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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出国门 3
2. 岛国新交 8
3. 异国挚友 16
4. 海外游子 18
5. 密林求知 21
6. 机场历险 28
7. 窝心圣诞 33
8. 异国遐逅 35
9. 夜半梦魇 37
10. 善人亨利 38
11. 英伦竞选 45
12. 勇斗“鸠山”50
13. 不如归去 53
一．走出国门
(一)
公元一九七八年秋。四人帮垮台已两年有余。中国政局经历了一番争论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废除阶级斗争之纲，走经济建设，富国强民之路。中国大地出现一派“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大好形势。这年年尾，中国政府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国门，向国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这批学子之中，多为内定人选。当然也有英语基础较好的人员。
为了吸取首批派遣工作的教训，八零年南都飞机制造公司人事部门发出通知，实行公开招聘。择优录取那些英语基础好，专业水平高的人选作为出国留学生预备人员。我的英语起步早，当时的水平应不算差。当我兴冲冲地跑到教育科报名时，遭到该科“老九”科长的讥讽，败兴而归。
（二）
八三年三月初的某天，妻子气喘吁吁地跑来我办公室说：“公司第三批出国人员的选拔考试，星期天在洪中举行。你整天学英语何不去试考一下？”她还告诉我，应考的人员，实际上已由各单位内定好，并已脱产学习过半年。她力主我不妨一试。
当时，她已调入科室，消息自然比我灵通。闻讯后，我立即打电话至人事部一位熟人处了解落实。他说：“是有这回事。不过，人员早报上来了，考场也准备好了。”我问：“有无补救办法？”他说：“如果想考，不妨打个报告，让领导签个名；再由总工程师批个意见。我们给你加个名字。”得仙人指路，茅塞顿开。可巧当天是星期五，全厂干部集中开作业例会。我送入一张字条，让车间技术主任外出一下。不久，他果然出来了，批上字。还告诉我，章总工程师正坐在他隔壁。就这样，或许是神人相佑，或许是机缘凑巧，手续一下就办妥了。记得当时报名如此仓促，连晒洗三张照片的时间都没有。只好从相册里找出三张不同的照片，好歹与主管通融好了。事后，她常与我开玩笑说，有一张蓬头垢面的相片，活像劳改犯。没法交航空部，只好用在准考证上。
（三）
星期天，匆匆进入考场，在最后一个坐位上迎接新的挑战。首考有三个考场，原本有二百人报名。但实际应试的只有100多人。笔试后，择前24名参加口试。本人有幸成为幸存者之一。口试后，刷剩12人，在南昌航院脱产学习一个月。学习工程数学，英语；准备参加航空部的选拔考试。部考于七月三十日在昌航举行，共有工程力学，数学，计算机，政治，英语等五门科目及一篇论文。我又有幸成为八个录取的人员之一。至此，命运突然给我展现了一条坦途。经过13年在芸芸众生中挣扎，总算得到一个超越的机会。我不免踌躇满志。
被录取的8人被称作“1984——1985年航空部出国预备人员”。之所以冠以“预备”二字，是因为能否出国尚需经过国家教委的英语EPT(EnglishProficiencyTest)考试，及格者方有幸走出国门。
为了提高应考者的英语水平，航空部在南京航院举办了一期“出国预备人员英语进修班”。脱产学习一年。由于名额限制，公司规定，只让40岁以上的四名录取人员参加。我和其他三人参加下一年度的学习。
对国内政策多变，已有多年的深刻认识；因此，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四）
84年初，征得领导批准，与教育中心的秦华一道去南航旁听。
当时的南京，春寒料峭，处处冰雪皑皑。下车后，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秦华十分老练。他力主给该校主管教务的领导送礼卖通关节。我书生气十足，认为行贿有损自己的人格。犹豫了半天，但又拿不出高招。只好徨徨然跟在他后头，敲开了教务主任的家门。小陈和他一见如故。送上礼物后，洒脱地大摆家常。然后，在谈笑风生中，缓缓托出了自己的来意。主任面有难色，说前两天刚刚办了退休手续。如今无权处理。说毕，硬要退礼。小陈说什么也不接受，“交个朋友嘛，何必客气！”。说话间，丝毫没有告辞的意思。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知道他必有所谋。果然，他终于亮出了底牌，要主任带我们去新任领导家。请他帮忙安排插班旁听。毕竟是高校的老师出身，心底善良，也缺少心计；主任真的答应明天和教务科长交代，让他帮忙。次日，我们果然走进了进修班。但引起了大龄学生们的反感。他们联合起来向校方投诉。由于这个班是由航空部主办的。由部里管理。所以，科长他们实在无能为力。碍于面子，他们说服我们退出，但同意我们加入他们学校的教师训练班，并给我们在留学生宿舍里安排一间房，与正式进修的同事们为邻。
尽管未能旁听，但天天目睹那批老大哥、老大姐们刻苦学习的艰辛；我们心中颇受感动。
这批人已届中年，重新进行外语学习，十分吃力。事关能否出国的大事，个个思想压力很大。加上“强化训练”的本身因素，个个紧张得连洗身换衣的时间都没有。寝室里一片狼藉，从无人打扫过。走进去真是名符其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每当这批被年轻学生视为“命运宠儿”的大龄“学生”成群结队，蓬头垢面地出现在饭堂时；他们总是头带耳机，身背随身听，心不在焉地与工友招呼着饭菜。然后，要么坐在一隅，胡乱地朝嘴里填充着食物；要么火急火燎地赶回宿舍，扭开收录机，边吃边收听英语磁带。
其中一个某先生，当时已近“知天命”之年。满头白发，仍自强不息。他在上轮EPT考试中，已然败北过一次。航空部念他够为难的，特赦再考一次。大概对自己的听力已完全丧失了信心，所以每次上听力课就中途开溜。跑回宿舍背单词，看书。我们每天去图书馆都能遇上他。秦华把他这一举动视为笑料，总爱迎上去，笑吟吟地问这问那。次数多了，他远远见我们迎面而来，总会慌忙闪避或者掏出个大口罩把半个脸严严地蒙住。
在南京呆了两周，收效不大。两人恋家心切，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了。
回厂后，秦华坚持要同我一起组成学习小组。“我一个人学不进去。”他说。他是那种好动型的人物，需要处身于竞争环境，才有学习动力。他有不竭的物质资源(教材，磁带等)，我有无穷的精神动力。我们团结合作，相得益彰。这段时间的英语进步很大。
犹如体育竞赛，秦华起步早，在开始占绝对优势。渐渐地，他就落后了。每次测试，我的听力和词汇均遥遥领先。
（五）
我们打听到江西师范大学也在举办EPT培训班，而且也有资格进行EPT考试；于是就设法进入了这个班学习。并于六月三十日，与南京的老大哥们在同一时刻，面对同一试卷进行角逐。考试的结果是：南京方面，无一人直接出格(即需经过一定的再培训后才可及格)。一人不及格。南昌方面，我们俩均已出格，且成绩高于南京。对此，公司人事部很有看法。没花钱的好过花大钱的，这现象真叫人难堪。
航空部认可我们的成绩，并通知我们九月初，与他们一道去广州外院进行口语训练。
阔别十四年后，又来到了这块熟悉的土地上。旧地重游，说不出有几多感触。
广州外语学院位于广州北郊，白云山西麓，原中南林学院校址上。当年作学生时，常来这儿会会干越老乡。乘郊区车在荒郊野外转悠半天后才能到达。可如今，街道连绵。昔日，换车中转的三元里村已完全溶入城市中心。但校园面貌依旧。我们的宿舍正好在当年干越老乡所住的教师大楼。四人一间，在学校里应不算差。
这期“出国人员英语进修班”共八个班。同班同学中，既有各机部的出国预备人员，也有社会上的“出国迷”。因水平不一，故成绩参差不齐。每两周进行一次托福考试。老师将成绩以柱状图的形式公布，使每人对自己居什么位置心中有数。这样，在我们刚刚解除了“出国资格”这一思想负担之后，又背上了荣辱的十字架。蒙上苍庇佑，我还从不曾落伍，而且在一次词汇量测试竞赛中，我名列八班之冠。由此名声大噪。连班主任老师都送给我一个“活字典”的外号。
（六）
培训班在八五年一月结束。依依惜别了这些新结识的大龄同学和社会上的俊男俏女们，再一次告别那块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热土准备迎接新的生活的挑战。
四月，接英国使馆通知，我被选作英国皇家学会的技术合作(TC)奖学金候选人之一；赴西安进行英使馆举办的“剑桥英语水平测试”。笔试、口试合格后方完成了出国人员所需要的全部考核。累计起来，三年中共进行了十场大考，无以计数的小考。涉及的考核科目愈十六项。
人事部终于发出通知，我将于七月二十日，作为八五年度公司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赴英国巴斯大学工程系进修。拿起那张机票，掌心里感到格外沉甸甸的。它里边包含了我和我的妻子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它意味着我的人生道路将出现新的转折。同事们、朋友们都朝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企盼已久的七月终于到来了。妻子得到了一个出差的机会。带上女儿，一路旅游，迤逶北上。游杭州，逛上海，闯北京。
七月二十日晚，在机场的入口处，她们眼噙泪花，举手劳劳。送走了相濡以沫的亲人。
1. 走出国门 3
2. 岛国新交 8
3. 异国挚友 16
4. 海外游子 18
5. 密林求知 21
6. 机场历险 28
7. 窝心圣诞 33
8. 异国遐逅 35
9. 夜半梦魇 37
10. 善人亨利 38
11. 英伦竞选 45
12. 勇斗“鸠山”50
13. 不如归去 53
一．走出国门
(一)
公元一九七八年秋。四人帮垮台已两年有余。中国政局经历了一番争论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废除阶级斗争之纲，走经济建设，富国强民之路。中国大地出现一派“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大好形势。这年年尾，中国政府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国门，向国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这批学子之中，多为内定人选。当然也有英语基础较好的人员。
为了吸取首批派遣工作的教训，八零年南都飞机制造公司人事部门发出通知，实行公开招聘。择优录取那些英语基础好，专业水平高的人选作为出国留学生预备人员。我的英语起步早，当时的水平应不算差。当我兴冲冲地跑到教育科报名时，遭到该科“老九”科长的讥讽，败兴而归。
（二）
八三年三月初的某天，妻子气喘吁吁地跑来我办公室说：“公司第三批出国人员的选拔考试，星期天在洪中举行。你整天学英语何不去试考一下？”她还告诉我，应考的人员，实际上已由各单位内定好，并已脱产学习过半年。她力主我不妨一试。
当时，她已调入科室，消息自然比我灵通。闻讯后，我立即打电话至人事部一位熟人处了解落实。他说：“是有这回事。不过，人员早报上来了，考场也准备好了。”我问：“有无补救办法？”他说：“如果想考，不妨打个报告，让领导签个名；再由总工程师批个意见。我们给你加个名字。”得仙人指路，茅塞顿开。可巧当天是星期五，全厂干部集中开作业例会。我送入一张字条，让车间技术主任外出一下。不久，他果然出来了，批上字。还告诉我，章总工程师正坐在他隔壁。就这样，或许是神人相佑，或许是机缘凑巧，手续一下就办妥了。记得当时报名如此仓促，连晒洗三张照片的时间都没有。只好从相册里找出三张不同的照片，好歹与主管通融好了。事后，她常与我开玩笑说，有一张蓬头垢面的相片，活像劳改犯。没法交航空部，只好用在准考证上。
（三）
星期天，匆匆进入考场，在最后一个坐位上迎接新的挑战。首考有三个考场，原本有二百人报名。但实际应试的只有100多人。笔试后，择前24名参加口试。本人有幸成为幸存者之一。口试后，刷剩12人，在南昌航院脱产学习一个月。学习工程数学，英语；准备参加航空部的选拔考试。部考于七月三十日在昌航举行，共有工程力学，数学，计算机，政治，英语等五门科目及一篇论文。我又有幸成为八个录取的人员之一。至此，命运突然给我展现了一条坦途。经过13年在芸芸众生中挣扎，总算得到一个超越的机会。我不免踌躇满志。
被录取的8人被称作“1984——1985年航空部出国预备人员”。之所以冠以“预备”二字，是因为能否出国尚需经过国家教委的英语EPT(EnglishProficiencyTest)考试，及格者方有幸走出国门。
为了提高应考者的英语水平，航空部在南京航院举办了一期“出国预备人员英语进修班”。脱产学习一年。由于名额限制，公司规定，只让40岁以上的四名录取人员参加。我和其他三人参加下一年度的学习。
对国内政策多变，已有多年的深刻认识；因此，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四）
84年初，征得领导批准，与教育中心的秦华一道去南航旁听。
当时的南京，春寒料峭，处处冰雪皑皑。下车后，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秦华十分老练。他力主给该校主管教务的领导送礼卖通关节。我书生气十足，认为行贿有损自己的人格。犹豫了半天，但又拿不出高招。只好徨徨然跟在他后头，敲开了教务主任的家门。小陈和他一见如故。送上礼物后，洒脱地大摆家常。然后，在谈笑风生中，缓缓托出了自己的来意。主任面有难色，说前两天刚刚办了退休手续。如今无权处理。说毕，硬要退礼。小陈说什么也不接受，“交个朋友嘛，何必客气！”。说话间，丝毫没有告辞的意思。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知道他必有所谋。果然，他终于亮出了底牌，要主任带我们去新任领导家。请他帮忙安排插班旁听。毕竟是高校的老师出身，心底善良，也缺少心计；主任真的答应明天和教务科长交代，让他帮忙。次日，我们果然走进了进修班。但引起了大龄学生们的反感。他们联合起来向校方投诉。由于这个班是由航空部主办的。由部里管理。所以，科长他们实在无能为力。碍于面子，他们说服我们退出，但同意我们加入他们学校的教师训练班，并给我们在留学生宿舍里安排一间房，与正式进修的同事们为邻。
尽管未能旁听，但天天目睹那批老大哥、老大姐们刻苦学习的艰辛；我们心中颇受感动。
这批人已届中年，重新进行外语学习，十分吃力。事关能否出国的大事，个个思想压力很大。加上“强化训练”的本身因素，个个紧张得连洗身换衣的时间都没有。寝室里一片狼藉，从无人打扫过。走进去真是名符其实的“一步一个脚印”。每当这批被年轻学生视为“命运宠儿”的大龄“学生”成群结队，蓬头垢面地出现在饭堂时；他们总是头带耳机，身背随身听，心不在焉地与工友招呼着饭菜。然后，要么坐在一隅，胡乱地朝嘴里填充着食物；要么火急火燎地赶回宿舍，扭开收录机，边吃边收听英语磁带。
其中一个某先生，当时已近“知天命”之年。满头白发，仍自强不息。他在上轮EPT考试中，已然败北过一次。航空部念他够为难的，特赦再考一次。大概对自己的听力已完全丧失了信心，所以每次上听力课就中途开溜。跑回宿舍背单词，看书。我们每天去图书馆都能遇上他。秦华把他这一举动视为笑料，总爱迎上去，笑吟吟地问这问那。次数多了，他远远见我们迎面而来，总会慌忙闪避或者掏出个大口罩把半个脸严严地蒙住。
在南京呆了两周，收效不大。两人恋家心切，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了。
回厂后，秦华坚持要同我一起组成学习小组。“我一个人学不进去。”他说。他是那种好动型的人物，需要处身于竞争环境，才有学习动力。他有不竭的物质资源(教材，磁带等)，我有无穷的精神动力。我们团结合作，相得益彰。这段时间的英语进步很大。
犹如体育竞赛，秦华起步早，在开始占绝对优势。渐渐地，他就落后了。每次测试，我的听力和词汇均遥遥领先。
（五）
我们打听到江西师范大学也在举办EPT培训班，而且也有资格进行EPT考试；于是就设法进入了这个班学习。并于六月三十日，与南京的老大哥们在同一时刻，面对同一试卷进行角逐。考试的结果是：南京方面，无一人直接出格(即需经过一定的再培训后才可及格)。一人不及格。南昌方面，我们俩均已出格，且成绩高于南京。对此，公司人事部很有看法。没花钱的好过花大钱的，这现象真叫人难堪。
航空部认可我们的成绩，并通知我们九月初，与他们一道去广州外院进行口语训练。
阔别十四年后，又来到了这块熟悉的土地上。旧地重游，说不出有几多感触。
广州外语学院位于广州北郊，白云山西麓，原中南林学院校址上。当年作学生时，常来这儿会会干越老乡。乘郊区车在荒郊野外转悠半天后才能到达。可如今，街道连绵。昔日，换车中转的三元里村已完全溶入城市中心。但校园面貌依旧。我们的宿舍正好在当年干越老乡所住的教师大楼。四人一间，在学校里应不算差。
这期“出国人员英语进修班”共八个班。同班同学中，既有各机部的出国预备人员，也有社会上的“出国迷”。因水平不一，故成绩参差不齐。每两周进行一次托福考试。老师将成绩以柱状图的形式公布，使每人对自己居什么位置心中有数。这样，在我们刚刚解除了“出国资格”这一思想负担之后，又背上了荣辱的十字架。蒙上苍庇佑，我还从不曾落伍，而且在一次词汇量测试竞赛中，我名列八班之冠。由此名声大噪。连班主任老师都送给我一个“活字典”的外号。
（六）
培训班在八五年一月结束。依依惜别了这些新结识的大龄同学和社会上的俊男俏女们，再一次告别那块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热土准备迎接新的生活的挑战。
四月，接英国使馆通知，我被选作英国皇家学会的技术合作(TC)奖学金候选人之一；赴西安进行英使馆举办的“剑桥英语水平测试”。笔试、口试合格后方完成了出国人员所需要的全部考核。累计起来，三年中共进行了十场大考，无以计数的小考。涉及的考核科目愈十六项。
人事部终于发出通知，我将于七月二十日，作为八五年度公司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赴英国巴斯大学工程系进修。拿起那张机票，掌心里感到格外沉甸甸的。它里边包含了我和我的妻子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它意味着我的人生道路将出现新的转折。同事们、朋友们都朝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企盼已久的七月终于到来了。妻子得到了一个出差的机会。带上女儿，一路旅游，迤逶北上。游杭州，逛上海，闯北京。
七月二十日晚，在机场的入口处，她们眼噙泪花，举手劳劳。送走了相濡以沫的亲人。
二．岛国新交
（一）
飞机在晚上9:30分由首都机场起飞。同机的多是18-19岁的“娃娃”留学生。他们真是命运的宠儿。五岁上学，小学五年，中学四年；粉碎“四人帮”后，大学四年刚毕业就考上研究生并被派往英国留学。在国内过惯了“小皇帝”生活，在国外生活不能自理。与我同行的一位陕西小同学，幼稚到以为出国只要一套西装、两条领带、几件衬衫就万事大吉。没料到：夏天的伦敦，气温不到10度。当我们从皮箱里翻出毛衣、夹克时，他才恍然大悟：在外国，不是只穿西服、打领带就可以了事的！
欧洲是美丽的。还在我们停机苏黎世机场时，目睹停机坪外如诗如画的风景，都不由得惊呆了。天是那么的湛蓝，地是那么的碧绿，山腰上的欧式建筑，黄砖红瓦恰如油画中的特写一样，给人以宁静和深思。周围的可见度之高，直让人如置身于仙境一般，耳目一新，心胸怡然。我暗中不住地赞叹，不住地喝采；但同时又不住地惋惜：这是别人的国家！
（二）
到达伦敦的第三天，使馆给我们发了一些零花钱。我们这才够胆外出。在地铁站要了张免费地图，一路比照着，游览了鸽子广场，大英博物馆和白金汉宫邸外四周。最后到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报了到。接待我的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萨松夫人。她让我先去英格兰东部的海滨城市——罗里奇。在一间贝尔语言学校(BELLSCHOOL)学习八周的口语。
由于缺乏对西方周末的了解，我们星期五就乘客车奔往东安格里亚郡的罗里奇市。暮色苍茫中抵达。迎接我们的是一座冷冷静静的空城。按萨松夫人的安排，在YMCA(青年基督教会)旅店落栈。这是一间主要供失业者或无家可归的鳏寡老人住宿的旅馆。住宿费通常由慈善机构统一结算。对外营业的房价则只有市价的1/3-1/2。即便如此，在我们的眼里，其条件之优越已近乎奢侈了。
灯光下，办妥了入住手续，方感饥肠碌碌。想来，还是早晨在使馆吃的早餐。出门后，转悠了半天，才在一家热狗店吃了几片面包。初次出国，把每个便士看得比车轮还大。没舍得买碗汤喝，更不敢问津那五颜六色的饮料。回到旅店，已感口干。及到半夜，已然渴得两眼发花。旅社没有熟悉的暖瓶，又不敢贸然拧开龙头喝生水。只好叫醒同行的“小陕西”，上街找饮料。走了好几英里，不见有一家店铺开门。后来，循着灯光和嘈杂声才发现一家门窗半开的夜总会。壮着胆，穿过半明半暗的舞厅，来到吧台前。用不标准的英语怯生生地打听“有无饮料出卖？”；侍应生听后惊愕地反问：“Whynot?(干嘛没有呢？)”。我们这才喝下了那瓶度命的甘泉。
（三）
星期一，按原定的行程表安排，在YMCA旁边搭上了去BELL语言学校的校车。车行约一刻钟后，驶入一间其貌不扬的小校舍。这是一间私立语言学校。教职员一起不足十人。该校广纳着英国文化委员会各项奖学金名下的学生。他(她)们多来自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亦有少数欧洲大陆非英语国家。各种肤色的人种都有，活像个小联合国。
其中，以非洲女生最为内向，从不与人答腔。整天用一张白头巾蒙住大半个脸。课间休息则垂首静思，独坐一隅。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心思，掩埋在内心深处。
日本女孩最为多情。她们举止端庄，热情大方。主动与男生亲近。常常用带浓重日语口音的英语自我介绍，然后弓下腰来，机械地把日文客套话“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翻译成“Pleasetakemorecaretomeinourfirstmeeting(在我们的初次相逢中，请多关注我。)”。往往由此招来欧美男生鹰隼般的目光，而自己还不明究竟。
北欧女性最为开放执着。她们大大咧咧地坐在你面前，眸子里燃烧着热情的火焰，灼灼逼人。直让你坐立不安，脸红耳热得低下头来。记得有位挪威女生，曾多次邀我跳舞。因我天生少艺，既不会，也不敢。只好一次次婉拒。她当我不给面子，最后恼羞成怒，大骂我“准是共产党员”。后来，在开学的第一个周末，她就搬入了一个印度男生的宿舍。
（四）
该校的周末“国际日”(InternationalDay)很具特色。每周星期六晚，由某一国家的学生负责，备办些食物，组织一场晚会。介绍本国的风土人情。并以轮流坐庄的形式，让人人参与。
大约在开学的第三周，轮上了“中国日”。在这期学习班中，只有三个中国学生。除我、陕西小研究生外，还有一个中国驻联合国的法语同声译员——刘先生。起先，他出于好意，自告奋勇。说自己常驻外国，攒钱比我们多，由他负责备办食品。并一早就放出风声，宣告将有一顿美味中国菜出台，让同学们激动了好几天。不幸的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以一个很不高明的谎言开溜不来。使我们临时抱佛脚，跑去超市以可乐、薯片充数。亚、非、拉、欧、美的同学大失所望。我们也自觉大跌眼镜。
前文谈及的小研究生为了迎接这次晚会，还特地跑去服装店购买衣服。但挑了半天，价格都无法接受。只好买了两件同色的国产短雨衣，作为夹克的代用品。这晚，他身穿光亮的雨衣，出现在“中国日”晚会上。让人感到十分怪异。
（五）
在罗里奇地区，有许多失业人员，退休老人。离职后，他们失去了丰厚的收入，沦为社会救济金申请者。每周，他(她)们——有些还带上宠物——在社会保险机构(SocialSecurity)窗下排着队，在申请书上打几个勾，申明本周工作时间少于XX小时；即可获得一笔社会救济金。他们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是给语言学校的学生出租房屋，并提供早晚及周末膳食。语言学校的行政部门有他们的名单。挨个安排学生入住。租金不菲。有些幸运儿被分配到少男寡女家里，由此而演绎出不少悲欢离合的罗曼史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太。老头似乎仍在某公司做临时工，据说为清洁工。但他一再向我们表白为维修工。老太太十分热情、和蔼。让人宾至如归。我还有一个房客，叫阿里。是孟加拉国的文化次长。约三十岁左右。肤色棕黑，长相高大英俊。待人极为真诚。使我在异国他乡得一知己。不久，他就坠入了日本小姐真田美子的爱河。为了不使我这位新友寂寞，他和真田企图撮合另一日本小姐同我交往。由于我囿于传统的思维，自恃清高。我们始终只停留在点头哈罗的寒暄礼仪之中。这使我的这位黑人朋友不住地摇头惋惜。
为了打破封建道德观对我的禁锢，给我僵化的思想一次冲击；他们几个孟加拉国的同乡合计了一个圈套，让我上当。
（六）
每逢周末，房东老人就外出旅游。这栋两层楼的房子就成了他们“孟加拉同学会”的天下。他们或者租来录像带集体观看，或者买来各种色情刊物，相互传阅。对这批深受伊斯兰传统文化禁锢的人来说；旅英，确如“鸟飞九天，鱼翔四海”。大有加倍补偿“失去的欢乐”的势头。
几天前，他们就盛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周末聚会(party)，观看录像“圣雄甘地”。我欣然答应了。
星期天，约八点半。黑朋友们陆续汇齐。他们对我这位特约嘉宾个个热情有加。逐一介绍相识后，在底楼客厅坐下。他们先给我传阅杂志。我的天！那裸女的搔首弄姿，那活脱脱的性器官的特写镜头；猛地在我寂静的心田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其来势之凶猛，直教我周身血液沸腾不已。
中国人自小接触的是“性隔离”文化。从未直面这类景象。所以，对“性冲击”的承受能力极低。一旦处身于性环境中，心理防御体系即刻崩溃而不可自制。
就在我心慌意乱之时，他们开始播放录像。
天啦！这哪是什么“圣雄甘地”，分明是不堪入目的性动作片！那男子近疯近狂的动作，那女人欲死欲仙的呻吟，甚或双方那舔犊般的俯首狂吮；让我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只好匆匆告退。身后，只传来穆斯林朋友们发出的格格的笑声….
