处的时候了……”
子女们听罢，又是一阵抽泣。
爱玛深情地环视着孩子们：“你们的父亲在这里生活了整整40年，他爱这里的一切。他虽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我想他的心永远都爱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他安葬在达温庄园的墓地里——那里已经安葬了他的哥哥……”
子女们还在落泪。
“我已经74岁了，也许还能活上几年。如果是这样，我还能在这里陪伴他……”爱玛边擦拭眼泪边说。
孩子们爱他们的父亲，更爱他们的母亲。对于母亲的这个提议，没有谁有异议——他们默默地点着头，一致同意将父亲安葬在达温庄园。
可是，正当全家准备安葬达尔文的时候，在伦敦，在约翰·卢伯克爵士的积极倡导下，一封简短的交由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西敏寺）主教的信件，在20名国会议员亲笔签名之后发出。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主教阁下：
请恕我等冒昧呈词。本国杰出人士达尔文先生逝世后，理应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此举实为本国各阶层及大多数民众和舆论所赞同。
万望俯允为幸。
1882年4月21日于下议院
当时，威斯敏斯特教堂主教布雷德尔博士正在国外，当得知这封信的内容时，立即拍回电报，对信中所提建议表示了热诚的赞同，并为不能参加葬礼表示遗憾：
“遵照办理，恕余缺席。”
4天之后——4月25日，积极倡导此事的卢伯克爵士又亲笔致信达尔文的长子威廉：
亲爱的威廉·爱拉士姆·达尔文先生：
我完全同情你们的感情。我个人也非常希望令尊长眠于达温，使他常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人们非常清楚，发起这件事的人不是你们。而且，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把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显然是正确的。如能允许我亲自伴送我尊敬的导师去墓地安葬，将是我最大的荣耀。
面对20名国会议员的好意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主教的支持，达尔文全家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想法，接受国家给与已故科学家的最高荣耀。
威斯敏斯特教堂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的北岸，是英国最壮丽的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它结构宏伟，装饰华丽，双塔嵯峨高耸，柱廊恢宏凝重，拱门镂刻优美，屏饰装潢精致。它始建于7世纪，从11世纪胜利王威廉开始（13岁被谋杀的爱德华七世除外），历代英王的加冕登基仪式均在这里举行，而且他们也被安葬在寺内。除了众多英王的墓室之外，这里还专为英国各界杰出人物划出了一席之地。在耳堂南翼的诗人角，荟萃了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莎士比亚、密尔顿、阿迪生等人都静静地长眠于此。
1882年4月26日，这里又迎来了一位享有盛誉的科学家。
上午11时，以威廉为首的31名亲属和108位来宾悲痛而庄重地来到西敏寺墓地。在史学家乔治牧师的主持下，人们向达尔文的灵柩肃立默哀；之后，琴师兼作曲家约翰演奏了颂歌：“快乐——属于找到真知识的人，属于火的理解力的人……”
12时，大笨钟敲响了深沉而铿锵的报时声。伴随着钟声，人们将达尔文的灵柩缓缓送入墓穴。扶柩者有10人，左侧是赫胥黎、美国驻英国公使洛厄尔、剑桥大学校长德文郡公爵和华莱士；右侧是圣玛格丽特教区长法勒教师、霍克、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威廉，德比伯爵和阿盖伯爵。
达尔文的墓地设在墓区的东北角，与英国最伟大的两位科学家——经典力学之父牛顿、电磁感应发明者法拉第的墓穴并列。他将永远于英国历代君主和名人长眠于此，供后人瞻仰、缅怀和凭吊……
参考文献：
1、《达尔文传》
〔俄〕A·涅克拉索夫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1995年第三次印刷
2、《达尔文回忆录》
〔英〕达尔文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4月第一版1998年7月第四次印刷
3、《达尔文》
李尊玉徐自然晓影编著
辽海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4、《达尔文》
〔英〕詹姆士邦廷著王守义张蓉燕译
黑龙江出版社出版1980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5、《达尔文年谱》
周邦立编著
科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6、《达尔文生平》
F·达尔文编
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父亲今晨病逝，速归。”4月19日早晨，法郎士急匆匆乘马车赶到4英里之外的奥宾顿火车站，分别向南安普顿、剑桥、伦敦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报；同时，他也将这一噩耗告诉了达尔文的许多老朋友。当晚，达尔文的长子威廉，次子乔治，四子伦纳德，五子贺拉斯以及三女爱玛分别赶回达温庄园——多年以来兄弟姐妹7人少有的一次团聚，竟是在失去父亲的时候。在父亲的遗体前，他们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当晚，明亮的火油灯把客厅照得通明。子女们围坐在一起，陪伴着母亲。
