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我导师的一声“Ok！”，我的毕业论文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照例，我就可以打点行装，准备开路，与在国内的妻儿团聚了。
但此时，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前不久，我从一个回国的朋友¬——方君处得知：亨利博士离职时所留下的科研课题——“液压系统的污染控制”，尚有一些关键问题有待突破。
出国前，我在南都对飞机的液压系统曾有过13年的认识。深知国内的飞机制造商至今仍在沿用苏联40年代的粗劣工艺——“¬绸布比样法”进行液压系统清洁度的评价。所以，这些技术，特别是亨利博士的那项发明，对改观国内航空界在这领域的落后面目，提高飞机等航空航天飞行器的操控性能的可靠性有着非凡的意义。
如今，眼看这些宝贵的知识与自己擦肩而过，一个提升国内相应技术水平的机会失之交臂。我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觉得可惜。
当晚，我躺在，转恻难眠，想得很多很多……
回国，如今已高分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对派出单位有了完满的交代，而且可以立即结束只身在海外的漂泊，重享家庭的温馨。
推迟回国，可以立即参与“液压污染控制”这一课题的研究，甚至可以设法破解亨利博士所发明的那个仪器的几个关键参数。
可要“延期”又谈何容易？先要征得国内航空航天部出国教育司的同意，再要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批准，同意继续发放TC奖学金。
最后，我决定：无论多难，先试试再说。我把突破口选在TC奖学金上，我认为：经费，才是成败的关键。
谢天谢地！我又一次遇上了贵人。英文委的中国项目主管——萨松夫人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同意再给我两年的TC奖学金。我把这个情况和自己的打算打电话向国内反映以后，立即得到她们肯定的答复。
好消息不迳而走，中国同学们都纷纷前来向我道贺：“哇塞！Mr.Li这可是天上掉馅饼，从未听说过的好事都落到你头上来了！”
（二）
第二天一上班，我导师就把我叫去办公室。原来，他也通过官方渠道（英国文化委员会）得到了我的延期通知。
他满足了我的要求，将我的研究课题确定为《液压系统的可靠性研究》。我的指导老师是该中心另一位资深的实干家——戴利克博士。
就这样，我立即开始了我的第二课题的研究工作。
自此以后，起早摸黑，我困身在“液压中心”底楼那沉闷的实验室内，忍受着液压实验室里高分贝的噪音，认真地检测每一个数据。以图找出影响液压油过滤效率的关键理化因素。
与此同时，我时刻不曾忘却亨利博士的那件宝贝。
我的朋友——方君回国前曾悄悄地留给我一道公式。这是早些时候他设法从亨利博士那里弄来的。这是那台仪器的工作原理。可对公式里的几个关键参数如何确定，旁人无从得知。因为那是校方内定的“核心机密”，不仅对我们中国学生，就是对他们本国的其他老师也进行了严格的防范。
这成了我们引进这门技术的拦路虎。也成了我的一大心病。夜冥思苦想，也记不起查阅了多少公开文献，进行过多少推导和演绎，可总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头漠漠都不见”。不过，我铁定了自己的目标，不达目的势不休。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深夜，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确定那些参数的巧妙方法。从而破解了这项技术中的所有“Know-How”，掌握了设计、制造这一仪器的关键。我欣喜若狂，挥舞着拳头，冲出计算机房。可我又不敢吱声，只是跑进月夜的东林里，狂跑了几圈，再回到宿舍，用被子蒙着头，猛吼了几声。
当晚，我彻夜未眠，提起笔来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南都的主管领导阂的妻子。
次日清晨，我仍然装作啥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照常上班。在油泵刺耳的尖叫声中，开始我的实验。……
（三）
我的“可靠性”研究，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一天半晌午，突然，一个电话打到了我的实验室。
“Hello,thisisMr.Lispeaking.WhatcanIdoforyou?”只当是洋人有事找我，我机械地吐出了这一连串的套话。
“是我呀，老李。”我吃了一惊，原来是我久违的妻子的声音。惊喜过后，旋即一片恐怖。因为，那时还没有程控交换机，打个国际电话是多大一件难事，又得花上多大的价钱！不是家有天大的祸事，任何人都不会动这个念头的。