八周的培训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依依惜别，各自奔向自己专业进修的院校。阿里要去伯明翰，早几天就让那位以身相许的日本小姐哭得双眼红肿，形容憔悴。临别时，她递给他一只自制的心形香袋。让我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贾宝玉香袋定情的情节。想不到中日文化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的目的地是英格兰中西部的历史名城——巴斯。同他们郑重地道了声“拜拜”后，我就踏上了自己的旅程。
（一）
飞机在晚上9:30分由首都机场起飞。同机的多是18-19岁的“娃娃”留学生。他们真是命运的宠儿。五岁上学，小学五年，中学四年；粉碎“四人帮”后，大学四年刚毕业就考上研究生并被派往英国留学。在国内过惯了“小皇帝”生活，在国外生活不能自理。与我同行的一位陕西小同学，幼稚到以为出国只要一套西装、两条领带、几件衬衫就万事大吉。没料到：夏天的伦敦，气温不到10度。当我们从皮箱里翻出毛衣、夹克时，他才恍然大悟：在外国，不是只穿西服、打领带就可以了事的！
欧洲是美丽的。还在我们停机苏黎世机场时，目睹停机坪外如诗如画的风景，都不由得惊呆了。天是那么的湛蓝，地是那么的碧绿，山腰上的欧式建筑，黄砖红瓦恰如油画中的特写一样，给人以宁静和深思。周围的可见度之高，直让人如置身于仙境一般，耳目一新，心胸怡然。我暗中不住地赞叹，不住地喝采；但同时又不住地惋惜：这是别人的国家！
（二）
到达伦敦的第三天，使馆给我们发了一些零花钱。我们这才够胆外出。在地铁站要了张免费地图，一路比照着，游览了鸽子广场，大英博物馆和白金汉宫邸外四周。最后到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报了到。接待我的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萨松夫人。她让我先去英格兰东部的海滨城市——罗里奇。在一间贝尔语言学校(BELLSCHOOL)学习八周的口语。
由于缺乏对西方周末的了解，我们星期五就乘客车奔往东安格里亚郡的罗里奇市。暮色苍茫中抵达。迎接我们的是一座冷冷静静的空城。按萨松夫人的安排，在YMCA(青年基督教会)旅店落栈。这是一间主要供失业者或无家可归的鳏寡老人住宿的旅馆。住宿费通常由慈善机构统一结算。对外营业的房价则只有市价的1/3-1/2。即便如此，在我们的眼里，其条件之优越已近乎奢侈了。
灯光下，办妥了入住手续，方感饥肠碌碌。想来，还是早晨在使馆吃的早餐。出门后，转悠了半天，才在一家热狗店吃了几片面包。初次出国，把每个便士看得比车轮还大。没舍得买碗汤喝，更不敢问津那五颜六色的饮料。回到旅店，已感口干。及到半夜，已然渴得两眼发花。旅社没有熟悉的暖瓶，又不敢贸然拧开龙头喝生水。只好叫醒同行的“小陕西”，上街找饮料。走了好几英里，不见有一家店铺开门。后来，循着灯光和嘈杂声才发现一家门窗半开的夜总会。壮着胆，穿过半明半暗的舞厅，来到吧台前。用不标准的英语怯生生地打听“有无饮料出卖？”；侍应生听后惊愕地反问：“Whynot?(干嘛没有呢？)”。我们这才喝下了那瓶度命的甘泉。
（三）
星期一，按原定的行程表安排，在YMCA旁边搭上了去BELL语言学校的校车。车行约一刻钟后，驶入一间其貌不扬的小校舍。这是一间私立语言学校。教职员一起不足十人。该校广纳着英国文化委员会各项奖学金名下的学生。他(她)们多来自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亦有少数欧洲大陆非英语国家。各种肤色的人种都有，活像个小联合国。
其中，以非洲女生最为内向，从不与人答腔。整天用一张白头巾蒙住大半个脸。课间休息则垂首静思，独坐一隅。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心思，掩埋在内心深处。
日本女孩最为多情。她们举止端庄，热情大方。主动与男生亲近。常常用带浓重日语口音的英语自我介绍，然后弓下腰来，机械地把日文客套话“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翻译成“Pleasetakemorecaretomeinourfirstmeeting(在我们的初次相逢中，请多关注我。)”。往往由此招来欧美男生鹰隼般的目光，而自己还不明究竟。
北欧女性最为开放执着。她们大大咧咧地坐在你面前，眸子里燃烧着热情的火焰，灼灼逼人。直让你坐立不安，脸红耳热得低下头来。记得有位挪威女生，曾多次邀我跳舞。因我天生少艺，既不会，也不敢。只好一次次婉拒。她当我不给面子，最后恼羞成怒，大骂我“准是共产党员”。后来，在开学的第一个周末，她就搬入了一个印度男生的宿舍。
（四）
该校的周末“国际日”(InternationalDay)很具特色。每周星期六晚，由某一国家的学生负责，备办些食物，组织一场晚会。介绍本国的风土人情。并以轮流坐庄的形式，让人人参与。
大约在开学的第三周，轮上了“中国日”。在这期学习班中，只有三个中国学生。除我、陕西小研究生外，还有一个中国驻联合国的法语同声译员——刘先生。起先，他出于好意，自告奋勇。说自己常驻外国，攒钱比我们多，由他负责备办食品。并一早就放出风声，宣告将有一顿美味中国菜出台，让同学们激动了好几天。不幸的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以一个很不高明的谎言开溜不来。使我们临时抱佛脚，跑去超市以可乐、薯片充数。亚、非、拉、欧、美的同学大失所望。我们也自觉大跌眼镜。
前文谈及的小研究生为了迎接这次晚会，还特地跑去服装店购买衣服。但挑了半天，价格都无法接受。只好买了两件同色的国产短雨衣，作为夹克的代用品。这晚，他身穿光亮的雨衣，出现在“中国日”晚会上。让人感到十分怪异。
（五）
在罗里奇地区，有许多失业人员，退休老人。离职后，他们失去了丰厚的收入，沦为社会救济金申请者。每周，他(她)们——有些还带上宠物——在社会保险机构(SocialSecurity)窗下排着队，在申请书上打几个勾，申明本周工作时间少于XX小时；即可获得一笔社会救济金。他们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是给语言学校的学生出租房屋，并提供早晚及周末膳食。语言学校的行政部门有他们的名单。挨个安排学生入住。租金不菲。有些幸运儿被分配到少男寡女家里，由此而演绎出不少悲欢离合的罗曼史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太。老头似乎仍在某公司做临时工，据说为清洁工。但他一再向我们表白为维修工。老太太十分热情、和蔼。让人宾至如归。我还有一个房客，叫阿里。是孟加拉国的文化次长。约三十岁左右。肤色棕黑，长相高大英俊。待人极为真诚。使我在异国他乡得一知己。不久，他就坠入了日本小姐真田美子的爱河。为了不使我这位新友寂寞，他和真田企图撮合另一日本小姐同我交往。由于我囿于传统的思维，自恃清高。我们始终只停留在点头哈罗的寒暄礼仪之中。这使我的这位黑人朋友不住地摇头惋惜。
为了打破封建道德观对我的禁锢，给我僵化的思想一次冲击；他们几个孟加拉国的同乡合计了一个圈套，让我上当。
（六）
每逢周末，房东老人就外出旅游。这栋两层楼的房子就成了他们“孟加拉同学会”的天下。他们或者租来录像带集体观看，或者买来各种色情刊物，相互传阅。对这批深受伊斯兰传统文化禁锢的人来说；旅英，确如“鸟飞九天，鱼翔四海”。大有加倍补偿“失去的欢乐”的势头。
几天前，他们就盛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周末聚会(party)，观看录像“圣雄甘地”。我欣然答应了。
星期天，约八点半。黑朋友们陆续汇齐。他们对我这位特约嘉宾个个热情有加。逐一介绍相识后，在底楼客厅坐下。他们先给我传阅杂志。我的天！那裸女的搔首弄姿，那活脱脱的性器官的特写镜头；猛地在我寂静的心田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其来势之凶猛，直教我周身血液沸腾不已。
中国人自小接触的是“性隔离”文化。从未直面这类景象。所以，对“性冲击”的承受能力极低。一旦处身于性环境中，心理防御体系即刻崩溃而不可自制。
就在我心慌意乱之时，他们开始播放录像。
天啦！这哪是什么“圣雄甘地”，分明是不堪入目的性动作片！那男子近疯近狂的动作，那女人欲死欲仙的呻吟，甚或双方那舔犊般的俯首狂吮；让我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只好匆匆告退。身后，只传来穆斯林朋友们发出的格格的笑声….
八周的培训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依依惜别，各自奔向自己专业进修的院校。阿里要去伯明翰，早几天就让那位以身相许的日本小姐哭得双眼红肿，形容憔悴。临别时，她递给他一只自制的心形香袋。让我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贾宝玉香袋定情的情节。想不到中日文化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的目的地是英格兰中西部的历史名城——巴斯。同他们郑重地道了声“拜拜”后，我就踏上了自己的旅程。
三．异国挚友
（一）
巴斯是一个美丽的山城。位于伦敦西边约40英里处。山峦起伏，树木葱茏。
早在公元1000年，罗马帝国入侵英伦。罗马王在那里发现了温泉。筑池与皇后同浴。故城里有“罗马浴池(RomeBathe)”古迹遗留。俨如我国西安临潼的华清池，一眼蒸汽缭绕的温泉和罗马皇妃的千年浴池（RomeBathe），让巴斯得名并蜚声海内外。成了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
历年位居英国高校榜首，与牛津，剑桥齐名的巴斯大学就坐落在罗马古池东边的山顶上。与国内的高校不同，它的校舍集中在一起，呈全连环封闭状。校舍四周，散布一些学生宿舍。宿舍旁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鸟语啁啾，松鼠纵横。真是一个“山外洞天”，“世外桃源”的好所在！
１９８５年９月16日，我抵达巴斯大学报到。我被校方安排到该校工程系的液压中心进修计算机仿真技术。
与导师面谈过我对自己的研修方向及个人的课题设想后，他把我领到了该中心的研究生办公室。
好家伙！一间约３０平方米大的办公室内，满匝匝地坐了十几个学生。其中光中国留学生就有５个。
面对着这么多的生面生眼，我踞促不安，窘态百出。其它人要么只是礼貌地点点头，要么轻声说句“hello”。
这时，一个中国学生起身离座，来到我身边。他中等个头，皮肤白晰，浓眉大眼配上一头梳理得当的浓发，活脱脱一个英俊潇洒的江浙美男。“我姓方，来自郑州xx船舶研究所。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热情地朝我伸出了双手。之后，他一一介绍了这边的情况，还领我去他宿舍小坐了片刻。我为他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也就是这样，在异国他乡，开始了我们的友谊。由于我的英语和专业基础都比较差，特别是计算机，在国内从不曾摸过；所以，在进修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老方自小在上海学的英语，又是**前的大学生，语言和专业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他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使我很快赶了上来。当时，国内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外汇还十分紧张。公费留学生每月的全部津贴只有２００英镑。尽管，这与我们在原单位的５０几元月薪相比，已是天文数字。但要在国外维持我们这些有头有脸的“中国访问学者”的体面生活，还确非易事。更何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打算：“省下钱来，用足出国免税指标，买回‘八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等）；来犒劳在国内含辛茹苦的妻儿”。就这样，围绕省钱这个大目标，我和挚友老方题写了好多滑稽的故事。至今让我们回忆起来，仍然感慨不已，啼笑皆非。
（二）
85年12月，我在巴斯大学迎来了第一个寒假。因大部分英伦本国及欧洲大陆的学生都要返乡度假，学生宿舍里只剩下一些亚非拉的留学生。为了方便管理，校方规定把散布在校园四周宿舍内的学生集中到一幢宿舍楼WessexHouse。这正是老方目前的住处。他让我把在东林公寓（EastWood）的宿舍退了，直接搬去他处。我们合住。他还地神秘告诉我，“这是一个省钱的机会。”的确，当时学校住宿费很贵，几乎花去我们的一半津贴。而我们又放不下“访问学者”的架子，下山去打黑工洗碗。所以，省钱就成了我们的唯一手段。开学期间，在那么多白人同学的眼皮底下，同学们共房，既不便也不雅。所以，只有把握住假期的机会。
在老方的帮助下，我很快办妥了相关手续。悄悄地搬去了他的住所。成了抵足共眠的挚友。他的友谊也使我得以很快度过出国初期那揪心揪肺般的思乡危机。
记得那年圣诞节前夕，我们一道背起背包，步行下山，去巴斯城内采购蔬菜食品。后他又帮我去几家电器店物色相机。其中有家店铺硬不让我们拿着背包入内。我们只好把买来的菜蔬连同背包一起放在店外。殊不知，等我们看毕相机，走出店外时；背包早已不翼而飞。“真没想到，在英国还有偷菜的！“老方悻悻地说。的确，我们来英国那么久，还从未听说有什么偷盗事情发生过。
那晚看电视，巴斯地方新闻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惊险”的场面。在巴斯火车站的铁桥旁边，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面对着一个怪包如临大敌。从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的镜头中，我们还看到一名排雷专家，冒着生命危险，拿起背包极速地跑到城南的河边进行排雷。在对他的这一壮举感叹之余，我突然发现，这包怎么就这样的眼熟！“啊，那是我的包！”与此同时，旁边的老方也发出了这声惊叫。……
调皮的电视记者还特地播出了排雷英雄手中的特写镜头：那都是一些贴上黄标签（特价处理）的瓜果蔬菜！这一来让千千万万的电视观众忍俊不禁，掩口大笑。我们在心疼那几英镑损失的同时，也为因我们的疏忽，而使这几十名“洋差佬”在冰雪中白忙乎了半天而惴惴不安。
事后，据我们了解：临近圣诞节，有个穷急了的失业汉捡起了电器店前的这个包。指望给期待圣诞礼品的儿女们一个惊喜。在人静处，他迫不及待地拉开背包拉练；结果大失所望。顺手把包扔在路旁。
当时，正值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岛领土争执而开战的期间。英国本土已被各种各样的流言搅得沸沸扬扬，草木皆兵。此时，一则“铁路桥边上发现一个神秘包袱”的报告，自然会引发上面的故事。
（三）
次年暑假，又是出于上述同样的原因，老方搬来了我所在的东林公寓来合住。但与宿舍型的Wessex不同，这边是公寓式的建筑。一幢三层小洋房，进门六户。合用底楼的厨房。除我之外，楼上楼下住的全是印、巴、叙利亚的准黑人同学。真是名符其实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他们见我们合住一房，少见多怪。老是朝我们投来一道道怪异的目光。他们互相之间甚或做出些鬼脸来。面对他们这种怪模怪样的举止，我们百思不解。直到后来与他们混熟了，才坦言相告，原来他们怀疑我们在搞同性恋。但有一点让他们困惑不解的是，在我们两个阳刚气十足的男人身上，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应该充当“female”（女性）角色的人来。听了他们一番恶心的叙说，我们如梦初醒。因为在当时，“同性恋”如同“爱滋病”一样；在西方还是刚刚诞生的新生事物。别说国人，连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都没有这个概念。但他们的这番话，却让我们五内俱焚，时至今日还隐隐感受到它的余痛。我们悲凉地意识到：这就是贫穷给我们带来的悲哀！
86年早春二月，整个英伦三岛天寒地冻。一阵阵呼啸而至的北风，一如小说《呼啸山庄》里所描绘的，仿佛把人们的心窝都吹得透凉。每次外出，都不得不鼓足勇气，方敢开门迈步。可就在此时，我们却作出了去英国中部和北部旅游的决定。理由很简单，此时正值旅游淡季。只需花上20几镑，就可以到远至苏格兰的爱丁堡去旅行。加上transfer（中途下车转乘），可以一路下车观光。这样，我们从巴斯出发，先后遨游了曼彻斯特，约克郡（莎翁的故乡），里兹，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及爱丁堡。他在里兹看了外甥。我在格拉斯哥探了公司的同事。一路上，投朋靠友，晓行夜宿。记得那时，哪条大街都冷冷清清，店铺极少开门。我们冻得受不了，就钻进街边的自助摄像窝棚里呆上十几分钟。让冻僵的手足在暖气中回回血。这期间，日子过得极其艰苦，但一路上游兴不减。现在想来，要不是当初的风雪旅程，哪有今天这般娓娓动听的话题？
2006，2，25于浦东
（一）
巴斯是一个美丽的山城。位于伦敦西边约40英里处。山峦起伏，树木葱茏。
早在公元1000年，罗马帝国入侵英伦。罗马王在那里发现了温泉。筑池与皇后同浴。故城里有“罗马浴池(RomeBathe)”古迹遗留。俨如我国西安临潼的华清池，一眼蒸汽缭绕的温泉和罗马皇妃的千年浴池（RomeBathe），让巴斯得名并蜚声海内外。成了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
历年位居英国高校榜首，与牛津，剑桥齐名的巴斯大学就坐落在罗马古池东边的山顶上。与国内的高校不同，它的校舍集中在一起，呈全连环封闭状。校舍四周，散布一些学生宿舍。宿舍旁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鸟语啁啾，松鼠纵横。真是一个“山外洞天”，“世外桃源”的好所在！
１９８５年９月16日，我抵达巴斯大学报到。我被校方安排到该校工程系的液压中心进修计算机仿真技术。
与导师面谈过我对自己的研修方向及个人的课题设想后，他把我领到了该中心的研究生办公室。
好家伙！一间约３０平方米大的办公室内，满匝匝地坐了十几个学生。其中光中国留学生就有５个。
面对着这么多的生面生眼，我踞促不安，窘态百出。其它人要么只是礼貌地点点头，要么轻声说句“hello”。
这时，一个中国学生起身离座，来到我身边。他中等个头，皮肤白晰，浓眉大眼配上一头梳理得当的浓发，活脱脱一个英俊潇洒的江浙美男。“我姓方，来自郑州xx船舶研究所。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热情地朝我伸出了双手。之后，他一一介绍了这边的情况，还领我去他宿舍小坐了片刻。我为他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也就是这样，在异国他乡，开始了我们的友谊。由于我的英语和专业基础都比较差，特别是计算机，在国内从不曾摸过；所以，在进修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老方自小在上海学的英语，又是**前的大学生，语言和专业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他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使我很快赶了上来。当时，国内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外汇还十分紧张。公费留学生每月的全部津贴只有２００英镑。尽管，这与我们在原单位的５０几元月薪相比，已是天文数字。但要在国外维持我们这些有头有脸的“中国访问学者”的体面生活，还确非易事。更何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打算：“省下钱来，用足出国免税指标，买回‘八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等）；来犒劳在国内含辛茹苦的妻儿”。就这样，围绕省钱这个大目标，我和挚友老方题写了好多滑稽的故事。至今让我们回忆起来，仍然感慨不已，啼笑皆非。
（二）
85年12月，我在巴斯大学迎来了第一个寒假。因大部分英伦本国及欧洲大陆的学生都要返乡度假，学生宿舍里只剩下一些亚非拉的留学生。为了方便管理，校方规定把散布在校园四周宿舍内的学生集中到一幢宿舍楼WessexHouse。这正是老方目前的住处。他让我把在东林公寓（EastWood）的宿舍退了，直接搬去他处。我们合住。他还地神秘告诉我，“这是一个省钱的机会。”的确，当时学校住宿费很贵，几乎花去我们的一半津贴。而我们又放不下“访问学者”的架子，下山去打黑工洗碗。所以，省钱就成了我们的唯一手段。开学期间，在那么多白人同学的眼皮底下，同学们共房，既不便也不雅。所以，只有把握住假期的机会。
在老方的帮助下，我很快办妥了相关手续。悄悄地搬去了他的住所。成了抵足共眠的挚友。他的友谊也使我得以很快度过出国初期那揪心揪肺般的思乡危机。
记得那年圣诞节前夕，我们一道背起背包，步行下山，去巴斯城内采购蔬菜食品。后他又帮我去几家电器店物色相机。其中有家店铺硬不让我们拿着背包入内。我们只好把买来的菜蔬连同背包一起放在店外。殊不知，等我们看毕相机，走出店外时；背包早已不翼而飞。“真没想到，在英国还有偷菜的！“老方悻悻地说。的确，我们来英国那么久，还从未听说有什么偷盗事情发生过。
那晚看电视，巴斯地方新闻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惊险”的场面。在巴斯火车站的铁桥旁边，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面对着一个怪包如临大敌。从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的镜头中，我们还看到一名排雷专家，冒着生命危险，拿起背包极速地跑到城南的河边进行排雷。在对他的这一壮举感叹之余，我突然发现，这包怎么就这样的眼熟！“啊，那是我的包！”与此同时，旁边的老方也发出了这声惊叫。……
调皮的电视记者还特地播出了排雷英雄手中的特写镜头：那都是一些贴上黄标签（特价处理）的瓜果蔬菜！这一来让千千万万的电视观众忍俊不禁，掩口大笑。我们在心疼那几英镑损失的同时，也为因我们的疏忽，而使这几十名“洋差佬”在冰雪中白忙乎了半天而惴惴不安。
事后，据我们了解：临近圣诞节，有个穷急了的失业汉捡起了电器店前的这个包。指望给期待圣诞礼品的儿女们一个惊喜。在人静处，他迫不及待地拉开背包拉练；结果大失所望。顺手把包扔在路旁。
当时，正值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岛领土争执而开战的期间。英国本土已被各种各样的流言搅得沸沸扬扬，草木皆兵。此时，一则“铁路桥边上发现一个神秘包袱”的报告，自然会引发上面的故事。
（三）
次年暑假，又是出于上述同样的原因，老方搬来了我所在的东林公寓来合住。但与宿舍型的Wessex不同，这边是公寓式的建筑。一幢三层小洋房，进门六户。合用底楼的厨房。除我之外，楼上楼下住的全是印、巴、叙利亚的准黑人同学。真是名符其实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他们见我们合住一房，少见多怪。老是朝我们投来一道道怪异的目光。他们互相之间甚或做出些鬼脸来。面对他们这种怪模怪样的举止，我们百思不解。直到后来与他们混熟了，才坦言相告，原来他们怀疑我们在搞同性恋。但有一点让他们困惑不解的是，在我们两个阳刚气十足的男人身上，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应该充当“female”（女性）角色的人来。听了他们一番恶心的叙说，我们如梦初醒。因为在当时，“同性恋”如同“爱滋病”一样；在西方还是刚刚诞生的新生事物。别说国人，连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都没有这个概念。但他们的这番话，却让我们五内俱焚，时至今日还隐隐感受到它的余痛。我们悲凉地意识到：这就是贫穷给我们带来的悲哀！
86年早春二月，整个英伦三岛天寒地冻。一阵阵呼啸而至的北风，一如小说《呼啸山庄》里所描绘的，仿佛把人们的心窝都吹得透凉。每次外出，都不得不鼓足勇气，方敢开门迈步。可就在此时，我们却作出了去英国中部和北部旅游的决定。理由很简单，此时正值旅游淡季。只需花上20几镑，就可以到远至苏格兰的爱丁堡去旅行。加上transfer（中途下车转乘），可以一路下车观光。这样，我们从巴斯出发，先后遨游了曼彻斯特，约克郡（莎翁的故乡），里兹，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及爱丁堡。他在里兹看了外甥。我在格拉斯哥探了公司的同事。一路上，投朋靠友，晓行夜宿。记得那时，哪条大街都冷冷清清，店铺极少开门。我们冻得受不了，就钻进街边的自助摄像窝棚里呆上十几分钟。让冻僵的手足在暖气中回回血。这期间，日子过得极其艰苦，但一路上游兴不减。现在想来，要不是当初的风雪旅程，哪有今天这般娓娓动听的话题？
2006，2，25于浦东
(一)
在巴斯大学，先后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就读。起先，大多数是中成年学者，工程师。在国内，家室妻小美满，事业有成。绝大多数能按期归国，及时为祖国“四化”建设效力。在国外进修期间，由于受语言和专业的限制及外方人为的阻隔；只能停留在对一些新学科、新知识的泛泛了解。难于深入钻研，取得真经。回国后，能写出一份报告，给同事们讲上一、二堂讲座已够难为他们了。后来，也渐渐形成了惯例；唯此已然足矣！这种派遣工作中的盲目性及缺乏考核机制的后果反过来又对留学生本身产生负反馈。故而，旅外的留学生们大都十分潇洒。全身心投入学业的为数寥寥。
八九年“六四”前，英国不许外国留学生合法就业。他们只能在一些华人经营的餐馆里跑堂。英语不好的则只能窝在厨房一隅洗碗。当时的成年人大都是在国内有头有脸的人物。碍于面子，无颜至中国餐馆的土老板面前摧眉折腰。于是，就买上些上好的音响器材和唱片，整天呆在宿舍内闭目欣赏贝多芬的“命运”进行曲。在玄妙的旋律中发挥自己的的想象力，去悟出人生的真谛。更有一些人则利用异国他乡的开放环境，重温花前月下的旧梦；与异性朋友们大演其“黄昏恋”。美其名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二)
有些年轻人，只是在第一周与导师见个面，至有关负责人处领张奖学金卡后，便消失在茫茫人流中。或打工洗碗；或窥测方向，伺机跳槽。在我所结识的年轻人之中，至今印象颇为深刻的是杭州某大学青年讲师汪君。
他当时年约二十五、六。身材硕壮，长相英俊。具有江浙人特有的精明。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八四年秋的广州外语学院。他与我同住一间宿舍。记得入校的第一天，当他得知我租了一部车去车站拖行李时，就勇敢地要求搭乘一起拖回他的行李。当然绝不提出分担车租。我念他年轻，收入菲薄；不予计较。反怕他内心不安，想出许多办法来让他舒心。
在英国罗里奇市语言培训结束，恰逢他刚刚入校。他精明地向我取经，以求省钱之道。我把现行的，由学校指派房东的利弊及自己的体会告诉他；并建议他自行租房。这一提议使他获利匪浅。
八周后，他居然也被分到巴斯大学，主修材料工程。初来乍到，自然我的宿舍又成了他搭宿的唯一选择。我让他在床上开铺，他却执意要开地铺。看到他蜷曲在地毯上那份可怜相，我实在于心不忍；便执意要他搬上床。想不到，他声言：要不，就搬出与别人搭宿。我只当他客气。但事后有人才告诉我：他怕我要他分担房租。在地毯上是废物利用，睡得安稳。我不愿相信世上的人都会把别人的好心当作“驴肝肺”。所以，只当是传言失实，未予理会。之后，由于在一些人生观上的歧见，他对我们这批中年留学生越来越多有微词………
(三)
当时，在巴斯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内部，围绕着要不要学成回国和其他人生观问题，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我们年令较大的坚决主张学成后，应按期回国，报效人民。多数年轻人则认为：回国后学非所用，不如不归。我的汪君朋友居然推出了他那石破天惊的理论：“为私光荣”，“要敢于为‘私’字呐喊”。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这些“腐朽势力”的“卫道士”们大加伐挞。声言：敢于承认“为私”的人，比只承认“为公光荣”的人更光明磊落，更令人尊敬。他痛心疾首地批判那些“在国内批判‘为私’，自我标榜‘为公光荣’”的人；实际上包藏更大的祸心。为的是更大的“私”——沽名钓誉。这样，在获得了好名声，好印象后，就可以升官发财，实现更大的私欲。
在他的肆意鼓动下，我们这些铁了心要回国的人反而占了下风。似乎犯了“不齿于国人”的叛国罪似的，自觉没趣。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言“公”。但是，我们暗暗地在内心不住地诅咒：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瞎了眼，把国家宝贵的外汇花在这些“负心儿”身上。
据了解，他的岳父是他所在学校的党委书记。全凭一个“光荣”的“私”字，才得以置群众的呼声于不顾，心安理得地将“乘龙快婿”送往国外。孰不知，也同样是这个“光明磊落”的“私”字，使那个“知恩不图报”的女婿，不顾西湖春闺的痛楚，在国外“夜夜乐逍遥”，而免受良心的责备。
(四)
我们的友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彼此也逐渐生份起来。好长时间，只是相互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完全形同路人。
在我即将回国的前一天，我把自己从国内带来的一些物品清理出来，一一送入。其中有一双雨鞋，因长年住校不曾用过。想起那位年轻朋友，住在郊外，可以用得着。起码可以作个记念。没想到，他却又一次伤了我的善良的心。