爱玛望着挂在墙壁上达尔文的照片，悲痛万分。许久，她才振了振精神，悲伤地说：“我的孩子们，现在该是你们为你们的父亲选择他永久住处的时候了……”
子女们听罢，又是一阵抽泣。
爱玛深情地环视着孩子们：“你们的父亲在这里生活了整整40年，他爱这里的一切。他虽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我想他的心永远都爱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他安葬在达温庄园的墓地里——那里已经安葬了他的哥哥……”
子女们还在落泪。
“我已经74岁了，也许还能活上几年。如果是这样，我还能在这里陪伴他……”爱玛边擦拭眼泪边说。
孩子们爱他们的父亲，更爱他们的母亲。对于母亲的这个提议，没有谁有异议——他们默默地点着头，一致同意将父亲安葬在达温庄园。
可是，正当全家准备安葬达尔文的时候，在伦敦，在约翰·卢伯克爵士的积极倡导下，一封简短的交由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西敏寺）主教的信件，在20名国会议员亲笔签名之后发出。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主教阁下：
请恕我等冒昧呈词。本国杰出人士达尔文先生逝世后，理应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此举实为本国各阶层及大多数民众和舆论所赞同。
万望俯允为幸。
1882年4月21日于下议院
当时，威斯敏斯特教堂主教布雷德尔博士正在国外，当得知这封信的内容时，立即拍回电报，对信中所提建议表示了热诚的赞同，并为不能参加葬礼表示遗憾：
“遵照办理，恕余缺席。”
4天之后——4月25日，积极倡导此事的卢伯克爵士又亲笔致信达尔文的长子威廉：
亲爱的威廉·爱拉士姆·达尔文先生：
我完全同情你们的感情。我个人也非常希望令尊长眠于达温，使他常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人们非常清楚，发起这件事的人不是你们。而且，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把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显然是正确的。如能允许我亲自伴送我尊敬的导师去墓地安葬，将是我最大的荣耀。
面对20名国会议员的好意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主教的支持，达尔文全家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想法，接受国家给与已故科学家的最高荣耀。
威斯敏斯特教堂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的北岸，是英国最壮丽的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它结构宏伟，装饰华丽，双塔嵯峨高耸，柱廊恢宏凝重，拱门镂刻优美，屏饰装潢精致。它始建于7世纪，从11世纪胜利王威廉开始（13岁被谋杀的爱德华七世除外），历代英王的加冕登基仪式均在这里举行，而且他们也被安葬在寺内。除了众多英王的墓室之外，这里还专为英国各界杰出人物划出了一席之地。在耳堂南翼的诗人角，荟萃了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莎士比亚、密尔顿、阿迪生等人都静静地长眠于此。
1882年4月26日，这里又迎来了一位享有盛誉的科学家。
上午11时，以威廉为首的31名亲属和108位来宾悲痛而庄重地来到西敏寺墓地。在史学家乔治牧师的主持下，人们向达尔文的灵柩肃立默哀；之后，琴师兼作曲家约翰演奏了颂歌：“快乐——属于找到真知识的人，属于火的理解力的人……”
12时，大笨钟敲响了深沉而铿锵的报时声。伴随着钟声，人们将达尔文的灵柩缓缓送入墓穴。扶柩者有10人，左侧是赫胥黎、美国驻英国公使洛厄尔、剑桥大学校长德文郡公爵和华莱士；右侧是圣玛格丽特教区长法勒教师、霍克、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威廉，德比伯爵和阿盖伯爵。
达尔文的墓地设在墓区的东北角，与英国最伟大的两位科学家——经典力学之父牛顿、电磁感应发明者法拉第的墓穴并列。他将永远于英国历代君主和名人长眠于此，供后人瞻仰、缅怀和凭吊……
参考文献：
1、《达尔文传》
〔俄〕A·涅克拉索夫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1995年第三次印刷
2、《达尔文回忆录》
〔英〕达尔文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4月第一版1998年7月第四次印刷
3、《达尔文》
李尊玉徐自然晓影编著
辽海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4、《达尔文》
〔英〕詹姆士邦廷著王守义张蓉燕译
黑龙江出版社出版1980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5、《达尔文年谱》
周邦立编著
科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6、《达尔文生平》
F·达尔文编
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