果然，听得出，听筒那头，妻子的情绪有些低落。
“你好吗？孩子们好吗？家里老人好吗？”虞及天价的话费，我像连珠炮似连连问道。
“都好！你放心。你的信公司阂都收到，我们都为你高兴，为你骄傲。……”
“如果没有别的事，那我挂了，免得话费大多。”见她讲的不是什么紧急情况，我放心了。也连忙打断她。
“多讲几句不要紧，我这是在厂总机房里，是领导特批的公费电话。”接着她告诉了我一些厂里最近的变化。谈及，美国麦道公司有与我厂合作的意向。但成都的兄弟厂也在争取这一合作机会；所以麦道的专家将会对我厂和成都厂分别考察，遴选。考察的重点是制造工艺水平。“事关改变我厂命运的大事，厂里非常重视。但考虑到我厂懂外语的高级工艺人员缺乏，担心在谈判桌上会碰到困难，所以多次找我谈，问你可不可以提前回国？考虑到你这次延期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们。……”讲到这里以后，妻子的话语有些哽塞。她支吾着，久久接不上话头。
“怎么啦？”我无法忍受话筒里的寂静，忙追问。
“也没什么……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我又急着问。
“前几天，厂里组织了一次妇科检查，……我……我……发现了一颗……肌瘤。”
没等她讲完，我的头“嗡”地一声涨得同箩筐一般大，泪水也开始汩汩地往下淌，直流了一脸。
“瘤子？”我的天！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天底下有谁不会将它同另一个更为恐怖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一时情感汹涌，喉咙也发硬发哽，全身无力，仿佛连话筒都握不住了。
“不过，”大约已觉察到我的恐慌，她故作镇静，竭力把语气放松些，“切片已送去江医附属医院化验去了，结果还没有出来。天保佑，或许不会有问题吧？”她反过来安慰我。不过，这理由，实在是太缺乏说服力了。
放下电话后，我丧魂失魄，情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脑子里老是念叨着她含辛茹苦，独立承担家务和节衣缩食，全力支持我出国冲刺的万般好处。
我关了试验台，向指导老师告了个假，就跑回宿舍，蒙住被子，让泪水流了个够。
同学们见我情绪突然反常，纷纷跑来看我。有几位年轻朋友大声分析道：“肯定是你们单位的领导想让你回去而搞的名堂，要不，来这儿都快两年了，早为什么不让打公费电话？为什么不晚些，等化验结果出来后再打？”他们的一番分析，让我觉得有些道理。心里轻松了许多。
但是，“归去”的念头，已然在脑子里朦胧地出现了。
（四）
就在那次电话后的不久，国内陡起了一场政治风波。由西单的民主墙事件，引发了一场“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治斗争。而这，又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猝死，而使政治形势更为复杂了。西方的政治家们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大肆宣扬中国的“文革派”复辟和“改革开放”的收场。
那时，还没有互联网，通信设施也十分落后，我们留学生得不到一点国内的正面消息。成天耳濡目染着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
在巴斯大学，中国留学生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归国学生如何被当成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倡导“全盘西化”的主要斗争对象来洗脑，来批斗的。甚至还有人言之确确，宣称某地某校的归国留学生洗脑失败后，被投入了监狱甚至神秘失踪等等。
果然，没过几天，使馆文化处的政治辅导员就纷纷出动，下到自己所主管的地区里，组织中国留学生学习反击“自由化”的中央文件。还要进行人人表态。事实证明，官员们这种不得要领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
自古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那是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里，谁也无法决定他人的政治命运，谁也无权改变他人的政治选择。一声“Byebye!”之后，人们立马可以起身，同你脱离任何政治干系，成为别国的移民。
“学习班”在校园西北角的Norwood草地上进行着。国外的讨论会，与我们在国内所习惯的谨小慎微的气氛完全两样。