他满腹狐疑地接过鞋，说：“这雨鞋我倒是用得着，一直后悔没从国内带双来。在国内，也不过值3-5元罢了。说毕，掏出40便士（按当时的汇率约合四元人民币），硬要朝我手里塞。我当时十分反感。本想赌气把靴夺回来朝垃圾桶里扔。但转念一想何必同年轻人一般见识。坚不受钱，转身出门。想不到，过了约半小时后，他提着大约两磅苹果（约合40便士）；跑来我房间。道是送别。他说：“我这人从不愿占别人的便宜，白领别人的人情。请受下这些水果。这样，我们的人情两相抵消，我心里舒服一些。”此时，我怎么也压抑不住内心陡起的怒火；一把抓起苹果，疾步朝厨房的垃圾桶走去。途中，头脑略微冷静，又恐他过于难堪。改朝公共饭桌扔去。事后，在一旁送行的同学们都愤愤不平，怪我没当场扔到垃圾桶去。“这种精明实在让人消化不了！就算斤斤计较，算个明白，他为什么不按雨靴在英国的价值折算呢？这种得利不让人的家伙，就该让他难堪！”朋友们悻悻地说。
在巴斯大学，先后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就读。起先，大多数是中成年学者，工程师。在国内，家室妻小美满，事业有成。绝大多数能按期归国，及时为祖国“四化”建设效力。在国外进修期间，由于受语言和专业的限制及外方人为的阻隔；只能停留在对一些新学科、新知识的泛泛了解。难于深入钻研，取得真经。回国后，能写出一份报告，给同事们讲上一、二堂讲座已够难为他们了。后来，也渐渐形成了惯例；唯此已然足矣！这种派遣工作中的盲目性及缺乏考核机制的后果反过来又对留学生本身产生负反馈。故而，旅外的留学生们大都十分潇洒。全身心投入学业的为数寥寥。
八九年“六四”前，英国不许外国留学生合法就业。他们只能在一些华人经营的餐馆里跑堂。英语不好的则只能窝在厨房一隅洗碗。当时的成年人大都是在国内有头有脸的人物。碍于面子，无颜至中国餐馆的土老板面前摧眉折腰。于是，就买上些上好的音响器材和唱片，整天呆在宿舍内闭目欣赏贝多芬的“命运”进行曲。在玄妙的旋律中发挥自己的的想象力，去悟出人生的真谛。更有一些人则利用异国他乡的开放环境，重温花前月下的旧梦；与异性朋友们大演其“黄昏恋”。美其名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二)
有些年轻人，只是在第一周与导师见个面，至有关负责人处领张奖学金卡后，便消失在茫茫人流中。或打工洗碗；或窥测方向，伺机跳槽。在我所结识的年轻人之中，至今印象颇为深刻的是杭州某大学青年讲师汪君。
他当时年约二十五、六。身材硕壮，长相英俊。具有江浙人特有的精明。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八四年秋的广州外语学院。他与我同住一间宿舍。记得入校的第一天，当他得知我租了一部车去车站拖行李时，就勇敢地要求搭乘一起拖回他的行李。当然绝不提出分担车租。我念他年轻，收入菲薄；不予计较。反怕他内心不安，想出许多办法来让他舒心。
在英国罗里奇市语言培训结束，恰逢他刚刚入校。他精明地向我取经，以求省钱之道。我把现行的，由学校指派房东的利弊及自己的体会告诉他；并建议他自行租房。这一提议使他获利匪浅。
八周后，他居然也被分到巴斯大学，主修材料工程。初来乍到，自然我的宿舍又成了他搭宿的唯一选择。我让他在床上开铺，他却执意要开地铺。看到他蜷曲在地毯上那份可怜相，我实在于心不忍；便执意要他搬上床。想不到，他声言：要不，就搬出与别人搭宿。我只当他客气。但事后有人才告诉我：他怕我要他分担房租。在地毯上是废物利用，睡得安稳。我不愿相信世上的人都会把别人的好心当作“驴肝肺”。所以，只当是传言失实，未予理会。之后，由于在一些人生观上的歧见，他对我们这批中年留学生越来越多有微词………
(三)
当时，在巴斯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内部，围绕着要不要学成回国和其他人生观问题，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我们年令较大的坚决主张学成后，应按期回国，报效人民。多数年轻人则认为：回国后学非所用，不如不归。我的汪君朋友居然推出了他那石破天惊的理论：“为私光荣”，“要敢于为‘私’字呐喊”。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这些“腐朽势力”的“卫道士”们大加伐挞。声言：敢于承认“为私”的人，比只承认“为公光荣”的人更光明磊落，更令人尊敬。他痛心疾首地批判那些“在国内批判‘为私’，自我标榜‘为公光荣’”的人；实际上包藏更大的祸心。为的是更大的“私”——沽名钓誉。这样，在获得了好名声，好印象后，就可以升官发财，实现更大的私欲。
在他的肆意鼓动下，我们这些铁了心要回国的人反而占了下风。似乎犯了“不齿于国人”的叛国罪似的，自觉没趣。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言“公”。但是，我们暗暗地在内心不住地诅咒：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瞎了眼，把国家宝贵的外汇花在这些“负心儿”身上。
据了解，他的岳父是他所在学校的党委书记。全凭一个“光荣”的“私”字，才得以置群众的呼声于不顾，心安理得地将“乘龙快婿”送往国外。孰不知，也同样是这个“光明磊落”的“私”字，使那个“知恩不图报”的女婿，不顾西湖春闺的痛楚，在国外“夜夜乐逍遥”，而免受良心的责备。
(四)
我们的友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彼此也逐渐生份起来。好长时间，只是相互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完全形同路人。
在我即将回国的前一天，我把自己从国内带来的一些物品清理出来，一一送入。其中有一双雨鞋，因长年住校不曾用过。想起那位年轻朋友，住在郊外，可以用得着。起码可以作个记念。没想到，他却又一次伤了我的善良的心。
他满腹狐疑地接过鞋，说：“这雨鞋我倒是用得着，一直后悔没从国内带双来。在国内，也不过值3-5元罢了。说毕，掏出40便士（按当时的汇率约合四元人民币），硬要朝我手里塞。我当时十分反感。本想赌气把靴夺回来朝垃圾桶里扔。但转念一想何必同年轻人一般见识。坚不受钱，转身出门。想不到，过了约半小时后，他提着大约两磅苹果（约合40便士）；跑来我房间。道是送别。他说：“我这人从不愿占别人的便宜，白领别人的人情。请受下这些水果。这样，我们的人情两相抵消，我心里舒服一些。”此时，我怎么也压抑不住内心陡起的怒火；一把抓起苹果，疾步朝厨房的垃圾桶走去。途中，头脑略微冷静，又恐他过于难堪。改朝公共饭桌扔去。事后，在一旁送行的同学们都愤愤不平，怪我没当场扔到垃圾桶去。“这种精明实在让人消化不了！就算斤斤计较，算个明白，他为什么不按雨靴在英国的价值折算呢？这种得利不让人的家伙，就该让他难堪！”朋友们悻悻地说。
（一）
来到英国以后，最大的问题是英语口语，尽管我挖空心思，想了许多招，可依然进步不大，这让我十分苦恼。
我住在巴斯大学校园东头的“东林公寓（Eastwood）”里。这是一座别墅式的学生宿舍。共三层，进门三间。除底楼一间为公共餐厅、厨房外，其余8间各住有一个学生。
宿舍东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每天拂晓，鸟语啁啾，一只只小松鼠欢快地跳过厨房的窗槛，蹲在冰箱顶上，瞪着我们备饭。
南面是一块广袤的高尔夫球场，球场那头，有一间小教堂和一所“宠物托儿所”。每逢节假日的薄暮或凌晨，躺在床上，朦胧中从远方传来教堂的钟声和一声声犬吠猫咪，仿佛自己正置身于伊甸童话的梦境里，又仿佛已回到了童年故乡的氛围中；那种感受委实美妙动人。
住宿环境是绝对优越的，可月租也是上乘的——足足花了我一大半奖学金。
当时，我们留学生的家底都十分寒碜。为了省钱，绝大多数人都不敢问津学校宿舍，而结伴去城里租用廉价房。这样，可节省一大半房租。
钱是省了，可中国学生扎堆，国语不离口，语言环境与国内没有两样。几个学期一晃而过，自己的口语水平毫无长进，原模原样地回到国内，这样的教训，当然要牢牢地汲取。
我素有自知之明，与周围的同学相比，尽管词汇量有优势，但口语表达，与他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因我是学俄语出身的，改革开放后才匆匆忙忙自学英语。此时已过而立之年。在南都启蒙时，既无老师辅导，也无朋友点拨。只凭自己在点滴余暇中，刻苦自悟。
出国考试靠的也只是自己的词汇和听力优势，才击败了许多英语科班出身的竞争对手，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
“哑巴英语可以蒙过国内的考官，却不能蒙过国外的导师，”我妻子在北京送别的时候说，“钱，在回来后可以慢慢攒到，可学习英语的良机就只有那么一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反反复复交代着。
就这样，来英国后，我毅然选择了与其他同胞不同的道路——申请住校，指望以经济上的“大出血”来换得一个良好的口语学习环境。
（二）
天不从愿。事实上，我的语言环境与我的花费很不匹配。我的7个舍友中，只有三个英国同学，其余四人来自非洲和远东国家。
其中，那些黑人和准黑人同学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乌尔都语口音，无端地插入些卷舌音。不仅听来不爽，还让你直担心自己的发音也会受到“污染”。所以，对他们，我总是退避三舍。
那三个住在一、二楼的英国同学，也同大多数约翰牛一样，十分保守、寡言。
平素在厨房里见面，只是咧嘴“哈罗”一声打个招呼，根本就没有同你“套近乎”或“侃大山”的习惯。
不过，他们的女朋友们倒是热情大胆得吓人。
或许是国外高校的惯例，每逢周末，女生宿舍都会变成一座空楼。姑娘们纷纷外出，来到男生宿舍与男友们共度良宵。
我们楼里的那几位也不例外。弄得每个周末，厨房里都人多为患。每逢这个时节，我都十分知趣，总是呆在屋里，至半晌午才下楼备饭。没料到，她们的周末派地还没结束。姑娘们兴犹未尽，搂着男友的脖子，色迷迷地倒在他们怀里，见我走入餐厅，突然有一人发出一声声风火麻辣的吆喝：“SexyBoy（性感的男汉子）！”“SexyChinese（性感的中国佬）！”，她这一撒疯，立即引来其他人的附和。呼声一阵接一阵的，那么直白，那么突然，直让人心跳面赧，手足无措。我假装没听明白，头也不回，匆匆做完饭菜后，便赶忙逃之夭夭；哪里还有停下来同她们搭讪、海聊的勇气？
就这样，眼看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英语口语依然未见长进。这让我日夜忧心，坐卧不宁。
（三）
有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正在电视机前，边看节目，边跟着练习。突然听到窗外传来的教堂钟声。我灵机一动，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去教堂向那些老头老太讨教呢？”主意一定，我立即关了电视，穿戴启程。
几分钟的山间小径，很快就把我送到了绿草地那头的教堂门前。没有门岗，也无需入场券，我就轻而易举地溶入了那些慈善、热情的基督徒中间了。
我在厅后排的长条凳上坐下了。周围净是些慈眉善目的老头老太。我不禁喜出望外。
此时，赞美诗刚刚唱完，教坛上的牧师就开始朗声布道。大概是每周一个专题，我记得那次service的专题是《对肯尼亚饥民的大爱》。
他眉飞色舞，侃侃而谈，让人对地球那头身处绝境的饥民产生出不尽的激情来，恨不得立即倾囊相助。
果不其然，不久,一个“善心托盘”便由邻座的教友及时地传到了我的面前。大概怕捐赠者难堪，那托盘上面还盖了一块紫色的绒布，人们的善举就在蒙布的掩盖下，悄悄地进行着。
不过，谁都明白，就如投币乘坐公共汽车一样，司机哪用得着去抬头细看，只凭钱币投入时的响度和次数，那付费是否足额不就一清二楚了？
我不敢奢望绒布的功效，慌忙掏出两个50便士的硬币，重重地朝托盘掷去。心里不住地念叨：慈善的上帝，你可曾知道，那可是我两天的工资喔！
思想间，见众人纷纷离座，走到牧师身边，排着队分列在他两旁。这时，牧师郑重地扬起双手，举起两只盛满红葡萄酒的玻璃杯，高喊着：“上帝最虔诚的儿女们，我主耶稣基督为了你们，洒尽了自己的热血。这，就是他为我们流下的鲜血。现在请你们喝下它，这就是对自己灵魂的最有效的洗礼，也是对上帝仁爱的最好的传承。”说毕，他仰头喝下一口后，就交由两边的信徒传递着分享。我从一个老头手里接过酒杯，望着那殷红色又黏又稠的液体，想起了牧师那一番言语，不由得恶心得快要吐了出来。
自这以后，大概是产生了心理障碍，只要一想起几十人共用一只杯子去喝那“上帝的鲜血”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当然，也就再也生不出去教堂学习的兴趣来了。
（四）
85年9月的某天，经过我多次申请，终于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批准，去英国著名的马丁-贝克公司参观学习。
位于伦敦西郊阿克斯布立集的马丁-贝克公司是一间举世闻名的飞机弹射座椅制造商。它的产品装备了除中国、苏联和东欧外的全部飞机。
当时，国内几家飞机生产商正由国防科工委牵头，合力攻关，研发我国自制的飞机弹射座椅。
在来英国之前，我也参与了那个课题组，进行过一系列的科学实验。
来到英国后，出于专业人员对自己业务的偏爱，自然对西方的同行们有着天然的兴趣。
我的这一愿望得到了我们TC奖学金的主管——英文委的萨松夫人的大力支持。她想方设法，疏通关节，并给予财务支持，一切费用可以报销。
本来，从巴斯至阿克斯布立集有火车直达，既快捷又舒服。而我却特地选择了长途巴士。
在英国，火车旅资约为巴士的两倍。所以，多为衣冠楚楚的白领绅士们所青睐。他们一杯咖啡外加一张报纸或一本书，默不支声，埋头埋脑，直看到终点站。
而长途巴士多为贫民阶层及享受免费社保旅游的老人所钟爱。他们出身微寒，毫无架子。一上车，与邻座一见如故。天南地北地，让你不知不觉间就到了目的地。
基于上述考虑，我舍列车而取巴士，旨图得到一个学习口语的机会。
（五）
“Hello,myboy(孩子，你好)!”我刚刚在车内坐定，身旁一个靠窗边就座的老妪就亲切地同我打招呼。
“Hello,……”不知如何称呼她，我刚张开口就卡了壳。
“MynameisJanie(我叫珍妮)”见我语塞，一副窘迫像，她连忙接茬，自我介绍。
我仔细地打量了下她，只见她一头白发，满脸皱纹，足足有70开外。
“你是刚来英国的？”她问。“不……不，惭愧，我已来了两个多月了。”我用笨拙的英语，结结巴巴地叙说着。
“啊，时间不长，慢慢说，你的话我听得明白。”闻言后，我又惊又喜。惊的是：她仅只是“听得明白”，其潜台词是:我发音不准，或用词不规范。喜的还是那个“听得明白”。这证明，我的口语还没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就这样，恍如一对忘年之交，我和她的交谈持续了一路。
老人很开心，大约是因为久处于孤独、寂寞的环境里，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交谈对象，所以格外珍惜这一机会。
起初，她的话题以辅导我的口语为主。如同教导自己牙牙学语的孩子一样，老人耐心地纠正我的每个发音和用词错误。
后来，她的兴致起来了，只顾自语，滔滔不绝。从人文景观到社会政治，从生活习俗到饮食起居，简直无话不谈。
“Mr.Li,didyoufindmyclothsallincotton（李先生，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衣料是全棉的喔）?”不知啥时候，她的话题又转到了服饰上来了，她指着自己的衣袖，得意地宣称。
可我心里却升起了十万个为什么.“全棉料？”见她一脸的自豪，我怀疑自己是否听错。“棉料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老家，眼下，只有穷人才穿棉布衣服，有钱人正时兴穿从日本进口的的确良、的卡甚至于毛涤呢？”我心里嘀咕着，带有十二万分的不屑。但出于礼貌，表面上还在竭力敷衍着。
“Oh!Yes,Isee,allin100%cotton（啊，真的，我看清了，全都是100%的棉料）.”
她听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又兴致勃勃的转向了另一话题。
不久，我的终点站快到了，我只好打断她的话题，向他告别。
老人立马神情黯然起来。她让我留下电话号码，我将宿舍楼下的公共电话号码写下交给了她。她看后喜出望外，大声说：“Oh,myGod!Wearecloseneighbors（天啦，我们原来是近邻）!”她一边把她自己的号码递给我，一边欢快地说：“我们的电话号码只有末位一个数字的差别，从这儿可以判断出，我们是近邻。”接着，她告诉我，她住在巴斯大学附近，希望我有空多多去她家看她，详情回去后，电话里再聊。
闻言后，我喜不自胜，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经意间，上帝给我送来了一位免费的口语教师！
（六）
三天后，正值周末假日。刚吃完早饭，突然从楼下又传来了英国同学的吆喝：“Mr.Li,yourcall(李先生，你的电话)!”。我慌忙下楼去接听。
从话筒里传来了珍妮老人那熟悉的声音。她告诉我，她已结束了旅游，回到了家里。表示：在我方便的时候，欢迎我去她家聊天。我当即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邀请，赶紧回屋去，从箱子里翻出一只景德镇的薄胎瓷瓶，作为见面礼。
循着她在电话里指引的路线，出门后，即沿着红砖便道，朝东笔直走去。
对这个区域，我并不熟悉，因为自入校以来，一直忙于应付功课，连这近在咫尺的地方，都还不曾光顾过。
我的前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株株橡树、白桦树枝繁叶茂，高耸入云。
兴许是我的不速到访，惊起了路边一群群鸟雀和小松鼠。它们也不远行，只是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
我仔细观察过，尽管相隔万里，连人类的外貌肤色，语言文字的差距都如此之大；可林子里的小鸟，如麻雀、斑鸠等等无论外形还是叫声都和国内的没有两样。
正诧异间，头顶上传来“喳喳”的叫声，听得明白，那是我久违了的家乡“鸦鹊”（喜鹊）的鸣叫。可抬头一看，那只企立在枝头的喜鹊怎么看去都让人觉得怪怪的。原来与故乡的“报喜鸟”相比，它的颈脖和翼尖上都少了一点装饰白。变得同“丧门星”——乌鸦一样，通身漆黑。
无怪乎，在英美，迷信的乡民们，把它等同于我国的乌鸦。清晨碰见它，还得脱帽敬礼，说声“Hello”来消祸免灾呢！
感慨中，不觉眼前一亮。在密林深处，出现了一片空地。一条大马路横贯其中。马路两侧，齐整整地停放着几排大篷车。不少耄耋老者，颤巍巍地穿行其中。原来，这是一个老年人定居点。那大篷车就如我们汶川安置灾民的活动板房一样，供他们在车内饮食起居，休养生息。
（七）
“Hello!Mr.Li,Iamhere（你好，李先生，我在这儿呢）.”就在我左顾右盼，不知所向的时候，从不远处的一部车厢里，传来了珍妮老太的声音。
循声望去，只见她身着另一套鲜艳的“全棉”外衣，热情地朝我迎来。
一阵寒暄过后，她把我领入了她的“屋”内。
出乎我的意外，从外表看去，这间“比贫民窟还贫民窟”的篷车里，内装修却极为整洁、别致。
地面，铺的是一品红地毯；四壁，贴满了丝光墙纸。
厢内，家用电气、日用设施一应俱全。
车厢的一端，装有迷你冰箱和洗衣机，一台9英吋的彩色电视机嵌入在车厢上方。旁边，小巧玲珑的炊具和电炉灶，沿墙壁摆放。在厨具对面，可折叠的桌椅恰到好处地占据着一切可利用的空间。
车厢的另一端是卧室，一些私密的物品（可能是枕头、衣被等）被一幅拉帘恰到好处地遮蔽着。给中间留下了最佳的活动空间。
最让人叫绝的是那个车门和踏步，竟被设计成可收放的厕所。一物多用，这工匠的机巧不得不让人佩服之至。
据老太介绍，这都是往届工党政府所奉行的“全民福利主义”的杰作，是专门用来安置鳏、寡、孤、独老人的社会福利房。
在风景秀美的地点，安放几部甚至几十部这样的大篷车，再配备医护、勤杂人员及配套的公共设施，形成一个老人社区，让他们老有所终。
“当然，这需要一大笔钱。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花的还不是纳税人的钱！聪明的工党政府只不过‘借花献佛’，成全了这桩好事而已。”见我处处感慨，老太用诙谑的口气说道，似乎并不十分领情。
可我心里不服，心想：即使是纳税人的钱，不同的政府也有不同的花法。难得艾德里、威尔逊（注一）他们，能推出这么惠民恤民的理念，更难得政坛高手们能想出这么巧妙的措施。
“这一举措，深得民心。以致在工党败选多次之后，保守党政府都不敢翻他们的烧饼，予以取消。”她终于亮出了自己真正的观点。
她的这番言语，让我感触良多。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她的声音还在我耳边萦绕，当时的情景也还历历在目。我一直为自己几乎没曾纳税（注二），却得到了密林深处的许多便当而窃喜。因为，自那以后，不出3个月，我的英语口语就取得了让旁人瞠目的长进。
（注一）早在艾德礼政府时期（1945－1951年）工党就建立覆盖疾病、失业和养老的社保，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NHS），为学龄儿童提供的义务教育等体制。
（注二）英国海关的早期规定是：对外国人在旅英购物时所缴纳的增值税（VAT），在出境时予以返还。
来到英国以后，最大的问题是英语口语，尽管我挖空心思，想了许多招，可依然进步不大，这让我十分苦恼。
我住在巴斯大学校园东头的“东林公寓（Eastwood）”里。这是一座别墅式的学生宿舍。共三层，进门三间。除底楼一间为公共餐厅、厨房外，其余8间各住有一个学生。
宿舍东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每天拂晓，鸟语啁啾，一只只小松鼠欢快地跳过厨房的窗槛，蹲在冰箱顶上，瞪着我们备饭。
南面是一块广袤的高尔夫球场，球场那头，有一间小教堂和一所“宠物托儿所”。每逢节假日的薄暮或凌晨，躺在床上，朦胧中从远方传来教堂的钟声和一声声犬吠猫咪，仿佛自己正置身于伊甸童话的梦境里，又仿佛已回到了童年故乡的氛围中；那种感受委实美妙动人。
住宿环境是绝对优越的，可月租也是上乘的——足足花了我一大半奖学金。
当时，我们留学生的家底都十分寒碜。为了省钱，绝大多数人都不敢问津学校宿舍，而结伴去城里租用廉价房。这样，可节省一大半房租。
钱是省了，可中国学生扎堆，国语不离口，语言环境与国内没有两样。几个学期一晃而过，自己的口语水平毫无长进，原模原样地回到国内，这样的教训，当然要牢牢地汲取。
我素有自知之明，与周围的同学相比，尽管词汇量有优势，但口语表达，与他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因我是学俄语出身的，改革开放后才匆匆忙忙自学英语。此时已过而立之年。在南都启蒙时，既无老师辅导，也无朋友点拨。只凭自己在点滴余暇中，刻苦自悟。
出国考试靠的也只是自己的词汇和听力优势，才击败了许多英语科班出身的竞争对手，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
“哑巴英语可以蒙过国内的考官，却不能蒙过国外的导师，”我妻子在北京送别的时候说，“钱，在回来后可以慢慢攒到，可学习英语的良机就只有那么一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反反复复交代着。
就这样，来英国后，我毅然选择了与其他同胞不同的道路——申请住校，指望以经济上的“大出血”来换得一个良好的口语学习环境。
（二）
天不从愿。事实上，我的语言环境与我的花费很不匹配。我的7个舍友中，只有三个英国同学，其余四人来自非洲和远东国家。
其中，那些黑人和准黑人同学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乌尔都语口音，无端地插入些卷舌音。不仅听来不爽，还让你直担心自己的发音也会受到“污染”。所以，对他们，我总是退避三舍。
那三个住在一、二楼的英国同学，也同大多数约翰牛一样，十分保守、寡言。
平素在厨房里见面，只是咧嘴“哈罗”一声打个招呼，根本就没有同你“套近乎”或“侃大山”的习惯。
不过，他们的女朋友们倒是热情大胆得吓人。
或许是国外高校的惯例，每逢周末，女生宿舍都会变成一座空楼。姑娘们纷纷外出，来到男生宿舍与男友们共度良宵。
我们楼里的那几位也不例外。弄得每个周末，厨房里都人多为患。每逢这个时节，我都十分知趣，总是呆在屋里，至半晌午才下楼备饭。没料到，她们的周末派地还没结束。姑娘们兴犹未尽，搂着男友的脖子，色迷迷地倒在他们怀里，见我走入餐厅，突然有一人发出一声声风火麻辣的吆喝：“SexyBoy（性感的男汉子）！”“SexyChinese（性感的中国佬）！”，她这一撒疯，立即引来其他人的附和。呼声一阵接一阵的，那么直白，那么突然，直让人心跳面赧，手足无措。我假装没听明白，头也不回，匆匆做完饭菜后，便赶忙逃之夭夭；哪里还有停下来同她们搭讪、海聊的勇气？
就这样，眼看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英语口语依然未见长进。这让我日夜忧心，坐卧不宁。
（三）
有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正在电视机前，边看节目，边跟着练习。突然听到窗外传来的教堂钟声。我灵机一动，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去教堂向那些老头老太讨教呢？”主意一定，我立即关了电视，穿戴启程。
几分钟的山间小径，很快就把我送到了绿草地那头的教堂门前。没有门岗，也无需入场券，我就轻而易举地溶入了那些慈善、热情的基督徒中间了。
我在厅后排的长条凳上坐下了。周围净是些慈眉善目的老头老太。我不禁喜出望外。
此时，赞美诗刚刚唱完，教坛上的牧师就开始朗声布道。大概是每周一个专题，我记得那次service的专题是《对肯尼亚饥民的大爱》。
他眉飞色舞，侃侃而谈，让人对地球那头身处绝境的饥民产生出不尽的激情来，恨不得立即倾囊相助。
果不其然，不久,一个“善心托盘”便由邻座的教友及时地传到了我的面前。大概怕捐赠者难堪，那托盘上面还盖了一块紫色的绒布，人们的善举就在蒙布的掩盖下，悄悄地进行着。
不过，谁都明白，就如投币乘坐公共汽车一样，司机哪用得着去抬头细看，只凭钱币投入时的响度和次数，那付费是否足额不就一清二楚了？
我不敢奢望绒布的功效，慌忙掏出两个50便士的硬币，重重地朝托盘掷去。心里不住地念叨：慈善的上帝，你可曾知道，那可是我两天的工资喔！
思想间，见众人纷纷离座，走到牧师身边，排着队分列在他两旁。这时，牧师郑重地扬起双手，举起两只盛满红葡萄酒的玻璃杯，高喊着：“上帝最虔诚的儿女们，我主耶稣基督为了你们，洒尽了自己的热血。这，就是他为我们流下的鲜血。现在请你们喝下它，这就是对自己灵魂的最有效的洗礼，也是对上帝仁爱的最好的传承。”说毕，他仰头喝下一口后，就交由两边的信徒传递着分享。我从一个老头手里接过酒杯，望着那殷红色又黏又稠的液体，想起了牧师那一番言语，不由得恶心得快要吐了出来。
自这以后，大概是产生了心理障碍，只要一想起几十人共用一只杯子去喝那“上帝的鲜血”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当然，也就再也生不出去教堂学习的兴趣来了。
（四）
85年9月的某天，经过我多次申请，终于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批准，去英国著名的马丁-贝克公司参观学习。
位于伦敦西郊阿克斯布立集的马丁-贝克公司是一间举世闻名的飞机弹射座椅制造商。它的产品装备了除中国、苏联和东欧外的全部飞机。
当时，国内几家飞机生产商正由国防科工委牵头，合力攻关，研发我国自制的飞机弹射座椅。
在来英国之前，我也参与了那个课题组，进行过一系列的科学实验。
来到英国后，出于专业人员对自己业务的偏爱，自然对西方的同行们有着天然的兴趣。
我的这一愿望得到了我们TC奖学金的主管——英文委的萨松夫人的大力支持。她想方设法，疏通关节，并给予财务支持，一切费用可以报销。
本来，从巴斯至阿克斯布立集有火车直达，既快捷又舒服。而我却特地选择了长途巴士。
在英国，火车旅资约为巴士的两倍。所以，多为衣冠楚楚的白领绅士们所青睐。他们一杯咖啡外加一张报纸或一本书，默不支声，埋头埋脑，直看到终点站。
而长途巴士多为贫民阶层及享受免费社保旅游的老人所钟爱。他们出身微寒，毫无架子。一上车，与邻座一见如故。天南地北地，让你不知不觉间就到了目的地。
基于上述考虑，我舍列车而取巴士，旨图得到一个学习口语的机会。
（五）
“Hello,myboy(孩子，你好)!”我刚刚在车内坐定，身旁一个靠窗边就座的老妪就亲切地同我打招呼。
“Hello,……”不知如何称呼她，我刚张开口就卡了壳。
“MynameisJanie(我叫珍妮)”见我语塞，一副窘迫像，她连忙接茬，自我介绍。
我仔细地打量了下她，只见她一头白发，满脸皱纹，足足有70开外。
“你是刚来英国的？”她问。“不……不，惭愧，我已来了两个多月了。”我用笨拙的英语，结结巴巴地叙说着。
“啊，时间不长，慢慢说，你的话我听得明白。”闻言后，我又惊又喜。惊的是：她仅只是“听得明白”，其潜台词是:我发音不准，或用词不规范。喜的还是那个“听得明白”。这证明，我的口语还没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就这样，恍如一对忘年之交，我和她的交谈持续了一路。
老人很开心，大约是因为久处于孤独、寂寞的环境里，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交谈对象，所以格外珍惜这一机会。
起初，她的话题以辅导我的口语为主。如同教导自己牙牙学语的孩子一样，老人耐心地纠正我的每个发音和用词错误。
后来，她的兴致起来了，只顾自语，滔滔不绝。从人文景观到社会政治，从生活习俗到饮食起居，简直无话不谈。
“Mr.Li,didyoufindmyclothsallincotton（李先生，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衣料是全棉的喔）?”不知啥时候，她的话题又转到了服饰上来了，她指着自己的衣袖，得意地宣称。
可我心里却升起了十万个为什么.“全棉料？”见她一脸的自豪，我怀疑自己是否听错。“棉料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老家，眼下，只有穷人才穿棉布衣服，有钱人正时兴穿从日本进口的的确良、的卡甚至于毛涤呢？”我心里嘀咕着，带有十二万分的不屑。但出于礼貌，表面上还在竭力敷衍着。
“Oh!Yes,Isee,allin100%cotton（啊，真的，我看清了，全都是100%的棉料）.”
