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被于毅夫接出医院以后，把她送到九龙端木蕻良那里，也就是她在香港的住所。这个所谓的住所，其实就是一间既拥挤又阴暗潮湿的房子。房子的中间摆着一张大床和一张书桌，还有一个取暖烧水的小火炉。杂七杂八的东西胡乱地摆在地上，也许是萧红有一段时间不在家了，端木又匆匆来去，懒得收拾。于毅夫把萧红送到这里，看到这屋子里的阴暗和凌乱，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哪里是作家住的房子呀？如果说是难民所还差不多。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经也来过这里，当时就有不少的感慨。在香港，在这个英国人占领的地方，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在这个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的商业化的都市，作家的地位与分量远比一个商人要轻得多。于毅夫只在房子里站了一会，就走了。
萧红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医生不给打针，又没有特效药，病情一点没有好转，她现在急于出院，是不想看到医生那轻蔑的面孔和势利的眼，与其在那里遭受冷遇，还不如到家里来安静地躺着，在这里眼不见，心不烦啊!
但是，萧红的病却一天天加重，她的精神特别疲倦，身体特别虚弱，连坐着也打不起精神来，只有在躺着，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吃，整天迷迷糊糊的，好像梦里一般。
端木蕻良把萧红出院的消息，用电话告诉了时代批评社的老总周鲸文，因为端木在周总这里当编辑，周鲸文因此负起了萧红治病的有限的责任，周鲸文在第二天就同妻子一起到九龙来看萧红了。
萧红躺在那张破旧的，她见到周鲸文夫妇来访，虽然努力振作，却仍然显得精神萎靡，她的脸色苍白，身骨瘦削，只有两只大眼睛有时还流露出一些光芒。
周鲸文对萧红的出院有些埋怨，但是他却把怨言转在于毅夫身上，他以为于毅夫不懂情况，自作主张。其实，于毅夫是萧红打电话叫来的，于毅夫最懂得医院的情况，如果一个病人在医院得不到精心的治疗和护理，相反还遭到莫名其妙的冷遇，那又何必在医院看别人的颜色呢？而医院的真实情况周鲸文是不了解的，他也没深入细致地去问萧红，也没有跟医护人员打招呼，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医院是好的，于是他还是安慰萧红，并且劝她重新回到玛丽医院去，他认为像萧红是这样躺在家里，环境又这样差，对疾病是有害无益的。萧红当然在表面上表示同意，并且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周先生，你现在正在提倡人权运动，请不要忘记我这份人权呀!”
这话是什么意思？周鲸文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而已，而端木也没有在意，其实他们两人对这话里的意思都没有听明白，这两个男人怎么就那么粗心大意，对萧红在医院的治疗情况和生活情况就不做一点调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