一开始，当着“辅导员”的面，一场关于“去”“留”的大辩论就明火执仗地展开了。许多年轻学生明明白白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对中国的现状失望，对政治前途悲观。表示：将不再有回国的可能性了。
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局面，辅导员一脸窘态，一筹莫展。只见他在那儿搓手挠背，一副无助、无奈的可怜像。对此，我动了恻隐之心。可面对年轻学生咄咄逼人的态度，我又犹豫了。考虑再三，我还是开声了：“同学们，请不要激动，更不要忘了我们是如何出来的。祖国人民节衣缩食，用卖猪肉、卖苹果所换来的宝贵外汇，来供我们进修，我们可不能拍拍，说走就走啊！……”
“在这里，请省着点国内的那些大道理和套话吧！”没待我讲完，一个同学就吼了起来。
“你愿意回去挨批挨斗，那是你自己的事，别拿我们来说事。”
“花在我们身上的学费，与国内那些贪官们的赃款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说，不回国是自私，那有些人回国是更大的自私。他是想回去捞名，捞利，捞个一官半职！”
一时间，愤怒的声音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一起朝我涌来，我心里不住地在念叨：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可以骂我，但请别委屈了我的报国心！你们可曾知道，回国后，等待我的是多少工资？多大的住房？和多恶劣的周边环境吗？可我转念一想，此时，对他们作这番辩白，不会有太大的意义。我苦笑着自忖：莫非这就是我回国后，挨批受斗的热身操？
（五）
过了几天，妻子的电话又来了。
这次，她带给我的，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她的化验结果是良性的。
我不住地谢天谢地，心里已然在盘算，下一步该如何继续开展我的课题了。
可电话那头，话筒从妻子手中被转到了旁边的一位领导手里。他先表扬了一番我的成绩，接着话锋一转，历数了厂里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由于长期受苏联“老大哥”“重设计，轻工艺”思想的影响。目前，厂里不仅没有一个懂英语的高级工艺人才与外方主谈，就连图书馆里都找不到一本《英汉工艺字典》。所以，情报室里的翻译们对即将来厂进行工艺考察的麦道专家们大都心中无数，未战先怯。最后，他一再强调：南都输不起这场竞争。南都几万个职工的大翻身的命运就把握在你的手中了！领导的言辞情真意切，外方的考察又迫在眉睫。我思量了片刻，终于下决心放弃经过我几番努力，几番拼搏所得到延期机遇，放弃我人生中最为宝贵，或许将后将永不再来的国外提升机会；为了祖国，为了几万同我妻女一道还在“刀把房”苦挣苦挨的同事翻身的希望，我毅然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立即回国。
这晚，我徜徉在月夜的东林里，浮想联翩。回顾在英国的700多个日日夜夜，我孜孜不倦，争分夺妙地国外先进科技的雨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两项不同类别的研究课题。在计算机程序编制、仿真技术、伺服原理、液压污染度测量和控制等专业研究方面大有长进。这些都是国内四化建设急需的先进技术。
留英两年，我没有打过一次工，没有上过一次酒吧。除应亨利博士生之邀，看过一次《耶稣基督》的宗教宣传片外，没有自行去过一次影、剧院。一句话，我没有选择在国外潇洒飘逸、及时行乐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崎岖、坎坷的科技小径。在其间披星戴月、踽踽而行。为的是什么？
固然有充实自我的一面。凭心而论，想得更多的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为了学成后报效祖国。
带着“鸦片战争”战败国民的屈辱，投身至英夷麾下；与狼共舞。眼前不住地跳跃着圆明园的火光,却不得不满脸堆笑同洋人周旋。人道是：出国镀金，其乐无穷。又有谁能体会到：此时此刻充斥在我们内心的是越王勾践那种卧心尝胆的悲凉！我们节衣缩食，以步代车；省出每一个便士；却倾囊破费，尽力购买书籍资料。并不是为了在日后的《归国报告》中增加一段动听的文字，“捞取资本，以求得更大的‘私’”；而是我们报国赤诚的涌动。
身处异邦，眼见别人的国家经济繁荣，科技那般发达；心里不住地发酸，口中不住地念叨：“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比这更好！”。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报国效命”的使命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今天，我终于作出了自认为是的选择，告别了巴斯的朋友们，即将踏上归途。如果说：这是投向祖国母亲的一颗木桃，我不求她报我以“琼瑶”，只希望历史能报我于“无悔”！