她听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又兴致勃勃的转向了另一话题。
不久，我的终点站快到了，我只好打断她的话题，向他告别。
老人立马神情黯然起来。她让我留下电话号码，我将宿舍楼下的公共电话号码写下交给了她。她看后喜出望外，大声说：“Oh,myGod!Wearecloseneighbors（天啦，我们原来是近邻）!”她一边把她自己的号码递给我，一边欢快地说：“我们的电话号码只有末位一个数字的差别，从这儿可以判断出，我们是近邻。”接着，她告诉我，她住在巴斯大学附近，希望我有空多多去她家看她，详情回去后，电话里再聊。
闻言后，我喜不自胜，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经意间，上帝给我送来了一位免费的口语教师！
（六）
三天后，正值周末假日。刚吃完早饭，突然从楼下又传来了英国同学的吆喝：“Mr.Li,yourcall(李先生，你的电话)!”。我慌忙下楼去接听。
从话筒里传来了珍妮老人那熟悉的声音。她告诉我，她已结束了旅游，回到了家里。表示：在我方便的时候，欢迎我去她家聊天。我当即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邀请，赶紧回屋去，从箱子里翻出一只景德镇的薄胎瓷瓶，作为见面礼。
循着她在电话里指引的路线，出门后，即沿着红砖便道，朝东笔直走去。
对这个区域，我并不熟悉，因为自入校以来，一直忙于应付功课，连这近在咫尺的地方，都还不曾光顾过。
我的前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株株橡树、白桦树枝繁叶茂，高耸入云。
兴许是我的不速到访，惊起了路边一群群鸟雀和小松鼠。它们也不远行，只是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
我仔细观察过，尽管相隔万里，连人类的外貌肤色，语言文字的差距都如此之大；可林子里的小鸟，如麻雀、斑鸠等等无论外形还是叫声都和国内的没有两样。
正诧异间，头顶上传来“喳喳”的叫声，听得明白，那是我久违了的家乡“鸦鹊”（喜鹊）的鸣叫。可抬头一看，那只企立在枝头的喜鹊怎么看去都让人觉得怪怪的。原来与故乡的“报喜鸟”相比，它的颈脖和翼尖上都少了一点装饰白。变得同“丧门星”——乌鸦一样，通身漆黑。
无怪乎，在英美，迷信的乡民们，把它等同于我国的乌鸦。清晨碰见它，还得脱帽敬礼，说声“Hello”来消祸免灾呢！
感慨中，不觉眼前一亮。在密林深处，出现了一片空地。一条大马路横贯其中。马路两侧，齐整整地停放着几排大篷车。不少耄耋老者，颤巍巍地穿行其中。原来，这是一个老年人定居点。那大篷车就如我们汶川安置灾民的活动板房一样，供他们在车内饮食起居，休养生息。
（七）
“Hello!Mr.Li,Iamhere（你好，李先生，我在这儿呢）.”就在我左顾右盼，不知所向的时候，从不远处的一部车厢里，传来了珍妮老太的声音。
循声望去，只见她身着另一套鲜艳的“全棉”外衣，热情地朝我迎来。
一阵寒暄过后，她把我领入了她的“屋”内。
出乎我的意外，从外表看去，这间“比贫民窟还贫民窟”的篷车里，内装修却极为整洁、别致。
地面，铺的是一品红地毯；四壁，贴满了丝光墙纸。
厢内，家用电气、日用设施一应俱全。
车厢的一端，装有迷你冰箱和洗衣机，一台9英吋的彩色电视机嵌入在车厢上方。旁边，小巧玲珑的炊具和电炉灶，沿墙壁摆放。在厨具对面，可折叠的桌椅恰到好处地占据着一切可利用的空间。
车厢的另一端是卧室，一些私密的物品（可能是枕头、衣被等）被一幅拉帘恰到好处地遮蔽着。给中间留下了最佳的活动空间。
最让人叫绝的是那个车门和踏步，竟被设计成可收放的厕所。一物多用，这工匠的机巧不得不让人佩服之至。
据老太介绍，这都是往届工党政府所奉行的“全民福利主义”的杰作，是专门用来安置鳏、寡、孤、独老人的社会福利房。
在风景秀美的地点，安放几部甚至几十部这样的大篷车，再配备医护、勤杂人员及配套的公共设施，形成一个老人社区，让他们老有所终。
“当然，这需要一大笔钱。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花的还不是纳税人的钱！聪明的工党政府只不过‘借花献佛’，成全了这桩好事而已。”见我处处感慨，老太用诙谑的口气说道，似乎并不十分领情。
可我心里不服，心想：即使是纳税人的钱，不同的政府也有不同的花法。难得艾德里、威尔逊（注一）他们，能推出这么惠民恤民的理念，更难得政坛高手们能想出这么巧妙的措施。
“这一举措，深得民心。以致在工党败选多次之后，保守党政府都不敢翻他们的烧饼，予以取消。”她终于亮出了自己真正的观点。
她的这番言语，让我感触良多。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她的声音还在我耳边萦绕，当时的情景也还历历在目。我一直为自己几乎没曾纳税（注二），却得到了密林深处的许多便当而窃喜。因为，自那以后，不出3个月，我的英语口语就取得了让旁人瞠目的长进。
（注一）早在艾德礼政府时期（1945－1951年）工党就建立覆盖疾病、失业和养老的社保，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NHS），为学龄儿童提供的义务教育等体制。
（注二）英国海关的早期规定是：对外国人在旅英购物时所缴纳的增值税（VAT），在出境时予以返还。
（一）
1985年12月，我留学英国已有小半年了。每月，我们的TC奖学金（注），都由使馆文化处按期汇入我们的户头。除去日常食用开支外，慢慢地有了一些积蓄。
当时，国内的改革开放刚实施不久，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尚十分困乏。所以，留学生们聚在一起，最热门的话题是“八大件”。其中，除“急用先买”的照相机外，往下就轮上Hi-Fi（组合音响）了。
买下来，放在宿舍里，休闲时，播放几首贝多芬、莫扎特的交响乐曲，给疲惫的心灵一个宁静的港湾，给如煎如熬的乡思乡愁一点滋润和慰籍。这种幽雅舒适的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
这种特定的现象和特殊的消费群体，立即引起了精明的华裔商人的注意。伦敦唐人街里的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从日本生产厂商那里批量进货，再以当地正规家电商店约八折的价格卖给中国留学生。此一举十分成功，他的生意即刻火爆起来。
当时，国内的生产厂商还仅只停留在生产盒式录音机的水平上。所以，，一台日本进口的音响，在国内市场上要卖到7000-8000千元的天价。
与此相反，为了打开欧美市场，小日本却以低得多的价格出售。在巴斯街头的电器店里，一台高档Hi-Fi的售价，仅为150英镑左右（当时英镑兑人民币的比值约为1：4.2上下）。这里外的差价，能不让留学生们垂涎，又能不让吴先生赚得盆满钵满？
可不久，人们就发现，这种方式也有它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当留学生学成回国之后，携带不便不说，还占去了宝贵的行李托运重量。
那个手眼通天的生意人很快就推出了第二套方案：在英国看货、付款、开单；在国内提货。一应的报关、免税抵扣手续和国内运输都由他一手搞定。一句话，你在伦敦买单，家人就可以在国内坐等货物上门了。
此举，在留学生中间引起了又一轮“链锁反应”。人们奔走相告，跃跃欲试。特别是大龄“访问学者们”，他们都是些铁了心要回去报效祖国的“贤夫慈父”，心里早就憋着一股犒劳妻儿的激情。
可那时，正值英国的多事之秋。
刚刚经历了与阿根廷争夺马岛的重创，英国百姓还没有喘过气来，以“铁腕治国”闻名于世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又紧随美国总统里根，把英国人民带入了与利比亚的战争恐惧之中。
是年年末，在罗马、维也纳等地相继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恐怖爆炸事件，里根总统认定这都是卡扎菲的杰作，声言要对利比亚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报复空袭。
铁娘子亦步亦趋，马上声明：允许美军动用英国在地中海的空军基地，这无异于给卡扎菲的喉咙插入了一把钢刀。
此举，让利比亚人民无比激愤。连该国在英国的留学生也不例外，他们纷纷上街游行，发誓要给狂妄自大的铁娘子以血的教训。
一时间，英伦三岛成了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几乎每天都有恐怖事件或恐吓信件发生。
所以，此时的留学生们，虽有购买冲动，却无外出的勇气。他们私下里互相教诫：“炸弹不长眼，还是少出校门为妙”。
(二）
某日的下午。我系一个山西同学来办公室与我告别。他说学习期限已满，马上动身去伦敦使馆办手续，明天上午启程回国。问我有什么事情要帮忙代办？
我立马产生了运用前述的购物方式，让妻女们早些享受现代化科技成果的主意。可那时，她们还挤在一间总面积只有11.5平米的狭小住房里，冰箱、洗衣机根本无处安放，无须考虑。孩子们又正处在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刻，有妻子再三再四的交代，电视机免谈。故而，组合音响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后，他一口答应帮忙。我们相约明日上午九点，在希思路机场的入口处会面。
他再三叮嘱，“时局不稳，晚上只身在外，得千万小心。”我一心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心存侥幸，也就把一切风险置之度外了。
可要完成这项准备工作，程序虽不复杂，但时间却十分紧张。
我得先从巴斯赶去伦敦的吴先生家里看货、选型、交款、开具提货单，再于次日至约定的地方等候这位山西校友。由他帮我带入北京海关，由吴老板的代理人办好相应手续后，将提单塞入我事先准备的信封里，投入邮筒，那就万事大吉了。
得到了导师的许可，我回宿舍做了些准备，就背上背包匆匆上路了。
班车里，乘客寥寥。但一路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对我这个非白人分子，胆敢在这种风声鹤泪的恐怖气氛中只身夜出，警察们认为必有图谋，或许干脆就把我当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疑似病例”；我觉得他们对我的盘查，严格得令我没法接受。就这样，本来，从巴斯城至伦敦西郊，不足1小时的路程却让我花了整整两个半小时。直到晚上8点方得以到达目的地。
好在英国是高纬度地区，日照时间特长。早上4点，天已大明，晚上11点还彩霞满天。此时的上门叨扰，应无大碍。
我扬手摁响了吴老板的门铃。出门的是一对40开外的夫妇。油头粉面，衣着光鲜。要不是那份异国乡亲的热情劲，他们那外形包装，实在让人不能恭维。
在他们热情的推介和帮助下，一切手续在晚上10点左右圆满完成了。
喜冲冲出门以后，我踏上了巴士，直奔留学生心仪的“免费招待所”——希思路机场候机厅。
（三）
同国内机场人山人海的情景不同，英国的每间机场都门可罗雀。
宽大的候机厅里，空调宜人；长沙发或坐或卧，任君选择。长呆短待，悉听尊便。平素里，决没有多事的保安或服务员来讨嫌干预，更没人胆敢破坏你的黄粱美梦。这种便当深得“第三世界”的劳苦大众的青睐。精明的中国留学生把这等好事，戏称为“反资产阶级的浪费”和“对资本主义的废物利用”。
我在候机厅的一隅选好了一个位置，把提单揣入怀里，再从背包里取出牛奶面包，三下五除二便完成了我的晚餐。打了个饱嗝后，把背包放在最内端，就寻思着解决自己的睡眠问题。
本人毕竟是读书人出身，决不能等同于厅里那些仰面八叉，鼾声如雷的“亚、非、拉”大老粗弟兄。
我寻思着，一边斜靠在沙发上，试图用最斯文的睡姿来适配自己的“文化人”身份。
厅里一片静穆，大屏幕的彩电轮番播送着体育节目和国际新闻，看得出当局竭力淡化时局的紧张，试图粉饰太平的苦心。
不久，体贴的播放员也慢慢调小了音量，调暗了大厅灯光。人们各自进入了自己的梦乡。
突然，我被一阵奇怪的叫声惊醒了。猛一睁眼，手不由自主地摸向了怀里的提单。
厅里灯光雪亮，一队队穿着深蓝制服的英国警察“呼”地一声冲进了候机厅大门。迅速散布于大厅的各个角落。不少人手里还牵着一只只龇牙咧嘴的大狼犬。其中几只，正朝那些吓得抱成一团的黑人妇女们狺狺狂吠着。那声音，在原本寂静、空旷的大厅里显得十分吓人。
灯光下，看得分明，门外还有数不清的警员，骑着高头大马，在周围转悠，那马匹不断地敲着铁蹄，打着响鼻，甚或仰首长啸，把机场的气氛一下就蹦紧到了极限，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起来。
大厅里，原先躺着、睡着的人们倏地一下全站了起来。他们瞪着惶恐的眼睛，不明究竟，一时间，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人们仿佛迎来了世界的末日。……
（四）
这时，有一个修长的女警员来到我面前，礼貌地要求我出示自己的证件。我一边摸索着，满足她的要求，一边问：“What’swrong？What’shappentonight?(怎么啦？今晚出什么事啦？)”
“Don’tscare（别怕）!”她说着。然后，她友善地靠近我，低声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原来，就在不到半小时前，希思路机场警察室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说是有人在机场候机厅安放了一枚炸弹。当值的警员立马向市局汇报，请求警力支援。
结果，上千名警察把整个机场包围得水泄不通，连全英最知名的搜索犬中队也被调了过来。
包围、搜索过程一直持续了大半夜。这段时间，我的心“忐忑”着，仿佛已跳到了嗓眼里。疑心生暗鬼，我总觉得大厅里除我以外，每个“亚非拉”穷百姓都是疑凶，每只垃圾桶或其他有容积的公共设施里都藏有炸弹。我们被迫呆在原有位置，不能动弹。时时感到藏匿在某处的炸弹会发生爆炸。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我的理想、我的事业、我那犒赏妻女的美好愿望、以及我报效祖国的勃勃雄心都随同我这100余斤的身躯，顿时灰飞湮灭。……
就是在这种极端恐惧的氛围中，我熬过了有生以来，最为紧张，最为漫长的一夜。
凌晨4点左右，窗外天已大明。这时，那些东闻闻西嗅嗅，折腾了一夜的警犬陆续被牵走，警员们也纷纷在撤离。
这时，那个漂亮的女警察还不曾忘却我这个吓得缩在一角瑟瑟发抖的落魄书生。她特地走过来，和蔼地通知我：“Sorrytobotheryou!Thealertisover,now,nothingspecial!Byebye!(很抱歉，打扰您了。现在警报解除，没发现异常。再见！)”
2009，5，11于佛山
注：TC奖学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给中国学生提供的一种赴英助学“奖学金”，全称为“技术合作奖学金（TechnicalCooperationAward）。获奖提名人要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和科技建树，经过所在单位选拔，推荐，再由英国使馆多次语言和业务考试、考核合格后，方有资格获得。
奖学金数额较为丰厚，但当时，国家教委为了扩大受益面，将之一分为二，我们只得到原额的一半，余额用于赞助另一批由教委自己特派的留学生。
1985年12月，我留学英国已有小半年了。每月，我们的TC奖学金（注），都由使馆文化处按期汇入我们的户头。除去日常食用开支外，慢慢地有了一些积蓄。
当时，国内的改革开放刚实施不久，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尚十分困乏。所以，留学生们聚在一起，最热门的话题是“八大件”。其中，除“急用先买”的照相机外，往下就轮上Hi-Fi（组合音响）了。
买下来，放在宿舍里，休闲时，播放几首贝多芬、莫扎特的交响乐曲，给疲惫的心灵一个宁静的港湾，给如煎如熬的乡思乡愁一点滋润和慰籍。这种幽雅舒适的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
这种特定的现象和特殊的消费群体，立即引起了精明的华裔商人的注意。伦敦唐人街里的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从日本生产厂商那里批量进货，再以当地正规家电商店约八折的价格卖给中国留学生。此一举十分成功，他的生意即刻火爆起来。
当时，国内的生产厂商还仅只停留在生产盒式录音机的水平上。所以，，一台日本进口的音响，在国内市场上要卖到7000-8000千元的天价。
与此相反，为了打开欧美市场，小日本却以低得多的价格出售。在巴斯街头的电器店里，一台高档Hi-Fi的售价，仅为150英镑左右（当时英镑兑人民币的比值约为1：4.2上下）。这里外的差价，能不让留学生们垂涎，又能不让吴先生赚得盆满钵满？
可不久，人们就发现，这种方式也有它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当留学生学成回国之后，携带不便不说，还占去了宝贵的行李托运重量。
那个手眼通天的生意人很快就推出了第二套方案：在英国看货、付款、开单；在国内提货。一应的报关、免税抵扣手续和国内运输都由他一手搞定。一句话，你在伦敦买单，家人就可以在国内坐等货物上门了。
此举，在留学生中间引起了又一轮“链锁反应”。人们奔走相告，跃跃欲试。特别是大龄“访问学者们”，他们都是些铁了心要回去报效祖国的“贤夫慈父”，心里早就憋着一股犒劳妻儿的激情。
可那时，正值英国的多事之秋。
刚刚经历了与阿根廷争夺马岛的重创，英国百姓还没有喘过气来，以“铁腕治国”闻名于世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又紧随美国总统里根，把英国人民带入了与利比亚的战争恐惧之中。
是年年末，在罗马、维也纳等地相继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恐怖爆炸事件，里根总统认定这都是卡扎菲的杰作，声言要对利比亚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报复空袭。
铁娘子亦步亦趋，马上声明：允许美军动用英国在地中海的空军基地，这无异于给卡扎菲的喉咙插入了一把钢刀。
此举，让利比亚人民无比激愤。连该国在英国的留学生也不例外，他们纷纷上街游行，发誓要给狂妄自大的铁娘子以血的教训。
一时间，英伦三岛成了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几乎每天都有恐怖事件或恐吓信件发生。
所以，此时的留学生们，虽有购买冲动，却无外出的勇气。他们私下里互相教诫：“炸弹不长眼，还是少出校门为妙”。
(二）
某日的下午。我系一个山西同学来办公室与我告别。他说学习期限已满，马上动身去伦敦使馆办手续，明天上午启程回国。问我有什么事情要帮忙代办？
我立马产生了运用前述的购物方式，让妻女们早些享受现代化科技成果的主意。可那时，她们还挤在一间总面积只有11.5平米的狭小住房里，冰箱、洗衣机根本无处安放，无须考虑。孩子们又正处在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刻，有妻子再三再四的交代，电视机免谈。故而，组合音响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后，他一口答应帮忙。我们相约明日上午九点，在希思路机场的入口处会面。
他再三叮嘱，“时局不稳，晚上只身在外，得千万小心。”我一心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心存侥幸，也就把一切风险置之度外了。
可要完成这项准备工作，程序虽不复杂，但时间却十分紧张。
我得先从巴斯赶去伦敦的吴先生家里看货、选型、交款、开具提货单，再于次日至约定的地方等候这位山西校友。由他帮我带入北京海关，由吴老板的代理人办好相应手续后，将提单塞入我事先准备的信封里，投入邮筒，那就万事大吉了。
得到了导师的许可，我回宿舍做了些准备，就背上背包匆匆上路了。
班车里，乘客寥寥。但一路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对我这个非白人分子，胆敢在这种风声鹤泪的恐怖气氛中只身夜出，警察们认为必有图谋，或许干脆就把我当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疑似病例”；我觉得他们对我的盘查，严格得令我没法接受。就这样，本来，从巴斯城至伦敦西郊，不足1小时的路程却让我花了整整两个半小时。直到晚上8点方得以到达目的地。
好在英国是高纬度地区，日照时间特长。早上4点，天已大明，晚上11点还彩霞满天。此时的上门叨扰，应无大碍。
我扬手摁响了吴老板的门铃。出门的是一对40开外的夫妇。油头粉面，衣着光鲜。要不是那份异国乡亲的热情劲，他们那外形包装，实在让人不能恭维。
在他们热情的推介和帮助下，一切手续在晚上10点左右圆满完成了。
喜冲冲出门以后，我踏上了巴士，直奔留学生心仪的“免费招待所”——希思路机场候机厅。
（三）
同国内机场人山人海的情景不同，英国的每间机场都门可罗雀。
宽大的候机厅里，空调宜人；长沙发或坐或卧，任君选择。长呆短待，悉听尊便。平素里，决没有多事的保安或服务员来讨嫌干预，更没人胆敢破坏你的黄粱美梦。这种便当深得“第三世界”的劳苦大众的青睐。精明的中国留学生把这等好事，戏称为“反资产阶级的浪费”和“对资本主义的废物利用”。
我在候机厅的一隅选好了一个位置，把提单揣入怀里，再从背包里取出牛奶面包，三下五除二便完成了我的晚餐。打了个饱嗝后，把背包放在最内端，就寻思着解决自己的睡眠问题。
本人毕竟是读书人出身，决不能等同于厅里那些仰面八叉，鼾声如雷的“亚、非、拉”大老粗弟兄。
我寻思着，一边斜靠在沙发上，试图用最斯文的睡姿来适配自己的“文化人”身份。
厅里一片静穆，大屏幕的彩电轮番播送着体育节目和国际新闻，看得出当局竭力淡化时局的紧张，试图粉饰太平的苦心。
不久，体贴的播放员也慢慢调小了音量，调暗了大厅灯光。人们各自进入了自己的梦乡。
突然，我被一阵奇怪的叫声惊醒了。猛一睁眼，手不由自主地摸向了怀里的提单。
厅里灯光雪亮，一队队穿着深蓝制服的英国警察“呼”地一声冲进了候机厅大门。迅速散布于大厅的各个角落。不少人手里还牵着一只只龇牙咧嘴的大狼犬。其中几只，正朝那些吓得抱成一团的黑人妇女们狺狺狂吠着。那声音，在原本寂静、空旷的大厅里显得十分吓人。
灯光下，看得分明，门外还有数不清的警员，骑着高头大马，在周围转悠，那马匹不断地敲着铁蹄，打着响鼻，甚或仰首长啸，把机场的气氛一下就蹦紧到了极限，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起来。
大厅里，原先躺着、睡着的人们倏地一下全站了起来。他们瞪着惶恐的眼睛，不明究竟，一时间，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人们仿佛迎来了世界的末日。……
（四）
这时，有一个修长的女警员来到我面前，礼貌地要求我出示自己的证件。我一边摸索着，满足她的要求，一边问：“What’swrong？What’shappentonight?(怎么啦？今晚出什么事啦？)”
“Don’tscare（别怕）!”她说着。然后，她友善地靠近我，低声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原来，就在不到半小时前，希思路机场警察室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说是有人在机场候机厅安放了一枚炸弹。当值的警员立马向市局汇报，请求警力支援。
结果，上千名警察把整个机场包围得水泄不通，连全英最知名的搜索犬中队也被调了过来。
包围、搜索过程一直持续了大半夜。这段时间，我的心“忐忑”着，仿佛已跳到了嗓眼里。疑心生暗鬼，我总觉得大厅里除我以外，每个“亚非拉”穷百姓都是疑凶，每只垃圾桶或其他有容积的公共设施里都藏有炸弹。我们被迫呆在原有位置，不能动弹。时时感到藏匿在某处的炸弹会发生爆炸。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我的理想、我的事业、我那犒赏妻女的美好愿望、以及我报效祖国的勃勃雄心都随同我这100余斤的身躯，顿时灰飞湮灭。……
就是在这种极端恐惧的氛围中，我熬过了有生以来，最为紧张，最为漫长的一夜。
凌晨4点左右，窗外天已大明。这时，那些东闻闻西嗅嗅，折腾了一夜的警犬陆续被牵走，警员们也纷纷在撤离。
这时，那个漂亮的女警察还不曾忘却我这个吓得缩在一角瑟瑟发抖的落魄书生。她特地走过来，和蔼地通知我：“Sorrytobotheryou!Thealertisover,now,nothingspecial!Byebye!(很抱歉，打扰您了。现在警报解除，没发现异常。再见！)”
2009，5，11于佛山
注：TC奖学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给中国学生提供的一种赴英助学“奖学金”，全称为“技术合作奖学金（TechnicalCooperationAward）。获奖提名人要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和科技建树，经过所在单位选拔，推荐，再由英国使馆多次语言和业务考试、考核合格后，方有资格获得。
奖学金数额较为丰厚，但当时，国家教委为了扩大受益面，将之一分为二，我们只得到原额的一半，余额用于赞助另一批由教委自己特派的留学生。
（一）
1985年年末，英国时局很不平静。继美国的波恩客机爆炸之后，在世界各地，又相继出现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总统里根锁定利比亚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其总统卡扎菲成了90版的拉登，发誓要进行武力报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声帮腔，与利比亚交恶。