（六）
一脚跨入伦敦使馆文化处的大门，一种异常的气氛便扑面而来。
使馆官员、工作人员们个个一脸严肃，间或窃窃私语。仿佛发生了重大事件。不久，同行的一个留学生悄悄地告诉我：据他刚刚获悉的可靠消息，国内的情况比我们在巴斯所设想的还要糟。据说，国内正在进行整肃，已有多少多少学生被捕。所有归国人员都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的可疑份子，要逐一甄别。一时间，连使馆工作人员都人心惶惶，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当晚，与我同行的八名留学生中有六人不知去向。显然选择了在国外“闯世界”的道路。一人表示滞留一段时间，观察一下风向再说。
唯有我，一如“风雪山神庙”中的林教头，盛着一腔爱国爱家的热血，怀着对祖国未来、对个人前途的迷惘和惆怅；迎着阵阵风潮，深一脚浅一脚地迈进希思罗机场。
踏上飞机舷梯，回首如诗如画的西欧风情，轻声向消度了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别人的国家”道了声“拜拜”。
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绕场盘旋一周后，便凌空离去。
我终于踏上了归途！
（后记）
还是在巴斯与年轻朋友争辩去留的问题时，他们就郑重地正告过我们：一当你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会发现：回国，对留学生是一场大劫。当时，我们对这一怪论在心内嗤之以鼻。但其后，我们悲凉地发现：尽管当时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错误的，但他们对现实的观察是犀利的。很多情况都不幸被他们言中了。
归国人员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处理好社会关系？这一答卷未做好，真的会成为回国后的一场大劫。
八十年代末的中国，人们月薪不过百十余元。生活普遍不十分富裕。但对现代物质生活的渴求却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而日益加剧。国外归侨穿金戴银所产生的情感冲击，使我们的父老、乡亲，领导、同事产生了错觉：只当国外遍地黄金闪烁，俯仰即得。出国人员，不论外出时间长短，均如从“太阳山”的宝库中转过一趟一样；必然是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衣锦还乡，不一一登门犒劳就是“为富不仁”，“翻身忘本”，理当口株笔伐。他们习惯于把我们同海外归侨相比；却忘了华侨是在海外奋斗一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后；方才班师回朝的。而我们仅只是凭国家助学金或外方的奖学金(每月约200-300英镑)，靠从牙缝里省下每一个便士攒钱。两年，730天。就是不吃不喝，又能支出多少银两出来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你自己又不便向人家道明。“此地无银三百两”，主动哭穷，那该多难为人。
当时，人们的偏见加上影视情节的误导；使之已成为社会问题。大凡只要面对社会，跻身于社会的焦点，任何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恨能。我就是未能交好这份回国后的答卷，而招至其后的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后话。
回国后，我不曾如巴斯同学所预言的“捞名，捞利，捞到个一官半职！”，还是回到刀把房里与妻儿子女同挤11.5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所买来的“八大件”分别寄放在几个同事家里。直到10个月后，有一个老同志外迁，我才由厂长特批，搬入一间40多平方的二手楼房套间里。
我一贯认为“爱国不用理由，报国无须条件”，所以回国后，我没向领导提过任何要求。先是投入了与麦道专家的工艺考察和谈判，在厂里作了十几场学术报告。其后，了一本《航空工艺字典》。还在《航空科技》，《航空工艺》等国家级的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多万字的《飞机液压减震器动态特性的计算机仿真》、《液压系统污染度控制》等论文。
最让我阂的巴斯回国朋友们欣慰的是，经过我所领导的课题组的一年多的努力，那台《压差式的液压污染度检测仪》在南昌试制成功了，我们采用了微电脑控制技术，比亨利的那台机械式手工计数更为先进。经过航空部专家的鉴定，获得部二级科技进步奖。
回国后，我以自己6年的辛勤劳动，回报了南都。我觉得，我的这些表现，才是对那场巴斯大辩论的最有力的回答。