一时间，战争的阴云笼罩了英伦三岛。大不列颠的子民们也就在这种忧郁、沉闷的氛围中，迎来了1985年的圣诞节。
此时的我，正在伦敦西部的巴斯大学进修。这是我在国外度过的第一个节日。兴许是习惯了国内鼓乐喧天，鞭炮齐鸣的大年除夕景象，我对校园的沉静和冷落怎么也无法接受。
这天，刚吃过早饭，就见滞留在校园，有家归不得的“亚、非、拉”穷校友们三五成群地结伴下山，相约去巴斯城里“撞大运”去。
之前，他们也曾用带浓重卷舌音的英语告诉过我：“平安夜”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刻。按西方的传统习惯，这天，热情、大胆的西洋姑娘都会坦然接受陌生异性的热吻。所以，任何一个男士都不愿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以自己的激情来表示对对方的节日祝贺。
不久，校园走空了，我也耐不住那份寂寞，决心下山去试试我的运气。不过，同我的黑人同学们不一样，我心仪的不是那逡巡街头的金发女郎，而是一部“节日大甩卖”（OnSale）的单反相机。
那时节，在国内市场上，由于冰箱、彩电等电子产品奇缺，国家允许所有出国人员在归国时，从国外带入一定数目的“免税商品”，我们习惯称之为“八大件”。其中，最让人神往，总被出国人员列为“头等优先”项目的是照相机。
因为，人们急着要用它来记录在国外的每一个动人时刻。所以，留学生们聚在一起，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照相机。据说，买照相机的最佳时机就是圣诞节前的OnSale。
（二）
巴斯大学位于巴斯城东一座风景秀美的山顶上。山前山后各有一条宽阔的马路直贯这个罗马古城。从校园进城，搭乘巴士十分便当。
当时，我们在国内每月的工资不足60元，所以在国外把每个便士都看得十分珍贵。无论进城出城，从不舍得花钱乘车，而是沿着一条山间小径，逶迤于山林和小溪之间。
尽管时届三九，国内已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但此时巴斯的山坡上却遍被一种不知名的青草，这草即便在冰天雪地，也丝毫不减其嫩绿的秀色。
山上一条盘山古渠，溪水奔流，哗哗有声。一只只加拿大灰脸红嘴的大天鹅，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般地遨游在清溪碧波之中。
我一边赶路，一边欣赏着这优美恬静的异国风光。心里默默地解嘲，把这个以省钱为动因的步行之旅，当作是在异国他乡的休闲锻炼。
完成了不到20分钟的旅程，我来到了当地最为繁华的闹市区。
街上行人稀少，可到处是火树银花，到处是炫目的流光溢彩。大大小小的圣诞树，充斥于大街小巷，商店铺头。树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的灯饰和形形色色的圣诞礼盒,让人目不暇接。
“OnSale！OnSale!”一个个圣诞老人，出没在花山灯海里，摇着铜铃铛，满街吆喝。
我踯躅于电器店的玻璃橱窗之间，被光怪陆离的圣诞装饰炫映得眼花缭乱。我的思维被各种节日减价广告彻底搅乱了，很久很久，头脑里都是一片空白。我走了几个来回，但始终没能锁定目标。
眼见得，太阳慢慢西斜，街上的行人愈加稀少了。我心里不免暗自焦急起来。
“Hello,Gentleman,MerryChristmas!（喂，先生，圣诞快乐！）”我刚从一家店门走出，迎面就碰上了一个四十开外的英国男子。他衣着简朴，是一付典型的蓝领打扮。他微弯着腰，热情的朝我打招呼。
“MerryChristmastoyoutoo!（您也快乐）”我连忙回答道。
他缓缓地走到我的身边，压低嗓门说：“我猜您是想买相机的吧？”估计他在店外对我观察了很久，这才怯怯地问道，“您难道不想买一部比这店便宜得多的相机吗？”
“那得看情况。特别得看什么牌子的。”我不经意地搭上了腔。
“奥林巴斯100”他依然是轻声回答。
我明白，那是一款日本新出品的名牌机，也正是我们留学生讨论得最多的牌子之一。思想间，心里不免有了几分钟爱。
“你有兴趣吗？”见我有些心动，他赶紧问。
“Depends.（那得看情况）”我淡淡地说。
“Followme,please!(请跟我来)”。
果然，鬼使神差地，我跟着他走到了一个静僻处。
他四顾无人后，从怀里掏出了一部八成新的相机。
“圣诞节来了，孩子们正在家盼望我的圣诞礼物呢！可这场该死的战争，让我失业了。我没法，只好把这部今年八月份刚买的相机卖了。你就算是做好事，帮帮我，帮帮我的孩子吧！”语言中带有几分凄戚，眼泪也直在他眼眶里打转。
眼见一个那么彪悍的大男子，在我眼前落泪，我的鼻子也直发酸发涩。
“好吧！你出个价。”
“100英镑”。他从嗓门眼里吐出了这个数字。数目不菲。比商店里的新机子也仅只便宜不到20镑。我本不想买，但见他那十分失望的眼神，我眼前不由得浮现了几个天使般的异国儿童的殷殷目光。我的心又软了，思想了片刻，最后咬咬牙，从怀里掏出一张淡褐色的英皇头像现钞朝他手心塞去。……
(三)
他接过钱，慌忙揣入怀里。但只是在一边发呆，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
我好生奇怪，寻思着会不会有什么陷阱。仔细检查了一下相机，的确未见什么异常，但发现少了说明书。
“Isthereanyinstruction(有说明书吗)?”我问。
“啊，糟了！我忘在家，没带来。这样吧，我来教会你。”说着，从我手里接过相机，只摆弄了一会儿，他就嫌街头太脏，不便拆卸零件。
“这儿灰大，容易损坏镜头和机体。要不，我去你宿舍，慢慢教会你。”犹豫了片刻，但出于对洋人道德水准的高度信任，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还忍痛买了两张车票，第一次开洋荤，登上了英国的双层巴士。
一路上，他情绪十分亢奋，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一会儿诅咒现时的战争，一会儿用最肮脏的字眼漫骂铁娘子。
我自小受惯了“反对美英霸权，支援第三世界”的传统教育，一听到他那对脾胃的抱怨，心里就觉得特爽。一股阶级亲情仿佛流遍了我的全身。
回到了我那公寓式的宿舍，周围依然是一片森人的静穆，只有一、两间卧室里传来了电视节目的播音。
一进屋，我就从背包里掏出相机，想让他快些传授完操作要领，以便赶回家过节。
可令我不解的是，他对此似乎已没有丝毫兴趣了。而是转身“砰”地一声关死了我的房门。
“Why？Whateverareyoudoing?(怎么了？你究竟想干什么？)”就在这时，我发现他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可怖的变化。只见他双眼发出狼一样的绿光，脸部的肌肉也蹦得铁紧，面颊的颜色由红转紫，由紫转青。紧接着，他周身都在哆嗦，舌根也似乎僵直了，讲话含糊不清，也结结巴巴。“Ple-a-se,ple-a-sesho-wmeyo-urchest(请……行……行……好，让……我……看……看你……的胸……脯)!”
“What?Whataretalkingabout?(什么？你在胡诌些什么？)”一股极端的厌恶之情油然而生，让我如生吞了活苍蝇一样，五脏六腑都在翻腾，直欲呕吐喷饭。
我马上意识到，面前这个披着“失业工人”外衣的家伙，是一个“同性恋”人渣，他先前所讲过的一切统统是谎言。无疑，他的相机肯定也是垃圾。我来不及心疼那相当于我半年工资的100英镑，心中只想到如何尽快了结这场飞来的横祸。
我赶紧冲过去开门，可他却横蛮地挡住了我的去路。一边居然解衣掏出了那杆涨得发紫的“破枪”，朝我摆弄挑逗着。
我止不住自己的恶心，“哇”地一声呕吐了出来，牛奶面包残渣喷洒在我早晨刚刚清洁过的羊绒地毯上。
他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
我情急生智，猛地大喝一声，旋即摆出一副中国功夫里决斗的架势，一边用喉音怒吼着：“Getouthere,immediatelyorI’llcallpolice!(滚蛋，立即滚蛋！要不，我就要报警了！)”这一招，打中了他的软肋。像霜打过的茄子一样，他立即蔫了下去，慌忙收起了自己的武器，三步倂作两步地滚出了我的宿舍楼。……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那可恶的情景，再好的心情都会被它破坏殆尽。
看来，今生今世我怎么都无法忘却那个窝心的平安夜！
2009，5，8于广东佛山
1985年年末，英国时局很不平静。继美国的波恩客机爆炸之后，在世界各地，又相继出现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总统里根锁定利比亚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其总统卡扎菲成了90版的拉登，发誓要进行武力报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声帮腔，与利比亚交恶。
一时间，战争的阴云笼罩了英伦三岛。大不列颠的子民们也就在这种忧郁、沉闷的氛围中，迎来了1985年的圣诞节。
此时的我，正在伦敦西部的巴斯大学进修。这是我在国外度过的第一个节日。兴许是习惯了国内鼓乐喧天，鞭炮齐鸣的大年除夕景象，我对校园的沉静和冷落怎么也无法接受。
这天，刚吃过早饭，就见滞留在校园，有家归不得的“亚、非、拉”穷校友们三五成群地结伴下山，相约去巴斯城里“撞大运”去。
之前，他们也曾用带浓重卷舌音的英语告诉过我：“平安夜”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刻。按西方的传统习惯，这天，热情、大胆的西洋姑娘都会坦然接受陌生异性的热吻。所以，任何一个男士都不愿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以自己的激情来表示对对方的节日祝贺。
不久，校园走空了，我也耐不住那份寂寞，决心下山去试试我的运气。不过，同我的黑人同学们不一样，我心仪的不是那逡巡街头的金发女郎，而是一部“节日大甩卖”（OnSale）的单反相机。
那时节，在国内市场上，由于冰箱、彩电等电子产品奇缺，国家允许所有出国人员在归国时，从国外带入一定数目的“免税商品”，我们习惯称之为“八大件”。其中，最让人神往，总被出国人员列为“头等优先”项目的是照相机。
因为，人们急着要用它来记录在国外的每一个动人时刻。所以，留学生们聚在一起，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照相机。据说，买照相机的最佳时机就是圣诞节前的OnSale。
（二）
巴斯大学位于巴斯城东一座风景秀美的山顶上。山前山后各有一条宽阔的马路直贯这个罗马古城。从校园进城，搭乘巴士十分便当。
当时，我们在国内每月的工资不足60元，所以在国外把每个便士都看得十分珍贵。无论进城出城，从不舍得花钱乘车，而是沿着一条山间小径，逶迤于山林和小溪之间。
尽管时届三九，国内已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但此时巴斯的山坡上却遍被一种不知名的青草，这草即便在冰天雪地，也丝毫不减其嫩绿的秀色。
山上一条盘山古渠，溪水奔流，哗哗有声。一只只加拿大灰脸红嘴的大天鹅，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般地遨游在清溪碧波之中。
我一边赶路，一边欣赏着这优美恬静的异国风光。心里默默地解嘲，把这个以省钱为动因的步行之旅，当作是在异国他乡的休闲锻炼。
完成了不到20分钟的旅程，我来到了当地最为繁华的闹市区。
街上行人稀少，可到处是火树银花，到处是炫目的流光溢彩。大大小小的圣诞树，充斥于大街小巷，商店铺头。树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的灯饰和形形色色的圣诞礼盒,让人目不暇接。
“OnSale！OnSale!”一个个圣诞老人，出没在花山灯海里，摇着铜铃铛，满街吆喝。
我踯躅于电器店的玻璃橱窗之间，被光怪陆离的圣诞装饰炫映得眼花缭乱。我的思维被各种节日减价广告彻底搅乱了，很久很久，头脑里都是一片空白。我走了几个来回，但始终没能锁定目标。
眼见得，太阳慢慢西斜，街上的行人愈加稀少了。我心里不免暗自焦急起来。
“Hello,Gentleman,MerryChristmas!（喂，先生，圣诞快乐！）”我刚从一家店门走出，迎面就碰上了一个四十开外的英国男子。他衣着简朴，是一付典型的蓝领打扮。他微弯着腰，热情的朝我打招呼。
“MerryChristmastoyoutoo!（您也快乐）”我连忙回答道。
他缓缓地走到我的身边，压低嗓门说：“我猜您是想买相机的吧？”估计他在店外对我观察了很久，这才怯怯地问道，“您难道不想买一部比这店便宜得多的相机吗？”
“那得看情况。特别得看什么牌子的。”我不经意地搭上了腔。
“奥林巴斯100”他依然是轻声回答。
我明白，那是一款日本新出品的名牌机，也正是我们留学生讨论得最多的牌子之一。思想间，心里不免有了几分钟爱。
“你有兴趣吗？”见我有些心动，他赶紧问。
“Depends.（那得看情况）”我淡淡地说。
“Followme,please!(请跟我来)”。
果然，鬼使神差地，我跟着他走到了一个静僻处。
他四顾无人后，从怀里掏出了一部八成新的相机。
“圣诞节来了，孩子们正在家盼望我的圣诞礼物呢！可这场该死的战争，让我失业了。我没法，只好把这部今年八月份刚买的相机卖了。你就算是做好事，帮帮我，帮帮我的孩子吧！”语言中带有几分凄戚，眼泪也直在他眼眶里打转。
眼见一个那么彪悍的大男子，在我眼前落泪，我的鼻子也直发酸发涩。
“好吧！你出个价。”
“100英镑”。他从嗓门眼里吐出了这个数字。数目不菲。比商店里的新机子也仅只便宜不到20镑。我本不想买，但见他那十分失望的眼神，我眼前不由得浮现了几个天使般的异国儿童的殷殷目光。我的心又软了，思想了片刻，最后咬咬牙，从怀里掏出一张淡褐色的英皇头像现钞朝他手心塞去。……
(三)
他接过钱，慌忙揣入怀里。但只是在一边发呆，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
我好生奇怪，寻思着会不会有什么陷阱。仔细检查了一下相机，的确未见什么异常，但发现少了说明书。
“Isthereanyinstruction(有说明书吗)?”我问。
“啊，糟了！我忘在家，没带来。这样吧，我来教会你。”说着，从我手里接过相机，只摆弄了一会儿，他就嫌街头太脏，不便拆卸零件。
“这儿灰大，容易损坏镜头和机体。要不，我去你宿舍，慢慢教会你。”犹豫了片刻，但出于对洋人道德水准的高度信任，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还忍痛买了两张车票，第一次开洋荤，登上了英国的双层巴士。
一路上，他情绪十分亢奋，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一会儿诅咒现时的战争，一会儿用最肮脏的字眼漫骂铁娘子。
我自小受惯了“反对美英霸权，支援第三世界”的传统教育，一听到他那对脾胃的抱怨，心里就觉得特爽。一股阶级亲情仿佛流遍了我的全身。
回到了我那公寓式的宿舍，周围依然是一片森人的静穆，只有一、两间卧室里传来了电视节目的播音。
一进屋，我就从背包里掏出相机，想让他快些传授完操作要领，以便赶回家过节。
可令我不解的是，他对此似乎已没有丝毫兴趣了。而是转身“砰”地一声关死了我的房门。
“Why？Whateverareyoudoing?(怎么了？你究竟想干什么？)”就在这时，我发现他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可怖的变化。只见他双眼发出狼一样的绿光，脸部的肌肉也蹦得铁紧，面颊的颜色由红转紫，由紫转青。紧接着，他周身都在哆嗦，舌根也似乎僵直了，讲话含糊不清，也结结巴巴。“Ple-a-se,ple-a-sesho-wmeyo-urchest(请……行……行……好，让……我……看……看你……的胸……脯)!”
“What?Whataretalkingabout?(什么？你在胡诌些什么？)”一股极端的厌恶之情油然而生，让我如生吞了活苍蝇一样，五脏六腑都在翻腾，直欲呕吐喷饭。
我马上意识到，面前这个披着“失业工人”外衣的家伙，是一个“同性恋”人渣，他先前所讲过的一切统统是谎言。无疑，他的相机肯定也是垃圾。我来不及心疼那相当于我半年工资的100英镑，心中只想到如何尽快了结这场飞来的横祸。
我赶紧冲过去开门，可他却横蛮地挡住了我的去路。一边居然解衣掏出了那杆涨得发紫的“破枪”，朝我摆弄挑逗着。
我止不住自己的恶心，“哇”地一声呕吐了出来，牛奶面包残渣喷洒在我早晨刚刚清洁过的羊绒地毯上。
他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
我情急生智，猛地大喝一声，旋即摆出一副中国功夫里决斗的架势，一边用喉音怒吼着：“Getouthere,immediatelyorI’llcallpolice!(滚蛋，立即滚蛋！要不，我就要报警了！)”这一招，打中了他的软肋。像霜打过的茄子一样，他立即蔫了下去，慌忙收起了自己的武器，三步倂作两步地滚出了我的宿舍楼。……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那可恶的情景，再好的心情都会被它破坏殆尽。
看来，今生今世我怎么都无法忘却那个窝心的平安夜！
2009，5，8于广东佛山
近两年的巴斯生涯，我没有周末假日，从没去过一次舞厅酒吧，也没有一次与异性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现在，能在脑海里留下些小记忆的是与西德女生伊莎贝尔的遐逅。
西方人嗜好旅游.但假日的旅店又十分昂贵。不知那个聪明人想出个办法，把学生公寓出租给旅游者。因为，旅游旺季正好是学生假期。宿舍人去楼空，正好出租。
八六年春假，我所在的单元里住入了一批欧洲大陆来的女学生。伊莎贝尔住在我隔壁。她是一个典型的欧式美人。深褐色的披肩长发，轮廓分明的脸庞，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里时时发出热情洋溢的光。我们共用一个厨房。我发现她总爱坐在一旁，轻呷饮料；一边注视着我烹调。不久，她勇敢地朝我伸出了纤细的手；自我介绍。当时，刚刚结束第一论文。尚不十分繁忙。所以，能从容地陪她在饭厅里闲聊。趁机了解西方风情，提高口语水平。她很健谈，英语表达十分准确，发音清楚。仿佛不是在使用外语，而是母语。她谈起了她的家庭、家乡和学习生活。还几次邀请我去游泳、打网球。
巴斯的四天，使我们似乎成了异国的忘年交。启程的时间终于要到了。她让我送送她。这天我一早起床，为她备好早餐。煮了她最爱吃的中式面条。然后，轻轻敲开了她的门。只见她情绪十分沮丧，垂首坐在床沿。见我站在门外发呆，示意让我入内。还不等我在房里找定自己的位子，她突然投入我的怀抱。我毫无精神准备，一时慌乱无措。就如处身于云里雾里一般，脑子里一片空白。恰好这时邻近教堂里的钟声响了，整整七下。应该是她上路的时间了。我轻声说：“伊莎贝尔，七点了！快吃早餐吧。”。她定了定神，抿嘴摇了摇头。表示没胃口。随后，昂首抖了抖长发。依偎着我，步行至公共汽车站。车来了，她站在车门边，迟迟不忍上去。晨光微曦中，只见她披一身彩霞。一头蓬松的褐发沐浴在朝阳里，恰如一根根闪光的金丝，在晨风的吹拂下涌动。她又一次在期待我的拥抱和热吻。我仿佛置身于伊甸童话的梦境里。凸兀在眼前的分明是一尊天使塑像。我为她日光下的美丽所震撼。我恨不得冲前去，把她搂入自己的怀里，吻个够。但是，东方文化的残酷制约，使我始终不曾迈出勇敢的一步！
回到西德后，她一直给我通信。一封接着一封，直到89年。此后，便杳无音信了。
西方人嗜好旅游.但假日的旅店又十分昂贵。不知那个聪明人想出个办法，把学生公寓出租给旅游者。因为，旅游旺季正好是学生假期。宿舍人去楼空，正好出租。
八六年春假，我所在的单元里住入了一批欧洲大陆来的女学生。伊莎贝尔住在我隔壁。她是一个典型的欧式美人。深褐色的披肩长发，轮廓分明的脸庞，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里时时发出热情洋溢的光。我们共用一个厨房。我发现她总爱坐在一旁，轻呷饮料；一边注视着我烹调。不久，她勇敢地朝我伸出了纤细的手；自我介绍。当时，刚刚结束第一论文。尚不十分繁忙。所以，能从容地陪她在饭厅里闲聊。趁机了解西方风情，提高口语水平。她很健谈，英语表达十分准确，发音清楚。仿佛不是在使用外语，而是母语。她谈起了她的家庭、家乡和学习生活。还几次邀请我去游泳、打网球。
巴斯的四天，使我们似乎成了异国的忘年交。启程的时间终于要到了。她让我送送她。这天我一早起床，为她备好早餐。煮了她最爱吃的中式面条。然后，轻轻敲开了她的门。只见她情绪十分沮丧，垂首坐在床沿。见我站在门外发呆，示意让我入内。还不等我在房里找定自己的位子，她突然投入我的怀抱。我毫无精神准备，一时慌乱无措。就如处身于云里雾里一般，脑子里一片空白。恰好这时邻近教堂里的钟声响了，整整七下。应该是她上路的时间了。我轻声说：“伊莎贝尔，七点了！快吃早餐吧。”。她定了定神，抿嘴摇了摇头。表示没胃口。随后，昂首抖了抖长发。依偎着我，步行至公共汽车站。车来了，她站在车门边，迟迟不忍上去。晨光微曦中，只见她披一身彩霞。一头蓬松的褐发沐浴在朝阳里，恰如一根根闪光的金丝，在晨风的吹拂下涌动。她又一次在期待我的拥抱和热吻。我仿佛置身于伊甸童话的梦境里。凸兀在眼前的分明是一尊天使塑像。我为她日光下的美丽所震撼。我恨不得冲前去，把她搂入自己的怀里，吻个够。但是，东方文化的残酷制约，使我始终不曾迈出勇敢的一步！
回到西德后，她一直给我通信。一封接着一封，直到89年。此后，便杳无音信了。
1986年10月某天的半夜，我突然被一种未名的刺痛所惊醒。当我的神智从梦境中渐渐苏醒过来的时候，这才发现右肾正如针刺刀剐一样，直疼得我死去活来，连呼吸都十分困难。
“救命（Help）!“救命（Help）!”我一边在地下打滚，一边用最后的力气，竭力呼喊着。
“”可许久过后，四周都没有动静。不知什么原因，我宿舍对面的一个香港同胞和楼下的一个台湾同胞，都闭门不出，四楼和一楼的英国同学也都没有反应。
我百无一奈，但求生的愿望让我搏命爬到楼下的电话间，拨打类似我们的“110”。
“Hello!CanIhelpyou?"电话那头传来西洋“雷锋”的和蔼。
我断断续续讲过我的困难后，他叫我先挺住，并说，他的警车3分钟后就会来到我的宿舍，他会在第一时间里把我送到我的医生那儿去。
果不其然，不久，我就被送到一家看似为私人开办的诊所里。
“GoodmorningMr.Li!"门开处，一个40多岁，完全秃顶的中年医生，一边披挂白长袍，一边礼貌地同我们打招呼。奇怪的是，初次见面，他竟然准确地喊出了我的姓名（事后我才知道，我是他所负责的人员中唯一的一名亚裔人士）。他和那名警员一道，把我扶进了他的诊室。我龇牙咧嘴地同医生打了个招呼，也笨拙地扬手给正在匆匆离去的“雷锋叔叔”道了声“Byebye!”。
经过一番认真地检查，他确诊我的毛病是“右肾物理性粘连”。几片药丸（注：老外不大打针）下肚不久，那曾经天崩地裂，世界末日来临般的疼痛很快就被他止住了。
之后，他又给我捡了几帖药，说是回去后得按时内服。
“HowmuchshouldIpayyou?(我得付您多少钱？)”我怯怯地问，刚刚为大难没死而窃喜，立即又为囊中羞涩而不安。
“Whyshouldyoupay?No!Definitelynot!(你这是干嘛呢？当然不用啰！)”似乎被我的话吓到了，只见他目瞪口呆，连连耸肩摆手，把我递给他的100英镑现钞坚决地退了回来。我的天！他居然分文不受！
此时，窗外已在渐渐发白，晨光熹微中，他热情地开出了自己的私家车，要把我送回学校宿舍。
路上，他告诉我：在英国，采用的是完全医保制度。每16个人都配有一个医生，他就是我的保健医生，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听后，我受宠若惊，哇塞！在国内，这可是首长级待遇喔。
他还告诉我，这医保费用不仅可以用来看病吃药，还可以为老花、近视患者配眼镜（镜架最便宜的那种），为聋子配嵌入式的助听器。
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可在他面前，我仍然故作平静。极力维护我这个”中国访问学者“的尊严。
但，不容讳言，这件小事，让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环境和权利，也不得不惊叹英国医保制度的细致入微。
当然，心里更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公费留的机会。
这，才是我们获得这份意外惊喜和享受的基础。
“救命（Help）!“救命（Help）!”我一边在地下打滚，一边用最后的力气，竭力呼喊着。
“”可许久过后，四周都没有动静。不知什么原因，我宿舍对面的一个香港同胞和楼下的一个台湾同胞，都闭门不出，四楼和一楼的英国同学也都没有反应。
我百无一奈，但求生的愿望让我搏命爬到楼下的电话间，拨打类似我们的“110”。
“Hello!CanIhelpyou?"电话那头传来西洋“雷锋”的和蔼。
我断断续续讲过我的困难后，他叫我先挺住，并说，他的警车3分钟后就会来到我的宿舍，他会在第一时间里把我送到我的医生那儿去。
果不其然，不久，我就被送到一家看似为私人开办的诊所里。
“GoodmorningMr.Li!"门开处，一个40多岁，完全秃顶的中年医生，一边披挂白长袍，一边礼貌地同我们打招呼。奇怪的是，初次见面，他竟然准确地喊出了我的姓名（事后我才知道，我是他所负责的人员中唯一的一名亚裔人士）。他和那名警员一道，把我扶进了他的诊室。我龇牙咧嘴地同医生打了个招呼，也笨拙地扬手给正在匆匆离去的“雷锋叔叔”道了声“Byebye!”。
经过一番认真地检查，他确诊我的毛病是“右肾物理性粘连”。几片药丸（注：老外不大打针）下肚不久，那曾经天崩地裂，世界末日来临般的疼痛很快就被他止住了。
之后，他又给我捡了几帖药，说是回去后得按时内服。
“HowmuchshouldIpayyou?(我得付您多少钱？)”我怯怯地问，刚刚为大难没死而窃喜，立即又为囊中羞涩而不安。
“Whyshouldyoupay?No!Definitelynot!(你这是干嘛呢？当然不用啰！)”似乎被我的话吓到了，只见他目瞪口呆，连连耸肩摆手，把我递给他的100英镑现钞坚决地退了回来。我的天！他居然分文不受！
此时，窗外已在渐渐发白，晨光熹微中，他热情地开出了自己的私家车，要把我送回学校宿舍。
路上，他告诉我：在英国，采用的是完全医保制度。每16个人都配有一个医生，他就是我的保健医生，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听后，我受宠若惊，哇塞！在国内，这可是首长级待遇喔。
他还告诉我，这医保费用不仅可以用来看病吃药，还可以为老花、近视患者配眼镜（镜架最便宜的那种），为聋子配嵌入式的助听器。
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可在他面前，我仍然故作平静。极力维护我这个”中国访问学者“的尊严。
但，不容讳言，这件小事，让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环境和权利，也不得不惊叹英国医保制度的细致入微。
当然，心里更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公费留的机会。
这，才是我们获得这份意外惊喜和享受的基础。
（一）
在我国，无论从先辈，师长的口中，还是从周遭环境、社会媒体里，出现频率最高，以致老幼耳熟能详的一句说法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日常生活及戏剧小说中，那个“报”字好生了得：只有善人天佑了，恶人天谴了，正义得到了伸张，民心才得以大快。
就这样，“因果报应”理念自幼就牢牢地植入国人的脑海里，成了人们亙古不变的人生铁律。
看起来，这世上，无论多么善良的人，他心中记挂的终归是那个“报”字。即对自己善行的回报，和对他人作恶的报应。
但是，这一理念，在我认识了亨利先生，耳濡目染了他如何应对人生危机，如何对待命运的不公时，受到过一次致命的挑战，毋庸讳言，我的灵魂也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撼。
故事还得从1986年的平安夜谈起。
这年的圣诞节带着我如磬的乡思乡愁，又来到了我的身边。
因有去年的教训，我不敢贸然外出，呆在办公室里暗自琢磨着如何消度这个漫长的假日。
此时，我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们也一反常态，个个心事重重，连彼此的圣诞祝福也都讲得十分敷衍。
不一会儿，隔壁办公室的一位中国同学跑过来，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告诉了我一则怵人的消息：前几天，围绕着一项发明专利，他的指导老师——以热心、善良著称的亨利博士和布朗教授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执。教授光火了，在昨夜圣诞派地上，故意借题发挥，扬言要炒几名教职员工过节。
就这样，他一句话就把系里节日的喜庆气氛驱赶得无影无踪了。教员们人人自危，为自己，也为亨利博士的前途揪心。
（二）
亨利博士是我们“液压中心”资历最深的老教师之一。约50开外。他身材修长，慈眉善目，花白的鬓角卷发，直漫过了他清癯的脸颊。
同那个自命不凡、矫揉做作的布朗教授不同，他处处与人为善，谦恭和蔼。治学也刻苦严谨，锲而不舍。在液压界久负盛名。无奈生不逢时，屈居于布朗教授足下，如明珠投暗，一直忧郁不得其志。
原来，在英国各高校中，采用的是保守的“教授终身负责制”。即在每个系里，不论多么“人才荟萃，将星如云”，都只能设一个教授，他就是当然的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任职到退休为止。
布朗教授担任巴斯“液压中心”的行政领导多年，整天沉溺于行政管理的繁文縟节之中，渐渐知识老化。对液压科学的许多新领域，往往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肤浅认识之中。但他掌握了本单位几十号教职员工的生杀予夺之权，单位里一切开支（包括人员工资）全由他一支笔来审批。全系教师的科研成果，也都要由他署名申报。所得的专利归学校所有，所得的奖赏，也由他与该项目的主管按9：1的比例来分成，他得的是大头。
即便是对海外硕、博研究生的培养也是一样，导师的衔头非他莫属，其他具体指导便由各资深讲师来实施。
由于英国文化委员会是按研究生人头数将指导津贴直接拨入导师名下的。所以，尽管他平素极少和研究生们有什么瓜葛，但是，上头来的津贴，他照收不误，受之无愧。
（三）
祸起萧墙的是一种检测仪器。这是经过几年的悉心研究，由亨利博士发明的“压差式液压污染度检测仪”。在八十年代中叶，这是液压界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
长期以来，在航空航天、海洋运输、冶金采矿等行业里，一直存在一个隐形杀手。无端地，一些关键设备往往因液压零件的突然失效而酿成机毁人亡，起火爆炸等突发性灾难。起先，人们只凭主观臆测，归因为材料的冶金缺陷（如成分不良，热处理硬度不足等等）。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人们才发现这全都是液压管路中混有极微细的固体污染颗粒引起的。如同在液压油中掺入了研磨砂一样，随着油在管路里的循环往复，它们磨损油缸活塞、控制阀芯等，磨下的铁屑形成新的污染物，引起污染的恶性循环。使磨损速度以几何级数增加，造成元件卡死，设备失效，进而酿成弥天大祸。
科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要控制这一祸害的发生，关键是要有科学而简便的污染度检测仪表。
亨利博士的这一发明，适逢其时。这在西方工业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间，世界各地精明的制造商纷至沓来，争相开出天价，旨图获得独家专利转让权。
眼看一个专业大发展的时机就要到来了，也自恃与布朗有几十年的合作交情，他曾谨慎地向布朗提出了8：2的分红方案，以弥补因这几年从事该科研而在财务上造成的巨大亏空。
没想到，却遭到了布朗的断然拒绝。教授正言警告他，别用自己的些小成就来挑战学校的规章和他本人的权威。
可惜，撒克逊祖先没有给善良的亨利博士留下“功高震主”一类的教诫。他也没有料到自己在液压领域里日益高涨的威望，早已使布朗教授妒火中烧。此举，正好给触及了他的痛处，留给他以发泄的口实。
教授越想越气，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部门的节日派地致辞时，放出了那颗黑色信号弹。
（四）
自晚会结束至平安日下班，这48小时是巴斯大学液压中心的全体教工和我们这些极富同情心的中国留学生极为难熬的时间。
按英国高校的惯例，12月24日这天是老板们向下属发放当年奖金和来年续职聘书的日子。
这天，老板秘书频繁奔走于各个办公室，向相关人员私下传达，并逐个地将他们领入系主任办公室。能有幸尾随秘书小姐，诚惶诚恐地去觐见老板，自然会赢得同事们一片羡慕的目光。
到下午五时止，始终不见秘书小姐的倩影光临亨利博士的办公室。我们几个中国同学敢怒而不敢言。期待在最后一分钟会出现奇迹，但这一良好愿望随着教授办公室大门的一声“雷”响和他那奔驰汽车马达的轰鸣，而彻底幻灭了。我们的心一下都凉到了冰点。
亲眼目睹了资本家的血腥和冷漠，亲眼看见一个学有所长，广有建树的学者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我们无比激愤，心里在为他不住地叫屈。
费尽平生精力，到头来一无所获，正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离开了学校，叫50多岁的亨利如何谋生呀？我们的心在隐隐地作痛。
突然，亨利博士的门打开了，我们生怕看到一个善良老人的尴尬，慌忙埋下头去，无事装忙碌。没料到，一声亲切的节日问候后，他带给我们的是几重惊喜。
（五）
“Hello,ChineseGentlemen,MerryChristmastoyouall!(您好，中国绅士们！圣诞节快乐！)”，闻声后，我怯怯地抬头，只见与我的想象相反，老人红光满脸，神采奕奕，表现极为轻松。
“MerryChristmastoyou(圣诞快乐！)”我们同声回答着。
“CouldyouacceptmypersonalinvitationandgomyhomeforChristmascelebration?(请你们接受我的一个私人请求，请你们和我一同回去，共庆今年的圣诞节。)”
“What（什么）？”如雷贯耳，我们8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齐整整地喊了出来。
“Yes，gomyhomeforChristmas（是的，都去我家过节）!”他故意放慢了语调，用自己最为清晰的牛津口音，一字一顿地宣告着。
“我的天！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这份请客的心思！”我瞪大眼，心里暗想，换成是我，要么去哪个山头放声大哭一场，要么破罐子破摔，蒙起面来，半路拦住那个狗屁教授，痛打一阵解解恨。
可他，却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如此安详、笃定。我满腹狐疑，不由得朝我周围的同胞来回张望着。看得出，他们也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被这戏剧性的场面惊呆了。也正木然地左顾右盼，莫衷一是。
“Oh！That’sverykindofyou!Wecertainlygomorethanhappy(哇塞，你真是好人，这确实让我们大喜过望了。好，我们这就去定了)!”这时，同伴中前叙那个亨利所带的学生走向前去，握住他的双手，代表我们朗声接受了他的邀请。
“OK，Hereisthevan(好的，上车吧)!”他迅即走到我们办公室门边，微微弯腰扬手。原来，他早有准备，今天一大早就开来了一部9座面包车。
我们犹豫着，没人上车。因为此刻，我们脑子里都升起了同一个问题：如今，老人已经失业了，即将衣食无着。他还这么折腾，那得多花多少钱呀！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礼仪，我们总该备些礼物，意思意思下吧！
想不到，他发现了我们的图谋后，借口时间不早，推着搡着，把我们8个人硬塞进车厢里，启动马达，“呜”的一声，驶离了这个教人可恨可恼的“液压中心”。……
（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车子在布列斯托尔市郊的一栋两层楼别墅前停下了。
“Hereweare”博士一声欢快的吆喝，引来了博士夫人和她的一对儿女们的欢声笑语。她们跑到门边齐声呼喊着：“Welcome，welcomeyouall!MerryChristmas(欢迎，欢迎,大家圣诞快乐！)”
孩子们是英国高校的在读学生，假日特地赶来看望父母的。或许对父亲的不幸还不知情。此刻，也同他的父亲一样，一脸灿烂的笑容。
夫人是专职太太，同博士长有一副夫妻相，面容清瘦，一脸和蔼。但从她的眼神里不难读出热情后面所蕴含的悲哀。
面对主人一家的炽热真情，不知怎的，让我这七尺汉子止不住地鼻子发酸，喉咙发梗，泪水也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
博士家的客厅并不十分宽大，但与餐厅相通，所以空间裕度恰到好处。一套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显得十分典雅、亲和。客厅和餐厅交界的一角，安放了一棵硕大的圣诞树，在五光十色的灯光和圣诞礼盒的点缀下，横添了不少的家庭温馨和节日气氛。
家庭主妇把我们逐个安排到旁边的餐桌上就坐，还给我们每人派发了一顶纸板做的圣诞头饰。
突然，厅内的电灯熄灭了，在大人小孩的欢呼声中，主妇灵巧地在每人面前点燃了蜡烛。
在博士朗声的倡导下，夫人和孩子们欢快地端来了烤火鸡、炸香肠、煮芦笋和英式布丁等传统的圣诞大餐。把恁大的餐桌都摆满了。
在闪闪的烛光中，博士柔声提议：为给百姓赐福的耶稣基督，为女皇祈祷。
这时，电视里也出现了女皇温柔的圣诞致辞的声音。
之后，博士给我们每人发放了一只约两指粗的彩绘拉线炮，让大家交叉着手臂，彼此握着邻座的炮仗，围成一圈。在博士的指挥下，同时高喊“MerryChristmas!”并拉响了手中的炮仗（注），以此宣告平安夜圣诞庆典的开始。
（七）
次日6点左右，睡眼惺忪中，我已经听到主人房里，传来博士的洗漱声。我慌忙叫醒了身边的同伴，穿戴齐整，来到了客厅。一俟博士现身，我们就齐声送去我们诚挚的圣诞祝福。当然，我们心中不约而同地都闪现出一句同样的潜台词，那就是祝他：否极泰来，来年转运！
博士告诉我们，他要去教堂做些准备，让我们与他家人一道用完早餐后，约9点半左右，他儿子会送我们去教堂做弥撒。他一再解释，圣诞上午的教堂祈福是西方的传统礼仪。
果不其然，我们与他的家人一道，乘他的面包车准时来到了附近一所小型的教堂里。
这时，周围的教民们差不多都已经来齐了。他们云集在教堂外边，人手一支小白烛，互相招呼着，表示节日的祝贺。与此同时，一队穿紫色衣袍的姑娘们，列队进入了教堂。人们尾随在他们后边，缓缓步入大厅。
这时，教堂尖顶上的大钟敲响了10下。喧闹的教堂大厅里突然哑寂起来了。
紧接着，让我们再度大吃一惊的场面出现了。此时，我们自认为无比熟悉的亨利博士正穿着一身庄严的牧师黑袍，手捧圣经，徐徐地走到圣坛上。
原来这位善良的老人，在担负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也免费为社区教民服务。
管风琴响起来了，低沉的乐曲声回荡在肃穆的教堂里，引起了唱诗班的姑娘和全体教民的和鸣。我们不懂赞美诗，彼此相视无语。只是一个劲地注视着我们尊敬的亨利博士。
此时，他正在歌声中庄严布道：“……请以天父、天主、天神的名义，热爱生活，哪怕是身处逆境，因为那是上帝对你的原罪的回赎。热爱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曾经让你罹难的敌人，因为，他们也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听得明白，他那清晰浑厚的声音在教堂大厅里久久回响着。似乎，回应它的只是教民们静心屏气的沉思。
但是，毋庸讳言，在我们八个中国同胞的心灵深处却掀起了汹涌的情感波澜。……
(全文完)
2009，5，18于广东佛山
（注）在我们老家，基督徒严禁点香，放炮仗。我看这纯属以讹传讹。在西方根本没有这类忌讳。圣经上也写得明白，在耶稣基督降生马厩的时候，就有3个东方神圣拿着香和没药等礼物，循着明星指引的方向，来耶路撒冷来朝圣。可见，在基督教的原生地，早就有焚香的习俗。
在我国，无论从先辈，师长的口中，还是从周遭环境、社会媒体里，出现频率最高，以致老幼耳熟能详的一句说法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日常生活及戏剧小说中，那个“报”字好生了得：只有善人天佑了，恶人天谴了，正义得到了伸张，民心才得以大快。
就这样，“因果报应”理念自幼就牢牢地植入国人的脑海里，成了人们亙古不变的人生铁律。
看起来，这世上，无论多么善良的人，他心中记挂的终归是那个“报”字。即对自己善行的回报，和对他人作恶的报应。
但是，这一理念，在我认识了亨利先生，耳濡目染了他如何应对人生危机，如何对待命运的不公时，受到过一次致命的挑战，毋庸讳言，我的灵魂也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撼。
故事还得从1986年的平安夜谈起。
这年的圣诞节带着我如磬的乡思乡愁，又来到了我的身边。
因有去年的教训，我不敢贸然外出，呆在办公室里暗自琢磨着如何消度这个漫长的假日。
此时，我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们也一反常态，个个心事重重，连彼此的圣诞祝福也都讲得十分敷衍。
不一会儿，隔壁办公室的一位中国同学跑过来，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告诉了我一则怵人的消息：前几天，围绕着一项发明专利，他的指导老师——以热心、善良著称的亨利博士和布朗教授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执。教授光火了，在昨夜圣诞派地上，故意借题发挥，扬言要炒几名教职员工过节。
就这样，他一句话就把系里节日的喜庆气氛驱赶得无影无踪了。教员们人人自危，为自己，也为亨利博士的前途揪心。
（二）
亨利博士是我们“液压中心”资历最深的老教师之一。约50开外。他身材修长，慈眉善目，花白的鬓角卷发，直漫过了他清癯的脸颊。
同那个自命不凡、矫揉做作的布朗教授不同，他处处与人为善，谦恭和蔼。治学也刻苦严谨，锲而不舍。在液压界久负盛名。无奈生不逢时，屈居于布朗教授足下，如明珠投暗，一直忧郁不得其志。
原来，在英国各高校中，采用的是保守的“教授终身负责制”。即在每个系里，不论多么“人才荟萃，将星如云”，都只能设一个教授，他就是当然的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任职到退休为止。
布朗教授担任巴斯“液压中心”的行政领导多年，整天沉溺于行政管理的繁文縟节之中，渐渐知识老化。对液压科学的许多新领域，往往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肤浅认识之中。但他掌握了本单位几十号教职员工的生杀予夺之权，单位里一切开支（包括人员工资）全由他一支笔来审批。全系教师的科研成果，也都要由他署名申报。所得的专利归学校所有，所得的奖赏，也由他与该项目的主管按9：1的比例来分成，他得的是大头。
即便是对海外硕、博研究生的培养也是一样，导师的衔头非他莫属，其他具体指导便由各资深讲师来实施。
由于英国文化委员会是按研究生人头数将指导津贴直接拨入导师名下的。所以，尽管他平素极少和研究生们有什么瓜葛，但是，上头来的津贴，他照收不误，受之无愧。
（三）
祸起萧墙的是一种检测仪器。这是经过几年的悉心研究，由亨利博士发明的“压差式液压污染度检测仪”。在八十年代中叶，这是液压界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
长期以来，在航空航天、海洋运输、冶金采矿等行业里，一直存在一个隐形杀手。无端地，一些关键设备往往因液压零件的突然失效而酿成机毁人亡，起火爆炸等突发性灾难。起先，人们只凭主观臆测，归因为材料的冶金缺陷（如成分不良，热处理硬度不足等等）。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人们才发现这全都是液压管路中混有极微细的固体污染颗粒引起的。如同在液压油中掺入了研磨砂一样，随着油在管路里的循环往复，它们磨损油缸活塞、控制阀芯等，磨下的铁屑形成新的污染物，引起污染的恶性循环。使磨损速度以几何级数增加，造成元件卡死，设备失效，进而酿成弥天大祸。
科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要控制这一祸害的发生，关键是要有科学而简便的污染度检测仪表。
亨利博士的这一发明，适逢其时。这在西方工业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间，世界各地精明的制造商纷至沓来，争相开出天价，旨图获得独家专利转让权。
眼看一个专业大发展的时机就要到来了，也自恃与布朗有几十年的合作交情，他曾谨慎地向布朗提出了8：2的分红方案，以弥补因这几年从事该科研而在财务上造成的巨大亏空。
没想到，却遭到了布朗的断然拒绝。教授正言警告他，别用自己的些小成就来挑战学校的规章和他本人的权威。
可惜，撒克逊祖先没有给善良的亨利博士留下“功高震主”一类的教诫。他也没有料到自己在液压领域里日益高涨的威望，早已使布朗教授妒火中烧。此举，正好给触及了他的痛处，留给他以发泄的口实。
教授越想越气，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部门的节日派地致辞时，放出了那颗黑色信号弹。
（四）
自晚会结束至平安日下班，这48小时是巴斯大学液压中心的全体教工和我们这些极富同情心的中国留学生极为难熬的时间。
按英国高校的惯例，12月24日这天是老板们向下属发放当年奖金和来年续职聘书的日子。
这天，老板秘书频繁奔走于各个办公室，向相关人员私下传达，并逐个地将他们领入系主任办公室。能有幸尾随秘书小姐，诚惶诚恐地去觐见老板，自然会赢得同事们一片羡慕的目光。
到下午五时止，始终不见秘书小姐的倩影光临亨利博士的办公室。我们几个中国同学敢怒而不敢言。期待在最后一分钟会出现奇迹，但这一良好愿望随着教授办公室大门的一声“雷”响和他那奔驰汽车马达的轰鸣，而彻底幻灭了。我们的心一下都凉到了冰点。
亲眼目睹了资本家的血腥和冷漠，亲眼看见一个学有所长，广有建树的学者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我们无比激愤，心里在为他不住地叫屈。
费尽平生精力，到头来一无所获，正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离开了学校，叫50多岁的亨利如何谋生呀？我们的心在隐隐地作痛。
突然，亨利博士的门打开了，我们生怕看到一个善良老人的尴尬，慌忙埋下头去，无事装忙碌。没料到，一声亲切的节日问候后，他带给我们的是几重惊喜。
（五）
“Hello,ChineseGentlemen,MerryChristmastoyouall!(您好，中国绅士们！圣诞节快乐！)”，闻声后，我怯怯地抬头，只见与我的想象相反，老人红光满脸，神采奕奕，表现极为轻松。
“MerryChristmastoyou(圣诞快乐！)”我们同声回答着。
“CouldyouacceptmypersonalinvitationandgomyhomeforChristmascelebration?(请你们接受我的一个私人请求，请你们和我一同回去，共庆今年的圣诞节。)”
“What（什么）？”如雷贯耳，我们8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齐整整地喊了出来。
“Yes，gomyhomeforChristmas（是的，都去我家过节）!”他故意放慢了语调，用自己最为清晰的牛津口音，一字一顿地宣告着。
“我的天！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这份请客的心思！”我瞪大眼，心里暗想，换成是我，要么去哪个山头放声大哭一场，要么破罐子破摔，蒙起面来，半路拦住那个狗屁教授，痛打一阵解解恨。
可他，却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如此安详、笃定。我满腹狐疑，不由得朝我周围的同胞来回张望着。看得出，他们也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被这戏剧性的场面惊呆了。也正木然地左顾右盼，莫衷一是。
“Oh！That’sverykindofyou!Wecertainlygomorethanhappy(哇塞，你真是好人，这确实让我们大喜过望了。好，我们这就去定了)!”这时，同伴中前叙那个亨利所带的学生走向前去，握住他的双手，代表我们朗声接受了他的邀请。
“OK，Hereisthevan(好的，上车吧)!”他迅即走到我们办公室门边，微微弯腰扬手。原来，他早有准备，今天一大早就开来了一部9座面包车。
我们犹豫着，没人上车。因为此刻，我们脑子里都升起了同一个问题：如今，老人已经失业了，即将衣食无着。他还这么折腾，那得多花多少钱呀！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礼仪，我们总该备些礼物，意思意思下吧！
想不到，他发现了我们的图谋后，借口时间不早，推着搡着，把我们8个人硬塞进车厢里，启动马达，“呜”的一声，驶离了这个教人可恨可恼的“液压中心”。……
（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车子在布列斯托尔市郊的一栋两层楼别墅前停下了。
“Hereweare”博士一声欢快的吆喝，引来了博士夫人和她的一对儿女们的欢声笑语。她们跑到门边齐声呼喊着：“Welcome，welcomeyouall!MerryChristmas(欢迎，欢迎,大家圣诞快乐！)”
孩子们是英国高校的在读学生，假日特地赶来看望父母的。或许对父亲的不幸还不知情。此刻，也同他的父亲一样，一脸灿烂的笑容。
夫人是专职太太，同博士长有一副夫妻相，面容清瘦，一脸和蔼。但从她的眼神里不难读出热情后面所蕴含的悲哀。
面对主人一家的炽热真情，不知怎的，让我这七尺汉子止不住地鼻子发酸，喉咙发梗，泪水也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
博士家的客厅并不十分宽大，但与餐厅相通，所以空间裕度恰到好处。一套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显得十分典雅、亲和。客厅和餐厅交界的一角，安放了一棵硕大的圣诞树，在五光十色的灯光和圣诞礼盒的点缀下，横添了不少的家庭温馨和节日气氛。
家庭主妇把我们逐个安排到旁边的餐桌上就坐，还给我们每人派发了一顶纸板做的圣诞头饰。
突然，厅内的电灯熄灭了，在大人小孩的欢呼声中，主妇灵巧地在每人面前点燃了蜡烛。
在博士朗声的倡导下，夫人和孩子们欢快地端来了烤火鸡、炸香肠、煮芦笋和英式布丁等传统的圣诞大餐。把恁大的餐桌都摆满了。
在闪闪的烛光中，博士柔声提议：为给百姓赐福的耶稣基督，为女皇祈祷。
这时，电视里也出现了女皇温柔的圣诞致辞的声音。
之后，博士给我们每人发放了一只约两指粗的彩绘拉线炮，让大家交叉着手臂，彼此握着邻座的炮仗，围成一圈。在博士的指挥下，同时高喊“MerryChristmas!”并拉响了手中的炮仗（注），以此宣告平安夜圣诞庆典的开始。
（七）
次日6点左右，睡眼惺忪中，我已经听到主人房里，传来博士的洗漱声。我慌忙叫醒了身边的同伴，穿戴齐整，来到了客厅。一俟博士现身，我们就齐声送去我们诚挚的圣诞祝福。当然，我们心中不约而同地都闪现出一句同样的潜台词，那就是祝他：否极泰来，来年转运！
博士告诉我们，他要去教堂做些准备，让我们与他家人一道用完早餐后，约9点半左右，他儿子会送我们去教堂做弥撒。他一再解释，圣诞上午的教堂祈福是西方的传统礼仪。
果不其然，我们与他的家人一道，乘他的面包车准时来到了附近一所小型的教堂里。
这时，周围的教民们差不多都已经来齐了。他们云集在教堂外边，人手一支小白烛，互相招呼着，表示节日的祝贺。与此同时，一队穿紫色衣袍的姑娘们，列队进入了教堂。人们尾随在他们后边，缓缓步入大厅。
这时，教堂尖顶上的大钟敲响了10下。喧闹的教堂大厅里突然哑寂起来了。
紧接着，让我们再度大吃一惊的场面出现了。此时，我们自认为无比熟悉的亨利博士正穿着一身庄严的牧师黑袍，手捧圣经，徐徐地走到圣坛上。
原来这位善良的老人，在担负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也免费为社区教民服务。
管风琴响起来了，低沉的乐曲声回荡在肃穆的教堂里，引起了唱诗班的姑娘和全体教民的和鸣。我们不懂赞美诗，彼此相视无语。只是一个劲地注视着我们尊敬的亨利博士。
此时，他正在歌声中庄严布道：“……请以天父、天主、天神的名义，热爱生活，哪怕是身处逆境，因为那是上帝对你的原罪的回赎。热爱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曾经让你罹难的敌人，因为，他们也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听得明白，他那清晰浑厚的声音在教堂大厅里久久回响着。似乎，回应它的只是教民们静心屏气的沉思。
但是，毋庸讳言，在我们八个中国同胞的心灵深处却掀起了汹涌的情感波澜。……
(全文完)
2009，5，18于广东佛山
（注）在我们老家，基督徒严禁点香，放炮仗。我看这纯属以讹传讹。在西方根本没有这类忌讳。圣经上也写得明白，在耶稣基督降生马厩的时候，就有3个东方神圣拿着香和没药等礼物，循着明星指引的方向，来耶路撒冷来朝圣。可见，在基督教的原生地，早就有焚香的习俗。
（一）
1987年年初，英伦三岛迎来了罕见的倒春寒。
此时，正是我完成论文撰稿，准备毕业答辩的紧张时刻。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也迎来了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大选决战。(上图：正面为NorwoodHouse，右下角为我所进修的液压中心)
英国大选（GeneralelectionsoftheUnitedKingdom）是指选举英国最高立法机构——国会议员（MP，通常指下议院议员）的选举。
按照英国的法律，选举胜出的该党党魁将自动成为首相人选。
自1979年保守党大获全胜之后，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女首相。接着，她以自己的干练和泼辣，又赢得了1983年的连任。
但随后，由于她铁杆支持美国，把英国拖入了战争泥潭之中，她的第二次连任竞选受到了竞争对手——英国工党的严重挑战。竞选双方都把这次决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实际上，早在86年下半年，两党的选举攻防战在基层就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一连几个月，电视、电台广播、书报杂志等一切宣传媒体上，都连篇累牍地刊登竞选资料。街头巷尾、公共建筑甚或学校校舍上都充斥着竞选广告。一些忠实的党徒甚至拦路拉扯着，不依不饶地给过往行人派发纪念品和宣传单张。
作为英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巴斯市，就如我国的承德山庄和北戴河一样，历来是中产阶级的聚居地，是保守党的票箱。但是，一贯自我标榜为“劳动阶层的代理人”的工党也不示弱。他们发誓要洗雪连续两届败选的奇耻大辱，打一场翻身仗。故而，由工党总部派出了一套精锐的竞选班子，杀往巴斯，旨在打一场英国式的“淮海大战”。
（二）
巴斯城里处处在冒烟。巴斯大学，也失去了往常的和平和宁静。
以教授和学校管理层为代表的保守党为一方，以学生会和教职员工中的社会党、工党、共产党分部所组成的“工党联盟”为另一方，他们利用学校的一切空间和一切宣传手段，彼此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
那年，巴斯大学共有三、四十位中国留学生。光我系办公室就有8人。两党都把我们当作是重要的争取对象。
头晌，刚花了半小时打发走了保守党的“游说团”,这不，又迎来了几名“工党联盟”的激进分子。
他们以邀请我们参加中国春节茶话会为由，把我们请到了学生会所在地——NorwoodHouse(北林大厦)。由英国共产党巴斯分部秘书长——史蒂夫先生亲自接待。
之前，我们对英国的党派几乎是一无所知。只凭在国内的传闻，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工党是工人阶级的败类，是取消阶级斗争，热衷于走议会路线的工贼。而英共因在60年代初，就被《红旗》杂志在《九评》中点名为“老牌修正主义”。所以，在我们心目中，这两个政党的面目一直比保守党还狰狞。
可当我们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们大吃一惊。
上方，一面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和一面白色的玫瑰花旗并列左右。
史蒂夫从屋里疾步走出，与我们握手拥抱，热情洋溢地将我们称为“同志加兄弟”。
他把我们延请到室内，一一就座后，就开始播放录像。据此，我们了解到：
工党是英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之一。
它于1900年诞生在伦敦，在其后的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它就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主要力量。
1918年6月，工党通过了由韦伯等起草的纲领性声明《工党与新社会秩序》，首次明确提出“埋葬私有制”的响亮战斗口号。
二战结束后，工党在选举中大败邱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并随后引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工业和社会改革。使英国成为二战后第一个现代化的福利国家。
全民保健制度为病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中小学提供免费教育，失业者享受失业救济金。包括煤矿、铁路和钢铁企业在内的一些英国当时最大的工业，被转为国有，到处兴建“廉价房”，使广大劳苦大众“居有定所”。
60年代初，“新左派”又从文化上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对文化上的统治，使人们处在全面异化的状态之中。因此，必须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文化进攻，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总体改造。左派们坚持国有化，认为没有国有化就没有社会主义。
录像最后再现了工党党大会闭幕时,全体与会代表起立、手拉手高唱左派歌曲“红旗颂”的亲切而动人的场面。
之后，史蒂夫给我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提出了热切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是英共的兄弟党，你们来自共产党中国，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你们要发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持英共和它的同盟军——英国工党成为钻入资本主义心脏的‘特洛伊木马’，帮助我们赢得选举，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最后，他代表他的组织诚挚地邀请我们参加星期六在巴斯皇家新月(RoyalCrescent)广场的选举，并投上工党代表的一票。
事实证明，他的这番“同志加兄弟”的讲话，一点也不夸张。一年后的1988年5月，时年33岁的布莱尔和其他工党代表团团员，正是以“兄弟党”代表的身份来访问北京的。他们先后受到了中共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和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乔石的亲切接见。
（三）
两党的竞选如期在巴斯市中心的皇家新月楼(RoyalCrescent)也称凯姆敦月牙前的广场举行。
新月楼是由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小约翰伍德(JohnWood)设计的。它建立于1767～1775年。是18世纪的建筑极品。也是巴斯市气势最为恢弘、最引人入胜的古典建筑之一。
该楼由30幢房子连结成一个长达184米的半月形弧线。整个建筑物共有114根圆柱，一律采用意大利式装饰，尽显贵族的高贵、典雅之风。故而，多年来，一直被誉为英国最华美、最高贵的建筑物。
楼前的新月广场绿草如茵，巨树婆娑，广场面积约摸有数十公顷之多。这里是游客休憩的圣地，同时也是各种民间庆典和政治集会的中心。
这一天，天气特好，碧空蓝天，阳光明媚。新月广场上彩旗飘扬，鼓乐喧天。竞选的两大政党在左右两侧各设立了自己的竞选中心。各自的拉拉队都使尽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为获得关键选票进行最后冲刺。
最令“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到场选民激奋的是，两边都为选民们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午宴。
刚刚经过十几公里的跋涉，上帝让我们有理由去心安理得地受用“同志加兄弟”的“牛柳汉堡包”快餐。
就在我们饭后准备在人群里择地小坐的时候，有位同学眼尖，一眼认出了对面人堆里的布朗教授。此刻，他一改往日在系办公室的矜持和威严，正领着家人在人群中合着拉拉队的节拍在扭腰呐喊呢！对他那判若两人的形象反差，我们忍俊不禁，可又不敢笑出声来，距离如此之近，天晓得他有无发现我们！
为保险起见，有人提议：我们还得去保守党那边坐坐。“稍后，多吃份自助餐又何乐而不为呢？”有人打趣道。
最终，我们没有忘记日前的承诺，没人对不起“兄弟党”，因为我们暗暗打勾后，投入票箱的是清一色的工党票。
遗憾的是：工党联盟终究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在这场选举中，他们又败北了。
保守党党魁——撒切尔夫人再次以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第二次连任。
直到1994年，汤尼.布莱尔才领导他的工党团队，彻底击败保守党，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不过此时的“特洛伊木马”，已改变了自己的品性，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了。
2009，5，15日于广东佛山
1987年年初，英伦三岛迎来了罕见的倒春寒。
此时，正是我完成论文撰稿，准备毕业答辩的紧张时刻。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也迎来了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大选决战。(上图：正面为NorwoodHouse，右下角为我所进修的液压中心)
英国大选（GeneralelectionsoftheUnitedKingdom）是指选举英国最高立法机构——国会议员（MP，通常指下议院议员）的选举。
按照英国的法律，选举胜出的该党党魁将自动成为首相人选。
自1979年保守党大获全胜之后，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女首相。接着，她以自己的干练和泼辣，又赢得了1983年的连任。
但随后，由于她铁杆支持美国，把英国拖入了战争泥潭之中，她的第二次连任竞选受到了竞争对手——英国工党的严重挑战。竞选双方都把这次决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实际上，早在86年下半年，两党的选举攻防战在基层就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一连几个月，电视、电台广播、书报杂志等一切宣传媒体上，都连篇累牍地刊登竞选资料。街头巷尾、公共建筑甚或学校校舍上都充斥着竞选广告。一些忠实的党徒甚至拦路拉扯着，不依不饶地给过往行人派发纪念品和宣传单张。
作为英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巴斯市，就如我国的承德山庄和北戴河一样，历来是中产阶级的聚居地，是保守党的票箱。但是，一贯自我标榜为“劳动阶层的代理人”的工党也不示弱。他们发誓要洗雪连续两届败选的奇耻大辱，打一场翻身仗。故而，由工党总部派出了一套精锐的竞选班子，杀往巴斯，旨在打一场英国式的“淮海大战”。
（二）
巴斯城里处处在冒烟。巴斯大学，也失去了往常的和平和宁静。
以教授和学校管理层为代表的保守党为一方，以学生会和教职员工中的社会党、工党、共产党分部所组成的“工党联盟”为另一方，他们利用学校的一切空间和一切宣传手段，彼此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
那年，巴斯大学共有三、四十位中国留学生。光我系办公室就有8人。两党都把我们当作是重要的争取对象。
头晌，刚花了半小时打发走了保守党的“游说团”,这不，又迎来了几名“工党联盟”的激进分子。
他们以邀请我们参加中国春节茶话会为由，把我们请到了学生会所在地——NorwoodHouse(北林大厦)。由英国共产党巴斯分部秘书长——史蒂夫先生亲自接待。
之前，我们对英国的党派几乎是一无所知。只凭在国内的传闻，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工党是工人阶级的败类，是取消阶级斗争，热衷于走议会路线的工贼。而英共因在60年代初，就被《红旗》杂志在《九评》中点名为“老牌修正主义”。所以，在我们心目中，这两个政党的面目一直比保守党还狰狞。
可当我们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们大吃一惊。
上方，一面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和一面白色的玫瑰花旗并列左右。
史蒂夫从屋里疾步走出，与我们握手拥抱，热情洋溢地将我们称为“同志加兄弟”。
他把我们延请到室内，一一就座后，就开始播放录像。据此，我们了解到：
工党是英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之一。
它于1900年诞生在伦敦，在其后的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它就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主要力量。
1918年6月，工党通过了由韦伯等起草的纲领性声明《工党与新社会秩序》，首次明确提出“埋葬私有制”的响亮战斗口号。
二战结束后，工党在选举中大败邱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并随后引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工业和社会改革。使英国成为二战后第一个现代化的福利国家。
全民保健制度为病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中小学提供免费教育，失业者享受失业救济金。包括煤矿、铁路和钢铁企业在内的一些英国当时最大的工业，被转为国有，到处兴建“廉价房”，使广大劳苦大众“居有定所”。
60年代初，“新左派”又从文化上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对文化上的统治，使人们处在全面异化的状态之中。因此，必须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文化进攻，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总体改造。左派们坚持国有化，认为没有国有化就没有社会主义。
录像最后再现了工党党大会闭幕时,全体与会代表起立、手拉手高唱左派歌曲“红旗颂”的亲切而动人的场面。
之后，史蒂夫给我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提出了热切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是英共的兄弟党，你们来自共产党中国，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你们要发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持英共和它的同盟军——英国工党成为钻入资本主义心脏的‘特洛伊木马’，帮助我们赢得选举，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最后，他代表他的组织诚挚地邀请我们参加星期六在巴斯皇家新月(RoyalCrescent)广场的选举，并投上工党代表的一票。
事实证明，他的这番“同志加兄弟”的讲话，一点也不夸张。一年后的1988年5月，时年33岁的布莱尔和其他工党代表团团员，正是以“兄弟党”代表的身份来访问北京的。他们先后受到了中共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和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乔石的亲切接见。
（三）
两党的竞选如期在巴斯市中心的皇家新月楼(RoyalCrescent)也称凯姆敦月牙前的广场举行。
新月楼是由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小约翰伍德(JohnWood)设计的。它建立于1767～1775年。是18世纪的建筑极品。也是巴斯市气势最为恢弘、最引人入胜的古典建筑之一。
该楼由30幢房子连结成一个长达184米的半月形弧线。整个建筑物共有114根圆柱，一律采用意大利式装饰，尽显贵族的高贵、典雅之风。故而，多年来，一直被誉为英国最华美、最高贵的建筑物。
楼前的新月广场绿草如茵，巨树婆娑，广场面积约摸有数十公顷之多。这里是游客休憩的圣地，同时也是各种民间庆典和政治集会的中心。
这一天，天气特好，碧空蓝天，阳光明媚。新月广场上彩旗飘扬，鼓乐喧天。竞选的两大政党在左右两侧各设立了自己的竞选中心。各自的拉拉队都使尽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为获得关键选票进行最后冲刺。
最令“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到场选民激奋的是，两边都为选民们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午宴。
刚刚经过十几公里的跋涉，上帝让我们有理由去心安理得地受用“同志加兄弟”的“牛柳汉堡包”快餐。
就在我们饭后准备在人群里择地小坐的时候，有位同学眼尖，一眼认出了对面人堆里的布朗教授。此刻，他一改往日在系办公室的矜持和威严，正领着家人在人群中合着拉拉队的节拍在扭腰呐喊呢！对他那判若两人的形象反差，我们忍俊不禁，可又不敢笑出声来，距离如此之近，天晓得他有无发现我们！
为保险起见，有人提议：我们还得去保守党那边坐坐。“稍后，多吃份自助餐又何乐而不为呢？”有人打趣道。
最终，我们没有忘记日前的承诺，没人对不起“兄弟党”，因为我们暗暗打勾后，投入票箱的是清一色的工党票。
遗憾的是：工党联盟终究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在这场选举中，他们又败北了。
保守党党魁——撒切尔夫人再次以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第二次连任。
直到1994年，汤尼.布莱尔才领导他的工党团队，彻底击败保守党，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不过此时的“特洛伊木马”，已改变了自己的品性，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了。
2009，5，15日于广东佛山
本来，我对导师，那个号称欧洲有名的液压专家——布朗教授是崇敬有加的。但是，自从亲眼目睹了亨利博士的不公正待遇后，他的形象便在我们心目中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垢。
这天，我向布朗教授递交了我的学位论文：《液压减震器动态特性的计算机仿真》。
接过我的一摞厚本后，布朗导师通过向其他讲师的了解，知道我论文的实际水平。但又不愿那么轻易地放行，于是就吹毛求疵在论文文字、标点上同我纠缠了足足一个多月。反复修改了近一百个版本，才得以通过。
记得在八七年元月的一天，当我向他提交我最后一个版本的论文时，他情绪激动，自豪地向在场的几位讲师宣告：“我终于弄明白了李先生的论文的全部内容！”，仿佛刚刚攻克了一项重大的科研难题。使我确实受宠若惊。
至今，尚不明白他如此兴奋的原因和说这话的真正动机何在。
过后，他又大发慈悲：免除我的论文答辩。这样，我不仅忘却了他一个多月的宿怨；反过来，倒对他感激涕零。我终于获得了“英国皇家工学硕士”的学位。头上似乎套上了一圈西洋光环。自我感觉忒好。
回首这段时期，布朗教授一反往日的傲慢和矜持，对我极为热情。这或许得益于那次和他的正面交锋….
八六年七月，在我调通了我的仿真软件，进行计算机仿真实验之后；迫切需要一些实验设备和器材对仿真结果进行实物试验验证。这个合理要求，却使布朗教授大为不快。同英国所有高校的教授们一样，他当时正受财经危机的困扰。液压中心的所有支出，只仰仗于企业对相关科研项目的赞助。既不足够也不稳定。这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TC奖学金拨款，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他利用自己的声望，一口气带了17个硕士研究生和九个博士生。哪有那么多精力进行指导，分明是裸地捞取部门经费和个人外快。我入学将近两年，之前，他从不曾对我的课题进行过任何指导。只是在进校的第一天，与我寒暄了几句。此后，便再不曾谋面。
这天，他满脸不快；把我叫去他办公室。交谈中他语言极不友好；对我提出的器材要求表示了明显的反感。
我被他的傲慢激怒了。自恃“我的愿望符合文化委员会对授课学校的基本要求”，所以毫不妥协。
他忘却了英国的绅士风度，朝我冷冷地说：“Iamveryunhappytoyourdemand!(你的要求使我很不愉快！)”。我回敬他说：“Idon’tcarewhetheryouarehappyornot!(我才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咧)！”。
闻声后，他一时呆住了。大概自执教以来，还从不曾面对过这么强硬的回应。只见他脸色由红转白，继而勃然大怒。用发音极含混的英语朝我吼叫。
我立即声明，对他这种横蛮的态度，我将向文化委员会投诉。
这一招，击中了他的要害。
如前所述，他的“液压中心”每年要从文化委员会的国外留学生学费中支取大笔经费。由于竞争激烈，文委会对校方十分挑剔。他当然害怕断了自己的财路。所以，立即止声；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扫满脸的冰霜，马上堆起了笨拙的笑容。
我真不曾料到，西方人在人际交往方面竟致如此低能；连起码的转弯过渡、下台阶的技巧都不曾具备。
他当即表示：我的要求是合理的，今后会尽力帮忙给予改善。
也正是以此为转机，此后，布朗教授对我出奇地友好起来。他安排一天两次同我交谈，提出对论文的修改意见。我的几十个版本中也包含他近百次审阅的心血。这种特殊待遇，让其他中外研究生羡慕得直流涎。
以此同时，我这出“巴斯斗鸠山”的闹剧便在中国留学生中间传为美谈。同胞们在洋人面前总是逆来顺受，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吞。如今，听了、看了洋人的笑话，心中有说不出的痛快。他们暗地里悟出了一个道理：“洋人不斗不老实”。
这天，我向布朗教授递交了我的学位论文：《液压减震器动态特性的计算机仿真》。
接过我的一摞厚本后，布朗导师通过向其他讲师的了解，知道我论文的实际水平。但又不愿那么轻易地放行，于是就吹毛求疵在论文文字、标点上同我纠缠了足足一个多月。反复修改了近一百个版本，才得以通过。
记得在八七年元月的一天，当我向他提交我最后一个版本的论文时，他情绪激动，自豪地向在场的几位讲师宣告：“我终于弄明白了李先生的论文的全部内容！”，仿佛刚刚攻克了一项重大的科研难题。使我确实受宠若惊。
至今，尚不明白他如此兴奋的原因和说这话的真正动机何在。
过后，他又大发慈悲：免除我的论文答辩。这样，我不仅忘却了他一个多月的宿怨；反过来，倒对他感激涕零。我终于获得了“英国皇家工学硕士”的学位。头上似乎套上了一圈西洋光环。自我感觉忒好。
回首这段时期，布朗教授一反往日的傲慢和矜持，对我极为热情。这或许得益于那次和他的正面交锋….
八六年七月，在我调通了我的仿真软件，进行计算机仿真实验之后；迫切需要一些实验设备和器材对仿真结果进行实物试验验证。这个合理要求，却使布朗教授大为不快。同英国所有高校的教授们一样，他当时正受财经危机的困扰。液压中心的所有支出，只仰仗于企业对相关科研项目的赞助。既不足够也不稳定。这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TC奖学金拨款，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他利用自己的声望，一口气带了17个硕士研究生和九个博士生。哪有那么多精力进行指导，分明是裸地捞取部门经费和个人外快。我入学将近两年，之前，他从不曾对我的课题进行过任何指导。只是在进校的第一天，与我寒暄了几句。此后，便再不曾谋面。
这天，他满脸不快；把我叫去他办公室。交谈中他语言极不友好；对我提出的器材要求表示了明显的反感。
我被他的傲慢激怒了。自恃“我的愿望符合文化委员会对授课学校的基本要求”，所以毫不妥协。
他忘却了英国的绅士风度，朝我冷冷地说：“Iamveryunhappytoyourdemand!(你的要求使我很不愉快！)”。我回敬他说：“Idon’tcarewhetheryouarehappyornot!(我才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咧)！”。
闻声后，他一时呆住了。大概自执教以来，还从不曾面对过这么强硬的回应。只见他脸色由红转白，继而勃然大怒。用发音极含混的英语朝我吼叫。
我立即声明，对他这种横蛮的态度，我将向文化委员会投诉。
这一招，击中了他的要害。
如前所述，他的“液压中心”每年要从文化委员会的国外留学生学费中支取大笔经费。由于竞争激烈，文委会对校方十分挑剔。他当然害怕断了自己的财路。所以，立即止声；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扫满脸的冰霜，马上堆起了笨拙的笑容。
我真不曾料到，西方人在人际交往方面竟致如此低能；连起码的转弯过渡、下台阶的技巧都不曾具备。
他当即表示：我的要求是合理的，今后会尽力帮忙给予改善。
也正是以此为转机，此后，布朗教授对我出奇地友好起来。他安排一天两次同我交谈，提出对论文的修改意见。我的几十个版本中也包含他近百次审阅的心血。这种特殊待遇，让其他中外研究生羡慕得直流涎。
以此同时，我这出“巴斯斗鸠山”的闹剧便在中国留学生中间传为美谈。同胞们在洋人面前总是逆来顺受，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吞。如今，听了、看了洋人的笑话，心中有说不出的痛快。他们暗地里悟出了一个道理：“洋人不斗不老实”。
(一)
随着我导师的一声“Ok！”，我的毕业论文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照例，我就可以打点行装，准备开路，与在国内的妻儿团聚了。
但此时，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前不久，我从一个回国的朋友¬——方君处得知：亨利博士离职时所留下的科研课题——“液压系统的污染控制”，尚有一些关键问题有待突破。
出国前，我在南都对飞机的液压系统曾有过13年的认识。深知国内的飞机制造商至今仍在沿用苏联40年代的粗劣工艺——“¬绸布比样法”进行液压系统清洁度的评价。所以，这些技术，特别是亨利博士的那项发明，对改观国内航空界在这领域的落后面目，提高飞机等航空航天飞行器的操控性能的可靠性有着非凡的意义。
如今，眼看这些宝贵的知识与自己擦肩而过，一个提升国内相应技术水平的机会失之交臂。我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觉得可惜。
当晚，我躺在床上，转恻难眠，想得很多很多……
回国，如今已高分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对派出单位有了完满的交代，而且可以立即结束只身在海外的漂泊，重享家庭的温馨。
推迟回国，可以立即参与“液压污染控制”这一课题的研究，甚至可以设法破解亨利博士所发明的那个仪器的几个关键参数。
可要“延期”又谈何容易？先要征得国内航空航天部出国教育司的同意，再要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批准，同意继续发放TC奖学金。
最后，我决定：无论多难，先试试再说。我把突破口选在TC奖学金上，我认为：经费，才是成败的关键。
谢天谢地！我又一次遇上了贵人。英文委的中国项目主管——萨松夫人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同意再给我两年的TC奖学金。我把这个情况和自己的打算打电话向国内反映以后，立即得到她们肯定的答复。
好消息不迳而走，中国同学们都纷纷前来向我道贺：“哇塞！Mr.Li这可是天上掉馅饼，从未听说过的好事都落到你头上来了！”
（二）
第二天一上班，我导师就把我叫去办公室。原来，他也通过官方渠道（英国文化委员会）得到了我的延期通知。
他满足了我的要求，将我的研究课题确定为《液压系统的可靠性研究》。我的指导老师是该中心另一位资深的实干家——戴利克博士。
就这样，我立即开始了我的第二课题的研究工作。
自此以后，起早摸黑，我困身在“液压中心”底楼那沉闷的实验室内，忍受着液压实验室里高分贝的噪音，认真地检测每一个数据。以图找出影响液压油过滤效率的关键理化因素。
与此同时，我时刻不曾忘却亨利博士的那件宝贝。
我的朋友——方君回国前曾悄悄地留给我一道公式。这是早些时候他设法从亨利博士那里弄来的。这是那台仪器的工作原理。可对公式里的几个关键参数如何确定，旁人无从得知。因为那是校方内定的“核心机密”，不仅对我们中国学生，就是对他们本国的其他老师也进行了严格的防范。
这成了我们引进这门技术的拦路虎。也成了我的一大心病。夜冥思苦想，也记不起查阅了多少公开文献，进行过多少推导和演绎，可总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头漠漠都不见”。不过，我铁定了自己的目标，不达目的势不休。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深夜，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确定那些参数的巧妙方法。从而破解了这项技术中的所有“Know-How”，掌握了设计、制造这一仪器的关键。我欣喜若狂，挥舞着拳头，冲出计算机房。可我又不敢吱声，只是跑进月夜的东林里，狂跑了几圈，再回到宿舍，用被子蒙着头，猛吼了几声。
当晚，我彻夜未眠，提起笔来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南都的主管领导和我的妻子。
次日清晨，我仍然装作啥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照常上班。在油泵刺耳的尖叫声中，开始我的实验。……
（三）
我的“可靠性”研究，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一天半晌午，突然，一个电话打到了我的实验室。
“Hello,thisisMr.Lispeaking.WhatcanIdoforyou?”只当是洋人有事找我，我机械地吐出了这一连串的套话。
“是我呀，老李。”我吃了一惊，原来是我久违的妻子的声音。惊喜过后，旋即一片恐怖。因为，那时还没有程控交换机，打个国际电话是多大一件难事，又得花上多大的价钱！不是家有天大的祸事，任何人都不会动这个念头的。
果然，听得出，听筒那头，妻子的情绪有些低落。
“你好吗？孩子们好吗？家里老人好吗？”虞及天价的话费，我像连珠炮似连连问道。
“都好！你放心。你的信公司和我都收到，我们都为你高兴，为你骄傲。……”
“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我挂了，免得话费大多。”见她讲的不是什么紧急情况，我放心了。也连忙打断她。
“多讲几句不要紧，我这是在厂总机房里，是领导特批的公费电话。”接着她告诉了我一些厂里最近的变化。谈及，美国麦道公司有与我厂合作的意向。但成都的兄弟厂也在争取这一合作机会；所以麦道的专家将会对我厂和成都厂分别考察，遴选。考察的重点是制造工艺水平。“事关改变我厂命运的大事，厂里非常重视。但考虑到我厂懂外语的高级工艺人员缺乏，担心在谈判桌上会碰到困难，所以多次找我谈，问你可不可以提前回国？考虑到你这次延期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们。……”讲到这里以后，妻子的话语有些哽塞。她支吾着，久久接不上话头。
“怎么啦？”我无法忍受话筒里的寂静，忙追问。
“也没什么……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我又急着问。
“前几天，厂里组织了一次妇科检查，……我……我……发现了一颗……肌瘤。”
没等她讲完，我的头“嗡”地一声涨得同箩筐一般大，泪水也开始汩汩地往下淌，直流了一脸。
“瘤子？”我的天！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天底下有谁不会将它同另一个更为恐怖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一时情感汹涌，喉咙也发硬发哽，全身无力，仿佛连话筒都握不住了。
“不过，”大约已觉察到我的恐慌，她故作镇静，竭力把语气放松些，“切片已送去江医附属医院化验去了，结果还没有出来。天保佑，或许不会有问题吧？”她反过来安慰我。不过，这理由，实在是太缺乏说服力了。
放下电话后，我丧魂失魄，情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脑子里老是念叨着她含辛茹苦，独立承担家务和节衣缩食，全力支持我出国冲刺的万般好处。
我关了试验台，向指导老师告了个假，就跑回宿舍，蒙住被子，让泪水流了个够。
同学们见我情绪突然反常，纷纷跑来看我。有几位年轻朋友大声分析道：“肯定是你们单位的领导想让你回去而搞的名堂，要不，来这儿都快两年了，早为什么不让打公费电话？为什么不晚些，等化验结果出来后再打？”他们的一番分析，让我觉得有些道理。心里轻松了许多。
但是，“归去”的念头，已然在脑子里朦胧地出现了。
（四）
就在那次电话后的不久，国内陡起了一场政治风波。由西单的民主墙事件，引发了一场“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治斗争。而这，又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猝死，而使政治形势更为复杂了。西方的政治家们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大肆宣扬中国的“文革派”复辟和“改革开放”的收场。
那时，还没有互联网，通信设施也十分落后，我们留学生得不到一点国内的正面消息。成天耳濡目染着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
在巴斯大学，中国留学生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归国学生如何被当成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倡导“全盘西化”的主要斗争对象来洗脑，来批斗的。甚至还有人言之确确，宣称某地某校的归国留学生洗脑失败后，被投入了监狱甚至神秘失踪等等。
果然，没过几天，使馆文化处的政治辅导员就纷纷出动，下到自己所主管的地区里，组织中国留学生学习反击“自由化”的中央文件。还要进行人人表态。事实证明，官员们这种不得要领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
自古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那是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里，谁也无法决定他人的政治命运，谁也无权改变他人的政治选择。一声“Byebye!”之后，人们立马可以起身，同你脱离任何政治干系，成为别国的移民。
“学习班”在校园西北角的Norwood草地上进行着。国外的讨论会，与我们在国内所习惯的谨小慎微的气氛完全两样。
一开始，当着“辅导员”的面，一场关于“去”“留”的大辩论就明火执仗地展开了。许多年轻学生明明白白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对中国的现状失望，对政治前途悲观。表示：将不再有回国的可能性了。
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局面，辅导员一脸窘态，一筹莫展。只见他在那儿搓手挠背，一副无助、无奈的可怜像。对此，我动了恻隐之心。可面对年轻学生咄咄逼人的态度，我又犹豫了。考虑再三，我还是开声了：“同学们，请不要激动，更不要忘了我们是如何出来的。祖国人民节衣缩食，用卖猪肉、卖苹果所换来的宝贵外汇，来供我们进修，我们可不能拍拍屁股，说走就走啊！……”
“在这里，请省着点国内的那些大道理和套话吧！”没待我讲完，一个同学就吼了起来。
“你愿意回去挨批挨斗，那是你自己的事，别拿我们来说事。”
“花在我们身上的学费，与国内那些贪官们的赃款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说，不回国是自私，那有些人回国是更大的自私。他是想回去捞名，捞利，捞个一官半职！”
一时间，愤怒的声音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一起朝我涌来，我心里不住地在念叨：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可以骂我，但请别委屈了我的报国心！你们可曾知道，回国后，等待我的是多少工资？多大的住房？和多恶劣的周边环境吗？可我转念一想，此时，对他们作这番辩白，不会有太大的意义。我苦笑着自忖：莫非这就是我回国后，挨批受斗的热身操？
（五）
过了几天，妻子的电话又来了。
这次，她带给我的，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她的化验结果是良性的。
我不住地谢天谢地，心里已然在盘算，下一步该如何继续开展我的课题了。
可电话那头，话筒从妻子手中被转到了旁边的一位领导手里。他先表扬了一番我的成绩，接着话锋一转，历数了厂里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由于长期受苏联“老大哥”“重设计，轻工艺”思想的影响。目前，厂里不仅没有一个懂英语的高级工艺人才与外方主谈，就连图书馆里都找不到一本《英汉工艺字典》。所以，情报室里的翻译们对即将来厂进行工艺考察的麦道专家们大都心中无数，未战先怯。最后，他一再强调：南都输不起这场竞争。南都几万个职工的大翻身的命运就把握在你的手中了！领导的言辞情真意切，外方的考察又迫在眉睫。我思量了片刻，终于下决心放弃经过我几番努力，几番拼搏所得到延期机遇，放弃我人生中最为宝贵，或许将后将永不再来的国外提升机会；为了祖国，为了几万同我妻女一道还在“刀把房”苦挣苦挨的同事翻身的希望，我毅然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立即回国。
这晚，我徜徉在月夜的东林里，浮想联翩。回顾在英国的700多个日日夜夜，我孜孜不倦，争分夺妙地国外先进科技的雨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两项不同类别的研究课题。在计算机程序编制、仿真技术、伺服原理、液压污染度测量和控制等专业研究方面大有长进。这些都是国内四化建设急需的先进技术。
留英两年，我没有打过一次工，没有上过一次酒吧。除应亨利博士生之邀，看过一次《耶稣基督》的宗教宣传片外，没有自行去过一次影、剧院。一句话，我没有选择在国外潇洒飘逸、及时行乐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崎岖、坎坷的科技小径。在其间披星戴月、踽踽而行。为的是什么？
固然有充实自我的一面。凭心而论，想得更多的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为了学成后报效祖国。
带着“鸦片战争”战败国民的屈辱，投身至英夷麾下；与狼共舞。眼前不住地跳跃着圆明园的火光,却不得不满脸堆笑同洋人周旋。人道是：出国镀金，其乐无穷。又有谁能体会到：此时此刻充斥在我们内心的是越王勾践那种卧心尝胆的悲凉！我们节衣缩食，以步代车；省出每一个便士；却倾囊破费，尽力购买书籍资料。并不是为了在日后的《归国报告》中增加一段动听的文字，“捞取资本，以求得更大的‘私’”；而是我们报国赤诚的涌动。
身处异邦，眼见别人的国家经济繁荣，科技那般发达；心里不住地发酸，口中不住地念叨：“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比这更好！”。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报国效命”的使命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今天，我终于作出了自认为是的选择，告别了巴斯的朋友们，即将踏上归途。如果说：这是投向祖国母亲的一颗木桃，我不求她报我以“琼瑶”，只希望历史能报我于“无悔”！
（六）
一脚跨入伦敦使馆文化处的大门，一种异常的气氛便扑面而来。
使馆官员、工作人员们个个一脸严肃，间或窃窃私语。仿佛发生了重大事件。不久，同行的一个留学生悄悄地告诉我：据他刚刚获悉的可靠消息，国内的情况比我们在巴斯所设想的还要糟。据说，国内正在进行整肃，已有多少多少学生被捕。所有归国人员都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的可疑份子，要逐一甄别。一时间，连使馆工作人员都人心惶惶，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当晚，与我同行的八名留学生中有六人不知去向。显然选择了在国外“闯世界”的道路。一人表示滞留一段时间，观察一下风向再说。
唯有我，一如“风雪山神庙”中的林教头，盛着一腔爱国爱家的热血，怀着对祖国未来、对个人前途的迷惘和惆怅；迎着阵阵风潮，深一脚浅一脚地迈进希思罗机场。
踏上飞机舷梯，回首如诗如画的西欧风情，轻声向消度了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别人的国家”道了声“拜拜”。
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绕场盘旋一周后，便凌空离去。
我终于踏上了归途！
（后记）
还是在巴斯与年轻朋友争辩去留的问题时，他们就郑重地正告过我们：一当你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会发现：回国，对留学生是一场大劫。当时，我们对这一怪论在心内嗤之以鼻。但其后，我们悲凉地发现：尽管当时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错误的，但他们对现实的观察是犀利的。很多情况都不幸被他们言中了。
归国人员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处理好社会关系？这一答卷未做好，真的会成为回国后的一场大劫。
八十年代末的中国，人们月薪不过百十余元。生活普遍不十分富裕。但对现代物质生活的渴求却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而日益加剧。国外归侨穿金戴银所产生的情感冲击，使我们的父老、乡亲，领导、同事产生了错觉：只当国外遍地黄金闪烁，俯仰即得。出国人员，不论外出时间长短，均如从“太阳山”的宝库中转过一趟一样；必然是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衣锦还乡，不一一登门犒劳就是“为富不仁”，“翻身忘本”，理当口株笔伐。他们习惯于把我们同海外归侨相比；却忘了华侨是在海外奋斗一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后；方才班师回朝的。而我们仅只是凭国家助学金或外方的奖学金(每月约200-300英镑)，靠从牙缝里省下每一个便士攒钱。两年，730天。就是不吃不喝，又能支出多少银两出来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你自己又不便向人家道明。“此地无银三百两”，主动哭穷，那该多难为人。
当时，人们的偏见加上影视情节的误导；使之已成为社会问题。大凡只要面对社会，跻身于社会的焦点，任何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我就是未能交好这份回国后的答卷，而招至其后的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后话。
回国后，我不曾如巴斯同学所预言的“捞名，捞利，捞到个一官半职！”，还是回到刀把房里与妻儿子女同挤11.5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所买来的“八大件”分别寄放在几个同事家里。直到10个月后，有一个老同志外迁，我才由厂长特批，搬入一间40多平方的二手楼房套间里。
我一贯认为“爱国不用理由，报国无须条件”，所以回国后，我没向领导提过任何要求。先是投入了与麦道专家的工艺考察和谈判，在厂里作了十几场学术报告。其后，了一本《航空工艺字典》。还在《航空科技》，《航空工艺》等国家级的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多万字的《飞机液压减震器动态特性的计算机仿真》、《液压系统污染度控制》等论文。
最让我和我的巴斯回国朋友们欣慰的是，经过我所领导的课题组的一年多的努力，那台《压差式的液压污染度检测仪》在南昌试制成功了，我们采用了微电脑控制技术，比亨利的那台机械式手工计数更为先进。经过航空部专家的鉴定，获得部二级科技进步奖。
回国后，我以自己6年的辛勤劳动，回报了南都。我觉得，我的这些表现，才是对那场巴斯大辩论的最有力的回答。
随着我导师的一声“Ok！”，我的毕业论文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照例，我就可以打点行装，准备开路，与在国内的妻儿团聚了。
但此时，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前不久，我从一个回国的朋友¬——方君处得知：亨利博士离职时所留下的科研课题——“液压系统的污染控制”，尚有一些关键问题有待突破。
出国前，我在南都对飞机的液压系统曾有过13年的认识。深知国内的飞机制造商至今仍在沿用苏联40年代的粗劣工艺——“¬绸布比样法”进行液压系统清洁度的评价。所以，这些技术，特别是亨利博士的那项发明，对改观国内航空界在这领域的落后面目，提高飞机等航空航天飞行器的操控性能的可靠性有着非凡的意义。
如今，眼看这些宝贵的知识与自己擦肩而过，一个提升国内相应技术水平的机会失之交臂。我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觉得可惜。
当晚，我躺在床上，转恻难眠，想得很多很多……
回国，如今已高分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对派出单位有了完满的交代，而且可以立即结束只身在海外的漂泊，重享家庭的温馨。
推迟回国，可以立即参与“液压污染控制”这一课题的研究，甚至可以设法破解亨利博士所发明的那个仪器的几个关键参数。
可要“延期”又谈何容易？先要征得国内航空航天部出国教育司的同意，再要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批准，同意继续发放TC奖学金。
最后，我决定：无论多难，先试试再说。我把突破口选在TC奖学金上，我认为：经费，才是成败的关键。
谢天谢地！我又一次遇上了贵人。英文委的中国项目主管——萨松夫人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同意再给我两年的TC奖学金。我把这个情况和自己的打算打电话向国内反映以后，立即得到她们肯定的答复。
好消息不迳而走，中国同学们都纷纷前来向我道贺：“哇塞！Mr.Li这可是天上掉馅饼，从未听说过的好事都落到你头上来了！”
（二）
第二天一上班，我导师就把我叫去办公室。原来，他也通过官方渠道（英国文化委员会）得到了我的延期通知。
他满足了我的要求，将我的研究课题确定为《液压系统的可靠性研究》。我的指导老师是该中心另一位资深的实干家——戴利克博士。
就这样，我立即开始了我的第二课题的研究工作。
自此以后，起早摸黑，我困身在“液压中心”底楼那沉闷的实验室内，忍受着液压实验室里高分贝的噪音，认真地检测每一个数据。以图找出影响液压油过滤效率的关键理化因素。
与此同时，我时刻不曾忘却亨利博士的那件宝贝。
我的朋友——方君回国前曾悄悄地留给我一道公式。这是早些时候他设法从亨利博士那里弄来的。这是那台仪器的工作原理。可对公式里的几个关键参数如何确定，旁人无从得知。因为那是校方内定的“核心机密”，不仅对我们中国学生，就是对他们本国的其他老师也进行了严格的防范。
这成了我们引进这门技术的拦路虎。也成了我的一大心病。夜冥思苦想，也记不起查阅了多少公开文献，进行过多少推导和演绎，可总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头漠漠都不见”。不过，我铁定了自己的目标，不达目的势不休。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深夜，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确定那些参数的巧妙方法。从而破解了这项技术中的所有“Know-How”，掌握了设计、制造这一仪器的关键。我欣喜若狂，挥舞着拳头，冲出计算机房。可我又不敢吱声，只是跑进月夜的东林里，狂跑了几圈，再回到宿舍，用被子蒙着头，猛吼了几声。
当晚，我彻夜未眠，提起笔来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南都的主管领导和我的妻子。
次日清晨，我仍然装作啥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照常上班。在油泵刺耳的尖叫声中，开始我的实验。……
（三）
我的“可靠性”研究，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一天半晌午，突然，一个电话打到了我的实验室。
“Hello,thisisMr.Lispeaking.WhatcanIdoforyou?”只当是洋人有事找我，我机械地吐出了这一连串的套话。
“是我呀，老李。”我吃了一惊，原来是我久违的妻子的声音。惊喜过后，旋即一片恐怖。因为，那时还没有程控交换机，打个国际电话是多大一件难事，又得花上多大的价钱！不是家有天大的祸事，任何人都不会动这个念头的。
果然，听得出，听筒那头，妻子的情绪有些低落。
“你好吗？孩子们好吗？家里老人好吗？”虞及天价的话费，我像连珠炮似连连问道。
“都好！你放心。你的信公司和我都收到，我们都为你高兴，为你骄傲。……”
“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我挂了，免得话费大多。”见她讲的不是什么紧急情况，我放心了。也连忙打断她。
“多讲几句不要紧，我这是在厂总机房里，是领导特批的公费电话。”接着她告诉了我一些厂里最近的变化。谈及，美国麦道公司有与我厂合作的意向。但成都的兄弟厂也在争取这一合作机会；所以麦道的专家将会对我厂和成都厂分别考察，遴选。考察的重点是制造工艺水平。“事关改变我厂命运的大事，厂里非常重视。但考虑到我厂懂外语的高级工艺人员缺乏，担心在谈判桌上会碰到困难，所以多次找我谈，问你可不可以提前回国？考虑到你这次延期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们。……”讲到这里以后，妻子的话语有些哽塞。她支吾着，久久接不上话头。
“怎么啦？”我无法忍受话筒里的寂静，忙追问。
“也没什么……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我又急着问。
“前几天，厂里组织了一次妇科检查，……我……我……发现了一颗……肌瘤。”
没等她讲完，我的头“嗡”地一声涨得同箩筐一般大，泪水也开始汩汩地往下淌，直流了一脸。
“瘤子？”我的天！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天底下有谁不会将它同另一个更为恐怖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一时情感汹涌，喉咙也发硬发哽，全身无力，仿佛连话筒都握不住了。
“不过，”大约已觉察到我的恐慌，她故作镇静，竭力把语气放松些，“切片已送去江医附属医院化验去了，结果还没有出来。天保佑，或许不会有问题吧？”她反过来安慰我。不过，这理由，实在是太缺乏说服力了。
放下电话后，我丧魂失魄，情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脑子里老是念叨着她含辛茹苦，独立承担家务和节衣缩食，全力支持我出国冲刺的万般好处。
我关了试验台，向指导老师告了个假，就跑回宿舍，蒙住被子，让泪水流了个够。
同学们见我情绪突然反常，纷纷跑来看我。有几位年轻朋友大声分析道：“肯定是你们单位的领导想让你回去而搞的名堂，要不，来这儿都快两年了，早为什么不让打公费电话？为什么不晚些，等化验结果出来后再打？”他们的一番分析，让我觉得有些道理。心里轻松了许多。
但是，“归去”的念头，已然在脑子里朦胧地出现了。
（四）
就在那次电话后的不久，国内陡起了一场政治风波。由西单的民主墙事件，引发了一场“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治斗争。而这，又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猝死，而使政治形势更为复杂了。西方的政治家们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大肆宣扬中国的“文革派”复辟和“改革开放”的收场。
那时，还没有互联网，通信设施也十分落后，我们留学生得不到一点国内的正面消息。成天耳濡目染着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
在巴斯大学，中国留学生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归国学生如何被当成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倡导“全盘西化”的主要斗争对象来洗脑，来批斗的。甚至还有人言之确确，宣称某地某校的归国留学生洗脑失败后，被投入了监狱甚至神秘失踪等等。
果然，没过几天，使馆文化处的政治辅导员就纷纷出动，下到自己所主管的地区里，组织中国留学生学习反击“自由化”的中央文件。还要进行人人表态。事实证明，官员们这种不得要领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
自古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那是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里，谁也无法决定他人的政治命运，谁也无权改变他人的政治选择。一声“Byebye!”之后，人们立马可以起身，同你脱离任何政治干系，成为别国的移民。
“学习班”在校园西北角的Norwood草地上进行着。国外的讨论会，与我们在国内所习惯的谨小慎微的气氛完全两样。
一开始，当着“辅导员”的面，一场关于“去”“留”的大辩论就明火执仗地展开了。许多年轻学生明明白白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对中国的现状失望，对政治前途悲观。表示：将不再有回国的可能性了。
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局面，辅导员一脸窘态，一筹莫展。只见他在那儿搓手挠背，一副无助、无奈的可怜像。对此，我动了恻隐之心。可面对年轻学生咄咄逼人的态度，我又犹豫了。考虑再三，我还是开声了：“同学们，请不要激动，更不要忘了我们是如何出来的。祖国人民节衣缩食，用卖猪肉、卖苹果所换来的宝贵外汇，来供我们进修，我们可不能拍拍屁股，说走就走啊！……”
“在这里，请省着点国内的那些大道理和套话吧！”没待我讲完，一个同学就吼了起来。
“你愿意回去挨批挨斗，那是你自己的事，别拿我们来说事。”
“花在我们身上的学费，与国内那些贪官们的赃款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说，不回国是自私，那有些人回国是更大的自私。他是想回去捞名，捞利，捞个一官半职！”
一时间，愤怒的声音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一起朝我涌来，我心里不住地在念叨：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可以骂我，但请别委屈了我的报国心！你们可曾知道，回国后，等待我的是多少工资？多大的住房？和多恶劣的周边环境吗？可我转念一想，此时，对他们作这番辩白，不会有太大的意义。我苦笑着自忖：莫非这就是我回国后，挨批受斗的热身操？
（五）
过了几天，妻子的电话又来了。
这次，她带给我的，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她的化验结果是良性的。
我不住地谢天谢地，心里已然在盘算，下一步该如何继续开展我的课题了。
可电话那头，话筒从妻子手中被转到了旁边的一位领导手里。他先表扬了一番我的成绩，接着话锋一转，历数了厂里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由于长期受苏联“老大哥”“重设计，轻工艺”思想的影响。目前，厂里不仅没有一个懂英语的高级工艺人才与外方主谈，就连图书馆里都找不到一本《英汉工艺字典》。所以，情报室里的翻译们对即将来厂进行工艺考察的麦道专家们大都心中无数，未战先怯。最后，他一再强调：南都输不起这场竞争。南都几万个职工的大翻身的命运就把握在你的手中了！领导的言辞情真意切，外方的考察又迫在眉睫。我思量了片刻，终于下决心放弃经过我几番努力，几番拼搏所得到延期机遇，放弃我人生中最为宝贵，或许将后将永不再来的国外提升机会；为了祖国，为了几万同我妻女一道还在“刀把房”苦挣苦挨的同事翻身的希望，我毅然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立即回国。
这晚，我徜徉在月夜的东林里，浮想联翩。回顾在英国的700多个日日夜夜，我孜孜不倦，争分夺妙地国外先进科技的雨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两项不同类别的研究课题。在计算机程序编制、仿真技术、伺服原理、液压污染度测量和控制等专业研究方面大有长进。这些都是国内四化建设急需的先进技术。
留英两年，我没有打过一次工，没有上过一次酒吧。除应亨利博士生之邀，看过一次《耶稣基督》的宗教宣传片外，没有自行去过一次影、剧院。一句话，我没有选择在国外潇洒飘逸、及时行乐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崎岖、坎坷的科技小径。在其间披星戴月、踽踽而行。为的是什么？
固然有充实自我的一面。凭心而论，想得更多的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为了学成后报效祖国。
带着“鸦片战争”战败国民的屈辱，投身至英夷麾下；与狼共舞。眼前不住地跳跃着圆明园的火光,却不得不满脸堆笑同洋人周旋。人道是：出国镀金，其乐无穷。又有谁能体会到：此时此刻充斥在我们内心的是越王勾践那种卧心尝胆的悲凉！我们节衣缩食，以步代车；省出每一个便士；却倾囊破费，尽力购买书籍资料。并不是为了在日后的《归国报告》中增加一段动听的文字，“捞取资本，以求得更大的‘私’”；而是我们报国赤诚的涌动。
身处异邦，眼见别人的国家经济繁荣，科技那般发达；心里不住地发酸，口中不住地念叨：“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比这更好！”。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报国效命”的使命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今天，我终于作出了自认为是的选择，告别了巴斯的朋友们，即将踏上归途。如果说：这是投向祖国母亲的一颗木桃，我不求她报我以“琼瑶”，只希望历史能报我于“无悔”！
（六）
一脚跨入伦敦使馆文化处的大门，一种异常的气氛便扑面而来。
使馆官员、工作人员们个个一脸严肃，间或窃窃私语。仿佛发生了重大事件。不久，同行的一个留学生悄悄地告诉我：据他刚刚获悉的可靠消息，国内的情况比我们在巴斯所设想的还要糟。据说，国内正在进行整肃，已有多少多少学生被捕。所有归国人员都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的可疑份子，要逐一甄别。一时间，连使馆工作人员都人心惶惶，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当晚，与我同行的八名留学生中有六人不知去向。显然选择了在国外“闯世界”的道路。一人表示滞留一段时间，观察一下风向再说。
唯有我，一如“风雪山神庙”中的林教头，盛着一腔爱国爱家的热血，怀着对祖国未来、对个人前途的迷惘和惆怅；迎着阵阵风潮，深一脚浅一脚地迈进希思罗机场。
踏上飞机舷梯，回首如诗如画的西欧风情，轻声向消度了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别人的国家”道了声“拜拜”。
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绕场盘旋一周后，便凌空离去。
我终于踏上了归途！
（后记）
还是在巴斯与年轻朋友争辩去留的问题时，他们就郑重地正告过我们：一当你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会发现：回国，对留学生是一场大劫。当时，我们对这一怪论在心内嗤之以鼻。但其后，我们悲凉地发现：尽管当时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错误的，但他们对现实的观察是犀利的。很多情况都不幸被他们言中了。
归国人员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处理好社会关系？这一答卷未做好，真的会成为回国后的一场大劫。
八十年代末的中国，人们月薪不过百十余元。生活普遍不十分富裕。但对现代物质生活的渴求却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而日益加剧。国外归侨穿金戴银所产生的情感冲击，使我们的父老、乡亲，领导、同事产生了错觉：只当国外遍地黄金闪烁，俯仰即得。出国人员，不论外出时间长短，均如从“太阳山”的宝库中转过一趟一样；必然是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衣锦还乡，不一一登门犒劳就是“为富不仁”，“翻身忘本”，理当口株笔伐。他们习惯于把我们同海外归侨相比；却忘了华侨是在海外奋斗一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后；方才班师回朝的。而我们仅只是凭国家助学金或外方的奖学金(每月约200-300英镑)，靠从牙缝里省下每一个便士攒钱。两年，730天。就是不吃不喝，又能支出多少银两出来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你自己又不便向人家道明。“此地无银三百两”，主动哭穷，那该多难为人。
当时，人们的偏见加上影视情节的误导；使之已成为社会问题。大凡只要面对社会，跻身于社会的焦点，任何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我就是未能交好这份回国后的答卷，而招至其后的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后话。
回国后，我不曾如巴斯同学所预言的“捞名，捞利，捞到个一官半职！”，还是回到刀把房里与妻儿子女同挤11.5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所买来的“八大件”分别寄放在几个同事家里。直到10个月后，有一个老同志外迁，我才由厂长特批，搬入一间40多平方的二手楼房套间里。
我一贯认为“爱国不用理由，报国无须条件”，所以回国后，我没向领导提过任何要求。先是投入了与麦道专家的工艺考察和谈判，在厂里作了十几场学术报告。其后，了一本《航空工艺字典》。还在《航空科技》，《航空工艺》等国家级的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多万字的《飞机液压减震器动态特性的计算机仿真》、《液压系统污染度控制》等论文。
最让我和我的巴斯回国朋友们欣慰的是，经过我所领导的课题组的一年多的努力，那台《压差式的液压污染度检测仪》在南昌试制成功了，我们采用了微电脑控制技术，比亨利的那台机械式手工计数更为先进。经过航空部专家的鉴定，获得部二级科技进步奖。
回国后，我以自己6年的辛勤劳动，回报了南都。我觉得，我的这些表现，才是对那场巴斯大辩论的最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